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 风气与潮流

涌。少数主持领导，有同情心，有感召力，乃为大众所归往，始成一理想之风气。中国社会风气之堪贵乃在此。现代西方虽科学昌明，而宗教则依然尚在。彼中有殷忧其文化之没落者，亦唯以复兴宗教为念。可见人类社会不能专尚科学与物质文明立国，即西方人，亦自知之。

    近代中国，则唯有一孙中山先生，堪当少数中之尤少数。其倡三民主义首民族，次及民权。民权当由民族来，非团集多数人，即得成为民。而民族精神其深厚基础，则保存于少数，亦唯递禅阐扬于少数。故中山先生有知难行易之论。不知不觉而行易者属多数，后知后觉已属少数，而先知先觉则更少数中之尤少数。故中山先生之革命过程亦分三阶段，一曰军政时期，次曰训政时期，最后始曰宪政时期。中山先生所理想之宪政，实必由民族传统文化之精神来，当称之曰民族宪政，既非向外袭取，亦非多数能创。故中山先生心意中之国民代表，不仅被选举者当先经考试，即操有选举权者，亦必先经考试。此等主张，今日国人皆不敢明白称引。何者，西方论政重多数，潮流所趋，既不深知，自难违抗耳。

    今日国人，观其体肤毛发，则俨然仍是炎黄嫡系。论其心情好恶，则尽归现代化。其实今日国人之所谓现代化，即属西化。就历史实况言，中国五千年来，非不时时有其现代化。孔子即周公之现代化。中山先生在近代，亦即周孔之现代化。现代化贵能化其自我，而非化于他人。故中国宜有中国之现代化，而非即中国之西化。如今日国人之所谓现代化，则不过为时代潮流冲卷而去之一较好名词而已。故中国之古人，即吾侪之祖宗，则必加鄙弃。中国之后生，即前代之子孙，则首贵留学。行易则在中国，知难则付之外洋。故中山先生其人，则必比拟之于华盛顿。其所创之三民主义，亦必比附之于林肯之民有、民治、民享，乃始有其意义与价值。

    中国人言道统治统，必曰“作之君，作之师”。并不期望之于人人。中国人言政治，必归之选贤与能。而其选举权，则下不操于民众，上不操于帝王政治领袖，而别有其客观之规章与职位。中国人言生活，亦不专为物质生活与私人享受。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其言明白具在，亦岂林肯之民享一项可相比拟。

    孔子不得中行而与之，则曰：“必也狂狷乎。”则又曰：“过我门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今日国人，就其在中国社会言，则崇洋排己，有似于狂狷。就其在外国社会言，则舍己从人，皆为一乡愿。唯为洋乡愿，国人仍所崇重。故当前之中国社会，实已变成一洋社会。其名犹是一中国，其形象则全成一洋象，较之蒙古满清入主时，可谓已天壤相别。此诚时代潮流之所迫，又何风气可言。潮流乃外在一种力量，风气则成自内在之德性，由我为主，非在外力量之所能操纵。但德性出于共同之天赋，实属多数。而权力则必掌于少数人之手。故中国传统实为真重多数，此又难于以名言分析之。

    孟子曰：“经正则庶民兴。”经者，正常大道，乃树人立国之大本所在。此非多数所能知，然多数亦必由知以行。故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不可，非不欲。顾亭林亦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责亦在少数，非每一匹夫尽能负其责。苟欲负其责，则必学顾亭林、范文正，乃知周孔之为人。如演平剧，一跑龙套一打鼓手，同需负责，但谭鑫培、梅兰芳则仍需深厚培养。今必求每一匹夫之同负其责，则宜天下之日趋于亡而不可救。

    经不正，民何由？奉公有贪污，居恒恣奢淫，此乃一种歪风秽气，为国法所不容，刑律所当先。若欲正人心，兴风气，首必及此。然正本清源则别有在，当求之于正常之大道。唯此乃我国人之旧观念，旧信仰，又为当前之时代潮流所不容。不知今日国人贤者，其终何去何从。国人今方讨论改革社会风气，漫谈及此，以供贤者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