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八 德行

誉之，非己之求。能立于己，则不待求于外矣。绘画亦公职。中国以宗法社会而创为封建政治，同一氏族，组成同一国家，各业皆公营，非图私利。立国为公，立己亦为公。渐解放，渐为私，此则为小人非君子。立己则自求为君子，不为小人。小人则即今之所称个人是也。

    近人则音乐绘画皆成商业，画家有展览会，画品标价出售，中国无此例。人慕其画，请托求乞，而厚加馈赠，此属礼，不属商。其他如渔猎，亦由政府民众集体为之，所获归之公，由公散之私。余幼年乡间有一湖，广五里，长十里，入冬定时大捕鱼，亦公非私，即古礼之遗。即为人，亦不称私，故人之幼年称子弟。子弟父兄，亦公非私。非有父兄，焉得子弟之称。非人亦焉得己称。故立己乃立群中之己，非外于群而有己。故立己在立其德。如为子弟，则有孝友之德。如为朋友，则有忠恕之德。岂立己之为立其财富，立其权位乎。今人又好称人权，依中国古人观念，人之于人，皆非贵有权。若谓有之，则子弟亦唯有孝友之权而已。人之为君子为小人，他人无其权，唯己有之，故贵自立。今人又不称子弟，改称青年，此则西方之个人主义，乃可平等自由独立于社会群体中，而他人不得相干涉。又常言青年为国家之栋梁，但从不闻人言子弟为国家之栋梁。此唯西方二字可以明辨其意旨之所在。

    近人又有各种运动，皆重比赛，重竞争，必使一己超出他人之上。亦如财富权位，己为冠军，则他人仅得为亚为季，而余人则尽归于失败。岂非人之失即己之得乎。人尽如此，国亦然。如最近以色列之与巴勒斯坦，只许以色列立国，再不许巴勒斯坦同样立国。其他国与国间亦尽相争，更不相容。今日之国际相争，亦如开一世界大运动会。中国言立己立人之道，岂固如此？故中国只求治平，求己国之治，不在他国之乱。而今日立国，则必言富强。然绝未闻己国之富必待他国之同富，己国之强必待他国之同强。此如运动会，绝不能使预赛者之同为冠军。中国少林寺以擅武术闻，然打擂台则属江湖事，绝不闻少林高僧亦为之。

    今人好言自由平等独立，窃谓此三语亦唯中国人立己之道最足以当之。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不为，非不能也”。人皆可以为，斯为最自由。如富如贵，非人皆可为，则无自由可言。人之德性，最为平等。如孝，如忠信，岂不人人能之。忠信或遭不利，人斯不为。然不忠不信，又岂必尽有利。倘人人尽为我，先以利计，又谁为必能得利。此则有命。今人又不信命，而唯好利，则将无所不为，而终亦无利可得。此可谓之愚而不仁。但时代如此，风气如此，而我能独立不惧，强力不反，此之谓能立，此之谓有己。若人尽好富，我亦好富，人尽好贵，我亦好贵，生斯世为斯世也善，此为孔子所深鄙之乡愿。今则尊之曰现代化大众化，而惜其无一己之独立精神，彼不自惜，斯亦无奈之何矣。

    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富贵名位，人孰不知。己亦知富贵名位，乃不知其己。以今语言，则为不知有他自己独立之人格。孔子之谓可知，即指己之人格言。中国人又说：“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又曰：“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己之心难以告人，唯富贵名位可以告人。故今日之人生，乃为一争富争贵争名争位之人生。其心则用在争，在富贵名位，则又何能有一独立之己。自由则在争平等，争富争贵，实即在争一不平等，如是而已，他复何知。

    然则居今之世，而求立己之道又奈何。曰不求富，不求贵，不好名，不好位，不务前进，宁后退。处治世宜如此，处乱世则更然。今之世宜当为乱世非治世，则立己之道在是矣。或疑何以为国家，为民族？曰己之不立，而唯有富贵名位之是图，则又何国家民族之有？今之人为己争，乃谓为国家民族争，则国家民族前途乃全在己之富贵名位上，又岂然乎？范仲淹为秀才时，以天下为己任，能不富不贵，无名无位，而即自任以天下之重，此始是其己立。顾亭林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岂必有富贵名位。或曰，居今世，不斗争，不前进，则受轻蔑，受蹂躏。曰立己贵有自信，亦贵能信及人。苟唯富贵名位之可信，此亦不信己，又不信人，孔子曰“民无信不立”是矣。故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学即学其信而好古而已，立即立己，不惑亦即信其己之学，则立己立人自信己信人始。否则请信孔子。舍此复何道之从。

    今人又好尚多数。唯今人仅尚一世之多数，中国人则尚千万世之多数。孔子为至圣先师，其在中国已得两千五百年之多数信仰，则孔子之自立其己，又岂不可信不可好乎？国人试以此思之，宜亦知所以立己之道矣。若并此而不之信，不之好，则又何言。

