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 公私与厚薄

坐轮船，舱位分上、中、下三等。乘火车亦然。甚至搭飞机，亦无不然。则西方人之等级观，乃在物，不在人。坐上等位，其人即属上等。坐下等位，则其人即属下等。则岂非人之上下之分，即分在其拥有之财富与地位权力之大小上？故富贵即属上等，人如此，国亦然。所以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出现，一若乃天地间一大公至正之道。但反而求之人人之私心，其何能安。

    即西方之有宗教亦然。必选一教皇，亦尚位不尚德。若谓乃由大群公选贤德以登此位，则岂得谓德贵公认，不贵私修。求公认必趋于伪而薄，务私修乃跻于诚而厚。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今日世界风气，则竞求人知，又必求广众大群多数人知之，其诚与厚，则不可再论。然则从宗教之弘扬，商业之广告，以及政治之宣传上来求风俗之改移，自无甚深之希望可冀。

    今人但言时势，不言人心。一若时势属之公，人心则属私。但中国古人则谓公由私来，故时势实启自人心。而一二人之心，乃可转移天下。今人则谓必如西方，由广众大群多数人乃可转移天下。进一层言之，乃由物不由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皆由物来，非有物之转移，又何得谓之有转移。今人又好言求变求新，其实在求物变物新，非求人变人新。中国古人则一由人心来转移人心，其间乃有一大不同。故中国社会乃建立于人心上，而西方社会则建立于物力上。果其物力变，则其社会自不得不随而变。故帝国主义可以没落，而资本主义亦可有不景气，乃至于崩溃。故西方社会必趋于变。而中国则积四五千年来，此一民族国家之抟成，可以绵延扩大而终不变。今则人心变，斯其社会自亦变而不复矣。

    然则今日人生大道乃有一要端，即当研究人心何以胜物力。换言之，人心私可以胜物力之公。此因人心有情乃若私，物力无情乃若公。中国人则重情而轻力，西方人乃重力而轻情。知此乃可知公私之为辨。即人可以胜物。最重要者，在使人知此心之属于我内在之私，而物则仅属于我之外在之公。心不变，乃得积而愈厚。物则必变，故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当知吾心所好实在内，不在外。如衣食，如居住，如行路交通，其事皆在外。不仅在心外，并亦在身外。身之一关，最当明辨。身亦一物，身之主乃在身内之心，不在身外之物。此层最为中国古人所尽力明辨，而惜乎今人则不加注意矣。心之所好亦有属物者，举最浅例言之，如咸蛋皮蛋，皆为中国人所好。今则皆变质，更乏佳味。又如中国家庭善作腌菜，每家必制七八瓮，或十几瓮，味绝鲜美可口，今均失传。衣著如绸缎刺绣，今亦尽变不复传。如居住，则中国所最不如西化者，为毛厕。而独胜西化者，乃园林。今则每家必具新式毛厕，而园林之胜则失传，亦见西化之无深趣矣。

    耳目之娱为声色。姑举乐器一项言，琵琶亦外来，然自西汉迄近代，亦历两千年。余幼年尚习闻之，今数十年来，国人皆竞学钢琴或大小提琴，擅弹琵琶者乃较少。是则人心所好之变，其主要关系岂不亦在外。西化属新，尽可喜。旧传则尽可弃。此心已为奴，不为主，亦由此可证矣。更何论于学术思想之高出其上者。明白言之，可谓今日国人内心之所好，已无一己之私，而尽属天下之公。而其将日趋于薄于伪，亦可不待有争矣。

    然则尽今日国人之所为，乃日向于外物，而不求之内心。果可美其名而谓之务公不务私，然实为奴不为主，而仍美其名曰自由，曰平等。今再明白言之，则此乃中国人之平等意志，求与西方人平等，而中国人生之内在价值，则置而不顾。而中国旧风俗则有较西方更为平等者，如父母家产必分传其子，长子则稍优，其他兄弟必平等分配。而西俗则待其父母临死遗嘱，高下有无，漫无定准。然则谁为平等，谁为不平等，又不待辨而可定。

    抑且国人常言中国男女不平等，其实嫁女必备嫁妆，四时之衣装，日常之家具，乃及金珠手饰，视家有无。其女嫁后，毕生使用，可以无忧。而其翁婆丈夫，皆不得顾问。此非法律规定，而系风俗习惯。有嫁女时家境尚佳，而临死时家境已落，诸子所分，乃远不如诸女之嫁妆所得。此又何得谓中国之重男而轻女。自社会新风气渐成，嫁妆一事乃告缺如。而国家法令，乃有出嫁之女亦得分父母遗产之规定。余在大陆时，乃有出嫁女回家争遗产，与诸兄弟争讼上公堂之事。风俗厚薄亦由此见矣。故倘尊西化，必求将一切旧传尽量废止。父母遗产则一依其父母死时之遗嘱。然又岂得当于中国之人心。

    要之，风俗既薄，则人才无望，自非中国古人言全不可信。否则中国前途亦必终自有艰耳。

    今再要而言之，西方人多私，故贵公，乃重于物而轻于人。中国人多公，故贵私，乃厚于人而薄于物。东西文化相异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