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 多数与少数

即近于西方之君主立宪制。以中国历史上之君权，较之近代英美之总统与首相，其权迥不相侔。唯中国之君位为独尊，而西方之总统与首相则有权而不尊，如是而已。

    故西方政治可谓主要在去其尊，而争其权。其所尊，则国旗、国歌。英国尚有君，其君之得尊，则亦如国旗、国歌而止。中国政治可谓主要在定其尊，而泯其争。今日国人则竞曰此乃一帝皇专制之政治。则何不一读自秦以下之中国政治制度史，如唐杜佑通典以下之三通九通，何一制度乃由帝皇所制定？何一制度乃不见君权之限制？唐太宗曾欲一读当时史臣所为国史记录，其意乃惧国史所载流传后世，或将见讥及君，是亦可谓一贤君，然当时史臣竟拒而不许。此等故事，在西方政治史上亦曾有类是者否？近代美国大总统，当其去位以后，必写一回忆录，亦必为一畅销书，出版商竞出巨款相争取。即如最近之尼克松，以弹劾退位，乃亦得写一回忆录，亦博取出版商之巨款，国会无权禁止。中西文化传统不同，国情不同。中国国君不自发议论，自表意见。即读历代诏令可见，更何论著书作自传。

    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民权一讲，重言申明，权在民众，而能在政府。此一观念，则仍是中国观念。果使民众无此能，又何得有此权。今日国人则竞谓有此权，斯即有此能。如选举，民众有此权，但岂真有选贤与能之能。故西方民主政治必由政党操纵，政党之操纵人，即已属少数。故美国两百年来历任大总统，其真贤真能者，亦只华盛顿、林肯等少数而止。贤能总在少数，能知尊少数，始可望贤能之时出。若仅知尚多数，则唯有限之以法。孟子又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则行使法治，亦仍贵有少数之能知此义者。举世诸民族，唯中国人知此，故能成为一广土众民之大国，传世绵延迄于五千年之久。此即具体客观之明证。故一部中国政治史，乃中国文化传统中一大成就大贡献。今日国人，知者其谁。中国古帝王有尧、舜、禹、汤、文、武，今日国人不信，目之为是托古改制之一片谎言，而孔孟则真不失为助长君权造谣欺世之大奸。于是而有自秦以下两千年来之帝王专制，中国民族乃亦诚为一卑下无能奴性深厚之劣等民族。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其首即为民族主义，此乃指有五千年深厚文化传统之中国民族言，非专指当前国人言。林肯解放黑奴，大义昭然，但其许黑人以平等选举权，则尚可商榷。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绝不当与林肯之民有、民治、民享，相提并论，浑为一谈。中山先生又特唱知难行易之说，知难即属少数，行易则属多数。然则果当重多数抑重少数，中山先生之意亦可知。

    中庸有言：“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广大面中庸面，乃大群中多数人所处。多数所同，乃在其先天所赋之德性。能于共同德性上继续加以后天之问学，则属少数人事。能向少数人问学，又能向已往古代少数中之更少数人问学，问学不已，始可于广大中发见精微，于中庸上表显高明，而后乃始群学大昌。中国民族乃于天下人群中独知尊少数。然就一时一处言，少数之不胜多数，亦屡有之矣。则宜乎今日国人之无以自处于斯世，而唯古人之是罪矣。然吾古人则已为吾中华创成此一广土众民之大国，其贤其能，亦可谓已在并世各民族中最占上乘。今日国人方竞尚西方之崇尚多数，而不知吾民族之独当崇尚。此又吾今日国人所当深切反省之一事。

    （二）

    中国人重少数，西洋人重多数。其实此乃重抽象与重具体之一分别。多数人仅知具体，唯少数人乃能知抽象。如言生命，多数人仅知食衣住行一躯体之生命，独少数人乃知天命与人性之为生命。中国人重少数，故重言道。西方人重多数，则仅言理。中国人能举其共通处，而西方人则只指其分别处。如中国人言天，乃一共通体。西方人则言上帝天堂与灵魂，皆天体中之分别处。故中国人不能有如西方人之宗教信仰，而西方人亦绝不能有如中国人之天道观。

