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 风气与潮流

    风气二字乃一旧观念、旧名词，为中国人向所重视。近代国人竞尚西化，好言潮流。潮流二字是一新观念、新名词，为中国古书中所未有。此两名词同指一种社会力量，有转移性，变动不居。唯潮流乃指外来力量，具冲击性，扫荡性，不易违逆，不易反抗，唯有追随，与之俱往。而风气则生自内部，具温和性，更具生命性，自发自主，自有其一番内在精神，不受外力转移。然则吾今日中国社会，如何能适应外来潮流，而不随以俱去，犹能善保其生命内力，与固有的独立精神，使风气与潮流得相与引生而长。实为当前最宜看重之一要点。

    中国古人言风气，请举孔子为例。论语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孔子生在两千五百年前封建社会尚未崩溃之时，其言君子，指在上层贵族言。其言小人，指在下层平民言。而其主要则在德字。德指人之德性，为人人所同具。孔子言，在上君子之德性如一阵风，在下平民之德性如一丛草。风东来，则草西偃。风西来，则草东偃。社会风气之易成易变有如此。

    孔子又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可见转移社会风气，主要不在其上层之政治与刑法。政治、刑法虽是一种力量，但此力量可求避免，而不生愧耻心。于其心可无所转移。故政治与刑法之力实有限。唯能以在上位者之德性为领导，而具体化，成为一种上下彼我共行之礼，则受者内心自生感动。不够此标格，会自生一种愧耻心。能不别加限制而自生限制，不别加压迫而自感压迫，自能到达此标格。

    故中国人言政，不重法治，重礼治。此为中国文化自古相传一特性，历两千五百年而不变。西方社会中稍具此力量而与中国略相似者，则为宗教。不尚权力，更不待刑法，进教堂唱诗膜拜，有似中国之礼乐。而耶稣之十字架精神，亦可谓尚德不尚力。其所表现之力，乃出自耶稣内心之德。耶教传布亦近二千年，遍及欧洲全社会，此亦一种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信教者自有一种有耻且格之风。其力量不仗政治，不仗刑律，可勿论。所异者，西方政教分，中国则政教合。而宗教所最后归宿则仍为上帝之力，而非耶稣之德。中国则崇尚人类共同之德性，虽曰赋之自天，但所重近在人，不远在天。在中国文化中，并未产生宗教，然亦同具一种信仰。唯其信仰之主要目标，则在人之德性。即在上位者亦无以自外。故其精神有与宗教相异而实同之处。孔子虽非教主，而永尊为至圣先师，其一种德性教育之力量，实即近似一种宗教力量。

    中国人言风教，言风化，社会风气乃由一种教化来。注意及此乃能来研究中国之社会史。晚清曾文正有原才篇，开首即曰：“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人才自社会善良风俗培育而成，而善良风俗则从其社会中一二人之心之所向来。曾文正所生之社会，距孔子时，已逾两千年，社会形态已大变。而曾文正所言，亦与孔子意无大相异。试以历史事例为证。

    中国政治风气之败坏，莫过于三国时代之曹操与司马懿。社会风气之败坏，则莫过于唐末与五代。宋兴，有胡安定、范文正，而风气复归于正，一时人才辈出，此风气之厚薄非由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何？蒙古入主，有文文山、谢叠山、黄东发、王伯厚。满清入主，有史可法、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政权移于上，而社会风气则坚定于下，依然一中国人之中国社会，无可摇移。此无他，亦由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旷观古今中外，此唯中国始有之。古希腊、古罗马乃及现代之西欧，宜皆不能相比拟。此乃中国文化之特可自傲处，非其他民族所能想望。

    西方重多数，中国重少数。多数尚力，而少数则尚德。以力服人，非心服也。以德服人，乃使人心悦而诚服。不尚德，乃始转而尚力。多数压迫，乃若潮流之汹涌。少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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