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明清戏曲的继续发展

    第一节

    这一时代的基本历史事实

    从明太祖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朝（1368），到清代鸦片战争（1840），这五百年间，中国历史上构成一个特定的阶段。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到了末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存在，而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束缚下又不得顺利发展的时期。

    在文学史上，这是中国的戏曲有着进一步发展，而长篇小说达到黄金时代的一个时期。这一时代的戏曲和小说恰恰是反映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征的。

    这个时代所以是封建社会末期，是因为在这个时代里封建剥削关系之达到极点，并且到了严重地束缚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步；是因为在这个时代里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挽救它的末日而采取着极端专制、极端残酷镇压、极端狡猾卑劣的手段，但仍不能顺利地维持其统治的地位。

    这时土地高度地集中。明孝宗弘治时“十五世纪末”的统计，明王朝占有的官田，已占全国私田的七分之一，而特殊地区更甚，如苏州“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

    第二节

    从宋元南戏到明初著名传奇

    （一）关于明清戏曲发展的一般说明

    元代流行的主要剧种称“杂剧”，明代流行的主要剧种叫“传奇”（这名词最初还有歧义，但后来固定下来了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二者原来都是地方戏。一个是北方的地方戏，一个是南方的地方戏————发祥地是浙江温州。当然，当这两种地方戏分别在元明盛行全国的时候，也就逐渐失却了地方戏的色彩，并让人忘了是地方戏了。

    就主要剧种说，元代盛行的是杂剧，明代盛行的是传奇。但是就产生时代说，传奇毋宁是早于杂剧的。

    传奇的前身是戏文。16世纪的徐渭在《南词叙录》里说“传奇，借以为戏文之号”，就说明戏文就是传奇。因为产生在南方，也称南戏，南戏的产生时代是宋朝。徐渭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赵贞女王魁》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宣和是12世纪初，光宗是12世纪末，大概南戏就产生在南北宋之际的12世纪。

    它是从中国固有的说唱文学形式演变来的。徐渭已经指出“宋人凡勾栏未出，一老者先出，夸说大意，以求赏，谓之开呵，今戏文首一出，谓之开场，亦遗意也”。这是很有文学史的眼光的话。因此，南戏的民族形式比北剧还要显著。

    当然，像后来的地方戏一样，它也吸收其他剧种的长处，并受着影响。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南戏就曾吸收着金代诸宫调的一些因素。这不止从南戏中有着金诸宫调同一戏目的《刘知远》（在南戏中称 《白兔记 》）可以看出，从戏文《张协状元》由诸宫调开场也可证明。南戏也吸收着杂剧的曲调，戏文《小孙屠》就有一部分是南北曲穿插而出的。至于剧目和杂剧共同的，就更多了。

    南戏的产生虽较杂剧为早，但它的发展是曲折的。据现在所知，宋元之间的戏文约有167种，完整地保留下来的，有15种 [1] 。把南戏认作杂剧流行后的产物的看法是不对的，认为南戏在元代没有发展也是不对的，然而杂剧在元代有着比南戏压倒的势力，却同样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徐渭说“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靡然向风，南词遂绝，而南戏亦衰，顺帝初忽又亲南而疏北，作者蝟兴，语多鄙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题咏也”，这说明在元末才又复兴了。

    不用说，戏文在元代的兴衰，以及明代传奇之在戏文基础上发展，是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分不开的。当农民起义军向元代统治者取得了全面胜利的时候，原先是南方人民所喜爱的地方戏也就重整旗鼓，壮大起来了。

    南戏和北剧的主要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一是没受四折的限制，使剧情有了充分的容量，但坏处是容易冗长。

    二是没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免除了观众的单调之感，也减少了演员的疲劳，但元代由于一人唱到底而来的结构上的谨严和集中也就大都不能保持。

    三是在结构上，开首处副末登场的提纲，对戏情有着概括；结尾大都是团圆，保持了中国戏剧从滑稽戏发展而来的喜剧传统，发扬了中国文学中情节交代清楚的民族形式，只是往往削弱了剧中的矛盾，并对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立下了一条方便的公式。

    四是就情节说，大都是生旦爱情剧，一方面反映了封建社会压迫下自由的呼声，一方面却把反映现实的范围搞得没有元代杂剧广阔了。

    五是就声调说，正如徐渭所说，是“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不像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是以作人勇往之志”的。

    总的说来，南戏有着不同于北剧的创造性，而在发展过程中，又有着扩充和提高的。

    至于明清戏曲的一般发展规律，主要的可提出五点。

    一是在元末明初，是接近民间的。一般地说，虽然粗糙，但质朴可爱，思想性上也是人民性很强的，同时也出现过伟大的作品，如《琵琶记》。

    二是在一度衰歇后，明代中叶又繁荣起来，但此后走入文人化的道路：这包括题材的选择渐以文人故事为中心，曲文也趋于典雅化，此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汤显祖。文人化的道路，在清代有继续的发展，路却越走越窄了。

    三是在发展过程中，渐渐出现了兼取南戏北剧之长的方法，而突出的创造性的产物是明清杂剧，折数少而又不限一人唱，既集中而又有变化。

    四是新兴的地方戏往往是发展的推动力，这又证明劳动人民是文化财富创造者的真理。

    五是就剧目说，一般的多是继承前人而加以创造。这不但说明文学艺术的继承性，也说明经过人民考验的东西往往为观众喜闻乐见，喜闻乐见到就是熟悉也还是爱看了。

    （二）现存的最完整的最早的南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现在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最早的南戏，是《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原 《永乐大典 》一三九九一卷 ） [2] 。这三种戏文中，最简单的是《宦门子弟错立身》，最完整的是《张协状元》，最有社会意义的是《小孙屠》。

