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席勒（1759—1805）精神之崇高性与超越性

那用简单而直接的话所说出的宏伟深奥的道理中了，带了不可测度的形容，还有那适合于道出勇敢的主张，和自发的创造的见地的语言。他的大部思路，人可以热情的而在活动着的性情之呼声视之，可是那热情却是纳入考虑中了，那表现也是深思及经验的结果了。

    康德担起了一件最大的工作，而且完成了，这工作便是表现每一种哲学的理性考索是要有赖于个人的。他给哲学的进行找着了一种道路，为任何国家的哲学家所必经的。他把疆界量好了，他把地弄平了，把一切不可靠的虚构给毁了，这种工作的完成，也就是新的基础的成立，在这种新基础之上，使哲学的分析，以及早日易使人迷眩之体系相遇，他把哲学这个字的真义，更又恢复到人类思想的深处，所有各大思想家所指明的，他都最完全地吸取了来，而统一起来，矛盾之点，悉行消除，深刻与锐利的辩证：恐怕再没有更超过的了，可是并不失却分寸；单这样还不能得真理呵，那哲学的天才就另有办法，即将无远弗届的观念组织成的线索，依其各方向，而尽情地伸张，之后则各集合于观念之统一性之下，要知道不是这样，任何哲学系统是不会成功的。人们所在康德的著作里可以发现的情绪和感觉，席勒是早已注意到了，就是哲学的事业是要求两种性质合而为一的，即思想与感觉是。人不从一个人之精神所指向的道路去看一个人，人也可以从他的环境去认识一人的天才的特出。无论在性格上，或者知识的范围上，决不能都令人无所容心，总有在他的圈里，为他所吸引的东西，而在他的理智中的独立的原则当然占上风，于是他那独特的个性就可以光明四射了，像天上的星辰似的，材料却供给了为所普照的旷野，在这里，便是被一种巨大的观念所导引的想像力是已。幻想力的伟大与有力也就是康德在思想上所有的深刻与锐利了。直到今日，所得之于康德哲学的是多是少，以及日后又如何，这不是我想问及的；只是康德给予他的国家的荣誉，康德所给予玄学的思想与用处，倘若人愿意规定的话，却是不可动摇的了。关于这，至少有三方面。第一，他所破坏的，从没再建起来过；第二，他所建起来的，从没有毁坏过；第三，最要紧的，他所创的改革，在全哲学史上找不出相似的来过。所以，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之出，当时虽因为我们连薄弱的考索的哲学也是缺如而无大影响，可是以后却与德意志精神长存了。因为他不是教人以哲学或哲学的思考，也不是宣传什么发明，却只是点燃自行研究的火把的，所以他引起了不少的间接的受他启发的系统和派别，而且他那精神之充分自由的特色，也表现于唤醒哲学界都走向独立创造的道路上去的一点。

    一个伟大的人物出现，多半是一个种族或一个时代里不能，而且永远不能解释完全的一件事，谁可以解释像歌德那样突然出现，他的作品的前后期都是同样伟大，同样代表天才的圆满与深刻的么？然而他还是建立了诗坛的新时代，创造了诗的新面目，给出了语言的形式，为本国的思想精神作下了一切后起的推动力的，这有多么奇怪呢！天才，永远是新的，永远是给人规则的，他所有的自他一生存就有了，但他的根源，却不能从他的前辈中预测，天才一出，他自己就有自己的方向。在起初困窘的情形中，康德对于哲学尚无所适从，他也找不到什么有兴趣的东西，他到底是要感谢古代哲学呢，还是近代呢，这是不好说的，他自己却就有锐利的批评力了，在这方面煊赫起来，而和后来的新时代的精神相接。在他更是奇怪的，他领导着他那一世纪的一切进展，而自属于当日事事中之最活跃的部分。那时，是他跟前的任何人，都是把哲学冷冷地放在人类胸怀的深处，而理不着的光景，再没有别人把哲学用之于这么繁复，这么广大，又这么有结果的处所的了。这在一切著作里，在在给了那著作以全然特出的引人入胜的优长。

