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 政与学

    中国自古为一统一大国，政统于上，学统于下。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傅说、伊尹、周公，政在上，而学亦辅之。孔子起，学在下，而政亦尊之。鲁哀公、齐襄公、卫灵公、卫出公，以及陈楚君臣，皆知尊孔子。曾子居费，子夏居西河，同为主政者所尊。墨子尊于天下，与孔子同。齐稷下先生七十人，厚其廪禄，恣其教授，不烦以政，为学官之增设。秦博士官亦七十人，非政职，而得参预政议。汉武帝改为五经博士，主学不主政，亦得参预政议，与秦博士同。汉宣帝欲增公羊博士一席，亦由朝廷公卿与诸博士洽议始定。王莽、刘歆欲增设博士，诸博士皆反抗，虽勉增设，光武中兴，随即罢废。然东汉博士多倚席不讲，在野开门授徒者，则听众四集，其盛远胜于国立之太学。黄巾作乱，相戒勿入郑玄之乡。当时儒生之见重于社会有如此。

    魏晋南北朝，学在门第。魏孝文尤敬学，北周、北齐继之，其风益甚。隋初王通讲学河汾，后世声名远超于魏晋南北朝历代帝王卿相一切政治人物之上。唐代亦设太学，而学者竞趋进士考试，不以列名太学为荣。宋胡瑗苏湖讲学，朝廷取其法为太学规模，并聘胡瑗掌教。王荆公、程伊川任天子师，主师坐讲，天子当立而听。及南宋朱子集儒学大成，虽与伊川先后遭伪学之禁，然下迄元代，其注四书及诗易诸经，定为国家科举取士标准，历明清两代相承不变。

    元代异族入主，一时学者群以不仕为高，而书院遍天下。地方官初到任，必先赴书院听讲学。明承其风，学者不尚仕进。吴康斋、陈白沙身居林野，名高一世。王阳明弟子亦多决意不仕。东林始矫之，勉学者当志在廊庙，不当轻政务不以为重。清政权亦以异族入主。一时学者如顾亭林、李二曲、黄梨洲、王船山、陆桴亭，皆不仕。亭林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匹夫而负天下兴亡之责，非学林莫属。

    故中国人传统观念，学尤在政之上。政当尊学，而学必通政。可则进，不可则退。合则留，不合则去。学者可不仕，但不当学不通政，故必以经史为学。诗、书、春秋，亦经亦史。易言商周之际，亦仍史也。政尚礼治，礼随时变，则礼通于政适于时，礼亦史也。故曰六经皆史。司马迁为史记，即上承董仲舒发明孔子春秋之义，故曰：“通天人之际，明古今之变。”而司马迁以其父议封禅与当时帝王意不合，禀承遗志，作为史记。议礼即议政之大者，封禅之礼，即天人之际。司马迁为此下史学鼻祖。史学即经学，经史一贯，其义如此。

    唐杜佑著通典，典亦礼也。一代之政，即一代之礼，古今一贯。朝代有变，而典礼相通，读杜佑书可知。宋代欧阳修著新五代史，明夷夏之防，最可发明司马迁史学之大义。夷夏之辨，实即天人之际。其为新唐书诸志，则颇符杜佑遗意。司马光与王安石新政不合，一意写为资治通鉴一书。退于政而务于学，政在当世，学则通于后代。中国之学风，乃中国文化传统之大意义所在。纵或学有未合，而为学大体则无逃于此矣。朱子有意为通鉴作纲目。其书由其门人弟子成之。中国学人之志节相承，此亦其一端。

    清代顾亭林日知录，首为经术，次曰治道。考论历代政制得失，以待后有王者取法。此即经史一贯，政学相通，匹夫而负天下兴亡之重任在是矣。黄梨洲写明夷待访录，首指明太祖废相之非。中国历代宰相，自汉武帝用公孙弘，此下遂胥由学者任之。不能正学以言，亦多曲学阿世者。然终不能因噎废食。学人任相，乃中国传统政制一不可废之大纲。待访录又有学校篇，主张当以学校为议政之所，此即古代博士官议政之遗意。梨洲受学于刘蕺山，蕺山讲学上承东林。学校议政，即东林之主张。王船山有读通鉴论、宋论，皆史学。则清初诸大儒，其学皆为经史之学，不得专目以为经学，岂不明显之至。

    经学在明古，史学在通今，皆人生实用之学。唯诸大儒皆不愿在清政权下求实用，故皆立志不仕，而徒托之空言。孔子作春秋，乃天子之事，亦徒托空言而已。自雍正后，文字狱大兴，空言亦所不许。一时学风，遂变而有乾嘉之经学。其实乾嘉亦非尽经学，当时自称为汉学，以示别于宋学。汉儒治经，岂不曰通经致用。则乾嘉经学之致用又何在，此又不可以不论。