    《宦门子弟错立身》篇幅非常短，不过相当一般明代传奇十分之一的光景。叙的是女真人完颜寿马因爱一个女艺人王金榜，为做大官的父亲不容，因而也流落到行院里去，后来父亲出外考察吏治，想叫行院来唱戏解闷，却发现了儿子在那里，于是父子团圆，并承认了儿子的婚姻。情节有点像根据白行简的《李娃传》而写的元代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也就是剧中提到的郑元和的故事，完颜寿马是一个宦门子弟，因为爱情，肯抛弃了自家的身份，做行院家女婿，这种忠实的爱情是可贵的。剧中写父子冲突，完颜寿马被父亲赶出门去，于是让他觉悟到“自家骨肉尚如此，何况区区陌路人”，说明封建家庭的伦理关系是敌不过阶级偏见的力量的，而爱情却又战胜了后者。剧中写这个大家出身的知识分子，初加入民间艺人团体，有些“忍耻含羞”，并且吃不惯苦。在完颜寿马和王金榜路上走不快时，他丈人便说他：

    ［扑灯蛾］你们不三思，红日渐西流，两人没来由，只管此迤逗。

    他只好答道：

    爹行听分剖，奈担儿难担生受，更驴儿不肯快走。

    这是写得近情近理的，文字也质朴可爱。本剧在戏剧史上保留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例如传奇和杂剧的一般剧目、行院的组织和分工、脸谱的存在（抹土搽灰 ）、男角扮演妇女（妆旦色 ）等。

    在《宦门子弟错立身》所提到的剧目就有《张协斩贫女》，可知《张协状元》已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剧本。《张协状元》情节复杂多了，这里说的是成都人张协赴京赶考，路过江陵五鸡山被强盗路劫，安身在古庙里，被贫女供给衣食，二人因而发生了爱情，由时常帮助贫女的李太公做媒，结为夫妇。贫女为了给张协凑盘费，把头发剪下，向李太公家借了钱，打发他去赶考，这时他们结婚才两月。张协到京后，考中了状元，这时枢密使相黑王王德用有一女儿叫胜花，要招他为婿，他却“不为求妻只求名”，没有接受，胜花因为“被人笑嫁不得一状元”羞愤而死，她父亲为了报仇，派张协为梓州佥判，自己也情愿去梓州当州判，做他的上司。在张协还没启行的时候，贫女已经到京寻夫了，可是张协拒不见纳，二人吵了起来，贫女就回去了，仍然住在古庙。当张协又路过五鸡山时，便想斩草除根，恰巧这时和贫女相遇了。贫女还想张协会和她和好，然而张协抽剑要杀死她，贫女却没死，受伤跌入山涧了，她依然回了古庙。这时王德用也歇在古庙里，见贫女酷似其女儿胜花，便认了义女。他带了贫女上任，当张协来参见时，便故意难为他。后来由谭节使说和，如果张协肯接受王德用的次女为妻，便可消释前嫌，张协答应了，才发现新娘就是贫女，夫妇重又和好，“日前那怨语，如今尽撇在东流水”了。

    在这个戏里，写劳动人民是很可爱的，贫女（她虽然以前也是大家，但对剧情说是次要的 ）和李太公都热心救助别人。贫女可怜张协“身上没衣，口中没食，疮痕没药医，归去没盘缠，夜间又无被盖，庙里又难安歇”，想得多么周到！李太公说“老汉虽然村肐落里人，稍通些个人事。平日里终不成跪拜底与他一贯，唱诺底与他五百？没这般话头！只是架上没你衣我衣，怀里没你钱我钱”。多么慷慨！贫女为张协剪了头发，李太公更无私地不断接济贫女，这都是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剧中写贫女对张协的痴情特别细致，她被张协剑伤后，并没有告诉李太公，后来见王德用时也没有告诉，只说“采茶跌却一臂”，她还想给张协留足面子。反之，张协却是一个刻薄到极点的人，他和贫女的结婚，原是“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当贫女出去向李太公借钱稍微迟回来了一会儿，他便想打她，后来甚而不承认她是妻子，并且要杀死她，无怪乎大家都责备他“读书人甚张志”了。剧中写出了两种性格的对比，又让读者有着明显的爱憎，这应该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成功的。

    但是这个剧本存在着十分幼稚和粗疏的地方，一是张协这个“不为求妻只为求名”的性格未免简单了些，他既不爱贫女，也不慕王德用的胜花小姐，哪有这样人情的事？二是剧中有些该写得饱满的情节，例如贫女的思夫、寻夫以及最后的团圆等，该忧该喜该怒的地方，都没有尽情写出。三是贫女何以貌似胜花，并没有必然性。四是剧中到难处理的情节时只好抬出神明来，贫女敢于接待张协就是由于梦中神明的告诉，作者没有能力和胆量写出她心理上的曲折。

    《张协状元》在很多情节上给《琵琶记》提供了素材，特别是贫女的形象，李太公的形象，以及二人婚后二月即分别和贫女断发、思夫、寻夫等，然而《琵琶记》却把那些应该饱满写出的地方就酣畅淋漓地、入木三分地写出了。同时《琵琶记》又删除了不必要的枝节，如李太公的儿子也要和贫女成婚等。

    《张协状元》虽然还没有标出出数，更没有标出每一出的题目，然而显然可以划出一定的出数（初步划分是四十出 ） [3] ，每出有完整的情节，每一场面都有交代，而且头一出也有点像明代传奇的副末登场，是全剧的引子，大体上是具备了明代传奇的一般形式了。

    然而同时《张协状元》却还是有草创的光景，这就是第一出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提纲，却是用诸宫调说唱了一部分情节，接着说“似恁唱说诸宫调，何如把此话文敷演后行脚色”，便扮演起来了。这一方面可以看出由诸宫调到戏文的演变之迹，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时的家门还没有定式。其次，从扮小鬼的和扮判官的同时当作两扇门、扮李小二的同时躬身当桌子、扮祗候的同时被拽倒当椅子三事看，可知演剧时的道具是非常简陋的。

