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席勒（1759—1805）精神之崇高性与超越性

    ————宏保耳特：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译文）

    我跟席勒亲密的来往和通信，是多半集中在1794年到1797年的中间（时席勒年三十五至三十八岁————译者），以前我们彼此还不十分认识，此后呢，我在国外的时候多，因此我们的通信也少下去。刚才我说的这一段期间，无疑的，却是席勒的精神进展上顶有意义的一段，自席勒发表《堂喀洛斯》（Don Darlos，作于1787年，时席勒二十八岁————译者）后，无期间的戏剧著作的停歇，现在是告一段落了，以《瓦伦石坦》（Wallenstein，成于1799年，时席勒年四十岁————译者）为始，他好像预感他的生命快要结束似的，写下了不少的同样名贵的杰作。这时是他的一个转换期，在一个人精神生活的体验上总算少有的。那生就的、创造的、诗人气氛的天才，是冲决而出了，把从前所有遏止他在一个运用思想，以观念世界为生活的人所需要的才能的限制，统统打破了，在思想上所必需的纯粹而清晰的形式，是自这次旧战中渐次完成了。这一次是很幸运的转机，不能不说是由于席勒性格上的坚毅和他工作上的勤勉；他常是用这种勤勉以不同的方法以应付某一件事体的。这里便见出，他是以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质素，而纳入艺术的纯而不杂的规律里去的。正因为如此，他需要一个创作家的奔放，同时，还需要一个批评家的严肃。这在他是十分确实的，所以在他缺乏前者的时候，他就时刻陷在疑惑里，简直有点胆怯，从事于诗呢？还是从事于哲学呢？拿不定主意，对于他那诗人职责也很没有自信，却也是在上面我说的这一个期间，在他的生活上才有所决定了。本来，所有那即使在小小的诗篇制作而感困难者，却都作了他最后胜利中臻于圆熟之境的助力了。

    是在1794年的春天，他刚从他的故乡作了一个旅行回来，要再卜居于耶那（jena）。他所得的那一场大病，几乎坏掉了他的整个健康，实在说来，他此后并未恢复，加以这次旅行的劳顿，遂使他一切工作都不能继续起来，但他竭力支持，还在勤苦着，时时作作这，又时时作作那。那同歌德的定交，也给了他不少的鼓舞。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了，什么是他应当从事的，什么是他能够从事而最有成功的希望的。他已经除了《关于人类之美育通信》（开始作于1793年————译者）外，没开始什么工作。诗是自1790年（时席勒三十一岁）就没动笔。历史的兴趣是淡了，反而对哲学的研究热起来，在这时，他意识间总在计划着《玛耳特赛》（Malteser）和《瓦伦石坦》这两个剧本，只是当时的环境，却像离他决然去着手的时机，还有着一条鸿沟，我为了和席勒接近些，我也在耶那找了房子，住了几个星期。我们天天见两回面，特别是在晚上，我们往往谈到夜深，平淡的感触，我们也谈。这种谈话就作了此后我们通信的张本，从那里就可以看得出，他一步一步地要走向他那最后的，也就是最伟大的创作之途了。

    在这谈话和通信中，也露透着比在作品中更直接、更完全的一种伟大精神的活动来的。他的作品，只是他之所以为他的一部分而已。在那活泼新鲜的表现之中，他那精神，纯洁而圆满地流动着。一种人所不能模仿，也不能强求，甚而人能为人所想像的意味，是为同时代的人所感觉到了，并且还流传下来了。这种伟大的精神和性格所具有的那种潜在而像有魔力的效应，常是在后起的思潮中，一代一代的，一民族一民族的，更有力地，更广阔了的再汹涌下去。在郑重其事的写作里，这种活泼的真实性也许要受了限制了，这时就只能像山涧的溪水，略作潺湲之音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的进展，老是比写在书里的早着许多，所以凡有所创造或完成，却也只有在这时而未显的，但却是顶重要的时期里才最能有所影响。在这里，自要一个人略去观察，就可以见出一世纪的伟人是如何开思想上的风气的；统他一生的精神，即为的是将律则符合于现象，超有穷以达无穷。这也是我常为纪念席勒而想到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恐怕再没有别人，能以他的内在的精神生活来证实这个观念的了。

