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 宏保耳特（1767—1835）之人本主义

    “仁者人也”————《孟子·尽心章》下，十六

    “Menschlichkeit ist Menschenart”————Mong Dsi S.175，aus dem chinesischen verbeutscht und erl?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 1921.

    一 导言

    在100年前的4月8日，是卡尔·威耳海耳姆·封·宏保耳特（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1]在柏林的附近泰格尔（Tegel）地方逝世的一天。我们在不久以前，刚刚纪念过他的好友大诗人席勒的175年的生辰，那时我们已经缅怀不已于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兼是语言哲学家的宏保耳特了。我们已经被提醒着一有机会，当专为宏保耳特个人而特别纪念一下，现在却恰巧到了他的百年祭，使我们得以向往他的生平、人格和事业，这是多么有意义而令人高兴的事！

    不但如此，我又特别觉得，以现代的文化阶段的中国人而纪念宏保耳特，其意义是不止在纪念宏保耳特个人而已的，因为，宏保耳特所代表的精神，有大部分是中国已往的古文明被所蕴藏的精神，在现代的中国，却又无疑是文化上一个青黄不接、贫弱、空泛的时代。在这里有一个严重而迫切的问题，即是为新鲜活泼而有生气的充实的文化建设起见，对过去当如何的考量；对外来当如何的吸收，以消化，过滤，抉择而成就一种新的面目；这是我们要思索的，而宏保耳特恰恰就给了我们一种绝有意义的参考。

    现代的中国，是文化上一个苦闷期。自己过去的，以为是不适合了；现代外邦的，又不能马上整个摄取，所以这时尚在徬徨，而无所适从的时代。什么思潮是可以导率我们的？什么人生态度是我们从心里认为最对而可以实行下去的？什么是我们最狂热的向往的思想？我们在寻求着，然而还没有确切的把握着，所以我们有时虚无，甚而像停滞。可是据我个人看，这是无容悲观的，而且，不特不必悲观，反而当预祝着，这正是中国文化的新黄金时代的前夕，毫无疑问的，她一定有极大的进展，现在却决不是停滞，而在酝酿。

    当中国人慢慢恢复了正常的味觉的时候，就一定可以觉悟新的中国文化决不是和过去的中国文化绝缘了，乃是联系的，又一定可以知道中国过去的文化不是不适合的，而且有着永久的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成分，那价值却是只有慢慢地提高，而达到其应达到的估量，并不能加以贬抑或抹杀。

    真正的中国文化特色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人本”（Humanis-mus）的。申言之，是入世的，是心性的，伦理的，是审美的，是肯定“人”的价值而提高之，是扩大“人”的精神的活动范围而美化之。它是人情的，而不是冷酷的理智的；它是和谐的，而不是强烈的冲突的；它是使人们相安而到达幸福的，却不是使人陷于悲惨的结局而堕落、毁灭的。这种目标，是中国过去的圣人贤哲所企求的，同时也是德国的古典主义下的思想家所企求的，现在我还敢大胆的说，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成为中国甚而世界，新的文化体系所企求的。

    在这意义下，我们纪念着德意志的思想家宏保耳特。

    二 宏保耳特之精神进展及其著作

    宏保耳特，以1767年6月22日生于泡慈达姆（Potsdam）。

    在他将近七十年的生涯中，他贡献给人类社会的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很难以用一个头衔去称呼他，他有著作，然而也有事业，他有教育的设施，却又有政治外交上的功绩；他的学问吧，自哲学，美学，以至语言学，而且还写的有诗篇，同时他的人格之庄严，高尚，无有瑕疵，又确足称为古典主义者的理想人格之实现，所以我们不能不说他是立功、立言、而且立德的人物了。