    《小孙屠》比《张协状元》短得多，但比《宦门子弟》又略长，只有十几出的光景。故事是说有孙必达、孙必贵兄弟二人，和母亲一块度日。哥哥孙必达是个读书人，爱上一个妓女李琼梅，娶为妻子，并带了一个使女梅香来。弟弟必贵是个屠户，对此事很不赞成。李琼梅在婚后，也发觉孙必达对自己冷淡起来了，这时她的旧情人朱邦杰便又和她来往，弟弟孙必贵更看不上眼了，便来干涉。母亲为了避免冲突，便带孙必贵到东岳去进香，孙必达也去送他们，到了半路而回。就在兄弟二人不在家的时候，朱邦杰来了，便把梅香杀死，割了头，当作李琼梅的尸首。因为朱邦杰是令史，就硬把孙必达认作凶手，提将官里去，要定死罪。这时孙必贵也回来了，他激于兄弟之情，情愿替哥哥的死。但孙必贵被杀后，被东岳神救活了。他兄弟二人和梅香的鬼便一齐把李琼梅、朱邦杰捉住，告到包公那里，由包公判处了李琼梅、朱邦杰的凌迟。

    这个戏虽然短，但写得很好。除了对孙必达和李琼梅相识时的爱情缺少写出过程以及东岳神叫孙必贵复活是两个缺点外，全剧在很多地方是出色的。其中刻画了孙必贵这样一个可爱的劳动人民，他是“买卖归来汗衫湿，算来方觉养家难”的一个屠户，他看不起“烟花荡妓”，他不赞成哥哥的荒唐，他肯为哥哥牺牲性命；其中也刻画了朱邦杰这样依势欺人的恶棍；其中还刻画了那个想逃避矛盾而终于促成矛盾更尖锐的老妇人；尤其刻画深刻的，是那个妓女李琼梅，她本是良家女，只因“误落风尘”，便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她满以为嫁了孙必达可以过正常的家庭幸福生活的，然而孙必达“却与旧日心不应”，还受到兄弟的轻视，最初她对朱邦杰还在拒绝，因为她已经认为“踢脱做良人”了，事情的演变却使她成了杀人的帮凶；至于梅香，她原是同情李琼梅的苦闷的，只因为地位的关系，竟受到无妄之灾。这不是普通的公案剧，而是有悲剧性的社会造成的悲剧呵。因此，全剧在揭露官吏的黑暗上，在对不幸妇女的同情上，在赞扬劳动人民的品质上，在符合那时现实生活的客观规律上，都是可称道的。

    就是技技巧上，对李琼梅的心理描写，对孙必贵还魂的神态描写，对孙母在还愿路上就死去的处理干净，也见出作者的艺术水平已经相当成熟。

    剧前的副末登场，在《小孙屠》里有了完整的概括形式。

    《小孙屠》的故事是和《杀狗劝夫》有些类似的，同时赞扬了劳动人民的兄弟之爱。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有着共同点：对劳动人民都有不同程度的赞扬，对统治阶级都有不同程度的敌视，故事都是围绕着爱情为中心的。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都是无名氏作。《小孙屠》标出“古杭书会编撰”，《张协状元》提到“九山书会”，《宦门子弟错立身》标出古杭才人新编，其中提到御京书会，可知都是书会中的产物。就它们的质朴看，都是民间作品。《张协状元》之中提到“占断东瓯盛事”，这说明这种戏文恰产生在南戏的发祥地。

    从《张协状元》中之以诸宫调起，《小孙屠》中之南北曲接唱，《宦门子弟错立身》的剧目与元杂剧大都雷同看，可以见出戏文的来历和吸收杂剧的情况。

    这三本戏文除了本身有它独立的价值外，都是戏剧发展上的重要资料，可以见出源，也可以见出流。后来的明代传奇就以此为基石，而发展起来了。

    （三）明初流行的四大传奇

    明代的人惯称《荆》《刘》《拜》《杀》为四大传奇 [4] 。

    《荆》是《荆钗记》；《刘》是《刘知远》，也就是《白兔记》；《拜》是《拜月记》，也就是《幽闺记》；《杀》是《杀狗记》。但这个次序并不是依时代先后排列的，《白兔记》为无名氏作，徐渭《南词叙录》列入宋元旧编，当是较早的作品；《拜月记》传为元施惠作 [5] ；《杀狗记》是明徐畛（洪武初，征秀才 ）作；《荆钗记》是明太祖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作（朱权卒于 1448年，已是明英宗时代了 ），倒应称为《刘》《拜》《杀》《荆》的吧。

    当然，这个时代顺序也不能看作绝对的，因为现存的《拜月记》是不是原貌，《杀狗记》经过冯梦龙加工后究竟哪些是原样、哪些是加工，《荆钗记》除朱权作一说之外，因徐渭《南词叙录》中列有宋元旧编一本及明李景云作一本，于是有人疑惑也许是二者之一 [6] ，可见问题也很复杂。不过认为四大传奇都是元末明初之物，至少是明初流行之物，大概是无问题的。再则根据一般的情况，无名氏作品总在前，有名字的作品总在后，又从《荆钗记》被曲家认为“洞明音吕”（吴梅 《中国戏曲概论 》）和《荆钗记》中所写的考试制度，以及曲家咒骂《白兔记》“谈之令人欲呕”（吴梅 《顾曲麈谈 》）、《杀狗记》“恶劣之甚者”（梁廷枏 《曲话 》）看，大体上仍然可以看出《荆钗记》是较迟的。

    这四大传奇也有共同点，这就是徐渭所谓“以时文为南曲，元末明初未有也”的时代产物，亦即具有“有一高处，句句是本色语”的质朴风格。徐渭又说“南戏要是国初得体”，这就是说，南戏到了明初，才进入了成熟的阶段。显然，四大传奇之较之《永乐大典》戏文三种跨进了一大步了。

