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那都需要比较缜密的科学研究，始能抉出它的实在关键来。

    再次，要讲到我在研究过程中及研究后的接触和感触了。我从来的写作，没有像这次“研究”这样受到普遍的注意；第一篇发表以后不久，相识的朋友，不相识的青年研究者，连续来信提到或讨论到其中触及的论点；有时，因为我暂时间周转不过来，或处理题材发生滞碍，致脱期未续刊出来，随即就接到探问我、敦促我、鼓励我的函件。大家这样关心这个研究，显然除了这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上是一个新的课题而外，它————官僚政治，在中国当前社会改造的实践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俨然和中国政治史同其悠久的官僚政治，像斩除了随即又新生起来的九头蛇似的怪物，它许久许久就在以不绝的“复活”，而在人们心目中，特别在官僚意像中，保证其“永生”。这对于“望治颇殷”、“除恶务尽”的志士仁人，有时也难免引起一些迷惑。我这种研究，无论如何，总是希望能把这长久笼罩在观念尘雾中的政治暗影或社会幽灵，在某种限度，让其“原形”显现出来的。我那种希望，究在何种程度实现了，那要诉之于读过本书以后的读者诸君的客观评价。而在我自己，却显然因此加深并加广了对于一般政治经济，特别是中国政治经济的基本认识。经过这次研究以后，我像把以往中国社会史上想得不够透彻、讲得不够明白的许多问题豁然贯通了；而我一向强调的所谓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这才实实在在的有了一个着落。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地主经济封建形态问题，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封建主义的混一问题，官民对立问题，旧士大夫的阶级性问题，封建剥削性问题，儒家学说长期作为代表意识形态问题，商工市民阶级不易抬头问题，新旧官僚政治的差异问题，中国民主政治与土地改造的必然关联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在经济的、历史的或唯物史观的系统说明中，都直接间接关联到了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的命题上，并由是明确规定了中国今后历史的发展道路。自然，我的解说，没有任何理由叫一切人都同意的，那不过是表示我个人在研究中乃至研究后在主观上感到的一种“收获”罢了。事实上，在这样一部小著作中，处理这样多的一些大问题，其不够周延、不够详密，是非常明白的；就是在表现的方式上，有的朋友曾表示，要再博引旁征一点；另一些朋友则希望更泼辣、更通俗一点，但是，当作中国社会政治之基本原则的科学的研究，它是用不着过于学究化，同时也不必是一种宣传品。它对于中国这种既古旧又现实的社会政治形态，只不过是挈领提纲的作了一个研究导言。设用我原来在前述“楔子”中的表现，就是“由于我个人的学力及研究范围的限制，我对于这个新鲜的大题目，自不敢期待有了不起的贡献，但因为这是中国研究社会科学者应当踏入的新境界，至少也希望能由我的错误而引出真理”。

    最后，我得回过头来对于《时与文》杂志负责诸先生表示谢意了。《时与文》有限的篇幅，令我长期得到发表的便利，已够心感了，而他们在我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鞭策和鼓励，更属永远难忘。假如《时与文》不发刊，也许这著作还只是潜在我的想像中。由《时与文》分期发表到集印，没有经过多大的增补，而其中字句欠妥或命意欠明确地方的修改，全系劳生活书店编者史枚先生提出，而经我同意改正了的。对于史先生的精细与认真精神，异常感佩。原稿全部由国立厦门大学经济学系高材生孙越生君抄校过，为我分担了不少烦累，特志盛意。本书后面，原来打算把有关官僚资本的两篇论文（“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分析”和“中国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作为附录，但因为那两篇论文，已经载在该店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中，读者容易找到参考，所以从略了。

    著 者

    一九四八年五月于厦门海畔野马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