    席勒的诗人的天才，在他第一部作品里就已经看得出了；我们且不管那形式的缺乏，以及在成熟的艺术家看来的粗疏，只消看在《强盗》（Die Rauber）和《费斯可》（Fiesko）中，却就是表现出一种坚毅的、伟大的、天赋的魄力了。已经透露出在他所有种种哲学的、历史的著作中所时而迸发的，以及在通信中所更提明的，对于诗的是一如对于他自己那精神之根源的向往了。那里已经显示着一种男性的威力和净化的纯洁了，这是很久以来为德意志民族所自傲而且是荣誉所系的。可是这个诗人的天才，是把他的思想太往高处和深处紧缩了，于是，遂成为一种独特的理智表现而出，和其余的许多根本的东西分离了，他有的这些，却也自为一个整体。在这之中，有席勒的特别的个性在。他对于作品要求先有深刻的思想，次纳入一种严格的精神的统一性之中，最后还有两方面，一是合于牢固的艺术形式，一是须使每个作品里的取材并不是随便的，乃是从他自己的个性里发出来的一种扩大的观念的整体，这是席勒在作品里顶表现个性的一点。从这出发，席勒为使他的作品更作得伟大和高超，总是先把他那与其诗人天才相关连的理智成分，经过相当的时间，而弄到清晰和明确的地步上去的。他这种特色，就可以解释人们对他的作品之责难的所在了，人们说在他的作品里是没有艺术之神的用武之地的，在他则所谓天才之得天独厚者，实在只是精神界之有意识的活动而已，但我们却觉得，却只有席勒那种真实的、理智的伟大性，才使他的制作当得起这种责难。

    如果我把他的件件作品拿来，以印证上面所说的真实，我以为是多余的。现在我却是作一个演进的研究，从我之发现他有这种特性，特别是从我与他之来往，又从我记忆的他的谈话，以及按时代前后的他的作品的比较，看看他的精神的过程究竟是怎么回事，也许对于读者或者是更有趣些的吧。

    各个观察席勒的人所特别感到的，都是这样：所谓思想是一个人之生命的根本成分者，在席勒是比在别人更其有着高一层的和含蓄了的意义了。精神的活动好像永离不开他，有时还经他身体方面的不适的打击，思想可以使他起死回生，思想并不使他疲劳。这大半可以见之于他的谈话，席勒好像生就这样了的。他从不找一种特殊的材料作为话题，他却是任其自然，想到什么说什么，可是自这偶然的话题中，他总把话导之于一个更普泛的观点上去，人往往在他那小小的对话中，见出那是有为精神界所鼓舞的讨论的中心在的，他把他的思想，常当作已为一般人所认可的定论看，而为谈话时所援引着，可是这个刚被思索，他心目的观念就又活动了，于是，他思想上永无休歇。他的谈话，是异于海尔德（Herder）的。再没有比海尔德话说得更漂亮的了，只要一个人在交际上是不太窘的，总可以听到那好好的辞令，被称赞的人往往是有这种长处的，很利于在说话的时候，加倍表现他们的能力。思想、表现能力、温柔之态和高雅之致，是属于一个人的内在的精神的，说话时正不过此中消息之流露而已，因此，谈话总是在一种虽自己好像不能预知谈到什么归宿之中，而有一种打不断的清晰的所在，似乎半明半暗的吧，然而我们却可以从而认识那种确定的思路。不过倘若话中的材料是故意的创造的话，自然人所得的就不是如此了。只会反对什么的话，人也不能指望在其中有所得的，那只是有一种阻止的用处罢了。自言自语，人未始不可以听，然而这就失掉了彼此谈话的意义，席勒的话，美丽是不算美丽的，可是他的精神，永远是在锐利和确定下，达到一种新的思想上的收获，这种努力常是在他进行着的，而浮动于处理他那话题的充分自由之中。因此他常是把相关的事实运用着，也因此他的谈话总是那么富于词藻，而这词藻实在却是即刻发生出来的。然而那种自由却一点不破坏他探讨的历程。席勒常是紧抓着一个线索，那是一直维持到终极的，只要那谈话不被偶然的事件所扰乱，总不能轻易放松了达到那个终极。