    甲　《白兔记》

    《白兔记》没有作者姓名。它的故事是说五代时刘知远年少贫困时到了沙陀村，逢见李文奎到庙中赛神，他偷了祭神的鸡，但李文奎看见偷鸡时有五个龙爪出现，就知道偷鸡者定非凡人，便代他偿还了鸡，并留他在庄上。李文奎有一女，即李三娘，对刘知远也抱同情，主张把他“留在家中听使唤”，可是刘知远并不会耕地，李文奎便叫他降伏劣马。后来见他睡觉时有火光罩身，并蛇穿七窍，知道他将来必是一个霸业图王的英雄，便把女儿许配了他，女儿李三娘也同样看见这些异象，也就乐意嫁了他。可是李文奎有一儿子叫李洪一，很讨厌刘知远，逢巧李文奎夫妇不久就病故了，便逼他写书休妻，想赶他出去。然而李三娘把休书扯碎了，李洪一便主张分家，分给他瓜园，想利用园中铁面瓜精害他性命。谁知刘知远把妖精打败，倒因而得了兵书宝刀，这时他得了庄上李三公的资助，离别妻子，到太原岳节使底下投了军。李三娘在家继续受兄嫂的折磨，但她宁愿挑水推磨，日夜不休，也不改嫁。不久，她要生产了，兄嫂又万般难为她，她只好用口咬下了婴儿的脐带，把儿子叫咬脐郎。兄嫂又要害她儿子，她便把儿子托人送往刘知远那里了。她继续在家中受罪。但这时刘知远迫于岳节使的威势，因为为岳节使的女儿看上，便又和岳小姐结了婚。咬脐郎到了，受岳氏抚育，自己也不记得生母还在沙陀村了。这样过了16年，刘知远因军功封了九路安抚使，咬脐郎也长大了。有一天，咬脐郎外出打猎，正追赶一只白兔，逢见了挑水的李三娘。李三娘并不认得是自己的儿子，却向他诉说了苦处，叫他回去时打听刘知远的下落，并告诉他有一个儿子正16岁，叫咬脐郎。咬脐郎听了这话告诉了刘知远，刘知远才告诉他逢见的就是生母。这时咬脐郎责他父亲无义，并哭昏了过去。就当他们父子谈话的时候，岳氏也在背后听见了，岳氏很同情李三娘的遭遇，主张接来“同享荣华，愿为姐妹”。这样他们夫妇母子便又都团圆了。对李洪一夫妇则只杀死了那个妇人，而李洪一为李三娘请求释放了。

    这个剧的基本情节是和金诸宫调《刘知远》 [7] 一致的，同样的刘知远招赘李氏，同样有李家兄弟迫害，同样有刘知远太原投军，同样有李三娘在家受苦并生子，同样有刘知远再婚岳氏，同样有岳氏对李三娘的同情和尊重，同样有举家团圆，同样有想对李三娘的兄嫂施行报复，而终于劝解和好。只是因为诸宫调的刘知远缺第四部分到第十部分（全文为十二章 ），所以看不出是否有咬脐郎逐兔遇母的事，但这在宋代是一般民间传说中所具有的，想来也是一定有这一情节。就现在残本看来，和《白兔记》不同的是李三娘对刘知远的爱情更由于自发，迫害刘知远、李三娘的还不止李洪一，还有李洪信夫妇，同时多了些战斗场面的枝节，从这里看出诸宫调的《刘知远》在写李三娘的性格上更近于民间农村妇女形象，然而在剪裁和集中（《白兔记 》中李文奎明说有二子一女，但写对刘知远的迫害时却只写了李洪一夫妇，就可知道是经过去取的 ）上，《白兔记》却更进一步了。同时像瓜田中铁面瓜精一段，也为诸宫调《刘知远》所无，可见《白兔记》也采取了另外的民间传说，因而又有较诸宫调《刘知远》丰富的地方。在刘知远和岳氏的结婚上，诸宫调《刘知远》只说是迫于军令，《白兔记》却写出了岳氏先看见刘知远寒夜打更的可怜，因怜生爱，这就更近情了。总之，《白兔记》比诸宫调《刘知远》有了不少的发展。

    《白兔记》中出色地刻画了刘知远的忠厚（像他对于李洪一的凌辱并未责备 ）和勇敢（像他对于铁面瓜精并不惧怕 ），也出色地刻画了岳氏的同情心和大度，并出色地刻画了咬脐郎是一个英俊的少年和他对生母的纯挚感情，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却是李三娘的坚决（如撕毁休书 ）、忍辱以及作为一个母亲的心肠，而她的苦难形象，是令人难忘到如此地步，以致在后来的戏曲小说中变成一个常常引用的典故了。

    《白兔记》的好处就在非常近情，特别是在咬脐郎遇见母亲以后，他自己的情感，他父亲的情感，以及岳氏不得不同情李三娘的遭遇而愿意迎来同居，都写得合情合理。可是细致是不够的。最近浙剧中所演的《打猎回书》却就由于惊人的揣摩和加工，把各人的心情，特别是咬脐郎作为一个活泼形象的儿童之依恋生母、在父亲跟前赌气、对岳氏由未发现不是生母时的敬爱而在发现生母后的敌视而终于在允许他接来生母时的高兴和感激，全细致地表演出来了。不用说，基本情节的创造，还要归功《白兔记》的作者！

    因此，《白兔记》是一个好戏。吴梅所说“读之几乎令人欲呕”（《顾曲麈谈 》），恐怕是由于不从大处着眼而已。

    乙　《拜月记》

    《拜月记》也叫《幽闺记》。是不是施惠作，很多人都认为可疑。就是施惠本人的姓氏，也有不同的记载，钟嗣成《录鬼簿》还有“一云姓沈”的说法，《录鬼簿》也没说他作南戏。徐渭《南词叙录》在《宋元隆编》中列有《蒋世隆拜月亭》，并无作者姓名，也不知道是否就是现存的《拜月记》。同时关汉卿倒是有一本杂剧叫《闺怨佳人拜月亭》的，现存的南戏《拜月亭》很多好的词句即出自杂剧，因此可知《拜月亭》曾是一个流行的剧目，而现存的南戏《拜月记》不会早于关汉卿，并且是在关汉卿的杂剧基础上改编的。一般人认为《拜月记》是元人作品。

