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 多数与少数

    （一）

    西方言民权，人人平等，故唯多数为贵。然人性终喜于多数中特出为少数。如何乃为特出？自多数言之，最易见者为财富。人拥十万百万，我独千万，斯为特出矣。故商人谋财富，其意亦并不仅为身家图享受。称为富翁，便见特出，心自喜悦。然其评价标准则终在群众之多数，此亦不可否认。

    财力之上复有武力。一将功成万骨枯，则武力亦当仗多数。罗马武力震耀，环地中海欧亚非三洲，无不慑伏。雄心之满足，犹胜于希腊之富商，斯亦足以自豪。然其评价标准，则仍在多数之群众。西方近代之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乃胥由古希腊罗马之旧传统来。

    不仅如此，荷马为史诗，评定其价值者，乃为其沿途四围之听众。使无此听众，荷马亦何由成名。雅典市区有剧场，每一剧之演出，亦仗观众而成名。即至近代，莎士比亚不知其究为何人，然一剧登台，观者累月盈年而不衰，斯即成名矣。其评价标准亦在多数观众，不在作剧者之一己。其他文学，亦多以畅销书成名。

    文学然，艺术亦然。近世西方画家必开画展，竞售一空，斯即成名矣。法国近代大画家毕加索言，我画之价值不在我所画，而在我画上之题名。人尊其名，即画价高昂。其评价之标准，仍在外面多数，不在内之一己。则文学艺术亦尽如一商品，必入市场，乃有价值可言。西方人重多数，则其趋势必如此。而人性之喜于群众中求表现，其例犹不止此。

    古希腊即有奥林匹克运动会，古罗马有斗兽场，直至近代，种种竞技比赛，尤层出无穷。于是有拳王争霸赛，两人拳击，事何足贵，贵在有万千之观众。然使一出拳，对方即倒地不起，斯亦不足观。故拳王相击，往往双方不相上下，历十数回合，仅以分数定高下，此则拳逢敌手，愈紧张愈动看。实则一两分上下所差无几，而拳王之荣座，即在此十数回合中之一两分上。既得名，又得利，人生无上光荣即在此。然一过三十，则务求急流勇退，又岂能终其生登拳王宝座而不退者。然则人生价值，岂真在此三十年前之刹那间乎。但多数群众喜观此刹那间，则价值亦即在此刹那间。

    拳王之外，有歌王。歌之为技，岂论胜负。而歌王之得名，终亦定于多数之听者。入场券可稽，券多售即获利多，享名大，歌王之名亦定。然多数听众之兴趣则易变，惯听则厌，骤听则觉新奇。别有哗众取宠者出，而歌王宝座亦易位。故歌王亦常有后生新秀起而代兴者。凡西方之喜新喜变，乃多以博取群众多数一时兴趣为主要条件。

    赛拳赛歌之外，又如赛马赛车。群马奔驰，众所乐观。其到达终点，仅一头之差，而胜负定。赛车亦多争在分秒间。其他各种竞赛，胜负之分亦甚微。亦有赛程已毕，胜负不分，乃延长若干时，甲队得一分，乙队即告负。果使再延长，焉知乙队不转增一分。要之，胜负多暂定于侥幸，具何价值，又当别论。人生如儿戏，富强岂即人生真价值所在。赛拳、赛马、赛球、赛车，循至如登高山，游大海，空中飞行，饮啤酒，吃生蚝，吸鼻烟，人生一切事皆可赛。然果能化世界各大都市尽成为大运动场，化世界第三次大战为一奥林匹克大会，岂非西方文化之终极理想所在，人类莫大幸运之所系乎？

    唯人生即过分崇尚多数，终亦不免轻忽少数。而少数则诚有杰出于多数者。在古希腊之雅典，即有苏格拉底在街道上宣讲哲理，遂以招忌，竟入狱判死。岂能亦如唱诗演戏，仅供大众之娱乐。罗马统治之下，耶稣渔村论道，信徒十三人，终亦与两盗犯同上十字架。其徒转入罗马城，潜为地下活动，听众愈多，信徒日增，上撼帝国政府，皇帝亦转信其教。信耶稣，抑信地下群众？自少数转而为多数，其形势乃大变。罗马帝国崩溃，罗马城独有教皇递传弗绝，以迄于今。教皇非即耶稣，乃为群众多数所仰望，遂为不可侮。非耶稣教言不可侮，乃多数信徒之势力不可侮而已。耶稣言，凯撒之事由凯撒管，耶稣不与凯撒争。教会中拥戴一教皇，斯则宗教亦凯撒化，而于是有政教之相争。西方中古时期以下之一部政教相争史，其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之种种相争，有其异，亦有其同。要之，其同属西方文化传统，则迄今无变。