    唯其中国人重抽象，故多言其共通处。此一时，彼一时，此一地，彼一地，皆可有其相互共通之处。故孔子言继周已往，虽百世可知。百世已达三千年之久。三千年前人，已可知三千年后事。故中国人好言常，轻言变，乃若无进步可言。此之谓达观。由一己即可推而知大群，由当前即可推而知古今。此等知识，只能为少数人所具有，故曰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而中国之圣人乃能为百世师。

    西方人重具体，则此刻无以知彼刻，此处亦无由知彼处。故其尚多数，又必为短时期之多数。纵云信赖多数，亦必为短时期信赖。稍隔几年，此多数又必变。三年前之多数，三年后已必变，不可信，故必三年一选举。而西方人乃无一三年以上继续可行之大道。换言之，西方人生乃短行程的。如希腊、罗马、中古时期、现代国家中之英、法与当前之美、苏，皆短时期必变。然则今日以后，又当为如何一世界，此则无人能知，亦唯上帝与耶稣始知。故西方科学之与时俱新，依宗教家言，实乃凯撒事非上帝事。凯撒事，上帝所不管。则可谓宗教与科学从西方文化言乃同一规辙，实无二致。近代人言自由平等独立，岂不信仰上帝与科学创造，同属其内，更无越出乎。

    西方人重随时变，故重物质。中国人重常不变，故重精神。今人言宗教精神，又言科学精神，其实乃会通中西双方观念言之，始有此。西方之宗教与科学，皆具体可指可数，在其具体以上，别无精神可言。如最近通行之电脑，岂真如真人之脑，有何精神可言？又如大量杀人之核子武器，亦只可谓其有能力，不得谓其有精神。即如上帝与耶稣，亦只可谓其有能力，不得谓其有精神。能力始是西方观念，精神则属中国观念，两者绝不相同。

    故中国人言智慧，而西洋人则言知识。知识乃知具体分别的，智慧所知则抽象共通的。故凡属具体分别事，中国人皆不之重。如言富贵，即具体的。中国人言：“贫而乐，富而好礼。”乐与好礼，乃属融通抽象的。如颜渊之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箪食、瓢饮、陋巷，虽具体，颜子之乐则系抽象。人人可以慕而效之，举世千年皆然。

    中国人重少数，故于大群中有圣贤，先知先觉，先得吾心之同然。西方人重多数，乃无中国之人品观，无等级之分，人人平等。举手投票，仅论多数。果使千万人同投一票，票数相等，仅一票之差，孰从孰违，亦由此一票而定。此一票，当可分属任何人，非特定于某一人。虽亦下愚一最无知识人，其所投之票，亦与上智所投票，同有分别从违胜负之力量。其所重，实在票不在人。故曰平等，其真义乃在此。若在中国，则颜渊已不能与孔子相平等，何论其他七十二贤。既不平等，乃亦无可言自由与独立。故孔子虽曰“学而时习之”，必又继之曰“有朋自远方来”。既曰“学不厌”，又必继之曰“教不倦”。颜渊则必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非好学不倦，又何得为颜子。故中国人论道论人生，首言仁。仁不见于单独之一人，必大群同居乃始见。朱子言：“仁者，心之德，爱之理。”西方人仅知言爱，不知言仁。犹其仅知言心，不知言德。故西方列国数千年来，乃独无一仁字。中西文化不同，即此可知矣。

    又西方人本以个人主义为人生之实体。个人既独立为生，社会群居与相对立，故又有社会一名词。在中国，则生命本属群体个人不能单独为生，仁则此心始合大群之生命体。生命中有身家国天下之别，而独无社会一名称。曰身、曰家、曰国、曰天下，人群大生命有此四大分别。一心之仁，可以包容无遗。既无个人生命可言，乃亦不用与个人相对立之社会一名称。西方人言家言国，亦个人聚居为生。所谓家与国，亦如一社会，乃其个人生命所在一分别之名称。而西方乃独无天下一名称，仅有国际一名称。个人相聚为生，有法律规定，以免其相争无底止。国与国亦然，乃有国际公法。中国人观念，则生命乃一大群体，或见之于身，或见之于家与国与天下，外在有大小之异，而实同此一生命。唯此生命，乃属抽象性，非具体性。西方人无此生命观，故无中国之仁字，乃有中国人所不用之社会一名词。