    《拜月记》的内容是说有金朝一个叫蒋世隆的青年，曾救了一个为奸臣迫害的陀满海牙之子陀满兴福，结为兄弟。不久因金朝对北方敌人采取屈服政策，迁都洛阳，敌人追逼，造成大乱。蒋世隆带了妹妹蒋瑞莲逃难，途中兄妹相失。蒋世隆喊他的妹妹，有一个和母亲失散了的女郎王瑞兰误以为喊自己，就遇见了蒋世隆。和这同时，王瑞兰的母亲喊王瑞兰，也被蒋瑞莲误应了去。因为在战乱中，彼此都需要照顾，蒋瑞莲认了王瑞兰的母亲做义母；蒋世隆和王瑞兰经过遇见强盗（头领逢巧就是陀满兴福 ），幸而是熟人便没有被害，又同居招商店中，二人情感渐增，于是结为夫妇。蒋世隆不久在旅店中病倒了，便由王瑞兰看顾着。这时大乱之中，王瑞兰的父亲兵部尚书王镇原是去镇守边庭的，当时已经没有这种需要，便回往家乡。路上也到了招商店，发现女儿已经私自结婚，大怒，便硬带着女儿走了，撇下了病中的蒋世隆。当他们父女又走到驿亭住宿的时候，王夫人正带着蒋瑞莲也流落到那里，他们便一同回了家。这时苦闷最大的是王瑞兰，她在思念丈夫，其次是蒋瑞莲，她在思念哥哥。她俩思念的都是蒋世隆一人，但彼此都不知晓。有一天，王瑞兰又在长吁短叹，蒋瑞莲便和她开玩笑，说她怕是想姐夫，她还抵赖，并责骂她“你小鬼头春心动也”，可是当蒋瑞莲躲开偷听的时候，王瑞兰恰是在月下，祷祝丈夫病体早愈，蒋瑞莲就抓住把柄了，逼得王瑞兰说出了底细，才发觉她的丈夫就是自己的哥哥，因为这个发现而她们由结义姊妹变为姑嫂，感情更好了。由于天下太平，当强盗的陀满兴福也遇赦，他找着蒋世隆，共应科举，一个中了武状元，一个中了文状元。王尚书因为有王瑞兰、蒋瑞莲两个女儿，便想都给状元，可是王瑞兰因为不知对方是蒋世隆，执意不肯，蒋世隆因为不知对方是王瑞兰，也加以拒绝。同时蒋瑞莲也说要找着哥哥主婚才可以从命。后来去说亲的人发现蒋世隆和王瑞兰所持的理由是一样，都说是在招商店结过婚。王尚书便暂且不提亲事，只邀文状元吃饭，席间先叫蒋瑞莲辨认，蒋瑞莲认得是哥哥了，便告诉了王瑞兰，因而就圆满解决了。

    这个戏的情节和关汉卿的杂剧《佳人闺怨拜月亭》是一致的。剧中有些精彩的句子，例如王瑞兰和王夫人逃难时的苦况，“这一对绣鞋儿分不得帮和底，稠紧紧，黏软软，带着淤泥”，这是关汉卿的曲词，而南戏中作：

    〔旦〕绣鞋儿，分不得帮和底，一步步提，百忙里褪了跟儿。〔老旦〕冒雨荡风，带水拖泥。〔合〕步难挪，全没些气和力。

    又如在杂剧中当王瑞兰发现蒋瑞莲是蒋世隆亲妹后便唱道：

    似恁地呵，咱从今后越索着疼热，休想似在先时节，你又是我妹妹姑姑，我又是你嫂嫂姐姐。

    南戏中是变作二人唱：

    〔旦〕妹子，和你比先前又亲，自今越更着疼热，你休随着我跟脚，久已后是我男儿那枝叶。

    〔小旦〕我须是你妹妹姑姑，你是我的嫂嫂又是姐姐……

    可知南戏是在杂剧基础上加工的。

    主要情节和创造性的曲词虽然是杂剧中所具有，然而南戏无疑有了更大的发展：首先提出了人民所受的灾难是由于抗敌派的陀满海牙一家受了迫害，这就赋予了陀满兴福的行为以正义性，也赋予蒋世隆对他的救助，以及后来二人分别得到的圆满婚姻以正义性；其次，剧中还暴露了当时人民所受剥削之苦（第六出 《图形追捕 》），并讽刺了当时的庸医（第二十五出 《抱恙离鸾 》）；再次，剧中也塑造了招商店主人这个富有同情心的善良人物形象，而对于蒋世隆、王瑞兰的成婚过程，蒋世隆和王瑞兰婚后别离中的相思，以及王夫人和蒋瑞莲在驿亭中还没被王尚书发现时的苦况（第二十六出 《皇 华悲遇 》），都作了细致、深入的抒写，因而全剧是比杂剧的《拜月亭》更丰富而充实了。

    在这丰富而充实的内容中，写蒋世隆和王瑞兰的爱情，特别是王瑞兰方面的真挚爱情，是主要的在这一段爱情中一方面写出了代表封建统治势力的家长王尚书对于爱情的破坏，毫无同情的，并完全暴露出凶恶的面目，“全没些了伤，身凛凛如雪上加霜”“全没些好言，劈面抢，恶狠狠怒气三千丈”“只倚着官高势强，只倚着官高势强”，正如蒋世隆在和妻子分别时所唱；一方面又写出了那个同情这一段爱情的少女蒋瑞莲，她对于爱情，有着蒙眬中是那样的羡慕，的确是一个天真无邪的活泼少女的形象，而王瑞兰也在这新的增进了的友情中年轻起来了（第三十二出，即 《拜月 》一出 ）。这两方面，都是这个剧特别成功的地方。