    政治本为大群中少数人之事，革命则为下层多数与上层少数争。英法两国皇帝皆上断头台，亦如苏格拉底之下狱判死罪，耶稣之上十字架，不论其间相异处，实同是多数得意，少数被压制。今日已为民主政治，少数政治人物皆受多数拥戴而起。然美国大总统任期四年，期满需再选，连选得连任，亦仅两次八年而止。非遇国家有大事变，多数急切感有需要，则不易竞选第三任。英国首相无任期，一旦国会中多数投不信任票，唯有解散国会改选。果改选后，仍不获多数信任，则唯有退职一途。多数则总喜变换一局面，一新耳目，或无理由可言。如邱吉尔在英国，当世界第二次大战时，厥功甚伟，战事方毕，即不获再当选。非邱吉尔更无连任之价值，亦当时多数人心之喜变而已。

    故言民主政治，必兼言法治。其所谓法，亦以保护多数，抑压少数。即一国行政首长，亦称曰公仆，其他政治人物，亦同为仆可知。麦克阿瑟不失为近代军人中一杰出人物，当南北韩战争时，始终不敢轰炸鸭绿江大桥，乃遵杜鲁门总统之禁令。然仍不免阵前撤职，以一老兵资格返国，深受纽约数十万市民之欢迎。要之，其奉命守法，亦当为被欢迎之一条件。又英国分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三部分，美国自十三州扩大至五十一州，各自分裂，并不受中央严格之统制。可见民主政治终为一柔性的平弱政治，非为一刚性的强硬政治。其上层之统治权，必日削日缩，而其下层之选举及议会表决权，则日扩日大。尤其罢工潮，风起云涌。更如美国早期之黑奴，转升为选民，亦同为美国之主人翁。在被歧视之心理下，既缺乏适当之教育，而生齿日繁，救济金日益增，选举权亦日益普及，今已有黑人竞选副总统，不久将来或可有黑人总统出现。黑白人多少数之消长，亦堪为美国当前一隐忧。

    至于一辈大学名教授名学者，自属人群中之少数，乃都绝不抱政治野心，躲避一旁，理乱不知，黜陟不闻，此亦受多数之抑制。参加竞选，恐绝不为多数所拥戴。至于辞世而去，沦为一陈死人，其为群众大多数所忽视，更不待论。故西方史学最为后起，亦受此崇尚多数之心理影响使然。

    转论中国则大不然。中国人崇尚少数。前人之称述于后世者，则尤属少数中之少数，乃尤受国人之崇尚。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以此语之西方人，将难获赞同。即中国多数人，亦难了其深意。故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知我者其天乎。”又曰：“莫患不己知，求为可知。”此亦决不求为群众多数人所知，即求之少数人，亦非必相知，则唯有期于上天之知。故孔子三十而立，即求超乎此群众多数而自立。四十而不惑，即不再惑于群众多数。五十而知天命，则知己之所立，乃受命于天，非多数人可知，其意亦甚明矣。此意即道家亦言之。故曰：“知我者稀，斯在我者贵。”唯儒道两家并为后世所尊，则中国文化传统崇尚少数，亦据可知矣。

    以言文学。古诗三百首，雅颂施于宗庙朝廷，其为上层少数中人作，亦流传于上层少数间，可弗论。即十五国风，有出自里闾民间者，然经列国君卿大夫采录润色，亦流行在上层，不再属多数。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游夏乃孔门文学之徒，游夏尚然，其他可知。及汉代司马迁继孔子春秋作为史记，乃曰：“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则其不求人知之意，亦昭然若揭矣。