    总观他的生平，可以分为五个段落，大抵是：

    自1767年至1789年，是他的少年时代，包括二十二岁以前的生活。

    自1789年至1798年，是他的成长时代，这时自二十二岁至三十一岁。

    自1798年至1809年，是他最高的精神进展的时代，这时到他的四十二岁。

    自1809年至1820年，是他的政治生涯时代，这时是四十二岁至五十三岁。

    自1820年到1835年，是他的晚年，这便是从五十三岁到六十八岁，这也便是他最后的一段生活了。

    在每一段生活里，对于他都有一种特殊的意义。他早年从学的教师是孔特（Kunth）、次颇（Campe）、恩格耳（Engel）、稻姆（Dohm）和克兰（Klein）。这时的思潮，柏林的启蒙派要孕育而转变为浪漫派的时代。影响宏保耳特极深的是自1785年以后的许多妇女，就中尤以亨黎特·海尔兹（Henriette Herz）为最。于1787年，即他二十岁时，与其弟同进福朗克佛大学，习的是法律。于次年复活节，他去郭停根（Gottingen）大学，听皮特（Putter），施吕策（Schl?zer）之讲，特别受感印于新人本主义者（Neuhumauist）之海恩（Hevne）。同时，他致力于康德，这对于他的思想是有着决定的效应的。此外，他更接触到弗斯特（Forster）与亚考比（F·H.Jacohi）。他少年时代就是这样过的。

    在他的成长时代，于他的学习法律结束以后，曾供职于柏林的高等法院，不久即改为外交部的公使馆参赞官，这是1790年的事，这时他二十三岁。在1791年他却把事情辞掉了，为的是好致全力于精神方面的自我发展。同年他和喀鲁林·封·达歇莱顿（Coroline V. Docheroden）结婚，这对于他此后的生活很有着深刻的意义。他曾说：“我和夫人昔日的同居生活，是我一切的生活基础。”见之于他后来于1829年致歌德书。这时他的治学乃首及于希腊古代文化。自1793年，他研究美学的课题，并重及于康德之学，这时他二十六岁了。次年他移居于耶纳，这时是他和歌德、席勒精神上最互相受益的时代。他心目中的人本主义的理想也渐次形成了。1797年，他三十岁，有巴黎之行。他生活上的一个转变关键是到了。到此为止的生活是看重在自我的修养的，这时遂逼迫他有其代表一己的著作。同时，爱国的情绪也在这时慢慢觉醒。

    现在说到他最高的精神进展的时代了，是自1797到1800年及1808年，他从巴黎旅行到了西班牙，对于语言的兴趣，特别关于哇斯器施（Vaskisch）语，已经成熟。在1801年，他三十四岁了，重回到德国，参加了那时的浪漫思潮。他久已渴望的意大利之游，这时也实现了，因为他荣任了普鲁士的大使。他重又沉潜于研究古代文化，不过这时他已是受有浪漫主义的洗礼的了，同时他也体会到谢林的思想之面目。

    此后是他的政治生涯，于1809年，他四十二岁的时候，自意返国，身为德意志最高的教育当局。在十八个月的任职中间，他对普鲁士的教育制度有极大的改革，这给后来的德人以无穷的影响。这也就是人本主义的中学创立与柏林大学建立的时代。宏保耳特是把他的人本主义的理想，运用于国家的教育制度。1810年他出使维也纳，在1817年又出使于英伦，这时他五十岁。次年10月他请求回国，1819年他被任为常务部长（Minister für die st?ndischen Angelegenheiten），但次年因为制止反动去职。

    他的余年是消磨在泰格尔的，他致力于学术工作，特别是语言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关于喀威语目（Kawi Sprache）的，死后始公之于世。在1835年4月8日，他死于泰格尔。

    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生活，是在严峻和勤奋中的，非常丰富，方面非常之多，但是并不是没有重心的，这个重心便是“人本主义”。他为一切而奋斗，这一切之中有个一贯的线索，这个一贯的线索便是他的“人本主义”。如果歌德的一生可以一个字来代表，那就是在浮士德里把“泰初有道”改为“有言”，从“有言”改为“有为”的“为”（Tat）字，如果席勒的一生可以一个字来代表，便是“自由”（Frieheit），同样以一个字而可代表宏保耳特的，便是“人性”（Humanit?t）了。

