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八 德行

    （一）

    孔门四科首德行。此德行二字，乃西方所无。如战国有阴阳五行家，言五行生克，亦称五德终始，是五行即五德，实皆本于性，故曰德性，亦曰德行，或称性行。孔子言有狂狷与中行之分，中行即德行或性行。衣食住行，乃个人自然生活中事，孝弟忠信，乃大群人文生命之行，两者绝不同。

    易言“果行育德”，乃谓以果决果断果敢之行。以渐滋生长完成其德。故果行乃非人生日常之行，虽非成德之行，乃育德之行，乃生命性之行，非生活性之行。性属自然，德则人文。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果行育德，即是学而时习。中国之所谓学，乃生命之学，乃本于自然以达于人文，乃天人合一之学。故中国有教育一名辞。西方则传授知识，有教无育。亦可谓西方人仅注重外在之自然方面，不注意到内在人文方面。故其学乃以成物，非以成人。

    人谓中国传统亦同有哲学，其实亦可谓中国传统亦同有科学。唯中国哲学仅可谓多自然哲学，即偏在天的一面。而中国科学则多偏在人文方面，即如阴阳家五行五德之说，即可为人文科学一代表。中国阴阳家言，乃汇通儒道以立说。其实如墨家，如道家，皆可谓其有合于人文科学，但偏在自然哲学方面。儒家则较近于人文哲学与自然科学方面。要言之，自然与人文哲学与科学之会通合一，乃为中国学术思想主要一大纲领。德行之学，则可谓乃自然科学、人文哲学之会通，而孔门儒家为之主导。孟子继孔子后有三圣人论，其实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德行之学，皆人文哲学，而皆植根于自然科学，如是而已。

    此下三千年，中国学术思想率无以逃于此。今人率尊西化，乃无德行之学可言。曰平等，曰自由，曰独立，非德性，非人文生命所有，故可谓非人生之本行，乃人生之外行。仅以成物相争，非能以成德自立。举世祸殃，乃无可逃避矣。可叹何如。

    （二）

    行业二字可连言。然中国人则重行甚于重业。俗言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此行字即指业言，然必改言行，以其重要出人者在行不在业。如孝弟忠信，乃从事各业者所共同应具之行为。从事工商业仍当孝弟忠信，则同得为尧舜。谓之为状元，乃言其为人上人，出人头地，如山东有乞丐武训是已。实则状元并非能出人头地，即仕为宰相，亦非出人头地。古今为宰相而遭人鄙视诟骂者何限，即贵为皇帝亦多遭人鄙视诟骂。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为君当有君行，如尧舜，即君中之状元，故曰行行出状元。中国人又常连言学业，然从事此业不为谋生，志于学，志于道，敬业乐群，乃不为一身谋，而为大群谋。故学行连言，犹多于学业连言，学业终与其他行业有不同。俗又言唯有读书高，则学业又为百业中之状元矣。

    职事二字亦可连言。唯职业连言，则似最属后起。言职业言行事，则职近业非所重，事属行始当重。如纣为君，箕子、比干、微子为臣，论职则君尊臣卑，论事则纣可诛，而箕子、比干、微子孔子称之为三仁，永受后代崇仰。一职有一职当行之事，故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果居臣位，而其上不当则可辞职不居，如孔子之辞鲁司寇是也。故职业有定分，而行事则可自由。亦有为一小吏，而其人乃高出君相之上者，史乘所载，历代有之。

    远溯太古，原始人类即有职业行事可分。如出而渔猎，可称是职业。归洞窟中，男女老幼群聚团居，言笑欢乐，或石上雕刻绘画，或玩弄牲畜如羊彘之类，或月夜在洞外歌唱舞蹈，此当属行事，非职业。循此以下，畜牧时代，耕稼时代迄于今，职业行事依然有分。大体言之，职业主要多对外物，行事主要则对同群。职业必由个人分别操作，行事则必联合他人。职业所以维持生活，而行事则为生命之发抒。职业必有外在约束，而行事则出一己志愿。职业乃属人生之手段，而行事则为人生之本身。

    务农经商，同属职业，但业农自给自足，其事单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家人团聚，职业行事分别易显。业商则销售货品，必待他人购取，以其赢利维持生计，事已复杂。又供求双方交涉多，家人共聚期转促。疏者亲，亲者疏，职业与行事易混淆，难显分别。抑使职业重于行事，而个人意义乃日增。中国人多业农，遂重家庭，重宗族，群体意识更深于个体。而西方古希腊人多业商，家庭观念较淡，宗族观念更渺然，而个人主义则日重。此皆由职业而影响其行事。