    以言音乐。伯牙之知音，亦仅钟子期一人，下里巴人绝不能与阳春白雪同类等视。则文学艺术之一切评价，绝不在多数亦可知。汉代有司马相如，以辞赋擅盛名，扬子云效之，亦名闻当时。久而悔之，曰：“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乃效论语为法言，又效周易为太玄。其友笑之曰，太玄人莫晓，当以覆酱瓿耳。扬子云曰，无害，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扬子云之见重于后世，乃更胜于司马相如。但孔子则曰：“知我者其天乎。”大圣人大文学家，品格高下，此亦其一端。

    孔子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之学乃贵纳己于道。道者，人生大道，古今上下尽人当然。则乃贵其最多数之同然，此必求之最少数。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则人生为人，果为少数，尚有快乐可寻，亦有意义价值可言。果必为多数，则将无言可立，亦无德可成。孔子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不仕无义。”出仕亦行义，治平为多数，亦即己之大德。张横渠言：“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而岂多少数财富权力之足计。依仗外力，亦绝非中国人所谓之为人。

    初唐诗人陈子昂有诗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此乃中国大文学家之志气。前之作家已作古，后之作家未出世，当我此生，多数群众谁欤知我。则天地悠悠，唯有抱一怆然独立之感而已。人生最少数为一己，中国人生大道，其最所宝贵者，亦即在此一己。韩昌黎倡为古文，亦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又曰：“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当其生，来从学者，不过三四人。下历两三百年，北宋欧阳修起，而古文始大行。是欧阳修乃始为韩愈之伯乐。苟使对韩欧间一番情意不认识不同情，则何从来读一部中国文学史。

    南宋诗人陆放翁又有诗曰：“斜阳衰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千古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此负鼓盲翁之来此村庄唱说蔡中郎故事，有似于古希腊荷马之唱史诗。其所唱亦赵五娘张老爹之流，心存讽劝，有裨教化，较之荷马之仅唱恋爱战争神话以博众欢者有不同。然蔡伯喈何尝有此故事。放翁亦南宋一文学家，心存好古，情切求真。而村人所喜，此千载以上之往事，又何从去管其是非。

    元代之剧曲，有明之说部，接踵迭起。此等弹词戏曲小说，始与西方文学依稀仿佛可相比拟。然在中国文学史中，此等终视为稗官，为闲书，仅供群众一时之消遣与娱乐，不得与上乘正统文学为伍。金圣叹放诞高论，乃以西厢记水浒传与骚庄马杜同列为才子书，但亦未为后人所遵奉。近代国人则竞慕西化，遂喜捧西厢记水浒传，认为如此始是真文学。群斥中国文学正统如骚庄马，谓其是古文，是死文学，是封建文学贵族文学，不得与近代之白话文学、活文学、平民文学、社会文学相提并论。其间乃可见中西文化传统一大分别，一尚多数，一尚少数。最多亦只能说是各有得失，乌得谓在彼者尽是，在此者尽非。

    政治亦然。人群中必有智愚贤不肖之分，愚不肖常占多数，贤智常占少数。中国提倡贤人政治，贤人乃可代表群众民意之深处，多数则仅能代表民意之浅处，即有贤人政府，则不须再求崇尚多数之民主政治。中国人言天赋人性，不言天赋人权。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忠信属天性，平等相近。唯人文社会须有学，学有广狭深浅。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是非得失又岂得以多少数为定。故又曰：“贤钧从众。”在少数贤人中而有意见相歧，则始从其多数。实乃少数中之更少数。

    道家尚自然，但亦不讳言少数。少数中有孔子，亦可有盗跖。道家乃以孔子与盗跖并举，而曰：“圣人不死，则大盗不止。”但其自修为人则仍贵为一少数，不贵取法于多数。故道家言政治领袖亦仍言圣人，则其尊少数可知。儒家主性善论，认为社会中出一孔子自可减少盗跖之产生。孔子之告季孙氏曰：“子为政，焉用杀。”则孔子不诛少正卯可知。故政治重教化，重领导，不贵仗法律制裁。孔子又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人群中能无讼，则又何大盗之有。此乃儒家思想。至于荀子主性恶，韩非出其门，乃兼道家言而转主法治。然韩非亦崇尚少数，与西方人所言法治仍不同。故自中国传统文化言，则韩非不如老子，而老子犹不如孔子，其间自有一衡量标准。自近代国人论之，乃唯韩非是尚。

