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 政与学

革论，亦史而兼子之学。李兆洛亦史而兼子，自成一家言。故称清代乾嘉为经学时期，则断无是处。

    又桐城有姚鼐，上承方苞唱为桐城派古文。方、姚亦非不通经学考据，方氏尤多致力于经。姚氏分学问为义理、考据、辞章三项，辞章必本源于义理，而于考据则有妨。考据烦琐，不能成为辞章。但姚氏亦通考据。而依袭戴震以为言者，则乃谓辞章义理亦皆一本于考据。今谓乾嘉学者长于考据则可，谓其能兼义理、辞章、考据三者而有之则不可。湘乡曾国藩起，方其守制乡居，为团练，平洪杨。然曾氏有意传习桐城，为一古文家。又于义理、考据、辞章外，增经济一门，为儒学四要项。其谓经济，则学而上通于政矣。上自清初晚明遗老，下及乾隆盛世，清儒皆不以学言政。曾氏此番意见诚为清代学术史上一大转变。曾氏又为圣哲画像记，举及清儒，曰顾、秦、姚、王。亦可谓顾亭林、秦惠田以义理、考据而兼经济之用。姚鼐之辞章，亦可兼经济之用，则乾嘉学人知之者少。而曾氏于当时之经学，则仅取二王之训诂，诚可谓特具只眼矣。曾氏又为经史百家杂钞，以补姚氏之古文辞类纂。意谓辞章不背义理，又能兼合经济，则必兼经史百家以为学。如唐宋古文，韩愈欧阳修诸人，岂不皆兼通经史百家，较之方、姚于明代独取归有光，规模恢宏，局度广大。曾氏自言“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诚不愧出蓝之誉矣。

    又戴震同时有章学诚，于戴氏之高抬经学不满意，特论文史与戴分张。唯经史为学，合则兼美，分则两损。章氏贻书钱大昕，期其出为号召。钱氏兼通经史，岂愿造此偏枯之壁垒，遂不置答。而章氏又创分清学为浙东浙西两派，谓浙西为经学，源于亭林，传之戴氏。浙东为史学，源自梨洲，而己承之。顾、黄皆学通经史，岂宁作此分张。又谓浙东史学一本心性，则岂可不通心性，而专以考据为经学。是章氏立言虽有意力纠戴氏之偏，而己亦不免有病，无当于中国学术传统重要精神之所在。

    章氏文史通义，意在矫时尚尊经之风。提倡文史，用心不为不佳。唯中国学术精义，文史与经亦必相通，同本一源。文史通义首卷即论述诸经大义，而独缺春秋一经。盖当时经学本避政治压迫，又少言义理，多言考据。虽非曲学阿世，但亦不敢正学以言。考古不涉时政，可免得罪婴祸，章氏言史学通于时王之吏事，大义则是。但章氏亦未敢昌言时事，亦未能一本于时王吏事以为学。春秋贬诸侯，兼亦贬天子，章氏岂敢有此想。则章氏言史学而讳言春秋，亦仍与同时诸儒以考古治经同病矣。

    时方编修四库，章氏以汉书艺文志及郑樵校雠通义为分类目录之学，此乃治学术史一大纲，较之杜佑通典以及秦惠田五礼通考，途辙自别。章氏论古今学术流变，亦多卓识。其主张学术当供时用，诚亦学术之通义。乃其自为史学，则仅供地方修志，岂不为用已微。此亦时代限之，而章氏不自知。时代与学术互为影响，政治高压在上，学术自无法蓬勃于下。章氏之学，不得畅所发展，在当时亦遂沈霾而不彰。

    乾嘉以下，清政衰于上。道咸继之，学术亦变于下。龚自珍起于浙，魏源起于湘。龚治春秋，魏治尚书，皆经学中之史学。龚主变法，魏主经世。学以上撼政，政亦俯就学。而所谓今文经学，一时乃大盛。但龚、魏皆旁通佛学，不尽在儒学经史之范围。陈澧起于粤，其东塾读书记较遵乾嘉之旧。然两汉之下，继以三国。郑玄之外，继以朱子。虽不主经世变法，而兼经史，融汉宋，义理、考据互为用，而辞章、经济，亦各有其地位。则近似一代之通儒矣。此因澧远去京师，未入仕途，又值晚世政纲已宽，故得然。一部中国学术史，受上层政治压迫，唯蒙古满洲异族统治为甚。而清代犹细切。读清代之作，论其人其学，非另出心眼，不易适当而平允。

    康有为始受学于朱次琦。次琦由宋儒义理而转有意于史，虽一出仕，亦如陈澧，一意在野讲学。康氏则有意从政，采当时通说今文经学春秋大义而昌言变法。章炳麟起于浙，以言革命下狱，与康氏为敌，主古文经学。一保皇，一排满，但两人皆兼通经史。唯康偏经，章偏史，亟于用世，所学皆不深。又皆旁治佛学，于中国学术史，博涉而非精通。刻意开创，不尊传统，此皆两氏之同失。今再推溯，则阮元在浙，设有诂经精舍。其在粤，设有学海堂、广雅书院。康、章两人，皆有闻而兴。阮氏之创学设教，亦非无益于后世。至于康、章之未符理想，使近代中国多入歧途，则国运所系，不知谁之当责矣。