    近代科学发展，利用机器，工商业性质大变，乃以集体为主，而有公司与工厂之组织。参加其业者，不仅隶属于集体组织之下，抑又隶属于各项机器之下，每一个人多失去其自主性。又有女工童工，一家皆散入工厂中，于是职业团体乃代私人团体而出现。即每一职业团体中之少数主持人，所谓企业家或资本家，上面复有政治压逼，赋税重重，于是自由、平等、独立之呼声，乃日呼日高。实则此等口号，乃从各人内心发出，乃人类生命之自然要求。于是先有政治革命，乃有近代之民主政治，继之有职业革命，乃有更近代之共产主义，乃及集体罢工运动之出现。此可谓是人生行事。于是职业则多具服从性，而行事则多具反抗性。此诚近代人生一大变。

    实则此一大变，乃胥由职业之团体组织化来。职业本为维持生活，应由私人各自负责，乃属自由平等独立性的。行事为生命之发抒，各人之小生命投入群体之大生命中，此为生命发抒之唯一趋向。如家如国如天下，有群体，斯见大生命。而此大生命则属小生命之集体，当以各自小生命为中心。如夫妇，为夫始有妇，为妇始有夫，则夫妇互为此一体之中心。如父母子女，为父母始有子女，为子女始有父母，则父母子女亦互为此一体之中心。若各自自由平等独立，则无此一体可言。故在职业上，始有自由平等独立可言，乃带有反抗性。在行事上，应无自由平等独立可言，乃带有服从性。如父母对子女言自由平等独立，则不尽为父母之责任。如子女对父母言自由平等独立，则不成为子女之身份。即夫妇亦然。由一家推之一国，君民上下，必当明责任，明身份，更无自由平等独立可言。为君为卿，有其君卿之责任。为民众，为百姓，有其民众百姓之身份。即如近代之民主政治，国民只有一票选举权，政治元首既经选定，则为国民者应向之服从。虽在选举上少数服从多数，但在选举后则多数仍服从少数。要之，政治以服从为主，不以反抗为主。若论职业，则应许反抗，可以辞职，可以转业，岂得不许其自由。

    如上所分析，政治应属行事，不属职业。中国向来为君主政体，然为君者，亦当知服从道义，服从制度。为臣者虽有出处进退辞受之自由，然居其位，则有其责，无所逃其任。即在近代民主政治，元首亦当服从法律。推而言及国际，亦属政治问题。孟子曰：“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仍当一本道义，相互服从，天下始得平。岂得各以自由平等独立为言，则天下必入于乱矣。

    中国周易六十四卦，首以乾坤两卦，乾主健主阳主动，可谓具自由性。坤卦主顺主阴主静，可谓具服从性。一阴一阳之谓道，乾属天，坤属地，人生天地间必同具此乾坤两道，始得成为人道。故无严格之自由与服从可分，但亦可谓人之行事则属天道，人之职业则属地道。近代之职业集体化，则不啻以天道转隶于地道，而人道失其正，乃为近代人生一大问题所在。

    然近代之职业集体化，乃由利用机器来。人生职业本为对物，今则物为人用，听人支配，可省人力，则人之生命应可在行事上多发抒，而在职业上少拘束。然事实上乃有大不其然者，则在利用机器益增多产，而徒增贫富之别。其病乃在资本主义之为祟。

    今果使废去资本主义，而并世科学落后诸民族，均教以利用机器，从事农工业，则人类生产当尽够其维持生活。而商业牟利之性质，则必加改良。仅求通有无，以信义为主，一如中国传统之所为，以农工为本，而商业仅为其副。则职业性之压逼自可日减，而人类乃尽可向人生方面一途发抒迈进。而人生理想庶可正常而勿歧。

    唯更有其重要者，自由平等独立三口号，并非人生大道所在。抑且其语空洞，实无具体领导功能，于此最当加以纠正，而反抗性则尤须提防。非遇甚不得已，则不宜肆行反抗。反抗若属积极性，其实转属消极。服从若属消极性，其实正是积极。于此当深辨。而更主要者，则为务使人明得职业与行事之分别。职业乃人生中所不得免，当属人生消极方面。行事乃人生所应有，正属人生之积极方面。果能明此，则自能重行事而轻职业，即重德行而轻事为。中国传统中之士，则正为唯求有德行，而非职业。仕宦从政，亦为求行事而非职业。学以明道，则学亦一行，而非事为职业。至于职业，则最多能不违一义字，但终当不起一道来。人群中能多不谋职业，而唯劳心明道努力行事之人，则病害宜少发生之余地，而亦庶乎其几矣。

    （三）

    今人言人生，好言行，言活动，言向前进步。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行乃是生命一重要性，立是其起始，达则其归终，各有其意义与价值。