    所以席勒的谈话，常是在思想的领域上得到新土地，也因为如此，在他的精神活动上，常是有一种努力着的独特之见。他的信也是的。他所见到的，总是说一不二的。平淡的讲演，他顶多延长到天黑，这种家常的谈话，却可以彻夜。白日他工作，或者有固定的研究，他的精神同时就可以在工作和研究中得到开展了。可是那种纯以知识为目的的研究，以信赖它的人看去是有无穷魔力，而不至于太拘守于一隅的，但他却还不以此为满足。知识对于他，还只是原料而已，精神的能力才是他宝贵的，在原料中他是要多看出些什么来的，并不是就作为工作的凭借而已。

    只因为他是求精神之较高的努力的，他特别注意从深处创造了，小的地方常为他所不喜而忽略。然而也是奇怪的吧，就是他常从极小的部分的材料中，似乎不能使他得什么东西的，他却获了许多方面的见识，当人去仔细考察的时候，这也往往越达到了最有真知灼识的实际了，人就不能再说别的了，因为那并不是有别面的途径可寻故。在德意志国境他也是见了一部分，并未到过瑞士，可是在他的《退尔》（Teil）一剧（作于1804年，时年四十五岁一译者）中，却已经有着最活泼的描写了。谁要曾在莱茵瀑布旁立过一次的，一定在那一刹那间会无意地忆起《潜水者》（Des Taucher，作于1798年，是一民歌体的诗————译者）中最美的那一笔，那是活绘出这个激动着的水流的，其壮观真可以吞噬了观者的眼帘；然而这也是并没有身历其境的张本。席勒从经验中所得到的，他只消看一眼，以后就可以作为描写他生疏的地方之用了，因此，他不轻视听讲中的研究工作，每是在一种偶尔的取用之资里，他会坚牢的印入他的深思，而他那时刻在活跃的幻想力，永远在生动地工作于任何时地所搜集的材料上，以补足了这种十分间接了的了解之缺陷。

    同样的情形，他可以采取着希腊文学的精神，纵然他看的只是译本。他觉得一点也不费事，他就也来翻译，可是他却没译完，他要保存那原译的价值，因为他是太喜欢那一字一字的拉丁文的句法了。这样，他只译出了那一场，就是鸠律披策斯的《泰提斯的结婚》（Hochzeit der Thetis）。我承认，我每在重读时，是有无穷的愉悦的。那不只是一种语言上的交代了，乃是传达一类属之诗于另一类属，幻想力所得自原文的活跃，是更繁复了，所以表现出一种纯粹的诗的效应来。关于这，人们只能归之于一般的幻想力与感觉的能力，那是一个诗人和他那观念的内容所分不开了的，由他的创造中，总是把那鼓舞的气息吹送给读者的。古昔的精神，便影子似的，着了可使诗人耀眼的服饰而显现了。但是在作品的每一笔中。却都有一种原始性的状态很了然地存在着，而且是这样纯粹了的，因之可使人自始至终，便对于古昔很神往。我现在并不是在说席勒的翻译强，我只是说席勒之深入于希腊精神，这尤其是表现于此后的两件作品上而已。《依比库司之鸽》（Kraniche des Ibyks）与《胜利之宴》（Siesfest）（皆作于1798年————译者），其带有的古色古香是这么纯粹而且亲切，人甚而是不敢期之于近代的作家，说真的，也是那么美丽，又那么充有活力。这诗人是把古代的精华吸取而变为自己的了，他在其中鼓荡着自由思想，于是产生一种新的，而在各部分却是他自己的气息的诗篇了。这两篇东西有其绝然相反的对照。那《依比库司之鸽》可称为一个完全的史诗；所有这诗之内在的价值，都是在打动人类心坎的艺术家之表现力的威权和迸发的观念与思想上。一种不可见的，只由于精神所创造的诗的威权，在实际上表现一种稍纵即逝的力的，是根本的属于一种观念世界的，却也就是席勒所活动于其中的。在他造成一个民歌的形式的前八年，他的意思是已经有了，这是清清楚楚地表现于《艺术家》（Kunstler，作于1789年，时席勒年三十————译者）；这首诗里的