    （四）

    某西人治中国儒学有年，著有多书，谓中国儒学与西方个人主义相通，此层大值深究。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孔子意，为己之学，乃学己之何以为人。为人之学，乃学己之何得为人用。人之生，乃求做一人，非求为人用。故孔子曰：“君子不器。”器即为人所用。学做人，当从自己做起。学为一人，乃共通义。当从己始，亦共通义。则此非个人主义可知。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习乃行，即习做人，故中国人之学，重行犹过于重知。书有之“匪知之艰，行之维艰”，明亦重行。阳明唱良知之学，为知行合一，曰“不行只是不知”，其重行又可知。近代孙中山先生唱为知难行易之说，乃告其党人信彼言而行，是亦重在行。不仅儒学重行，墨家道家亦重行。凡所陈义，皆必以行实践，乃所谓学。岂著书立说之谓学乎。此一义最当认识明白。

    孔子最称颜渊为好学，曾曰：“我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省其私，即省其行。闻师言而发之行，斯谓好学矣。倘唯发之言语议论，则口耳之学，不足称矣。颜渊亦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文即人文化成之文，非指书本文字。孔门四科，游夏列文学，亦可谓文章，非如后世之所谓文学。四子言志，子路志在治军，冉有志在理财，公西华志在外交，此亦尽可归入文章中。但常日用心在是，专一求用，机会未到，则人生落空，或不免于沈闷，并存未得知我之憾。故孔子独与曾点，因其能不志于见用，而萧然自得，则未失人生之正常。独孔子称颜渊则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诚使颜渊一旦得用，当能大行其道，犹不限于治军理财之一端一节上，此即颜渊所谓之夫子博我以文也。然方其未得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即在日常人生中亦有可乐，何必如曾点之必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乃为乐乎。如子路，如冉有，虽能不忧箪食瓢饮，然仍亦有不见用之忧。颜渊之独出于人人，即颜渊所谓之夫子约我以礼也。是则孔门以及儒家之为学，行固要，藏亦要，或者藏更要于行。有志于儒学者，必先识此。故后世儒家每以孔颜并称，良有深意存其间矣。

    己之行与藏，关键在乎人之用与舍，即人之知与不知。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知不知在人，可知则在己。然学益进，则可知益深益难。孔子又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知我者其天乎”，则孔子之不为人知，乃孔子终身之学使然。老子亦曰：“知我者希，斯在我者贵。”前述某西人，乃以此等意识为近于英雄豪杰，求以高出人者作自我表现。但中国人之所谓圣贤，非在求表现以异于人。凡其异于人者，乃其同于人之益广大，益精微，不仅同于一世之人，抑亦同于古今千百世之人。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是孔子非不同于人。人之不能同于孔子，则在其学。故论中国之学，亦必先知论其人。其人不足道，其学又何足论。此乃中国人意见。

    用与不用，亦有条件。鲁哀公季孙氏非不欲用孔子，亦如梁惠王齐宣王非不欲用孟子。然所欲用者，乃孔孟之才与智，非能用孔孟之德。才智足以供人用，德则学以自成其己，而非以供人用。英雄豪杰乃以才智供人用，成德则为圣为贤，为己之学。孔子曰：“君子不器。”因君子以德称，非供人用。使丧其德以供人用，则曲学阿世，岂孔孟之所愿。今人皆以才智事业论学论人，则岂能知孔孟之所学。

    人之制器为用，此亦通天人合内外之一事。但器为物，唯听命于人，易滋人欲，长人傲。亲于器而疏于人，使为己之德日趋于薄。电脑机器人，可得则必得。夫妇父母子女，可离亦即离。而核武器原子弹一枚，即可杀数十万人，乃为人类谋求和平所必需，则今日世界器为主，人为奴，已为物世界，而非人世界。人则唯求于物世界中寄存，而犹有难得者。又何德之足言。中国儒家为己之学，即成德之学。德非外力可成，而由己之成德，乃亦成人成物。物亦可以为人用，此之谓通天人合内外。为己即所以为人，但此非人人能为，必由少数人导其先路，有施而不求报。此乃中国儒学之精义。

    中国人言，人生每分动静。人性亦可分个性与群性。当其动，则个性易见。静则群性乃滋。如原始人时代，以畋为渔，猎取食物以维其生。是其动则赖个己之才智。逮其猎取已够一日之生计，归居洞窟，男女老幼聚处，则群性赖以长育。人生当婴孩期，衣食赖人，不能自主，其时则静过于动，而群性乃特显。逮其成人，中年壮年期出至社会成事，是时则动多于静，始多表现其个性。老而退休，复归于静，群性又特显，如含饴弄孙之乐是也。故一家中，必贵有老有幼，老吾老，幼吾幼，乃中年壮年人事。而男主外，女主内，亦偏动偏静。而女性则偏静，亦偏于显其群性。凡生物莫不如此，而人类之生则其著耳。