    这样的一个现象，在席勒眼前，能熟视无睹。他是时时为事所鼓舞的，对于诗，更是生就了的使命，全生是在诗里头，可是此外，他根性上却是更喜欢结合一点更高的东西，因而有种学术吸引他，这便是必然的了，而能抓住对象的根本和究竟这一点，也是他的性格。忽然间，有一年没被人注意间，时与地都合适，席勒就正在那个处所，一种热狂袭到席勒身上了，即在回忆中亦仍是可喜的一幕便出现了。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是康德之对于席勒的。席勒所发表的创作是更多端的了，而在别的活动，也格外有了起色。他找到了新哲学中适合于他性格的部分，整个的系统，他没走进去，可是他紧抓住美的原理与伦理法则的研究了。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那种自然的、人本的感觉，以及纯粹的性格，是作了他的哲学的预先的地步了，这时，那从前一般流行的学说是又代替了新的正确的观点了，而壮美又为人所轻。席勒则不以这种学说为然，依他的思路看，却以为只是一半由于人的感觉能力受了损伤，一半是由于人没充分的注意，所以依人类中由美的原则所立下的自由活动的一致性才不能和理智的统一性一并实现。这时席勒在《论妩媚与庄严》中，才首先公然提及康德的名字，可是他把康德认为是自己的反对者了。

    这是席勒的一种根性，就是当他碰到一种伟大的思潮的时候，他决不是打入那个思潮的圈内，却是生出一种受此思潮的绝大影响而独自创造的东西来；人对于这简直要疑惑，也不知道还是赞美这思潮的伟大好呢？还是赞美那性格之深厚和焕发好呢？真无所适从。不隶属于另外的任何个性，这是各个有伟大的精神能力的人的特色，各种强烈的性情（全然相反的个性自然是看作另一整体），去各式各样的看透，去称誉，但从这称誉的直观中而创造一种新能力，以利用于自己所决定所指向的目标，任何不属，这是席勒特殊的性格所具有的。但是这种关系也是发生于相近的精神才行，他们的不同是会在某一更高的点上相同了的，有一半在乎这一点上的确实的理智上的认识，还有一半是缘于性格；可见对于事情的兴味的背后，是还有人的问题的。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是有其分别与独特可言，而其理想的合一的地点何在，在无限之中而有所决定的一事，也才于以可能。这正是席勒与康德对立的情形。席勒并不是取自康德；即在《论妩媚与庄严》及《美学通信》中所贯彻的观念，也是在认识康德哲学之前的著作中就有着萌芽，后来也不过是把他自个的精神中之内在的、原始的底蕴加以表露罢了。不错，自从他有了康德哲学之后，他的哲学就划了一个新期，但康德所给予他的，乃是帮助和启发。就是没有那强大的不同的刺激，就是没有康德，席勒自己也会发挥他那独特的观念的。惟关于形式的自由，却似乎从康德而得。

    我方才所谓形式，并不是指的风格，在历史的、哲学的、诗的各方面的风格，席勒还是自己创造的。在他的著作里，曾有论到语言应当如何成其为表现的一段，其见地是已达到很高的地步了的。谁要评论到风格，不是从已有了思想再找定式去论（那永远论不对，因为既有形式可言，则形式之完成已得故），而是从每一时每一刻要在表现中即有独立的风格去论，他一定要赞成席勒的风格的。因为他是在能达出他那独创的性格的烙印之外，同时还给了使一般人在各自的情形里都得到风格的法则。

    我这里说的席勒的风格，还指着他那诗里多少有种隐藏意味的特色，这就是其中常致力于完成几个哲学的观念的一事。他那诗里有观念是不错的，并不是只饰以诗味的花样便足了，因此，这样诗在诗的全体里便另备了一格，读者之得到那些观念的时候，那些观念是仿佛求一种鸿沟的彼岸，并没有理解上的桥梁似的，至于席勒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些观念者，只是借助于诗人的想像力的飞跃而已，席勒哲学诗就是这种情形。当席勒写诗的时候，他就是写他自己所感到的，不过，为使人取信起见，首先当然是用不受限制的形式写了，其次却即用他那具有的特别能力了，便是使想出的观念能够纯粹入于诗的表现，而把他的材料又送到无穷无限的范围里去，在这范围中，他却不是作之于理解，而是凭借诗的力量和认识的总和，席勒在任何地方声言，世间并没有真正的教训诗，只是像他那样的是可能的，就是只道出他自己的观念。在这里，他似乎是指的《逍遥》（Spaziergang，作于1795年，时年三十六————译者），在这首诗里，他是超出于描绘自然的景物了，多半却是驰骋的幻想力和一般的感觉。此外，几首比这早一些的诗，《希腊之神》（Die Gotter Griechlands），《艺术家》，还有这晚近的在哲学的路上被启发的一些观念的写作，都是这一类。这也是无怪的，在一个诗人的进展上，他的哲学观念之获得，当然得由幻想力和感觉。