    近代国人以西方人用社会一词，又用法律一词，乃称西方人有公德心。不知由中国观念言，可谓有公道，无公德。道必属于公，德则属于私，公私则相通。由各人之私德，发而为大群之公道。故论语言：“志于道，据于德。”非各人之私德，即无以成大群之公道。今国人则以西方人之守法谓公德。不知德必内属心，无公可言。法则外于心，而强心以必从，乃无德可言。西方人本无德之一观念。德者，得也。西方人所得，皆属外在具体物质方面者。中国人所得，乃有在心体之抽象方面者，而名之曰德。此皆不得不加之以明辨。

    又中国人言礼，礼即一生命之体。唯身之为体，属于具体，而礼则为一抽象之体。礼之抽象存在，即其心之仁。故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生未有外于仁而可以为礼者，法则可以外于仁而立。西方重个人主义，乃重法。中国重群体主义，则重礼。故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此见礼乃人生之抽象体。大群人生之有礼，则犹如一鼠之生命之有其体。礼即人生之体，即据此诗句而自见。今人乃又以礼为法，一若礼法相同，则又无中西之辨矣。

    今再言公私。西方人之生命，既属个人主义，乃有私而无公。制为法律，以公限其私，故其为国民则曰公民，国际立法乃称公法。中国则生命即一至公之大群体，故有公无私。私则属物质方面，如身为一人之私，故曰私身。但家、国、天下则均非私。如言私家，则父母岂为一子一女所私。己有兄弟，则父母已非一人所得私。又父母亦有兄弟姊妹。人有父母，又有外父外母，又有伯仲叔季之诸父，乃及母之亦有姊妹兄弟为诸舅诸姨。专推父母一伦，即可广大无涯，岂独专于一父一母而已乎。故中国之孝道，乃一极广大之道。而德则限于一身一心，无可推广为公德。如舜之孝其父，乃可推及其嗣母，并以此心推及于广大人群，而成为一大仁之心。但舜之德，则独为私有。舜有此心此德，不得谓即其弟象亦所同有，而成为公心公德。其弟象若亦欲如舜之孝，则必象之自修其心其德，而成其为象之孝。故中国人之道德，实即公私之辨。老子言“失道而后德”，此谓失其公乃有私。其实则本之德乃有道，本之私乃有公。人生必由私以及公。故修身养性，乃中国大群人生大本大源之所在。

    今再言本源之辨。中国人生之大本大源，则尽在其一己之si处。孔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己即其si处，仁即其公处。德即其si处，而道即其公处。西方人主个人人生，乃从社会大群中立法，以限制此各别个人之人生，则公私为对立的。中国人则以大群人生为本，乃从大群中之个人生命为此大本之分支。故个人之私生活，各尽其礼，以达于大群生命之共体，则积极为公，公私乃一贯相通，无可分别。中国人之言性命即此义。故权利可分别，而性命则无可分别。法治乃为权利，不如礼治之为性命。此又中西生命与文化一大不相同处。

    今再言同异。西方个人主义必尚异，非相异无以见其相互之个性。但相异必相争，尚多数乃以平息争端，则其尚多数乃人为一法治，非生命本质。中国乃大群人生，故尚同，其重少数乃谓圣人先得吾心之同然。故中国重师教尤重于法治。其在西方，天堂中无数灵魂，一上帝独司其惩罚。此上帝即为一专制独裁者。其独生子耶稣，降在世间，乃谓凯撒事凯撒管，则凯撒亦得专制，故耶稣终于上十字架。其后耶稣信徒在罗马作地下活动，甚至凯撒亦不得不信耶稣教。此下民主政治之尚多数，渊源即在此。故尚多数，乃一种政治运动，实为自然生命一对抗一反动，非生命之自然。中国人尚少数，先知先觉，先得众心之同然，则中国之尚少数，乃含有尚多数之真实性。故中国人言大同太平，皆非西方人所知。抑且西方之尚多数，实系相争一手段。唯其尚异，乃重多数。中国尚同，乃重少数。中国人之所谓相反相成，乃如此。

    西方科学亦以数学为基础，一切科学脱离不了数字。中国科学则以时为重，不以数为重。时乃富生命性，数则无生命性。一曰质，一曰量。中国人言气质，西方人言数量。如中国农业米麦豆蔬皆重质。西方商业交易则更重量。西方人之所谓进步，主要则皆在数字上。如原子弹杀人最多，斯为武器中之最进步者。但在人道中言，则断非进，当成为一大退步。中国人言进退皆重质，此岂西方人所知。