    宏保耳特的著作是非常之多的，然而，当然也以“人本主义”为中心。他的全集，比较最好的是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在柏林自1904年起出版的一部，共十六册。现在为简短的介绍起见，我认为有六篇东西，最关重要：

    关于政治的，是《论国家政治效能之限度》（Ideenzu einem Versuch，die Gre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es zu bestimmen）。

    关于语言的，是研究喀威语言的著作中的一个绪论，名《论人类语言构造之分歧及其及于人类精神进展上之影响》（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 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n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e），有单行本。

    关于美学的，文艺批评的，是《论歌德之“赫尔曼与道劳特亚”》（über Goethes Hermann und Dorothea），和《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über Schiller und den Gang seiner Geis tesentwicklung），后者本为宏保耳特与席勒通信集之导言，现多以独立之文章视之。此外则为《论男性与女性之形式》（über die maunliche und die weibliche Form）。

    关于历史的，是《论历史作者之使命》（über die Aufgabedes Geschicktsschreibers）。

    这六篇东西是为人所称道的，宏保耳特的根本精神在这里也确乎能给人以轮廓了。读者自当于此求之。

    三 宏保耳特所生之时代及时代精神

    宏保耳特，是常被人称为古典主义者的，可是有许多书讲他的时候，总把他归之于浪漫主义思潮之下，这在把古典和浪漫看为绝对不同的东西的人，一定觉得奇怪了，其实，据我看，恰恰是当然。我说过，浪漫主义的对待者不是古典主义，而是写实主义，自然主义，古典主义却只是浪漫主义的一型（见我的《论人的命运的二重性及文艺思想上两大巨流之根本的考察》）。因为，古典和浪漫都是不以现实为满足的，都是有理想的，都是不以单纯的理智为把柄和归宿的，所以，在这种意义上，确乎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只有如此，才可以明白为什么创造《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歌德，同时却被人称为是一个古典主义者。在歌德并没有矛盾的，他并没以古典主义者的立场而排斥浪漫，也没有以浪漫主义者的立场而贬抑古典，他有所攻击是不错，他攻击的乃是当时柏林的只认识浅显的理智的启蒙派（Aufkl?rung），所以他和席勒才合作那些讽刺诗（Xenien）；他以浪漫主义者的立场应当攻击，他以古典古义者的立场也应当攻击。像歌德没有矛盾似的，宏保耳特也没有矛盾。

    以他的谨严的人生态度而论，以他的向往古代希腊文化而论，以他的维持其理想而实行之而论，宏保耳特是一个古典主义，以他的养育于人的本位之觉醒的文化中而论，以他的着重社会之个体的发展而论，以他的把一切看作精神的表现，看语言如此，看艺术如此，看历史也如此而论，宏保耳特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这却并不冲突，宏保耳特仍是一人。

    倘若我们知道宏保耳特所生的背景时，或者更以为他的造就是当然的。

    宏保耳特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是温克耳曼（Winckelmann），莱辛，海尔德，康德，歌德，席勒，施莱厄尔玛海尔（Schleirmacher）的时代。

    具体地说，有四种东西在作用着：一是国外的文学翻译，二是古代的希腊艺术，三是民间文学之被重视，四是一般的德意志语言之改良。抽象地说，就是因而形成的三种精神，这是：人的地位的提高，个性的被尊重和情感的发展。

    我们详细了看，再没有这时的德国是能吸收的了，一如她的创造然。莎士比亚的兴趣是在燃烧着，这时对于莎士比亚的翻译几乎成了风尚。就中顶著名的是提克（Tieck）。在1799年他还翻译了《堂·吉诃德》这部名著。威耳海耳姆·施莱格耳（Wihelm Schlegel），魏兰（Wieland），歌德，也都从事翻译，施莱格耳尤遵从海尔德的译书主张，务保原书真意，然总使其为德文，流利，统一，而有纯而不杂的诗的效应。他除译英文之外，并介绍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作品。他的后继者，如哥瑞斯（Gries）之译《塔索》（Tasso）、《亚里奥斯特》（Ario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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