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篇 传统的旧官僚政治之覆败

洋器”，以为武备“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以上均为李鸿章语）。此后二十余年间的轮船制造厂、机器制造局、招商局、水师学堂、旅顺军港、南北洋电报局、武备学堂、北洋舰队等等的相继筹办，都是由那种认识出发的。但“开花大炮与轮船”两样的仿造，虽然是关系技术的东西，却需要一长序列的社会、政治、文化条件来与它相配合；一个腐败的专制官僚统治显然无法担当此种“建设”工作，反之，那些“建设”的任何一点成就却可视为是与专制官僚统治对抗或斗争的结果。所以，即使是皮毛模仿的“洋务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得不理解为是反专制官僚统治的一种业作。

    然而，专制官僚统治不适于任何新兴事业，不适于成就富国强兵的任务，直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才被明确的证验出来。

    四

    戊戌政变————反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不反对清室。

    中日战争的惨败，虽不一定证明“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便“敌外国亦无不足”的认识的破产，但却能证明专制的官僚统治根本就不易有充分而有效的开花大炮和轮船，就是有了那一套东西，也根本不能发挥效力。关于前一点，试看下面的说明：统治腐败、贪污的病，“从西太后起一直到最下级的小官吏，能免了的很少。西太后除了移用国家正当的军政费供自己个人的享乐外，又率领宫廷内的妃嫔及阉宦小人，相率出卖官爵，于是上行下效，凡供职于政府机关的人员，也相率以苞苴贿赂图谋个人位置的维持并升迁。北洋海陆军的重要将领及主管人员，多屈身于李莲英的门下称门生；苞苴贿赂品的来源，不外刻扣军饷，侵吞公帑，于是弄得军事上的设备窳劣不堪”注77。关于后一点，“当时政治上的各方面，军事上、外交上、财政上以及其他，无不一盘散沙。……就军事上说，海军衙门说是管理并指挥全国海军的，但实际上仅能指挥北洋舰队；若要调遣北洋以外的南洋舰队，就非绕一个弯，先打电报和南洋大臣商议不可，即海军衙门本身，总理之下，有两个会办，再加上两个帮办；总理有‘权’无‘能’，会办、帮办则有‘能’有‘不能’，而‘权’则彼此相埒；故在该衙门的自身，事事就不能统一。陆军的不统一，更甚于海军。兵部是配调机关； 各省的兵，已经成了各省督抚的兵，李鸿章可以直接调遣的限于北洋的陆军；其他各省的军队虽然可以奏调，但是编制训练器械既不统一，指挥的将校又各不相习，那种散漫无纪的状况，比海军更甚”注78。

    一句话：单从军事建设、技术建设上讲求富国强兵、讲求“安内攘外”的大理想，由于中日战争曝露出一切腐败无能现象而归于幻灭了。于是，在这以前已经有所酝酿的政治改革活动便找到了一个大做文章的机会。经士兼政论家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物的维新运动应时产生了。他们的基本政治运动纲领是依开明的君主立宪政体的理想展开的。当时战胜国日本的明治天皇是他们想藉以模造光绪皇帝的样本。因此，他们的保国强国号召就是想不变更清室的统治权，而只改善其统治方式、改善其专制的封建官僚形态。但无论他们在理论上作着这种区别，是如何殷切期望避免改革上所必然要遭遇到的困难，而在实际上，清室的统治是与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分不开的。所以，有名的“百日维新”，虽由光绪皇帝决定像实行科考改试策论，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并裁撤冗员及骈枝机关……一类无伤大体的新政，此外，除康梁外，又任用了号称“四卿”的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一流维新人物，实在谈不到什么激烈的改革，却马上激起了西太后及整个满族官员的不满，而汉族的守旧人物更怕“维新”不能维持他们的禄位，也都拼命反对，以致光绪在给“四卿”的所谓“衣带诏”中，极可怜的表示：“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可如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富兵强，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又于国？”后来，“朕位且不保”竟成了谶语；排斥西太后势力的计谋尚在酝酿，西太后对维新人物一网打尽的布置却已经安排好了。六君子被杀害，光绪帝被囚禁，前此被称为新政的若干节目，重又恢复过来了，一切像是仍旧的，但这次政变毕竟留下了极不可忽视的影响。