    席勒的历史学的工作，我们可以看作是他生活中一件偶然的事，而且是由外界的情形所唤起的。当然，由于历史学之具有极大的扩张性，可以使人有用武之地，这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席勒在他精神的特性上是被吸引于哲学，当然也就被吸引于历史了。我为了还有几句相关的话要说，所以把这一点放在这儿。像席勒这样的人，由他的性格的关系，是要求经过观念而用观念以得到感觉材料之自由的统一性与权威性的，所以决不能回到那有许多范围的丰富的复杂性上去，因此，他的永远的工作便是把由幻想力所制就的材料铸入一种有必然性的形式之中，而且他也必定有极大的愿望去找这种形式。在这里，因为要表现出来就当然要形式，而这种形式当然也不外是既有的材料中之所有的真实了。史家的才能是近于哲学与诗的，倘若二者都没有点根苗，而要向史这方面问津，在成就上就颇有点可疑了。这不特是关于历史的写作为然，关历史的研究亦然，席勒颇以为，一个史家自要对于史料在其来源上有了确实的可靠的研究以后，就可以组织为历史了，即此为止，也就是很完全的了，纵然那表现方面全然是误解也不妨。事实对于史家，犹之乎一个人的面孔对于塑像者，照抄而已。至于如何是那有机的机构，如何是那形势所代表的精神的意义，则在那简单的成堆的事实之中，自有其一个活的统一性，以这为中心，它自个就在那儿显示着，表现着。不可避免的，是在事实与叙述中间，往往夹杂着史家的史观，关于这，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可是只要史料是确实的搜集，和确实的认识的，则他那哲学的，与诗的重要的见地也就已经在作出了。因为在这里，那真理与精神界是在一种充分神秘味的联系下，而存在着了。在事实的搜集中，在来原的研究中，以及由此而得推论等，席勒都作的非常正确，非常小心。在他执笔写诗的时候，他不忽略他的历史的或者体验的学问，因为这些也为他写诗所需故，倘若他在这方面的工作有时而致败的话，那一点也不能是因为他努力的不勤，却是由于缺乏方法，身体不适等等以及其他偶然的事件。零星的不确，人不能遽认为一般的大端之不符的。自然，在他这种研究中，整个的印象的把握，是特别出色的，为的是和诗的工作相近故，也是由于这种爱好，他才致力于史；这见之于他与恪尔诺（Chlristian Gottfiel Korner，1756——1831，与席勒通信集出版于1847年————译者）的通信。在这里他才说是历史的工作只是一个次要的目的。要不的话，在他晚年不会对历史的兴趣全然消失。在1802年的秋天，是我最后见他的一天，他还告我，用一种极其热情的意味，说他可以实现一部罗马史的计划，那是要期之于晚年的，只要诗的创作的热狂是离开他时。实在说来，还没有别的历史发作有这么伟大的戏剧性的，尤其特别的，是因为席勒乃是凭观念而去得古代的和现代的巨大的世界史之关键的，而细力处则又注意到了这一个城市的地方性。我们可以忆起歌德说的那个妙语，就是罗马城的历史乃是异乎世界上任何别的城的。“在别的城，人总是由外向内去懂得，罗马城，人却得由内向外来体会，它给我们留下许多东西，但却又自我们这儿带了不少东西走。”