    幸运之神歌队声，

    凶手逍遥无人惩，

    歌声之中死者影。

    即这个观念论，就也有完完全全的古风；古代文学对他是很有使他的作品蒙上纯一与强烈的色彩之作用的。所以，那个整个故事是自他那里一涌而出了，特别是倭伊门尼顿（Eumeniden）之出现和歌唱，所受的影响，尤为显然。伊斯启里斯（Aschylus）那有名的《和歌》，是简直织有近代诗的韵脚与用字的形式的了，但一点也不失其静穆伟大之美。席勒的《胜利之宴》却是抒情的，又是客观的意味的，在这里，那诗人就不得不把自己的胸臆加上了，并不只是古代的观念情感了。可是在其他的方面，这诗有点荷马意味，也像别的诗那么单纯。只是在大体上有一种更高的更独特的精神，为古代诗人所不及，而且正是因此得到它的伟大的优美性。运用古代诗里的一段，而赋以更高的意义，这在席勒早期诗里也这样作过，而且不少。我只引在《艺术家》里形容死的一句吧：“必然的归宿之柔和的逼近呵。”令人忆起荷马的佳句“柔和的射击”来，然而他把“射击”改为“逼近”，一转手之间，意思就更温婉和深刻了。

    对人类精神活动能力的信赖，由诗人的描绘而夸大起来，是充分表现在《哥伦布》一诗的顶端题句上了，那是完完全全代表着席勒的独特的个性，而吟咏在诗里的。信任这种为人类所不可见的，却即存在于人类间的能力，以及在这种壮美的、幽深而真切的景象，内在的神秘的处所之中却有一种一致性，现在实与神秘为一性情所统摄，于是那原始的、永恒的主体之真实与反映，因以可能，这就是席勒的观念体系。同时又有一种坚持力，他用这以应付各个理智上的课题，非到彻底解决，决不放松。在《塔利亚》杂志（Thalia，本为剧神，此为席勒所创办的一种文艺杂志————译者）中拉裴尔给尤律斯的信上说的“当哥伦布在没经过的海上，毅然走入一个不可测的赌局”，这句勇敢而美丽的话，就已经透着他上面这种信念了。

    从内容与形式上看来，席勒的哲学的概念，不过是他那整个的精神活动的副本罢了。二者在同一的轨道里活动，而且走向同一的目标，只是那活动着的精神常有更多的材料，而在他身上运行着的思考能力，却又永远不休歇的使那流动的精神增高而已。他统摄了这一切的终点；便是以人类的天赋之总和的表现，凭人类分辨能力的和谐一致性，而达到人类的绝对自由里去，在我看，二者是一而不是二的，只是一个求变化与材料的，一个乃是求一致与形式的，在这里已经表现出那是由自由意志的和谐性，而追求一种超乎一切目的的根源的了。在知与意志中间毫不受限制的施行着的理性，对于直观和感觉是分别地处理着，而并不使二者的范围互相逾越的。正相反的，却有一种情形，感觉自自己的独特的本质里，而入于自己所选择的轨道上，成为某一种状态而出，在这状态之中，直观凭了种种不同的规则，采取了形式。这种形式，并不是有路可寻的，乃是由忽然的一下，而豁然贯通，其中根于感觉和直观的这两种性质而来的不可避免的矛盾，是为那互相作为根据的现象所扫除了，于是对于人，就有在那现象之中而存在的一幅图画出来，不是给的现象，而是给的方向，这个呢，我们便叫作是审美的。因为它所处理的材料是成自感官的，并非借助于概念，所以可以当作有独立性的自由在。