    西方人只言行，乃若个人生活性。中国人必言立达，其行乃若大群生命性。

    宋代王荆公其先有志儒学，及相神宗，推行新法，反对者群起。荆公不之顾，亦卒无以消散反对者之气氛，乃乞身退。神宗再起用之，所遭反对益盛，不得已，又乞身退。居于金陵之钟山，以吟咏终老。如荆公，可谓有所立无所达，然读其晚居钟山诗，想像其生活，亦可谓在私人则有所达，终不失为一儒一学者，是即其所达也。其性褊急，执意肆行，事功无所成，而志节则完好。故后之学者亦终以平恕责之而止，不更加以深斥。

    西汉末，王莽亦以历行新法遭乱身死。然其与荆公终不同。王莽篡汉，改创新朝，其先之恭俭自约，博得众誉，其志所在，无以自白。荆公则为国为民，其意在公，昭然明显。行有未得，则洁身而退，亦只可谓其未达于大贤，未可疑其自始即非一君子。若王莽则令人疑其为一伪君子，真小人。乃其立身不正，非拘于今人所谓君主专制一观念而责之。

    后汉末曹操乃与王莽同称。曹操天才横溢，政治军事文学皆超卓绝世。虽终身未敢正式篡位，乃以待其子而自居为周文王，伪迹无以自掩，此亦其居心立己之未达于正。若论成败，则曹操未有败，而身后则名裂，此见中国论人之严。

    孔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中国人言立己，首在立其志立其德，为仁人。命则其所遭遇。孔子之为大圣，在其志在其德。其道未行，则时代之命。孔子三十而立，其授徒，其出仕，其去卫去陈，其归老，则未有一念之私以求有利于一身。如王莽，如曹操，使能忠于平帝、献帝，亦未尝不足有为于其时。其自私自利，而不得为一仁人，则非时代限之如此。春秋责备于贤者，两汉之亡，后人不以责之平、献两帝，而必责之莽操，此于大群生命可谓有真知卓见。中国人之论立己大义有如此。

    宋神宗尊信王荆公，使在相位，不以朝臣之群加反对而加以罢免，后人则贤之。果使神宗早免荆公，则荆公退居下位，或亦如欧阳修曾巩，转以益成其学，而宋祚亦不遽衰。然君职当用贤，荆公一时之贤，神宗能信用之，斯即无足深责。其责则在荆公不能宽裕以教，和谐以济，其失败亦不得诿之于时代。尧能用舜，斯尧责已尽。舜之殛鲧而用禹，舜责亦已尽。使孔子居司寇不去，终亦不得行其道，斯孔子亦无以为大圣。中国人论立己大义又如此。

    今人则先求己利，如为商即是。中国科举制度商人不得应试，因求己利，则己先不立，更无以立人之上矣。如为劳工，仅求一身温饱，亦为己利。然其利小，则亦不深责。但其不能立身则一。孟子曰：“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劳力为己，劳心乃为人非为己，非为己乃可食于人。孔子为鲁司寇，高官厚禄，非求而至，然而孔子乃辞而去。唯立己，能有所为，亦能有所不为。有进亦有退，自有立场，屹立不动，不随外面形势而转移，始见其有己。如求富贵，则必随人脚跟转，依人意向移，无己可立矣。

    孔子于门人独许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实则其他门人皆求有立，子贡子路亦未见其失身。冉有使季氏富于周公，孔子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实则冉子亦显其理财之能，非为向季孙氏求进，而孔子非之。故知进不知退，骋其才能以显其长，皆非立己之道。求富求贵，益可不论。

    今人则知有进，不知有立。在资本主义下，求为一大企业家大富豪，而百千万劳工屈居其下。微薪薄酬，勤苦度日，人与己同是一人，故立己立人非有二道。己当立，人亦当立，唯当各自从立己做起。剥夺劳工之剩余价值，以为己利，既非立人之道，即亦非立己之道。又且经商赢利，如在赌场，有赢必有输，己之富乃以形人之贫。输者既竭，又何得赢。故商业有不景气，商业进步必有止境。人不立，则己亦倒，何能以一赢长立于群输中。

    抑且求富必继之以求贵，否则又何以保其富。故资本主义之后，必继之以民主政治。其先选举资格乃以纳税额之高下为定，继之以普选，然仍赖财富，始能操纵选举。其在国际间，则尚武力，乃有帝国主义。立国犹立人，胜于他人，非所以立己，胜于他国，亦非立国之道。西方有罗马帝国，继之为大英帝国，今皆何在。非道则不可久，亦其宜也。要之，今日世界趋势，有己则无人，皆非中国传统立己立人立国之道。

    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谓乃中国人立己之道之四纲领。最后游于艺一项，包括最广。食衣住行诸端所需，以及一切礼乐，皆即艺。立己不以损人，斯可矣。今人之艺，则务争胜竞利。即如乐师乐工，中国古代早有之，乃一公职。守其职以维生命，维生命乃义非利。后代有乐妓，亦公职，亦以维生命。今之音乐家，则争利并争名。中国古乐师，亦有声名可传，如师旷伯牙，名传于今越两千年，乃群誉之，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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