    以技术论，作者把蒋世隆的病，庸医的可恶，王瑞兰对蒋世隆病中的体贴，和王尚书不顾人情地夺取女儿，蒋世隆表现出“这厮忒倚富，忒挟势，便死待何如，欺侮俺是穷儒辈”的生死之争，而王瑞兰在和蒋世隆几番“苦别离，愁断肠，两分离，愁断肠”的合唱中被强逼而去，这许多波折放在一出戏（第二十五出 ）里，造成紧张的、鲜明对比的、酣畅淋漓的全剧的矛盾顶点，的确是高手。

    在小地方，像王瑞兰见了母亲时，压着内心的痛苦，并没有告诉母亲自己难受的真正原因，却只说“欲言又忍，心儿里痛切切如刀刎，眼儿里泪滴滴如珠揾”（第二十六出 ），这是比明说还要悲切的，这心理的刻画是够深刻的。

    当然，全剧也有不够的地方，这就是写蒋世隆对妻子的忆念是分量较轻的。

    然而全剧无论就其中主要矛盾说，就喜剧气氛说，就刻画王瑞兰、蒋瑞莲这两个少妇少女的形象说，都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

    也就因此，这个戏曾惹起人们对于它和另外一部伟大作品《琵琶记》谁高谁下的争论。拥护《拜月记》的是明代何良俊，他说“高出于《琵琶记》远甚”，他说其中曲词可代替宾白，因而“绝妙”，又说有蒜酪气，而《琵琶记》中的名曲“长空万里”还做不到；徐复祚也认为何氏“未为无见”，沈德符更说《西厢记》也赶不上它，因为“肉胜于骨，所以让《拜月》一头地”。反对《拜月记》的是同时代人王世贞，他说何良俊的说法“大谬”，并指出《拜月记》三个缺点：“无词家大学问，一短也；既无风情，又无裨风教，二短也；歌演终场，不能使人堕泪，三短也。”王伯良也驳何氏，认为“《拜月》语似草草，然时露机趣，以望《琵琶》，尚隔二尘”，又说：“《拜月》质之尤者，《琵琶》兼而用之。”

    把双方的意见合起来看，其共认点是《拜月记》的长处是质朴，而风格没有《琵琶记》丰富。至于说它无大学问，无风情，无裨风教，这反而是谈到了它的长处；不能使人堕泪一点也只能说明它是不同于悲剧《琵琶记》的喜剧。

    《拜月记》的确赶不上《琵琶记》，但理由并不仅仅限于上面的论点，问题还在《琵琶记》揭露社会矛盾的深刻性，以及艺术上的更成熟。然而《拜月记》能惹起和《琵琶记》孰高孰下的争论，就说明它在四大传奇中的头等比重了。

    《拜月记》曾由湘剧演出，证明它的舞台效果是很好的，也说明其中情节和人物的创造性、青年妇女的情怀、喜剧气氛，都是可以不朽的。

    错认这个手法，后来得到推广，阮大铖的《春灯谜》就是以这为骨干，而造成全剧的喜剧性的。

    丙　《杀狗记》

    传为徐 作的《杀狗记》，现在所见的是冯梦龙的整理本（有 “龙子犹订定 ”字样 ），但就文字的质朴看，应该仍是基本上保存了明初传奇的风格的。

    《杀狗记》的主要情节是和元萧德祥所作杂剧《杨氏女杀狗劝夫》相同的：孙华孙荣是哥儿俩，因为孙华结交柳龙卿胡子传两个坏朋友，反而把亲兄弟孙荣赶到破窑里，孙华的老婆杨月英劝解不听，便想出了一计，杀一条狗扮作死人来放在后门口，这时丈夫并未知晓，以为出了命案，去请柳龙卿胡子传来移尸，他俩不肯，还是亲兄弟孙荣慨然应允，后来柳龙卿胡子传反而想拿这命案作把柄，向孙华进行敲诈，并告到官里，孙荣又挺身出来愿替哥哥受刑，经杨月英把真相说出，开封府尹王翛然把兄弟二人释放，他们又和好如初，并都得了赏，杨月真也封了夫人，柳龙卿胡子传则受杖充军。

    《杀狗记》和杂剧不同的是：杂剧的重心在孙华，全剧是由孙华唱出的，由孙华唱出了贫富生活的对比，由孙华唱出了自己生活的苦况和手足之情，由孙华唱出了狐群狗党的可恶，抒情味大，故事性小；《杀狗记》的重心在杨月真，写出了她苦口相劝的过程，以及她的聪明智慧，同时对柳龙卿胡子传的欺骗丑态也作了更铺张的刻画。

    在情节的创造上，《杀狗记》加添了一个同情孙华的仆人吴忠，他时常背着主人孙荣去看顾孙华，并且在受命去杀他时想叫他逃脱：又加添了一个93岁的老汉王老实，这是一个淳厚的农民，杨月英曾请他在孙荣上坟时来规劝；又加添了孙荣的一个妾迎春，她也同情孙华，并对杨月英的苦心和设计有所帮助；在孙华到破窑之前，加写了他住店被逐的一段，让他的受困是逐渐而来；在把孙华赶入破窑以后，加写了孙荣派人去刺杀的一段，让孙荣对孙华的恶感发展到顶点；在柳胡二人的行为上，又加写了曾挑唆孙荣去控诉哥哥；在杨月英向王婆买狗的时候，又加写了王婆对于狗的爱惜。塑造了较多的劳动人民形象，并对他们有着赞扬，人民性是更加丰富了；在加添了许多情节上，是更突出了孙华对孙荣的嫌弃、杨月英在这故事中的重要性、柳胡二人的险恶了。

    这个剧本的主要思想是在对妇女的智慧的称赞，正如剧中吴忠称赞她“人道院君贤，今日里如是，”也正如迎春称赞她“旁人道来，我院君贤达，人间没赛，正是家有贤妻，夫不遭横祸飞灾”，以及孙华最后称赞她：“愚蠢孙华，情偏执迷，全借家有贤妻。”