    在《论妩媚与庄严》（Anmut und Würde）及《关于人类美育通信》里，这个意思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但我很疑惑，这个带了内容繁复的概念的和成自稀有美妙的讲演的论文，现在人人要读的，是不是要颇有考虑余地的保存下去。实在说来，这两篇东西，特别是那通信，不是没有毛病的，席勒为巩固自己的立场起见，就走入了一个比较严格而抽象的路了，因此，倘若把他讨论的对象，以为可以应用无阻地试一试，就办不到的，甚而只求概念中的推论没错，也仍还不成。然而关于美的概念，关于创作与行为中之审美的成分，也即是一般艺术之基础，以及关于艺术本身，那却是把最重要的问题都包括了，这是已经到了不可更易的地步了。在这整个范围里，那种非从枝节的原则立好不能解答的问题，是没有的。这不只是因为概念的处理和划分清晰所致。却是由于在那论文里一种稀有的长处，就是在它那整个范围里，在它那完全的内容里，把所有可以生出的枝节都已交代好了。总起来看，在那论文里的意见是并不分割和破碎的，倘若让我用一个比方，则不是像多面镜样的，一面映着一样的光彩和色泽，这特别是在《论妩媚与庄严》的后半，分别情感与行为有许多类属的时候尤其看得出了。

    从没有把这些材料处理得这么晓畅，这么完全，这么清楚的。这些材料是没有完的，不只是概念之整理，而且还有美学的以及伦理的教育的问题。艺术与诗是直接诉之于人类的最高贵的素质的，艺术与诗是开始提醒了人类，在超乎一切有限性之上，而另有一种住于人间的素质的存在的。艺术与诗都是建于崇高处，直为崇高而生。确定二者之追求崇高，同时对凡属琐屑猥俗之见，凡非发自纯洁本源之感，皆排除之，这是席勒所永远俛着的独特的聪明里的，就好像在他根源的倾向之中给了他一种真正的生活的指针似的。因此，他所首先而且严格要求于一个诗人本身的，并不只是好像分离着的作用的天才与智能了，却是因他的天职之崇高而所允许的他那整个性情之流露，他不只是昙花一现的刹那的存在了，乃是成为性格了的一种升腾。“在他要触到那美妙的事物以前，首先而且最是当务之急的，便是把自己的个性先作到最纯洁的地步，而且把庄严的人性也要净化到极处吧。”这一段是采自《关于毕尔格诗歌》（Uber Burgers Gedichte，此文作于1791年，时席勒年三十二————译者）的，席勒把对那有理由而受反对这种意见的诗人之不公平的责难也一口道出了。无疑的，这批评是太苛。因为，只要语言之差不多的一致的状况是允许我们在德国有这个时代的诗的话（这是系之于一切诗的作用的条件），那么，毕尔格的各种幻想就确乎唤起诗意，而毕尔格的各种情绪也确乎抓住一种在他是完全适合的真实与深刻了。席勒在他后来的通信里，也已经承认，在那批评里，提出的理想只能适用于特殊的情形了的。所以在他这一般的要求之中，是什么东西也没留给了我们，却只是可借以见出席勒自己的个性的与人格的表露罢了。他这种要求，再没有比碰到是施之于他自身时那么严格的了。人对于他可以确实地这样说，从很远处而俯就流俗，或与庸常为邻，在他是永不会的，而那高超而可贵的见地，却是常充满了他的思潮，而且在他的情感、生活里，也往往带了出来，至于对理想的憧憬与努力，更是常鼓舞于他的诗里，以及小品里，有着同样的活泼新鲜之态的了。因此，在他的作品里，很少有人所谓的“弱而无力”，或者“平淡无奇”。此外确实地还得加上，就是我已经说过的，他那种精神能力常是用着相同的紧张而在工作。至于说在一种消遣的意味下面把精神放松一下，那他是好像不懂得的。从这些地方可以给出席勒的个性，而在他的诗与哲学论文中却是不容易见到的。因为在他的作品里，有些小地方纵然表现了，人们会是为别的兴致的放过，只有现在他这责难，倘若我们加以注意的话，就见是直触到他的个性的根本了，因而他那性格的高尚的统一性，遂明明白白地显现在我们的眼前。他对于他早期作品之严格的批判，也在这《关于毕尔格诗歌》的文中，而十分强烈的表示着了，而在他死的前二年，为他的诗集预序的文中，说得更为显然。在这里所损伤了他的伟大而细腻的感觉的，也就是人们所称为他的生活的第二期，很明显地表现于《堂喀洛斯》，以后却未曾犯了的，也只是不合于他这诗人的个性和人格罢了。他那高洁的，以人的性格与生活的见地为出发，费全力而努力着的意味，在那部作品里，却也同样表现着了。在他所损伤了的，只需要一种艺术家的修正就行了，这种修正是对误会“艺术的真”的观念而言，是对不知把部分统一于全体的必要性，因而有一种不相属的不清晰的鉴赏力而言。同时，材料的选择，当然亦受影响。在《堂喀洛斯》里，席勒像是在这个范围之外的光景。还有，在这里，是有他泛世界性的立场和国家之感的冲突，以及他那得自经验的概念和并无概念而只有有限制的经验之认识的交战。很显然的，这命运是悬之于民族的与智识的裁判之手，以及观念的境界之消退，并在这极大的政治兴趣之中，是又不掩那夹杂着爆发的、热狂的、无邪的、又有点报复意味的爱的色彩的。就是这样，这些成分，还有那时时要向高处飞腾的原动力，在包围着我们诗人。可是选择呢，还是听凭了他以前早已养成的性格。这并且还见之于他表现的形式，他把散文放弃了，那是在他写《瓦伦石坦》初稿时所采取的，重新回到散文来，他于是发现他以前的错，这发现对他便有着永久的用处了。那在《马克斯》（Max）与《泰克拉》（Thekla）中间的第一场，原先是早写的，硬没有用散文写，一写却就是用的韵文了。

