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 公私与厚薄

    中国人言社会，首要在其风俗。俗因地而殊，风则随时有变，而风尤重于俗。余少时读曾国藩原才篇，开端即谓：“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谓人才兴于风俗之厚，而风俗厚薄则源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每喜其持义之高，而近百年来国人则少言及此。

    西方小国寡民，地区已狭，疆域不宽。一国之内，风俗可以无相异。故其言社会，乃不重言风俗。即如英伦三岛，有英格兰，有苏格兰，有爱尔兰，风俗各异，但亦无大相殊，习以为常，不再重视。如何移风易俗，西方人似少措意及此。此亦中西文化相歧一要端。故风俗厚薄之辨，西方亦无之。商业重广告宣传，务向外不向内。弘扬宗教亦重向外。政治则多结党羽，亦主向外。专重外则方向多而内容变，其心不安不定，不能积，亦不厚。亦可谓之为无情。中国人则事事必求向内，一心一意，贵其情厚。

    尝闻民初北京大学聘马一浮任教，一浮以“礼有来学无往教”七字拒之。一时群讥以为不合时宜。其实中国传统学风正如此，乃尊师重道之礼。近代则以教育为职业，宜其不相合。佛教东来，中国高僧率隐居深山僻寺中。行脚僧可以持钵沿门乞食，但非沿门宣教。此则仍是中国风气。至于政治更少宣传。即观历代帝皇诏令可知。中国各种文体，唯诏令最贵简要，不主繁文浮辞，倘诏令不厌详读，则必增群下之轻视与反感，更又何可宣传。此亦见中国风气之一端。

    中国人移风易俗，主要枢机在一二人之心，更要者，其心若只为己不为人。果行育德，是谓修养。换言之，若只为私不为公，而人自向往，风俗亦自见转移。即以学术思想言，先秦诸子中，儒、墨、道三家最大。墨家似乎重向外，重宣传，而墨家终于最不传。庄老道家最尚隐，最不重宣传，而在诸子百家中，除儒家外，其传乃最广最久。儒家居墨、道之中间，即所谓有来学无往教者，而其传乃最大。即观其传授方术之不同，亦可征其内容之有异矣。

    儒家言孝弟，岂非仅一身一家之私。然人心所同，至私即大公，故曰：“孝弟为仁之本。”中国人言德，必据私言。行其德，感其德，皆在私。非私不成德，德之厚，即易得人心之同情。墨家主兼爱，视人之父若其父，同视天下为一家，岂不大公无私。然必分而薄。故无私即无公，舍其私而为公，转不易得公众之同情。故墨家虽明辨畅论，而践履笃实，又党徒团结，自鸣以大义，其宣教之人，远胜于西方之耶稣，但不三百年，战国末即衰。杨朱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为。有私无公，则不得谓之成德。人自为我，似亦人心所同大公之道。人孰不爱其私，于是有人谓杨朱近仁，墨翟近义。或则谓杨朱近义，而墨翟则近仁。要之，杨墨之言盈天下。孟子则曰：“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我即是私，同此私则成为公，但须一二人之成其德。杨朱为我之教，则非成德之教。儒家教成德，乃始有移风易俗之效，则在其能即私以为公之教。孔子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是也。

    至于在位行政，居上以临下，地位不同，则凡其所言必当属于公。而无可疑拒于在下者之各可有其私。但为政者之言，既必出于公，乃最不易得在下者之信。中国之居政者明乎此，故凡其所言，每不据政治职位言，乃常本儒道教化言，即言必出于道，而不本于权，以明凡所言之不出于我私，而尽为公。而今国人则讥之，谓其借孔子之道，以申其专制之权。则试问为君者终将如何以为言，而所言之必求得在下者之信而有其效乎？明乎此，则可谓中国传统政治，乃一儒道政治。为君王者，亦多知其道。为天下之公，即亦保其君王之私。故通读中国历代帝王诏旨，自得其用意深厚之所在。当知帝王诏旨，亦非出帝王之亲笔，必慎选一代名儒以掌此大任，所以得有此成绩。但如雍正御批等，则又当别论。此非兼通史学、文学之士，难与详言。

    当前社会风气日趋颓败，而一应学术机关，则尽归政治统治，于是移风易俗，乃亦责归政府。然除法令外，政府又何能别有措施。又有报章电视等，广肆宣传。然此等功用乃在诱引人之欲望，否则激发人之怨愤。生事则易，移心则难。故民主自由，仅用法治。而移风易俗，则非其所能。中国人所重，又岂当前西化时代之所能有。

    当前时代人心，可称有两大端，一曰要人穷，一曰要人死。如商业求富，岂非要人穷。国防求强，岂非要人死。而科技综其枢。科技仅以对物，今人则称之曰客观，一若其学至公无私。其实仅对物，此无私即无情。故无私之公，较之借公济私，为害更大。中国人重言德，德必据于私，而即私以为公，其事乃诚，其心则厚。社会风俗求其诚而厚，而不求其伪而薄。一切人才当由此分。

    故中国人必言人品，诚而厚者其品高，伪而薄者其品低。西方人无人品观念，唯有法律观念，法律之前一切平等。但坐轮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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