    后人论乾嘉经学，率分吴皖两派。皖派当始自江永，其为学则一尊朱子。著书有仪礼经传通解，即上承朱子意为之。亦即会通经史，兼政与学，而可以上承杜佑，唯明白归之一礼字，则上承宋学无疑。又为近思录注，专引朱子言注朱子所纂周、张、二程言，治宋学者必诵此书。则皖学开山乃宋学，更又何疑。戴震幼年亲受学于江永，遭乡里谴责，襆被至京师。以皖学治礼长于天文历算之学，助秦蕙田编五礼通考。此亦通经史，兼政学，较之江永、杜佑书益为博大。而戴震又获交于纪昀，入四库馆，助编四库全书。纪昀实反宋学，观其阅微草堂笔记可知。其时学人反宋乃反清，或主改定科举考试标准。清廷一主元明成规，用朱子书为标准。又定陆稼书入祠孔子庙。清廷大臣尊信朱子之学者大有人在，而稼书特一地方小官，未臻显达之位，清廷特加崇祠，用心良苦。吕留良专为科举应用，阐申四书注，而提倡夷夏大防。湘人曾静，凭其书游说陕督岳钟琪反清，文字狱遂起。吕留良开棺戮尸，全家带罪贬黑龙江。雍正自为大义觉迷录一书，颁之天下学官，为应科举者一部必读书。稼书与留良为友，清廷非不知，而获擢升孔子庙，以见读朱子四书注有邪有正。邪如留良，开棺戮尸。正如稼书，则升祀孔子庙。昭示天下，朝廷悬朱子四书注为功令，善读如稼书，不善读如留良，功罪判然。然刺激过深，天下读书人心终不服，纪昀即其一例。纪昀亦曾罪谪西域，归而主编四库全书，乃于提要中多发反宋理学之微辞。纪昀非专治经学，在其胸中当无后来汉学宋学之门户存在。其反宋乃反清廷，其意可知。中国学人常以学评政，此乃中国学人传统。纪昀非能正学以言，然其编四库全书菲薄宋儒，亦沾此传统之余润。戴震屡应举不得中进士第，既交纪昀，其为孟子字义疏证，亦染此种心理。毛奇龄先为四书改错，已早在前。反朱即反清廷之科举制，毛意早然。亭林日知录明白反八股，又在毛前。各人学问深浅不同，中正偏狭又不同。戴震言主张义理乃以意见杀人，则明指大义觉迷录等文字狱而言。清末章炳麟始揭出其内蕴。要之，戴震反宋，非为宏扬汉学可知。

    吴派以惠栋为例，为易汉学一书，始明白揭举汉学二字。宋儒自周濂溪、邵康节、程伊川、张横渠皆言易，与汉儒言易显不同。上溯王弼注易，亦非汉儒之传。惠栋为易汉学，乃上追汉博士之言以治易，以别于王弼以下之言易。则称易汉学，亦与言汉儒经学大不同。又惠栋有后汉书注，有王渔洋诗注，则于经学外又兼治史学文学，其非专治汉学又可知。钱大昕主讲苏州紫阳书院，其学亦兼经史，而尤以擅史学名。就此二氏言之，则其时学风明示经史并重，不以专经为业。而二氏皆恬退，淡于仕进，以在野学人主持风气，与清初明遗老志节相似。政在上，而学在下，不失中国文化之大传统，此与宋儒又何相异。唯二氏及吴中学人，皆不明白表扬程朱。则以其自远于政，乃不愿与清廷同其号召。

    言乾嘉经学者，吴皖以外，尚有扬州派与常州派。王安国亲为王懋弘朱子年谱作序，则扬州之学本崇宋尊朱。安国馆戴震于家，教其子。然此下二王之学，专精训诂，不争汉宋。经义述闻固以释经，而读书杂志则兼及诸子，亦不以专经为务。段玉裁辨小学二字，当尊朱子义，不当以文字训诂为主，更非反宋。其后终于推尊其师戴震之孟子字义疏证为定论，然毕生治许慎书，卒以小学名家，不以反宋为帜，则仍与二王同其途辙。同时如刘端临，则颇亦崇宋尊朱。是扬州派为学，绝非专经反宋可知。及焦循为孟子正义，一引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入其书，又为易学三书，则其为学乃求为通学，又为下里脞谈，旁及各处地方戏剧，其学非务专经，则其不为尊汉反宋亦可知。唯阮元迭任疆吏，于当时学人中最为显达，而极意尊戴。然其校印十三经注疏，则亦兼宋学，非专汉学。又其纂皇清经解，取舍特具绳尺。即胡渭禹贡锥指亦未列入。因锥指兼详史乘，而阮纂限于经解，体裁有别，非有意尊经而卑史。汪中有意为述学一书，上推亭林，似乎注重治道，尤异时趋，惜其未成。约而言之，扬州之学，既博多变，其不为专经反宋，则断可定矣。

    常州之学，经史子集一时并起，博杂较扬州更甚。孙星衍治尚书，张惠言治仪礼，皆专经之学。而张惠言又与恽敬同为阳湖派古文。洪亮吉以罪贬新疆，归而为地理史学。尤擅短品骈文，敻绝千古，唯同时汪中堪与比肩。赵翼二十二史劄记，较之钱大昕、王鸣盛益见为异军特起。并善为诗。其学亦文亦史，而又兼似子学，自成一家言。恽敬为三代因革论，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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