    就消极方面言，由维新运动受到鼓励的是一切落后、守旧、顽固势力的大抬头。他们由反对外国的新法进而把当时山东直隶各处因生活困迫激起的民变转移为巩固统治的手段。所谓“义和团”事件，所谓“拳匪之变”，就是在这种“维旧排新”、“扶清灭洋”的好打算下酿成的。在事变推演过程中，由西太后到接近他的满族权臣以至若干地方巡抚官吏，有的竟相信拳民可以用呼风唤雨、飞沙走石的邪术和《封神榜》上许多天兵天将的法宝去打败洋人；有的虽知道拳民邪术绝不可恃，却因为怕开罪西太后，触怒那些顽固人物，相率袖手坐视其发展。直到八国联军陷大沽，逼天津，破北京，西太后挟光绪帝出奔西北，这爱新觉罗王朝和中国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最后一次的最无法罩饰的出丑才作了一个结束。它们在前此应付鸦片战役、英法联军之役、中日战役，还只表现贪污、颟顸与无能，而这一次则叫全国、叫全世界明瞭它们是如何无可救药的顽固、执迷不悟和无知无耻。一切坏的东西，一定要让它找机会坏个痛快，它才肯罢休的。

    然而，我们还得看看“戊戌政变”此后在积极一方面的影响。

    五

    辛亥革命————反清室兼及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

    经过戊戌政变，一向囿于“君臣之义”、“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康有为《公车上书》中语），因而企图“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以和平手段完成君主立宪政治的改良派碰壁了。而与此改良运动同时发生或平行进展的革命运动是曾经一度为改良运动的抬头，为改良运动在新旧士大夫中，在全国各地政治性团体中，乃至在革命运动因以进行的华侨和会党中，所唤起的一些绯红色的幻想，而遭受了极大的阻碍；等到改良运动在“戊戌政变”中彻底失败，前此站在改良主义旗帜下的个人或政治团体，或者被激动而辩证的转移到革命运动中来，或者至少已渐相信这是唯一的可能改革途径了。

    当时革命运动的领袖是孙中山先生。他自始就认定在有长期专制传统的中国，温和的改良主义决无法实行，而任何政治改革也决不能对爱新觉罗王朝的中国抱着何等期待。因此，打倒满清统治与推翻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都是建立中华民国不可避免的消极前提。所以他说：“革命的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而他对于当时作为革命总组织的“中国同盟会”的誓言，且提议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个字，以为驱逐了满清、建立了民国不算革命成功，民族的平等，民权的平等，是要经济上平等，才能有所保障的。事实上，他在满清未推倒以前，已经具体而微的把三民主义作为革命理想了。

    可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虽在“戊戌政变”后得到一个发展的转机，但腐朽和丑态百出的旧专制官僚统治却并不因为它在“义和团”事件中的丢丑就安然滚开，反之，它的执着与无赖却宁是变本加厉了。西太后从西北逃难归来之后，为挽回颜面，收拾人心，“下诏罪己”的一套戏法搬出来了，前此光绪帝在“百日维新”中实施过的几项“新政”，重又拿来表演一番； 此后鉴于国内外舆论的攻击和革命运动的愈形扩展，乃狡狯的实施一种便于排斥汉人、削弱地方权势，并使清代万世一系的统治受到法律保障的伪装宪政。然而事已至此，多一项新花样，也不过多一项出丑的机会，辛亥革命已迫在眉睫了。

    辛亥革命的伟大成就，不在它推翻了满族统治，而在它同时还至少在形式上推翻了数千年的专制统治；它虽不曾彻底的挖除专制官僚统治所由建立的封建经济基础，致使我们在时近半个世纪后的今日还叹惜致恨于“革命尚未成功”，而随着那种封建经济基础的解体与变形，完全传统型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毕竟不能不说是由此作着历史交代的开头了。

    下面且看旧专制官僚统治对新专制官僚统治的推移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