    民国以下，上则政益乱，下则学益衰。胡适幼年留学美国，归而提倡新文化运动。一曰德先生民主，一曰赛先生科学，则唯主西化而已。故于传统旧学，仅有抨击，未有发明。梁启超、梁漱溟随而纠其失。然二梁于旧学皆未有深入，则唯见胡氏之失，亦无以见旧学之真。而五十年来，白话文盛行，学者皆不读旧籍，传统堕地，无可复拾。故在今日而论中西学术之是非得失，则只分新旧。西化则是，传统则非。一言可尽，亦成定论。谁复起而矫之。书不焚，儒不坑，而已成此无可奈何之局面。唯有待伏生之守其文，汉帝之访其业，则不知为何日之事矣。

    今试再言西化。中国政与学合，西方政与学分，此亦中西文化相异一大端。西方古希腊，宁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相传。一城市即一政治之独立，多数选举，早已民主。学术则唯民间一生业。文学、科学、哲学，各自分门，各别谋生，而亦无如孔子、墨子其人之崛起。下及罗马，希腊学人为奴亦为师。耶稣乃犹太人，其教传至罗马，亦主政教分。凯撒事由凯撒管，上帝事始由耶稣管。直至于今不能革。中古封建社会，贵族在堡垒中养骑士，不闻养学人。罗马有教廷，然神圣罗马帝国则仅为一梦想。文艺复兴起于城市，文艺亦在教堂，不在政府。下及现代国家兴起，此乃政治方面事，不关学术。西方现代学校，则皆从教会开始，如英国之牛津、剑桥，即如美国之哈佛、耶鲁皆是。普鲁士始唱国民教育，乃隶属政府。大学教育政府不闻不问，事属宗教，不涉政治。神学外，有医学法律。医以救病，法律则律师为罪人平反，亦在社会下层，不问政治上层。

    民主政治，先以纳税额定选举权。国会最要在讨论税额，乃商人事，非学人事。由国会多数来掌政，由普选来扩张民权，民主政治乃成多数人政治，绝非学人政治。而学校教育渐由宗教转移到科学，益为社会工商业所重视。其政学分之形态，则迄今未有变。学人亦间有对政治有主张，终为少数，不如工商业人有切身利害为多数。学术仅能影响工商业，再由工商业影响政府。在野之学，非与在上之政不相通，而终为间接，不直接，则乌所谓正学以言与曲学以阿世。

    中国政学合。秦汉以下，政治以学术为向导。全体政治人员，自宰相以下，皆出于学。先有察举制，后有考试制，为之作规定。王室在政府之上，乃亦同受学。政治在中国，可称为一种学治，而西方则否。今日国人仅知有西方，一依西方为依归。乃称中国自秦汉以下，为专制政治，从政者皆仰帝皇一人之鼻息，全国人民皆听帝皇一人之奴役。而按诸史乘，则殊不然。小戴礼大学篇，八条目中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乃多数人共同之学，由此扩之益大，探之益深，人群治平大道，亦不外是。其人不能修身、齐家，焉能治国、平天下。然治平大业，则终属少数人之事。选贤与能，亦由少数人任之。

    西方人则修身唯在教堂中，一出教堂，则人各平等，自由进取，不违政府法律，其他不再有修。男女恋爱，结为夫妇，生男育女，即为家。亦可自由离婚，齐家无待学与修。治国另一套，无关身家修齐。外交军事，各成专长，更无平天下可言。故西方之为学，贵专不贵通，贵创造不贵因袭，各成为生一业，不见有共通之道。回视中国传统之学，则百无一当。经学尽可废，史学则专制、封建两语已可定一切。子则思想自由，集则随口白话。不从西方学，复有何途径。今日吾国人心理，大体在是矣。如言学问途径，则唯贵自我创造，不须有师道之传。中西相异，古今亦相异，自无师道之可传。

    今再综以言之。人各有欲，而得其所欲则必在道。但道有在己，有不在己。求富贵，须外在条件，道不尽在己。即如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亦仅少数为富人，多数则仍为工人与小商贩。民主政治亦仅少数得上政治舞台，多数则仍为平民。既不得其所欲，则心不安争不止。中国人所好在孝弟忠信，其道尽在己，有志无不得。大学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在德，齐家在礼，治国平天下之道，亦无外此德与礼。故中国人言学治，即言礼治德治，一以贯之。即人无不得其欲，则又何他道之可言。故政必尊学，而学必求通，此乃中西文化之基本异点，诚不可不为之明白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