    中国人言政治尚少数，主尊君。君乃一国政治之元首，尤少数中之少数。然君亦有道，苟失其道，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又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若以今日西方观念言，则民权为上，神权次之，君权尤其下。中国人则言天生民而立之君，政治乃为民众而有，少数亦为多数而有，而多数则当尊少数，民亦当尊君。不仅尊君，即臣亦当尊。孔子唯慕效周公，出仕为臣，非欲为君。若人各求为君，则启争道。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射乃中国一礼，礼贵让，不贵争。中国言礼治，不言法治，亦贵让，不贵争。从政为臣如伊尹、周公、孔子，皆尊君。无意为君，非无意行道。自秦以下，一部中国政治史，慕为伊尹、周公、孔子者何限。而近代国人，又必讥斥之谓儒家仅有意为一官僚，为专制君主撑腰助势，曾不闻西方民主政治之美意。如此言之，则中国自民国以前所未闻于西方者多矣，自黄帝、尧、舜以来，四千年全部中国政治史，岂不尽成一片黑暗。

    少数人之可贵在其能。心在大众，能为大众谋，能领导大众共趋一大道，而志不在为小己个人谋。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孟子曰：“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范仲淹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亦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故此少数人，乃能代表多数。中国社会士、农、工、商，士最少数，而居四民之首。士希贤，贤希圣，圣贤则士中之尤少数。此与西方崇尚多数民权社会大不同。社会不同，斯政治亦不同。此意在近代，唯孙中山先生知之。五权宪法中，有考试权与监察权。中国考试由察举来，察举、考试两权皆操在上层从政者之少数，不操之在下层社会之多数。察举、考试之用意在选贤与能，果使多数人来负此选贤与能之责，则其事当不易胜任。中山先生言，一大学教授与一洋车夫出街竞选，此大学教授恐难当选。故在五权中，特设考试权。不仅被选人应先由考试通过资格，即选举人亦然。显与天赋人权，人人平等之说法，大相违异。故西方民主政治必尚普选，而五权宪法中之考试权则对选权加以严格之限制。

    又中山先生似不主有党。彼谓国民党即是革命党。此意乃谓在革命时应有党，一俟革命成功，经军政训政而至宪政阶段，则不须再有党。在民主宪政完成后，须多党，抑两党，抑一党专政，中山先生都不言及。果经严格考试，选举已成少数人事，君子群而不党，又何必分党以争。

    五权中于立法权外，又增监察权。自中国政治史言，监察权无所不及，立法行政一切均应不断在被监察中。唐代中书省偏近立法，门下省即偏近监察，而尚书省则偏近行政。上推汉代，宰相偏近立法，九卿偏近行政，而御史大夫即偏近监察。在中国人观念中，立法、行政、监察当分三大部，司法则只在行政中占一部分，远不能与监察相比。唯立法与行政，则其事甚难显然划分。西方国会，实是一审议机关，最先唯租税一项必付审议，此下凡须经审议者，皆由宪法规定，则何得目此为立法机关。如美国之总统与英国之首相，凡负全国行政首长之权位者，岂不已兼立法与行政两权而有之。如美国总统卡特，废止承认“中华民国”，改与共产政权建交，此非一种绝大之立法事项乎？然其权在总统，不在国会。国会仅负审议之权，而仍不能不承认此一立法之有效。建交如此，宣战亦如此。其权皆在政府。国会之权，则甚有限。

    西方政治上之有国会，亦仅对政府有其一种审议权而止。国会代表民众，显然为民众多数监督政府少数之一机构。而在中国，则立法、行政、监察三权，胥由政府分别担任。唯设官分职，职与位有其不同而已。君亦一位，唯君若无职，故在历代职官表中不列君。而立法、行政、监察诸权，亦皆不在君职之内，则君仅乃一虚位。故曰：“尧舜之有天下，而若无与焉，民莫得而称之。”尧舜即悬为中国君道之楷模，后世中国贤臣莫不盼其君之为尧舜，则亦望其主持大计，不实际多参预政事而已。但中国人乃绝不倡言虚君，为君者亦得预闻政事，然政府一切立法、行政、监察诸项，则皆有分职，为君者不得越位而侵之。汉有宰相，有大司马，有御史大夫，有九卿。唐有中书省、门下省，与尚书省之六部。各有职责。又有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则中国自秦以下，不近于西方之虚君制，即近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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