    像我上面说过的，诗是在全人类的努力之下要达一种高超而严肃的境界的，凡狭小偏枯之见，都可借时消除了的。但是深中于德国人士之心的，却是忽略这种抑此扬彼的看法，只以为诗是生活中的一种开开玩笑的装饰，要不，只是希望从中得到什么直接的道德的效用和教训而已。诗从席勒那手里才又救出来，自然，席勒是由个人出发的，可是他却是运用了他身上的德意志民族性，而从语言的本源上，窥见了那隐藏的本义，又会重新恢复了去应用的人。在这里是有精神演进的意义的，所谓精神演进就是世界历史中的观念的一方面，和什么事实，什么行动相对待了的，现在在这精神演进中，开始有一个新尺度了，这新尺度便是由个人的特别幸运而获得了的，但看去虽似乎超过于一民族的精神阶段的，其实它还是借助于民族精神，是并不意识地，由一人的个性而显现罢了，但结果却仍是归入民族精神的巨流里去。现在，艺术及一切审美的效用，是得着正确的看法了，实在再没有别的新兴的国家，有像德国这样的成绩的了，并不是诗人自夸，确乎是永久可以视为伟大而煊赫的一种收获了。德意志民族性之里面的真正的倾向是在他们的伟大的深入性上，因此他们可以得到大自然的奥秘，因此他们的事业都是带上了观念的，又加之以感情的色彩，总之，全和这深入性相关，在这地方，德国不同于其他的任何新兴民族，而在这里深入性的概念的决定上，倒是宁近于希腊的。他们追求诗与哲学，并不求二者之分，却在求其合，只要他们在努力于哲学，也不管是纯粹的，是应用的，对于那不能舍弃的影响也许常有误解和强解，但那激动永远是保持下去，而总有新的心得。就看在前一世纪之后半，那宏伟的精神，便是不能否认的。因诗与哲学的性质之故，二者是居一切精神活动的中心的，只有这二者是可以连结所有的部分的结果合而为一，只有从这二者出发，才有在一切之中的统一性及启发性的流露，也只有这二者，才代表了人类是怎么样的，而一切其余的学术与事业，人们却都可以完全从这二者分割而出，那至多不过见出人类的所有物及所适应而已，但没有二者，则人类聪明的爝火即息，一切博大周深的知识亦将陷于支离，而且对于一己，对于民族，对于人类之重视，必遭阻止，自后人类将弱而无力，惟二者之出，则所有大自然，全人类，所欲解决之课题，悉变为可能。可是，什么对于“真”与形象的研究，什么对于“美”的歌咏，倘若不知道所有那些可变的性质并不是散处的对象，乃是公开于精神界的一种纯粹的目的物的，则“真”与“美”仍是空名。席勒的使命，却就是直接从事于诗于哲学，凭他的理智的运用的独到性，而把握并且表现二者根源和本质的。所以，上面我说的这种看法就自然降到他身上了。

