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帘大将失手打碎了琉璃盏

《考功名》）既有功矣，不但要赏，且要重赏。既有罪矣，不但要刑，且要重刑。商鞅云：“赏厚而利，刑重而威。”（《商君书》第十八篇《修权》）韩非亦说：“赏莫如厚，使民利之。诛莫如重，使民畏之。”（《韩非子》第四十八篇《八经》）、第四十九篇《五蠹》又云：“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盖厚赏一人，可使千万人增加爱赏的情绪。重刑一人，可使千万人增加畏刑的情绪。赏一以励百，刑一以戒百，这是信赏必罚的效用。管子说：“圣人设厚赏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设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则民不尽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则邪人不止。”（《管子》第四十七篇《正世》）韩非亦说：“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若夫厚赏者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民也，欲治者奚疑于厚赏。”（《韩非子》第四十六篇《六反》）观韩非之言，可知重刑厚赏不但是罚有罪而奖有功，最重要的目的乃在于禁人为奸而劝人为善。

    但是国家的刑赏须与社会的诽誉相应。盖“民之重名与其重利也均。赏者有诽焉，不足以劝；罚者有誉焉，不足以禁”。（《韩非子》第四十八篇《八经》）韩非曾言：“利所禁，禁所利，虽神不行。誉所罪，毁所赏，虽尧不治。”（《韩非子》第三十三篇《外储说左下》）又说：“夫赏所以劝之，而毁在焉；罚所以禁之，而誉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此亦圣人之所为泣也。”（《韩非子》第三十五篇《外储说右下》）东汉末年，阉宦当权，“天下士大夫皆污秽朝廷”。（《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传》）即政府的赏与社会的誉不能“同轨”。人们泥涂轩冕，赏既失去效力；而党锢祸作，天下又以挂名党借为荣，愿与党人同刑，“乃至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后汉书》卷六十七《范滂传·论》）则政府的刑与社会的诽又不能“俱行”了。赏而有诽，罚而有誉，东汉灭亡，理所当然。由此可知韩非所主张的刑赏并不许人主任意定之，而须适应于一般社会的毁誉观念。更宜“编著之图书，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韩非子》第四十三篇《定法》）成为法律。法也者，乃如慎子所说：“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慎子·逸文》）法家之所谓法即荀子之所谓道。荀子说：“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荀子》第八篇《儒效》）哪一种功应得哪一种赏，哪一种罪应得哪一种刑，行赏施刑均以法律为规矩准绳。管子云：“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管子》第六十七篇《明法解》）又说：“有功不必赏，有罪不必诛，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无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管子》第十五篇《重令》）韩非亦说：“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刑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第六篇《有度》）“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韩非子》第五篇《主道》）要是同刘颂之批评晋武帝那样，“放兕豹于公路，而禁鼠盗于隅隙”，（《晋书》卷四十六《刘颂传》）则监司将望风承旨，凡有弹劾，皆舍巨憝而举微过。刑赏失章，国而不亡，只可以视为奇迹。

    总之，法家不但主张重刑厚赏，且谓明君必须依法行使刑赏，即管子所谓“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管子》第四十六篇《明法》。《韩非子》第六篇《有度》亦有同样文句）倘若“禁不胜于亲贵，罚不行于便辟，法禁不诛于严重，而害于疏远，庆赏不施于卑贱，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管子》第十五篇《重令》）秦始皇如何呢？秦自孝公以后，历代君主无不刻薄寡恩，商鞅车裂以徇，张仪惧诛而亡，范雎忧愤而死。他们三人均有大功于秦，结果不过如斯。始皇天性也和秦之先君一样，所以王翦才说：“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史记》卷七十三《王翦传》）又如侯生卢生所言：“始皇为人，乐以刑杀为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三十五年）即始皇虽然崇拜韩非，而只接受韩非重刑的思想，并未采纳韩非厚赏的主张。其见解还是渊源于商鞅。商鞅说：“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此谓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轻其轻者，轻者不止，则重者无从止矣。此谓治之于其乱也。”（《商君书》第五篇《说民》）又说：“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商君书》第七篇《开塞》）“禁奸止过，莫如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商君书》第十七篇《赏刑》）“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商君书》第十八篇《画策》）然而韩非亦不能辞其咎。岂但韩非，管子亦然。管子说：“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管子》第三篇《权修》）按法家所谓法治，其实，乃是“威治”。韩非说：“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也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积爱而令穷，吏用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亦可决矣。”（《韩非子》第四十六篇《六反》）“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者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州郡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郡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韩非子》第四十九篇《五蠹》）韩非由“威治”出发，又进一步而说：“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韩非子》第四十六篇《六反》）又说：“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轻，刑轻则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韩非子》第五十三篇《饬令》）是则法家的“威治”，其实，又是“刑治”，更确实言之，还是重刑之治。