    天才所施展的是用他全副的才智致力于他天性所近的东西的。这样的创造是有两点，对于各个才智特出的人都有着重要的决定的意味：一是天才必有所专注，因为每一类的事情之中仍有不少的花样；二是天才必有精神的自由，在专注之外有其凭理智的观点而具有的一般的概观的能力。在这种才智的边沿及其有此种才智可能性的关系之中，也常有发展不得于此的人，则可以发展于彼，人人是有各样不同的才智的，被埋没了也是常事。席勒，人人是以为诗人的，在这里我觉得有提明的必要，就是所谓诗人者，却须是他的整个的精神方向，也即是从他的哲学的意味的方向上说才有意义。倘若只标明他的诗人天才的话，倒似乎他并没走入诗人的轨道。一个伟大的精神的性格的描写，往往带出那特有理智力所观照的事事物物的根本来。我在这里并不是希望每个读者都有这种观点，只是席勒，如他自己所观察的，他的特性是极清楚而确然不疑的，在大体上是可以看作如此的罢了。我在这里却是很幸运的，就是我不把席勒的历史的、哲学的活动看作只是多方面的精神现象了，也不是他在瞎摸之中，为的是找他的正当出路了，却是，二者都是发自他那合一的、深刻的、丰盛的、有力的惟一源头，而用诗意来发挥了而已。犹之乎在身体里，各种材料是归到它适合的部分而被吸取，在席勒，诗乃是内在的结合于思想。它自直观与感觉，流露而出。从这里，他有他创造的想像力，这想像力乃是把炽热、深刻、强大三者融而为一，可说在新旧诗人中，尚无其俦。思想与描写，观察与感觉，在他总是交织着的，在那成功的作品中，都是穿插得宜，决不失之一偏的。人不能以把精神看为是有时静，有时动，可以分，可以离的互相逾越，互相影响的东西。在精神里所有的，是只有活动，在精神里所把握的，是只有统一，只是在发挥上有其不同的方向罢了，那只是由于不同的甚或相反的推动的力量的作用罢了。每一时刻的思想，负荷着铸就的精神的总体，在一种小小的思想中而代表整个理智的活力的现象，是使席勒非常感到的，即此一端。也就是由他那真正结合于他身上的活力而然。在《歌唱之力》（Macht des Gesanges）一诗里，最美丽的一页是表示出了“天崩地裂中的大风雨”（ein Regenstrom aus Feleenrissen），足透此中消息。所以在他邻近的，诗也好像没看在眼里，乃是一种高的境界，在这里头，他是超过了他的一切零零碎碎的各别的活动而上之，连诗的天才也超过了，却是最有力，最有威仪的一种境界，凡为血肉之躯，无不为之震撼了的，单称为自由是不够的，只可称为全然特出的超越一切的能力。

    以诗人看，他之为诗人是如此了，即他的诗的外形论，也是有着他加倍的生命力的。所有是艺术家的、诗人的，都有这种自由飞扬的性格，可是诗人或艺术家也并不是不劳而获，就有他们的幸运的。他们还需要工作，只是这种工作完全出之他们的性之所近罢了，而这在席勒，因为他的特性的关系，却更增加了这工作的繁难性。他的目标，悬的很高，因为一切诗的目的，他算看清楚了，诗的不同的道路，他也估量得极其确实了，而精神能力的整个效应，倘若这种表现是能够企及最高的自由的选举的话，他观察得也非常透彻了。他自己也认识在他那伟大性格中的理想，而这理想在他是永在升腾，而决没加以压抑的，同时，他由于他自己那充分光明的建树，他是彻头彻尾属于观念的、感伤的、婉抒的诗人一派的，所以他提高他的个性时也是就这一方面才有意义可言了。他努力于他自己的性之所近的工作，有时也努力于别的，他因而不只是一个创造家了，而且是一个裁判者，为的是要求从诗的效应而影响于思想范围的探索。这是可十分赞赏的，就是那为诗人所不知的，也不能解释的，永远在前进的天然能力，是使任何东西不能在他眼前落空，在这里，犹之乎在别处，他的性格是整个的活动着的。再没有别人是他那样钻入感觉材料之绝对自由的，是他那样钻入在直观与幻想力之下的完全的而脱离观念的独立的机构的了，而他之如此作，一点也不是由于理论的观念而为之。他所创造的，毋宁是源于在他所常有的内在的有力的压迫。所有别的感伤诗人所遇到的，只要他们是感伤诗人，在他们诗里总是很少有可塑性，总是很少有感官的印象，而在他也没作了例外。但也许，在更高的等级里看，他是属于淳朴、直致的一派，而不是走入伤感婉抒的一派。他自己所具的性格是引他到高的观念上去的，在这种观念之中，那伤感的分别是已经消除，因为已无所谓派了。倘若他有这种特权可以称为诗人天才中之最伟大的话，那么，他就是在那观念之中，他已经把那理想的建造的感官材料之绝对的自由的要求，作出来了。