    在席勒最惯好抱了的一个意见是，凡淳朴粗糙的自然人（这是席勒的名词），可以先经过艺术的陶冶，次被上理性的文化的。用散文的，或者诗的，他说了好多遍。据他说，大抵文明之始，由游牧而为农业，人们是爱把幻想力驰骋于带有宗教味的视如慈母样的大地的。他坚持神话中所有的人物，都是代表人们的欲望，倘若传说的痕迹是靠得住的话，那么那个掌农业的女神德默特（Demeter），是这些神中的要脚，作她胸中还有人的与神的感觉的结合，这不是奇异而可深长思之的现象么？席勒很久想把亚提克（Attika）受外族侵入而生的初期文明，用史诗表彰一下。《爱劳厄西斯之宴》（Eleusische Fest）即是这个未实行计划的一部。

    如果席勒再体会一下印度文学的，他一定比由希腊文学，更知道诗与哲学的联系的。在印度的早期诗，一般地讲，是更其庄严、虔诚，带有宗教味，视希腊文学有过之，只是没受外来影响，却更自由些罢了。但其塑造性因此而失。

    这是一件令人十分可惋惜的，却也是令人在某种程度上觉得可称赞的，就是席勒对于人类的演进过程以为可见之于语言，说了不止一次了，据他的意见，在语言中可见人性是二重的，不过不是分开的，乃是消融于一种象征里去。语言把哲学的与诗的作用结合于精确的理解上，在字的方面有比喻，在读音的方面有音乐性。同时，语言表现出一种到达无限性的历程，就是语言的符号可以激动起到事业活动去的力量，而这种事业活动乃是无止境的，而且由它所立下的目标前进，由越过更大的，再更大的，而至于无穷。因此，语言便是席勒观念范围中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对象了。据他说语言是属于氏族、种族的，不是属于个人，在人类还没仔细意识到它时，已经可以用它作为工具了，虽然不晓得它贯彻于生活中的意义。因此，不能漫无条件的把它作为教育的工具。人类也常有并非原来创造的意味的影响及于语言，这是当然的，所以语言之有其最高的诗与音乐的性质，乃是在初期，这时人民可以用特别的飞腾的幻想力，造成之，运用之。经时既久，语言渐渐失却这种形成的光景了，至少那进展在我们是不易见了，于是成了课题似的，似为悬案了。倘若人向那没有文化的民族，带了研究自然事物的虚心，去看一看奇怪有趣的语言的构造，想一想那往往是在长久黑暗中而忽然有所发明的现象的，人却一定可以见出，语言是与人类同时并存，而在语言发生之前可说没有人类所特有的事情可想，并且在语言初有时，情形又是十分和平，有打算，但不为深的或柔弱的印象所囿，社会之野蛮化是以后的事情，于是相反相争，激烈的忧患，才杂然而起了。不过在我们看，至少如在《美学通信》中所包括的自然状态，是难以用这样看法的，而且多年还没分清楚，到底什么是出自人类的天性，什么是出自语言的性质，又如何结合，如何消融为一等等。

    喜欢从事于抽象的概念的思索，把一切有限的置之于一个大的系统，于是终于连结于无限，这在席勒都丝毫不是受外面的影响而然，却是发自他自己个性的。他这种精神之自由的活泼的充分发展，是在他生活中之第二期与第三期的，倘若我们把早期的三个悲剧作为第一期，把他的最后的一剧自《瓦伦石坦》始为第四期。我在这篇论文里，已经说到过《堂喀洛斯》了。在《塔利亚》杂志中所有的《哲学信》（Plilosoplische Briefe），同年作的《退休》（Resignation）就见他在热切之早年的哲学的理性的飞跃之中，是有一种极显著的特色的，可以视作他那成套的哲学讨论的开端。但是那进展是曾有一度的停滞的，自《论妩媚与庄严》出，可以说在席勒的思想上又划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的缘故，当然是归之于康德哲学的钻研。那两篇东西，我们不能只视为诗人发表的己见而已了，却是当看作那是他遗留给我们中的最贵重的宝物才对。那些通信，是有不少令人觉得心旷神怡之笔的。也不能说是那一派的东西，却只是渊源于一种辽远的，动人的精神罢了。在《退休》中，他那独特的个性，是充分表现在那用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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