第十三篇 中国官僚政治在现代的转型

    一

    到了现代，到了中国开始走上现代化旅程以后，官僚政治始终不曾离开我们，反之，直到抗战开始了，特别是到抗战结束了，我们才因更沉重的感到官僚统治的压力，而第一次明确的、广泛的把它当作一个实在对象来加以攻击、加以考察、加以研究。

    是不是中国政治的官僚化愈到现代倒反而愈形变本加厉了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暂且不忙解答，我必得在此指出的是，中国现代的官僚政治已不完全是传统的那一套，由本质到表象都有了不少的改变和转化；如其说它在现代，特别在晚近，在许多方面比过去表现得更其残酷有力，更其神通广大，更其无所不在、无微不入，那也不能说是由于传统形态的发展，而宁说是未被根本否定的传统形态，与模仿资本主义各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官僚政治形态的混合。

    但我们作着这种断定：

    第一，须紧接着前篇提出的论点，看中国现代化怎样能开始、怎样能突破前述的“治乱相循”的延滞局面。

    第二，须说明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为什么不能把传统的官僚政治克服或否定，而只是改变或转化它的存在形态。

    这两点，我将在下面分别交代清楚。

    二

    中国社会在集权封建阶段的发展迟滞原因，我们不但已从中国特定封建生产方法的强固性去说明它，且还从官僚政治不绝给予那种生产方法以固定的或阻滞其发展的影响去说明它；根据那种说明，我们虽坚决反对日本秋泽修二之流的看法，而认定即无外力，中国迟早亦将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外国资本如其不东来，鸦片战役如其不发生，中国是否还会在原来社会阶段留滞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恐怕谁也不敢断定。

    我们这样推论，显然是承认鸦片战役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推动作用，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又得明瞭，鸦片战役可能发生的推动作用，归根结底，毕竟在受着中国已有社会发展条件的限制。

    “现代化”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术语。它在本质上可以转译为“资本主义化”，或者是更具体的解作是由封建制生产方法到资本制生产方法的推移。这种推移，可以由政治上的革命行动促其实现，也可以由对内对外的战争方式促其实现，但不论是革命也好，战争也好，都能把旧社会或封建社会母胎内已经孕育好的新生产力帮同解脱出来。假使那种新生产力，或者采行新生产方法的贮备条件，根本不曾在旧社会中育成，或所育成的随即被破坏摧毁了，则政治上的变乱或战争都将从开始就改变其性质。这是中国过去二千年只有王朝更迭的政变而迄未出现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因。

    到清代中叶前后，以往历史的规律虽仍发生着支配作用，但由唐宋以来的缓慢而确实的社会经济进步，毕竟使它在横遭传统剥削与周期丧乱之余，犹能在某种限度积累、保留或孕育出一些新生产力的生机，或新生产方法的可能条件。关于这点，我将由农工商业及金融业诸方面简括指出一个轮廓：

    （一）农业。这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所最关心的产业。由历代分别劝助农田、水利所给予农业上的鼓励，虽然始终不曾打破土地所有形态所加于它的限制，但自唐代中期以后，土地转换所有者的频繁，逐渐把附着在一般土地上的“特权性”减少了，而相应使其“商品性”增加了。至关于农业生产技术改良，也有以次几项值得提起：首先，关系农业生产动力的耕犁，友人郭大力先生曾考证有三个进化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金属代替木材；第二个阶段是以作用相同的诸耜的复合代替独耜；第三个阶段是以作用不同的二耜结成一个统一体注74。他认为前两个阶段在汉代已经完成，后一阶段，在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还不曾提到，而在唐陆龟蒙著的《耒耜经》中则有较详细的说明，可见那种最后阶段的犁，即我们今日普通常用的犁，最可能是在唐代才被发明的。其次，次于犁的重要农具就是水车，水车及由水车运转的机具，亦是到唐代才为人讲到的。到了元代，由踏足运转的龙骨水车被发明了，以后由足踏改为手推，再进而用牛转，一直成功为我们今日普遍通行于大江南北的各式水车。最后，我得指明，中国在这个长期间的农业技术的改进（即使把耕犁及水车也包括在里面）与其说是直线的，毋宁说是平面的，把原来应用在已有基础上的新发明范围逐渐予以推广。因为原有水准以上的改良或进步会本质的遭到社会的限制，而同一水准的技术的推广应用范围，却不但与这一历史时期的版图扩大有关，同时也与这一历史时期的封建官僚统治发展有关。农业上的这种形态的改进，显然会直接、间接影响到农业对外的经济交往关系，而由此反过来刺激农业本身。这是可由下面工商业、金融业上的变化得到说明的。