    那种只是激动的、痛苦的、单纯的写作着的诗，简言之，即只是自直观与感觉而成的，在席勒也不是没有，有片断，也有整篇。我只举《理想》（Die Ideale，作于1795年————译者）《女孩的悲哀》（Des M?dehens，Klage）、《溪水旁的少年》（Jungling am Bach）、《泰克拉》、《鬼声》、《致艾玛》、《期待》（Die Erwartung）等，就够了，这都是只给出感觉印象的再现罢了，在这些诗里，人可以看出来，席勒的理智的特性，只是一种轻轻的反映中而已。那充分表现了诗人的天才的，是在《钟之歌》（Das Lied von der Gocke，作于1795年————译者）其中音调之抑扬，描写之极度生动，直把万象之一切意义，和盘托出，凡人类社会之生活遭遇，皆参透之，而若由人人之肺腑，一涌而出然，但皆托之象征的永远的钟声，此钟声乃以种种不同之姿态而继续达此诗境，一无休歇。再没有一种语言里，我是见到这样的诗了，那是在这么狭小的一个形势之中，而达出那么宽广的意境，那一切人类的深的情感是在里头了，而且完全是一种抒情诗的意味道出了那带了严重性的人生了，又表现出似乎通过一种自然的划时代的史诗之那么亲切了，诗人的直观性，是由之而增了，而那像从远处来的森罗万象中的幻想力，是与真实的被描写的对象，直接相应了，但二者却又像平行样的，达到同一的终点。

    倘若人们明白，我在这里说席勒之无休歇的精神活动，以及他那诗人的天才与一种强大的力量之紧密的结合，那是在他的思想范围以内吸收种种事物的，是怎么一回事的话，人们一定可以理解我先前所说的在他的诗的进展上所批评着的段落之意义了。任何伟大的诗的杰作，需要性情的流露，但当席勒从耶那而返的时候，却久已在这方面失却了。有一部分的理由，是他在计划《瓦伦石坦》，那是他久想动手的，但迄未著之于笔。以材料而论，是在他的环境下可谓太有刺激性的了，以他的创作而论，则多少有点羞涩的感觉，为的是怕在完成之前，预备的太不充分了。谁要是懂诗的人，一定可以见出，这是诗中的一篇巨制；以席勒之结构的能力，是把这材料丰盛的内容，只挤入三个段落。已足惊人。再则席勒对于适用于舞台的要求，也业已提高，所以在他偶尔的停笔之时，便越参考于正确的批评，并不忘一字一句，都使其不苟。在一切艺术制作里头，都需要对于已经知道确实了的实例的信赖。席勒在这里却没注意。他的早年的作品，不足证明他的才智，所以他现在进展到的才可作为批评的依据呢。《堂喀洛斯》是藉外面的环境而咏出一个长期间的过程的，他在第一次去把握时，他总觉得那作品的统一性与热力，是不值得费许多事的。所以席勒在起首的时候，打算改一个新花样，一切束缚不要，于是那悲剧便成为舞台上所从来没遇到过的东西了。这时也正是席勒的精神倾注在哲学的时候，他那活动着的哲学观念也正趋于清晰与确定了。在他选择《堂喀洛斯》为悲剧的对象时，人可以从他的信上看得出，他没有离开那种内在的以观念为事的冲动，这是全然充满了席勒式的天才的脑中的，虽然不如在后来的作品中更能代表出那出自这种来源的痕迹，无论在形式上，在内容上。他这内在的观念的冲动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已经接触了康德哲学，之后他在《论妖媚与庄严》文中也开始说明白了，即他在这篇论文之中所代表的以及作为席勒之内在的工作的体系的，是在他转入另一个范围之前，必需先交代清楚的。这在他是不可能的，在他精神里留下一些不清楚或者不确定的来，他反正是不忘记要求清楚和确定了；因此，那作为他的整个理智活动的基础观念，是他生活的一个基本的原素，在他是视为和他的诗的创作有不解缘的；自要变为他的观察与思想的对象了，他便一定非把它作为一个目标，要很纯粹的织就他可有一种永久的坚持性，这是席勒一切作品的特色，所以在他是不安定的，倘若他那从内在的性格所作出的工作《关于人类美育通讯》一日不完，在这期间，他一点别的事不想。这就是只要一为他所吸收的，他便非作得有结果及完全不可。

