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 自然与人为

    近人率称西方近代科学为自然科学，其实西方近代科学主要在反抗自然，战胜自然，征服自然，乃一极不自然之手段。如自来水，大城市中皆填塞河道，另装水管，即三四十层高楼皆可输送上达。显属人为，绝非自然。电灯发明，经千次以上之试验始成，至今转夜为昼，通宵达旦，光明照射，亦出人为，非自然。自有电灯与自来水，乃有现代之大都市。此亦出人为，非自然，更可知。

    又西方自罗马时代即有喷水池，至今各地林园，几乎到处皆有。中国则筑石为假山，如元代苏州有狮子林，至今尚迄立如旧，尤为奇特。假山较近自然，喷水池则显见人为，以此为例，可谓其余皆然。

    深论之，人为必本于自然，而自然中亦必演生出人为，两者不能严格划分，然终不免于有轻重之偏。东方偏自然，西方偏人为，此乃双方文化一相歧。姑就气候历法言，地球绕日运行，同此自然，同此岁月。而计时计月计岁，则可有不同。西方用阳历，一年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年年如此，每年只有一天之差，此即显见其重人为之迹象。中国用阴历，一年亦分十二月，但以空中月光为准，月圆为一月之中。其他如上弦、下弦、晦、朔，皆以月光定，其与自然若更亲切。唯分年有闰月，则稍似不自然。

    中国最先有夏历，其次有殷历周历，岁首相差各一月，但同为阴历。孔子曰：“行夏之时。”以春夏秋冬四时言，则夏历更自然。殷历以十二月为岁首，周历以十一月为岁首，皆在冬，不在春。冬春夏秋则为不自然。故孔子主用夏时。以太阳之运行论，日南至宜为一岁之首。中国人亦言冬至夜大过年夜。兼顾季节及农事，则夏历岁首若最为自然。西俗又特重耶诞，虽与冬至相近，然其重人为不尚自然之意，则更显。

    又中国分二十四节气，亦最重自然。以三月三为上巳，五月五为端午，六月六为浴佛，七月七为牵牛织女两星相会，八月十五为中秋，九月九为重阳，则因农村人事辛劳，故多择春秋佳日，供其休息娱乐。而配以端午重阳等名词，则若人事必追随于自然，而又必附会之以历代人文故事，则若休闲娱乐之更富自然性。西方城市工商之寻求休闲，从事娱乐，假宗教之名，七日得一假日。又增周末，则每七日得两日假。此等规定，亦显属人为，非自然。中国则五日旬日一休沐，亦似较近自然。

    推此言之，一尚自然，一尚人为，事无大小深浅，到处可见。如文学，中国人谓诗言志。人心有志，出言成诗，此亦一自然。西方如荷马史诗，沿途歌唱，博求听众，事同商业，则属人为。故其题材多恋爱战争神话冒险等外在故事，而张皇夸大，耸动听闻，则更见为不自然。神话为玄古人类之自然所有，但亦可张皇夸大，离情离理，失其自然。

    中国古诗三百首，亦有恋爱战争神话，但一出于自然。如“期我于沫之上矣”，此亦言恋爱，然仅止于此。又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征人远戍，有涉战争，然亦仅止于此。生民之诗，“履帝武敏歆”，此明是神话，然亦仅此而止，更不张皇夸大。周公、孔子以后，神话渐消。墨子言天志，庄老言自然，皆无神话成分。屈原离骚始有之。但离骚乃忠君爱国之辞，神话非所重。近人乃从诗骚中，挑出其神话成分，亦可得数十百条，拟之西方，则如小巫见大巫，不相伦类。

    汉魏以下，诗体大变。孔雀东南飞、木兰从军，皆如小说，可以演成戏剧。然后来此等诗体绝少。孔雀东南飞本言爱情，木兰诗本言战争，而两诗叙述，则皆偏重在家庭伦理方面。此可征中国诗之特性，亦即中国民族特性、文化特性之所在。