    近人又讥中国为多神教。不知西方唯独上帝一神，即成专制独裁。中国则上帝外尚有山川诸神，又有城隍土地，到处皆神，乃为分职群治，而非专制独裁。

    中国于政治之上，尚有教化。师道尤尊于君道。然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中国之为师者，乃由从学者自加择取。故孔子既言“学而时习之”，又言“有朋自远方来”，中国五伦，君臣一伦外，有朋友一伦。师道则即在朋友一伦中，故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盖师乃由为弟子者自由择取之。如西方教皇，又必由大主教选举，由多数中选出此一人来。倘在春秋时，由鲁国大众来选一师，则孔子恐终不中选。或如子贡，其庶几近之。故中国无选举，倘有之，必由少数选，不由多数选。而此少数，则由指定，非由多数选出。西汉时代之有选举即如此。此又中西文化之大相异处。

    中国亦有科学，远起墨家，大成于阴阳家言。阴阳本于天，又言五行，金、木、水、火、土，则本之地。会合天地万物，求其相通之用处，故曰格物。格有限止义，亦有到达义。物各有其限止，亦各有其所能到达之处，故曰格物致知。则中国人认为人类知识乃由格物来。但中国人言知识与言性情不同，性情本于天，而知识则创自人。故自格物致知，而达于正心诚意，乃自知识上达于性情。可谓由人以达天。若依西方言，则当自科学上达于宗教。但西方则宗教科学各自平等，自由独立，互不相关。故中国学问必归于一，故尚通。而西方学问则达于多，各尚专。专此专彼，各相异，宜必相争，而无和可言。能和则能平，不能和则唯有尚多数，乃可屈指计数而得之。是非曲直皆在此。

    今再言穷与通。西方人主个人主义，故重分别。中国贵大群主义，故主会通。庄周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此则数学而通于哲学矣。果能日取其半，是必有其他一半之存在。然其半太微，乃不能复以半取之，但非已竭，乃只不可分而已。读中国思想史，中国先秦诸子亦各自分家，相互独立，最后则汇归于儒道两家，而终得其大会通。若如中国例，西方宗教必当汇归于科学，科学亦当汇归于宗教，而西方则终不能有此趋向。中国学问必相通，犹如做人亦必其道相通。故中国无专门学问，亦如生命无个人主义。凡西方各项专门之学，在中国传统中均不得有其存在之地位。苟有存在，则必相通。在中国则称此曰艺，亦即术，而儒学为其代表。故儒为术士之称。又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大者曰六艺。艺即术也，术即艺也。中国一切人生，可谓之乃艺术人生。中国一切学问，亦可称之为艺术学问。一切知识皆艺术，必具一美性。

    西方人分真善美为三大类，在中国则三者亦相通。得其一，即可通于其二。未有真而不善不美，亦未有善而不真不美，并未有美而不真不善。故中国无此真善美之三分法，仅以一诚字尽之。而真善美则胥在其一诚之中。西方艺术亦为一专门之学。苟既不获兼顾旁通，在中国则不得谓之艺，亦不得谓之术。故中国人则言道艺，又言道术。在西方则并无此一道字，而艺术亦成为一专门。专门则穷而不通，又乌得谓之为艺术，在中国则诚不辞之尤矣。即一语一字之微，亦可证文化大体之异同。今若以中国人语，谓宗教乃西方文化中一艺术，科学亦西方文化中一艺术，则庶乎近之。故艺必贵能游，游即互相灌溉，互相融通，而不贵其自封自闭于一技一能之内。

    近人又言中国人好静，西方人好动。其实西方言专门即主静，中国人尚通重艺术即主动。如艺五谷，静在畎亩中，岂不日有生意动向。故中国人能静中有动，而西方人则唯有一动，反见其为静而不变矣。无生意之动，岂能与有生意之静相比。即此亦可观中西文化之相异矣。

    如此拉杂言之，将无所终极。姑止于此，以待读者之自为寻索。此亦多少数相比之一例。故中国人不贵多言，而此文之拉杂，则亦终不免其为趋于西化之例矣。中国人则必有所止，乃能无穷。姑止于此，庶其稍有当于知止之一义。有极而无极，此之谓太极，读者其深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