    在刚才我说的这一个时期中，可注意的是，席勒关于剧本的制作都极其迟钝，关于哲学的研究的兴趣，却渐渐高起来。在他归到耶那的第一年，他忙着完成了《美育通讯》和历史的著作之后，他的诗只表现于小小的抒情诗与记事体里，而他的哲学的教养使他在《论诗的直抒与婉致》里却表现了幻想力之最轻易与明畅的形式。最后他开始《瓦伦石坦》。这在席勒便像在一个轻快的，然而也是所专有的晚年的诗的全盛时代里了，再后便一无阻遏。他的伟大而美丽的死，是使我们极其痛苦的。但却是在一种极有活力的，更要精富力强的状态之下的，不过终于，他是死了。

    在那种回光返照的期间，席勒重去写剧的，却也是和歌德的交往之始的时期，在他确乎是得着强有力而且有意义的合作的原动力了。那种彼此的影响，这两个伟大的人物所有的，真正极其巨大，而且可令人惊异。他俩都觉得从他们的责任上受了鼓励，以更强的，更有了勇气的，各回到自己的路上来，他俩都看清楚了这是在一种如何的不同的道路之下，而目的仍是不二。谁也不把别个引入自己的道路，谁也不把别个使其为自己追随者。像在他俩作品里一样，是在他俩的友谊里，见出精神的活动是与性格的不同不能分来，而且前者为后者所鼓舞，一直到现在，可说还没有这样的模范，在德意志的名字里这么叫响的。此外再多说什么，是多余了，而且会失却了正当的观察的。席勒与歌德在通信里是已经说得明白而公开了，对于他们这种关系，也说得十分伟大而且亲切了，因此也再没有人更愿意作词费之举了。

    在通信里，我记得有一段，席勒似乎对他的诗的写作这职业不大信任，在恪尔诺作的传记里，也有类似的话。我在这纪念文字的开端，也已经提起，在对于人类的脑筋与胸有所信赖的人，是不会有这种一时的感情的，也不会误认自己生而其有的才能是史诗的，而不是剧诗的。再没有人是像席勒对于一己之不好的脾气之驱除，这么清楚而意识的决定的了，对于一己之努力与成功是看得这么正确而不受限制的加以评价的了，再没有人对于以自己的天性所当求当寻，认识得如此明白的了，更再没有人像他那样痛恨不晓得自己性之所近而彷徨不定的了。他的命运，无疑是剧诗。想像力之锐，把一切可以纳入于一点，从事之迅速，使作品有极大的效应于读者，以及在逼真之中，而驰骋其高度的才华的开展，加之结合于在观念中的壮美的消融，这都在在表现席勒所特有的性格，以歌德的观察看，这种诗是要在近代占一个位置的。因为那是把全体的作用集中于一个目标，不像顺着一条线，却像顺着一个平面而在开展，其得力处就在像在思想中，于一定的“时间”的束缚下，这当然不像在“空间”之中更有多的直观可以活动的。当席勒有时怀疑这种诗人的天才时，他就最惶惶于高处的理想了；在那欲远到目标之中，也越表现出那深度的内在的向往之疑惑来。