    但同时却也反映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虽然兄弟也是一伦，然而事实上往往并不和睦，特别是在统治阶级或富贵人家为然。剧中举了历史上四个例子：舜弟象要害虞舜、唐太宗杀兄、汉文帝逼死淮南王安、曹丕对曹植毫不容情。这不是偶然的，在阶级社会中，特别在统治阶级中，所谓天伦手足之情是敌不过利害关头的力量之大的。孙荣也是家中财宝如山积，庙内钱财如水流的豪富人物，所以他也就丧失了人性。杨月英的设计，倒是例外的事，现实正是缺乏这样妙计，而因为贫富悬殊亲兄弟驱逐，迫害的。这个剧本暴露了封建社会中，人伦关系的破绽，正是它的现实主义精神所在。

    剧中还表现了对封建文化的怀疑。孙荣就是一个读书人，可是他就对书本发生了如此的感叹：

    天惨云迷，你看城郭村庄尽掩扉，孙荣枉读诗书，到如今啊，一字不堪煮，怎得柴和米！（第十一出）

    读尽文章，多少艰辛泪万行。书，为你把亲撇样；书，为你多磨降。嗏，身破窑藏，好恓惶，冷落饥寒，苦楚难名状，一夜思量一夜长。（第十六出）

    再看，柳龙卿胡子传也何尝不是封建知识分子？那个王老实便骂他们道：

    乔人物，那些是人间大丈夫！说得个者也之乎，说得个者也之乎，难道你文章满腹，不识羞，酸饿儒！（第二十三出）

    这都说明封建教育的破产。

    剧中写劳动人民是可爱的，像王老实（他虽然给孙家管庄库，但形象是作为农民来写的 ）毅然肯担任劝说孙华的使命，对柳胡二人也肯诃责，并且真正希望孙华孙荣和好：

    愿学田真泣树，泣树，取回兄弟同居，同居。美风俗，辨亲疏，兄与弟两和睦，欢喜煞老农夫。（第二十三出）

    再看王婆对杨月英要买狗时所唱：

    这狗子从小养成，割舍得害它命？院君休得把人轻！空有金，空有银，纵有珍珠，休得倚富吞贫！（第二十五出）

    这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反抗情绪。后来因为杨月英要追她十年房钱，才不得已把狗卖了。可是她还希望死了“化作上界娄金狗”，并且对狗儿说：“狗儿唆，不因恋财将你卖，愿你从此早生天！”只有劳动人民才有这样真挚感情呵。

    剧中的语言是朴素无华的，剧本的结构是紧凑的第二十四出《谋杀孙荣》是孙华对孙荣的迫害达到顶点的时候，紧接着是《月英买狗》，而吴忠奉命去杀孙荣却没接着写，倒只在第三十二出《夫妇叩窑》时才出现，但他已经见孙华回心转意了，这说明杀狗一事在前面七出戏中的紧张，并处处用孙华孙荣二人的生活对比，因而给人印象是鲜明的。

    所以，无论就思想性、艺术性来看，这是一个优秀的剧本。此前有人批评《杀狗记》恶劣之甚者（梁廷枏 《曲话 》），或者说鄙陋庸劣，直无一语足取（吴梅 《顾曲麈谈 》），这都是不正确的。

    在现在的舞台上，评剧曾经将《杀狗记》改编过，我曾在东北见过演出。

    丁　《荆钗记》

    朱权写的《荆钗记》是叙的王十朋和妻子钱玉莲离开后，经过种种波折，又归团圆的事。这种种波折是：当钱玉莲的父亲想要和王十朋说亲的时候，钱玉莲的继母就嫌王家贫穷，而号称孙半州的豪富孙汝权就来竞争，这时还有钱玉莲的姑母也来替孙汝权作媒，一直到婚后，继母、姑母、孙半州始终是对王十朋夫妇联合的压力。可是钱玉莲的父亲坚决选定了王十朋，钱玉莲本人也坚决宁自接受了王十朋的荆钗（即剧中媒人所说的木头簪子 ）而拒绝了孙半州的金钗。婚后除了原有的压力外，又受到一种压力，这就是当王十朋赴京赶考考上状元的时候，万俟丞相偏要招赘，王十朋不从，便把他派到蛮烟瘴地的潮阳去，作为惩罚。这时那个豪富也是恶棍的孙半州便利用了万俟丞相曾经有意招赘这件事，截获了王十朋的家书，伪造了一封，说是已经招赘，请妻子改嫁。钱玉莲的继母借此又向钱玉莲进行压迫了，只有钱玉莲本人不信，她父亲也是半信半疑。她父亲便派人去打听实信，可是回来的人因为看见了一个发丧的，便误会为王十朋已经亡故了。钱玉莲为了对丈夫的忠贞，便投了江。她投江时，还带着那个荆钗，因为她是如此地珍视她的爱情啊。可是她没有死，被一个同姓的知府救了，认作了义女。王十朋到任后写信到岳父家接取妻子并自己的母亲，他母亲也寄住在岳父家的。可是母亲到后，才知道妻子已经投江，却不知道遇救，他当然十分感伤。这就是当时的情况：他以为妻子死了，他妻子以为他死了，彼此都为始终不渝的爱情而悲哀着。问题的解决是：当丞相换了，王十朋调作吉安知府，这时距家乡温州已近，便把岳父岳母接了去，又想起妻子，便在玄妙观追荐亡灵，逢巧钱玉莲也来逛庙，他们会见了，但彼此都以为是天下人相似的，不敢确认。原先钱玉莲的义父本托人向王十朋议婚，可是二人都不肯，但又见听钱玉莲背后谈论遇见的王太守好似亡夫模样，这位义父于是想出一个法子，把钱玉莲保存的荆钗在筵席间拿在王十朋面前，看他表情，以辨真假。王十朋果然睹物伤情，唱道：