    但是我们须知法家思想须与道家思想相辅而行。法家明罚饬法，道家清净无为。有了法家的制度，而后政府才能因循法令，垂拱而治；有了道家的精神，而后政治不至烦苛，人民乐于接受。老子云：“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老子》第五十七章）而最可怕的还是朝令暮改。韩非说：“法禁变易，号令数下，可亡也。”（《韩非子》第十五篇《亡征》）又说：“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贵虚静而重变法。”（《韩非子》第二十篇《解老》）而管子之言更见明确。他说：“君有三欲于民，三欲不节，则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则威日损。禁而不止，则刑罚侮。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则下不听。”（《管子》第十六篇《法法》）始皇未能了解此中道理，他灭六国之后，不知予民休息，而乃“内兴工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淡其欲也”。（《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这种虐政能够继续下去，完全依靠“刑杀为威”，即孟德斯鸠所谓恐怖。不过始皇虽是暴君，而仍不失为一位英主，其专制魔力确已征服了人民的灵魂，使人民不敢反抗。人民无法推翻现在的社会，只想脱离现在的社会，投身于罪犯之中。他们不断地扩大罪犯的人数，而如董仲舒所说：“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同上）这样，韩非所谓“以刑去刑”反而变为“以刑致刑”了。尹文子说：“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惧之。人民之不畏死，由刑罚过。刑罚过，民不赖其生。生无所赖，视君之威末如也。刑罚中，则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乐也。知生之可乐，故可以死惧之，此人君之所宜执，臣下之所宜慎。”（《尹文子·大道》下）轻罪而受重刑，人民悲观之极，竟然失去胆量，失去自信力，自视为软弱无能的动物。他们只希望有个万能的神，出来拯救他们，而拯救的方法则为“秦亡”或“始皇死”，所以始皇末年，社会上乃传播了“秦亡”或“始皇死”的预言。“亡秦者胡也”，“始皇帝死而地分”，“今年祖龙死”（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三十二年、三十六年）都是人心厌秦的表现。三十七年七月秦始皇果然死于沙丘了，这是多么痛快的消息，而继统的二世才不及父，而暴虐过之。他性庸懦，有自卑之感[4]。懦君往往变为暴主，凡怕别人杀我，常欲我杀别人，以杀止杀，造成恐怖的空气，使人不敢反抗。怕一人，杀一人；怕万人，杀万人；怕天下，杀天下。这是懦君的策略，二世尤见其然。李斯学于荀子，荀子固谓“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荀子》第十四篇《致士》）而李斯乃说：“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于是“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同上）恐怖超过限度，反亦死，不反亦死，等死，反尚有一线的希望，由是陈胜、吴广遂揭竿而起了。专制君主所恃以统治人民者乃是恐怖，由恐怖建立了权威，用权威以维持政权。陈胜发难之后，社会秩序动摇了，皇帝权威扫地了，人民恐怖减少了，天下莫不响应，“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史记》卷八十九《陈余传》）而秦便随之而亡。

    由此可知专制政治固以恐怖为统治的手段，但恐怖超过一定限度，往往发生相反的结果。王莽的失败就是因为“刑罚深刻，它政被乱”，（《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民摇手触禁……吏用苛暴立威，旁缘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能自保，贫者无以自存”，（《汉书》卷二十四下《食货志》）而致迫出民变。隋之灭亡更是因为炀帝误解了“以刑止刑”之意，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兵不息，“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隋书》卷四《炀帝纪·史臣曰》）“穷民聚为盗贼，帝乃更立严刑，敕天下窃盗以上，罪无轻重，皆斩。百姓转相群聚，攻剽城邑，帝以盗贼不息，乃益肆淫威，又诏，为盗者籍没其家。自是群贼皆起”，（《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而隋之政权便在群贼皆起之下归于瓦解。

    由于吾国历史，可知单单依靠重刑的恐怖，固不足以维持政权。人世如此，天宫想亦当然。卷帘大将失手打碎了琉璃盏，既云“失手”，自不能谓为故意；纵是故意，也只负民法上的赔偿责任，绝不会构成为刑法上的犯罪行为，而竟严刑峻法以临之。卷帘大将固已认为刑罚失当，而贬到凡尘之后，玉帝又听其吃人度日，（第八回）则人类社会对于玉帝，又作如何感想。此时也，佛门弟子的“救苦救难大慈大悲南无观世音菩萨”（第八回）复到处物色“同志”，卷帘大将受其指点，果然入了沙门，皈依正果，从此洗心涤虑，再不伤生。此事就卷帘大将说，固已脱离灾障；就人类社会说，亦少了一个妖魔。一举而有两得，既可增加佛门弟子，又可博取人世欢心。佛教的策略比之道教，确实高明。在吾国历史上，道佛两教曾发生过多次斗争，佛教一天一天地兴盛，道教一天一天地没落，我们只看《西游记》上卷帘大将之事，一方恃酷刑以立威，他方秉慈悲以救世，就可了解为渊逐鱼、为丛逐雀者就是玉帝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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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阅F. W. Coker, Reading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rev. ed., 1938, p. 615.。

    [2]　J. Elliot, The Debates, Vol. I, 1937, p. 439.

    [3]　J. Elliot, The Debates, Vol. V, 1937, p. 145.

    [4]　参阅《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二世元年“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云云”，又“二世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