    外面环境的影响所及于席勒的事业之转变，我是不想说的。确实的是，大部分散文式的作品，是由《塔利亚》杂志，或者《海伦》月刊（Die Horen），诗是由当时的纪念册之类所需而成的。在1796年他所作的，却才是真正属于他自己了，从前没有过。这种不注意的由诗而哲学，又由散文而韵文的情形，就是像我上面所说的。这不过是那种在他自己所负荷的伟大的使命，在他还没有走完他的路程罢了，他的性格的吸收和反应还没有圆满罢了，这却都是对他的创作的预备所必需的；这时他只有走入那种工作，看来好像只扰乱他的，却正是在他的事业之中的。真可惊异的，就是这种副业，并且占了正位，而且那种为工作所必需的严格性，却导入美丽的自由里去，自要那幸运的观念是呈现于精神界的时候；此外，外来的影响的痕迹，到了他的作品里，却也化为乌有。对于应酬诗，人自然不能求全责备的。

    所有他晚年在剧诗里所出色的表现着的，都是第一流的小心而正确的有理解的努力了，由于这种努力以追求一种艺术体的整个之后又有一种对于对象之深刻的处理；涉及的乃是伟大的丰富的世界性的环境，结合的乃是极其高超的意想；最终则将一切平淡的散文单调一扫而尽，而纳入一种纯粹的诗意的飞扬的表现，思想，结构之中。在一切观点上是，诗能作到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了，用一种生动的诗的形式把材料充分统整了，而且这是就诗的一种极高的意义的性质而言的。在他的信里，有许多地方，他表示，他是注意诗的全体，他以为在他是一种进步，他不喜欢那种只注意小处，因为这只是对于部分的偏爱。在《艺术家》一诗里，他已很清楚的而且很美丽的说出艺术品之最高的要求了，这在他还是早年。至于他之知道如此处理剧的材料，碰巧又是在这方面的顶难的，便是他的写《瓦伦石坦》。把一切细微末节纳入这无边的包罗万象的事件之中，是要破坏了真实性的，可是由于诗人的权威也竟把这作好了，所有那书中勇敢的英雄所要担承的冒险，越山爬岭，以及王国的政治情势，战争之歌，德意志的现状，军队之呼求，这种种缘故，对于观者要诗意的，而且要直观地表现出来的，他也都作到了。当一个诗人对自己和自己的材料有所要求时，往往易于把那对象之活跃的，感觉的第二世界，搀入于一个悲剧之中，而喧宾夺主，只有莎士比亚是例外。

    在《瓦伦石坦》之后的作品，见出席勒是同样的方式写作的了。实在的，他是生就为这样一个诗人，他要就理想的人类而歌咏着，而且有许多世界，都是按他的幻想力创造的，把一切现象的变化多端置于其中，又消融于艺术形式的统一性之内，所以他的悲剧，并不是只是模仿的再现的小巧，却是由于一种内在的，青年气的，永远在新鲜的声响里而生就了似的，却又有带了的正确的真知灼见，在高超的要求里的艺术性之中表现而出，我不想说得再深了下去。他的最后的悲剧是体会了现世的阅历很久的；它对于后代，是在安静地期待着。许久这剧会上演，在德意志文学史上已获了地位。这诗人不是把新的真理置之于空虚的，也不是在搜集事实。他是在他那一类里有所影响，一如他是在他那一类里有所创作。他领导了所有时代的幻想力，幻想力因以提高，因以建造，他又把这作到形势的地步；在这之中，他装饰了他的对象；他创造的脚色，是把人类的理想增丰富了，而在他所有作品中不失其是他自己的特性的反映。这样鼓舞的，这样如画的，席勒许久以来，在提高与生动之中，盛大地影响于他的国家了。

    他在走完了他的精神的长途而辞世了，可是那精神的长途却是永久的。他的目标早是这样定的，他永远不能达到终点，因而他的精神的活动永无需乎休歇；他永有那种快乐，那种热狂，甚而在他最后的信里还说要写成一首不模仿的田园诗的计划，以表示诗人的创作的快乐。他的生命结束于他常向往的目标之前，他的生命一日在，他是一日完全的、不停的、从事于观念的，幻想力的活动的。再没有别人是当得起这句话的真实了：“他放弃了尘世的挂怀了，他是自窄狭的，氲氤的生活之中，而逃入理想的王国。”他只生活在高的观念里，而被围绕在光明里，这是人类可以引入自己的，而且能由自己得之的。谁要是这样离开世界了，我们要称赞那是幸福。此外，便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1936年8月28日改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