    唐诗有：“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又有：“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此两诗亦兼涉战争与恋爱，而吐词含蓄，乃深入人心，传诵不辍。若亦小说化戏剧化，则事变感人转不如性情感人之深切。中国诗特性正在此。近代国人乃谓中国诗文不昌言恋爱战争，为封建礼法所限，认为其不自由不自然。不知恋爱战争特草昧时期之自然。发乎情，止乎礼义，不务战争，乃进入人文时期之自然。人类之从自然进入人文，乃人类一大自由，进化一大自然。又安得以恋爱与战争为人生终极之止境。

    西方自史诗外，又有小说、戏剧，皆主恋爱战争，力求张皇夸大。于恋爱战争外，又有神话武侠冒险侦探等。但真实人生中，此等事极少见。乃又有创为写实体之文学。而写实终非写实，仍必张皇夸大，否则无以刺激人，广号召，即不成为文学。故西方文学终属人为，非属自然，亦宜可知。

    中国人言目击道存。张皇夸大非可目击，即失真非道。中国文学则贵能抒情写意。人生情意无穷，然人同此心，则亦同此情意。人能深入此大同中，独自抒写，迥异寻常，此乃是文学家大本领大手笔。故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此妙手之偶得，乃始为文学家能事所在。但非深入自然，则亦无可有此偶得。故中国文学不重在外面事务之描写，而小说戏剧乃不得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唐人元微之有会真记，乃当时言情写实一小品，不能跻于文学之上乘。元代乃有西厢记，始成小说，可演为剧本。实则从会真记来，一如搜孤救孤之从史记赵世家来。此皆张皇夸大，而近代国人则必认此等乃始为中国之新文学。明代又有西游记，始近似于西方之神怪小说。但元明兴起之小说剧本，皆非中国文学之正统，在中国文学史上乃后起一旁枝。近人乃必崇奉此等作品，认为到此中国乃有真文学之影子出现。而认为以前文学皆死文学，必如此乃始是活文学。不知在人生中，事变皆易死去，情意则可长存。中国文学重情义不重事变，正亦常求其能成为一种活文学。此则近代国人或尚未深知之。

    人类思想亦即人生一自然。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孔子梦见周公，则日必思之。孔子又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自称好学，则绝非学而不思。孔子之于学于问于思三者，乃相互融洽会通一体。下及墨翟、庄周诸人皆然。思必见于行，行必本于思，行与思同归一体，故不得单独称孔子、墨翟、庄周诸人为一思想家。要之，学问思想行为三位一体，齐头并进，中国学者则皆然。专务思想，此唯西方哲学家为然。此亦先有一番张皇夸大之心情寓其间，乃以思想为人生一项最大学问，终身以之。而其与当身当代之日常人生亲切行事反不顾及。于是西方之哲学与文学乃同为专门，同出人为，于人生中之学问行为转多不自然处。中国人从事学问，皆从其当身当代日常人生亲切行事之实际需要，有情意，有思想，一本自然，而不加以人为之过分张皇与夸大。故在中国学术史上，多通人，少专家。不仅无哲学家，亦可谓无思想家。张横渠著正蒙，程明道犹言其乃苦思力索所致，非自然所得。西方则好言创造，力求自我表现，必别标一格，以求异于他人。此又中国尚自然，西方务人为之一例。

    故倘谓一部中国思想史，古今几千年来，先后相承，只就前人所认几项大题目大纲领上，不断推阐体认，极单纯，但亦多变化，如一老树，冬季枝叶凋零，而根干依然。西方则如杂树丛生，虽亦蒙密郁勃，然无巨干大本，不能有老树之参天。又譬之水，中国如长江大河，众流汇归。西方则不择地而出，各成断港绝潢，即有大湖巨泽，亦无朝宗于海之大观。即譬之史乘，中国古代封建上有一中央政府，西方封建则各拥一堡垒而止。故西方学术思想，于哲学外，仍得有宗教。中国则无哲学亦无宗教。近代国人讥中国如一盘散沙，守旧，不进步。但趋新尚异，只是花样多，未必是进步。中国人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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