    （二）工业。中国的工业，由唐以至于清之中叶，不但在种类上、数量上皆大有增进，即其性质亦有非常不可忽视的改变。现在且就有关导向新生产方法可能的诸变动迹象，略予分述：第一，无论是官工业抑是官僚占有工业，已经不只限于盐业、铁业、酒业几项了，碾米业、制纸业、印刷业、缫丝业、纺织业、制瓷业、采矿业、铸币业……都愈来愈变得重要，特别是其中的五金产量，以及由制铁炼钢需要而引起的煤产额的大量增加，尤饶有意义。其次，各种工业产品愈来愈带有商品性质，甚至有许多产品，愈来愈带有输出商品的性质。元朝时代最初出现于国外市场的是大宗的中国瓷器、绸缎、棉布等，整个东南亚洲各民族，差不多都需要中国的金银、绸缎、丝、青白各色瓷器、铜、铁、麝香、朱砂、水汞及草席等等。又其次，在这个时期，夹在官业与当作农村副业的家内工业中的一般手工业，亦因应国内与国外市场关系的扩大而发展起来。马哥孛罗在他旅华游记中所描述杭州等地的手工业组织情形，并不是自古有之的，特所有这类手工业有一共同特点，就是对于商业的隶属，各种手工业的头目或老板，也可能雇用几个工人，但他自己却是在为给他以贷款或原料的商人劳动。卡尔说在19世纪中叶，法国的丝工业、英国的织袜工业和花编工业就是采取这种形态。注75这种在旧生产方法上榨取更多剩余劳动的形态，虽然会成为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障碍，但其中有若干部门手工业，按照分类性质，由一个商人结成统一起来，便可成为转向制造业的起点。

    （三）商业。农业工业上的缓慢改进，一方面为商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为促使商业发展的原因。从上述中国工农业产品向东南亚各地市场的进出，以及在这一时期，广州、厦门、泉州、杭州、扬州等等对外港埠的开辟，我们就明瞭所谓中国地理条件不适于对外贸易的理论该是多么皮相而没有根据。但我们在这里不想重复马哥孛罗的叙述，说中国“商人的数量，商人的财富和经过商人手里的商品，多得怎样惊人”，而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个期间的国内外商业的繁盛，使商业旧来对地权、对官僚的依附倾向，难免显出若干分离或对立的征候。特别是在元代统治下的南方，因为商人在各种新兴都市中，支配着大批的手工业工人；又因为他们依基尔特或行会的组织，逐渐取得了控制都市方面的力量，他们对异族的、封建的、军事的压力，第一次表现出了带有相当浓厚的市民性质的反抗。虽然在同世纪末，元代结束其对中国的统治以后，中国商人的现代市民性格又有些朦糊了，又与封建官僚恢复了旧来的不解之缘，但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一阶段对于以往商业的进步性。

    （四）金融业。当作商人事业之一个分支的金融业，已早因唐代以后纸币或信用券逐渐增大其重要性和明末清初银本位的大体确定而有较活跃的开展；商业藉着各式高利贷业或通过高利贷业而活动的实在趋势，致使商业变为高利贷业的隶属，而这时与政治上保有密切联系的，或更具有政治权势的，已不是经营商品的商人，而是经营货币的商人了，闻名中外的山西票号，其所以在当时，特别在清代，对整个华北乃至华中发生极大的经济、政治支配力量，其关键就在此。如其说，高利贷业对于封建生产方法具有特大的分解作用，那么，这个时期的高利贷业的突出的发展，即使我们随时应记着中国官、商、地主、高利贷者“四位一体”的内在关系，而不应过分强调其进步性，但旧有封建生产方法将因此加深其分解过程却是非常明白的。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似可有以次几种认识：

    第一，所有农工商业各方面的进步因素，或可能形成新生产方法的进步条件，一般都在随时代的前进而增加，到了清代中叶，已有种种迹象，在更迫切的期待一个新社会场面的开端。

    第二，所有那些进步，大体都是在我们传统的具有极大韧性的社会生产关系，或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封建官僚统治的孔隙中，或其内在矛盾中，逐渐见机发生的，它们无疑会日益增大其对于原有社会关系、原有统治形态的束缚感。

    第三，在明末清初出现的反专制和强调民主的市民思想，已显然证示是那种感觉的反应。但因为作为那种社会关系或统治形态之基础的社会经济基本的要素的结构————农工结合体还顽强的存在着，所以，在一方面，那诸般进步因素或条件，仍很难广泛的、自发的形成为一个足够突破既成社会统治关系的新生力量，同时，那种既成的社会统治关系，对于一切进步因素，也并不曾丧失其分化、软化或使对立物转变为其附属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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