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现在拿来问世的这本书————《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内容共分十七篇，曾分篇连载于上海出版的《时与文》杂志上。在登载第一篇“论所谓官僚政治”时，作者曾在前面附上一个引言式的楔子，说明从事这种研究的动机、态度，并附带列举出全书内容的预定篇目。动机是已定的，不必说；在将近半年的写作过程中，虽然现实的官僚政治的毒害，在国内外引起了更普遍的责难或咒诅，而我却幸能勉强避免激动的情绪，一贯的维持住客观的科学的研究态度；至于内容方面，与原来预定篇目虽略有更改，那无非是为了说明的便利。因此，除了篇目一项，由目录一见明白，无须琐赘外，我在这里，只想把楔子中关于研究动机和研究态度的自白，移植过来，而最后更简单解说我在研究中及研究后所接触或感触到的一些情节。

    先言研究动机。1933年注1，英国Prof．Needham因为某种文化使命，曾到那时尚在粤北坪石一带的国立中山大学。我在坪石一个旅馆中同他作过两度长谈。临到分手的时候，他突然提出“中国官僚政治”这个话题，要我从历史与社会方面作一扼要解释。他是一个自然科学者，但他对一般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史，饶有研究兴趣。他提出这样一个话题来，究是由他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对此发生疑难，抑是由于他当时旅游中国各地临时引起的感触，我不曾问个明白，我实在已被这个平素未大留意的问题窘住了。当时虽然以“没有研究，容后研究有得，再来奉告”的话敷衍过去，但此后却随时像有这么一个难题在逼着我去解答。我从此即注意搜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了。加之，近年以来，官僚资本问题已被一般论坛所热烈讨论着。官僚资本与官僚政治的密切关系是非常明白的。有关官僚资本的研究（一部分已在《文汇报》“新经济”及《时与文》上发表），处处都要求我进一步对中国官僚政治作一科学的说明。此外，我在大学里，有时担任中国经济史的课程。中国社会经济之历史演变过程，在我的理解和研究上，认为有许多是不能由硬套刻板公式去解明的；但提出任何特殊经济发展规律固然很难，应用那种作为社会基础看的规律，去解说历史上的一切突出的社会文化事象，更属不易。中国官僚政治形态，是属于那些社会文化事象之一，它将和中国社会突出的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儒家思想等等，同样成为我们所提论到的中国社会经济特殊发展规律是否正确的考验。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又必然要成为我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副产物。而我也希望藉此减轻我对于非所专习的政治制度加以研究的僭越。

    次言研究态度。官僚政治或官僚制度，它在历史上是已经引起了不少的流弊和祸害的，而就中国说，且还在继续发生反时代的破坏作用。而况国人皆曰可咒的官僚资本，正在猖獗的横行着。我们在这种场合来研究官僚政治，就似乎格外需要抑止住感情上的冲动。过分渲染一种急待除去的东西的丑恶和过分渲染一种急待实现的东西的美好，也许在宣传上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样会妨碍科学上的认识。当作一种社会制度来看，官僚政治究是如何存在，究竟是如何取得存在，最后，它将如何始能丧失其存在，那才是我们研究的真正目标。一切存在的东西，在它其所以取得存在的一般社会条件还在发生作用的限内，我们是无法凭着一己的好恶，使它从历史上消失去的。而且，在我们今日看来，官僚政治一般已成了过了时的落后的东西，但在以往，它确曾在历史上伴随着其他社会体制扮演过进步的角色；而中国官僚体制的比较一般的提早出现，甚至无妨看为是中国社会早前比较进步的一个表现在政治方面的特征。曾是进步的东西，现在成为退步的象征；曾是比较出现较早的东西，现在居然当着其他各国典型官僚政治已分别交代其历史命运的时候，还在中国社会极明显的存在着、极有力的作用着，那决不是偶然的。那都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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