    中国以农业社会为主，故其人生较偏静，较富群性，而家庭亦特见重。西方以工商社会为主，故其人生较偏动，亦较富个性之表现，而家庭地位之稳固，则远不如中国。中国儒学则求其人在中年壮年期投入社会，而勿忘其自身本具之群性之重要。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五伦，皆重群性。太过于发展个性，则无五伦可言矣。孔子论道首重仁，仁即群性。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亦唯见其富群性，而个性较若未见其确立。人道之大，乃在群性中培养其个性。赤子之心，岂不知有父母亲长，而转若不知有其己。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即立其一己。大学之道，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修其一己，但非外于人群以立己，乃内在于人群中立一己。仁义礼智皆在群中，而皆立于己，成于己。己不与群为对立，而己立则为群之中心，此己之能为群之中心者，在其德。孔子少言性，重言德，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是其性。不如丘之好学，则德不如。而孔子又曰“天生德于予”，则德亦天赋之性，而有待于学以成，唯性相近，习相远。又曰“学而时习之”，人生之习，能一本于学，则庶几其近于孔子之儒学矣。

    颜渊之赞孔子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此赞孔子之人，非赞孔子之学。其他弟子则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此亦赞其人，非赞其学。孟子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亦学孔子之人。故曰知人论世，世不同，斯人亦不同。学古人必知古人之世，世既变，斯为人之道亦当变。而其中存有不变者，知此则能自立其己矣。某西人言中国儒学亦犹西方之个人主义，能由此窥入，则不失儒学之真矣。

    今人乃舍己以为学，一若学是学，己是己，学为己之人生中之一部分。学以为人，以供世用，非以学为己，即非学己之为人。如是而来批评古人之学，谓学术思想皆有其时代背景，则当改孟子言为知学论世，不当仍谓知人论世矣。

    舜之孝，乃行于舜之家庭中。我之家庭与舜不同，则所行自不同，而仍当同于孝。孔子之学乃行于孔子之世，我之世与孔子不同，则所学亦不同，而仍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则一。孟子称伊尹为圣之任，伯夷为圣之清，柳下惠为圣之和，而孔子则为圣之时。此伊尹、伯夷、柳下惠之三圣，皆特显其个性，而孔子则更显其群性，以其最能追随于时代，而若不见孔子之个性。然宁得谓孔子无个性，此则为孔子所最恶之乡愿矣。今人好言现代化，当知于现代化中立一己，或为伊尹，或为伯夷，或为柳下惠，皆得为圣人。而唯孔子乃至圣。能明斯义，庶可与论中国之儒学。若己实无意于做一伊尹，或伯夷，或柳下惠，更无论于孔子，而轻以论孔子之学，则风马牛不相及，亦以自表现其一己之所学而已。此孔子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其于孔子又何预。

    然则当今之世，欲学孔子又奈何。孔子生在两千五百年前，又何尝知有今世，则亦唯有自为其己，自志于学，自立自成其己而已。唯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果欲学孔子，亦唯对孔子有信，能述而止矣。至于己之为己，则仍待己之自反。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则孔子不拒来者，唯来者自拒孔子。则孔子曰：“桓魋其如予何”，亦唯一任之而已，此亦所谓不相为谋也。孔子之个人主义殆如此。历代以来，凡有得于儒学之真传者，殆亦如此而已。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不得已则去兵，去食。而曰：“民无信不立。”信即群性完成之最要因素。夫与妇相信，父母与子女相信，人与人相信，国与国相信，而天下平。何以得人信，则在对人无欲。而女性阴静，尤易有信。佛徒言“善男信女”，发扬群性在起信，发扬个性在行善，而善必在群中见。中国儒学精神在做人，主要在由己做起。然不能离群以为己，必处群始有己，故为己即所以为人，贵于群性中培其己。

    孔子曰：“智者乐水，动而乐。仁者乐山，静而寿。”故中国人于尊贤外，又必敬老。濂溪通书亦曰：“主静立人极。”而妇女老幼皆偏静偏群，若较弱，较无用。今人撇开做人来讲儒学，不反求之己，不本于内在之性情，不本于人群相处，而徒以西方哲学家活动分子之言来治儒学，儒学之受人诟病，好静不好动，在其弱，似无用，在其如群中之妇女老幼。而今人方各自务为一壮丁，务各自骋其才智为一英雄豪杰，以超出于人群之上。如此乃为道地的个人主义。苟使妇女老幼亦竞倡个人主义，曰自由，曰平等，不仅违其性，亦徒自吃亏。中国儒学则务求人人可守可行，尽为大群著想，唯由己做起而已。天下平即平在此。殆非个人主义之可尽。此亦吾今日国人所当反身自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