    见荆钗不由我不心惊骇，是我母亲头上曾插戴。这是那里来？叫我楗耳揉腮，欲问犹恐言相碍，心中展转猜，元是我家旧物财。天那，这是物在人何在？

    这时钱玉莲的义父才判明是真的了，钱玉莲也出来相认了，他们合唱着：

    每痛忆伊作幽冥鬼，不料重逢你！

    他们夫妻团圆了，钱玉莲留的荆钗到底有了用。至于孙半州的下场，则是挨了四十大板，解京去了。

    这个剧本的情节是相当曲折的，剧文也还质朴，对主要人物中的钱玉莲的坚贞和孙汝权的险诈也作了一定程度上的刻画，可是艺术性究竟是较低的，因为像王十朋的离家（第十五出 《分别 》）、钱玉莲的思夫（第十八出 《闺念 》）、王十朋见母时的得知妻子投江（第三十一出 《见母 》），以及最后二人的相见（第四十八出 《团圆 》）等，在这些重要关头作者都没有传达出应有的情感的笔力，因而也就削弱了它的思想性。吴梅批评它“在明曲中当属中下乘。”又说它有几折都模仿《琵琶记》，而远逊《琵琶记》（《中国戏曲概论 》）是不错的。

    把这四大传奇合起来看，它表现了质朴的民间色彩，也表现了内容的广阔性，生活气息是浓厚的，感人力量是具备的，在不同程度上，在不同角度上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也赞扬了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其中只有《荆钗记》此较逊色一点。

    在《白兔记》对李三娘的形象的刻画上，在《荆钗记》写考试给人带来的苦恼上，都和另一部伟大作品————《琵琶记》————有着近似之处，然而《琵琶记》的思想深刻性、艺术饱满性却又远超过四大传奇，而就不止是元末明初这一个时代的代表作，而是整个戏曲史上的一块瑰宝了。

    （四）高则诚的杰出戏曲————《琵琶记》

    元末明初最伟大的剧作家是高则诚，他的不朽杰作是《琵琶记》。《琵琶记》的产生时代应在《白兔记》《拜月记》之后，而在《杀狗记》《荆钗记》之前，它像一颗彗星一样，照耀着明初流行的四大传奇。

    甲　高明的生活和创作

    高明字则诚，约在1305年 [8] （元成宗大德九年 ）诞生在浙东温州府的瑞安村，温州又称永嘉，所以人们称他为东嘉先生。他自己又号菜根道人。

    他生的这个时代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他生的地方又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特别集中的地方 [9] 。

    他生的这个时代是元代中叶。元王朝已经走向衰败。在1307到1332年1/4的世纪中，皇帝换了七个，每一次更换都藏有着政变阴谋，甚而战争。同时北方的白莲教和江南的农民已经不断在起义。高明的青年时代就是这样度过的。

    那时江南的土地十分集中，有的大地主收租多至二三十万石，佃户有二三千户。当时还有灾荒，武宗至大元年（1308），河南有父亲吃自己的儿子的，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京师饿死的人近100万，11个城门外都有万人坑，掩埋死尸。浙江在顺帝元统二年（1334）曾发生水灾，饥民达572000户。这个印象是给作者如此深刻，所以《琵琶记》中反映了人民饥饿的痛苦。

    当时不只农村经济遭受破坏，就是民间手工业，也因为元朝统治者把工匠集中起来，变为工奴，也在被削减着。至元年间，有一次在江南就收集了工匠30万。杭州也有官营的织染局。这样，南宋时手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便也严重地遭殃了。

    除了蒙古贵族对人民的剥削外，还有外国商人。温州和杭州都有市舶司，管理外国贸易。这些商人带来的是奢侈品，带走的却是生活日用必需品。他们还经营高利贷，逼得人民卖地卖儿，所以他们对中国人民也是一种压迫力量。

    后来大规模起义，首先在浙江爆发，这就是至正八年（1348）方国珍的起义。这时是高明中年了。在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的元代，而又特别突出的浙江，这就是高明的环境。这也就是《琵琶记》中对阶级矛盾特别反映得深刻的一个缘故。

    元代又是民族矛盾也很尖锐的时代，人分四等，最下等的是南人，也就是原先南宋统治区的人民。在这种民族压迫中，读书人尤其是遭受轻视和侮辱，所谓九儒十丐，仅仅比叫化子高一等。高明恰恰既是南人，又是儒，所以他的满腹反抗意识不是偶然的。

    在这种形势下，南人的政治权利是谈不到的。高级官吏没有南人的份儿，下级官吏也只有副职。为了剥夺南人的政治权利，元代长期间不举行科举。在高明十几岁时，一度恢复，但只有20年又取消了。一直到农民起义在各地爆发了，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才又正式恢复这玩意儿来。高明就是在恢复科举后的第五年（至正五年，即 1345）中了进士。不用说，参加这种考试，内心是矛盾和痛苦的。这也就是《琵琶记》中对于蔡伯喈这个人物参加考试时的矛盾心理刻画特别深刻的根源。

    可是高明的矛盾生活更往前发展了。他当了将近十年的元朝的官。他先当处州（浙江丽水 ）录事，这是一种地方官，由于他的政治才干，临走的时候，当地人民还请刘基给他写了碑。又因为郡官徐某爱他的才学，便留他教了一个时期的书。不久，他被江浙行中书省杨廉夫约出，调为丞相掾。当时是“儒生尚其才华，法吏推其练达，而明亦以名节自励。稽典册，定是非，酬应如流。意所不可，辄上政事堂慷慨求去” [10] ，这可以见出他那时的才能、个性和他的生活，而从慷慨求去中也就见出他的内心矛盾来了。

    这时方国珍起义了，那一年是至正八年（1348），高明不幸为江浙省平章政事达识铁木迩所赏识，约他参加了镇压起义军的幕府。可是因为议论不合，他就“避不治文书”，也就是消极反抗。后来方国珍背叛了起义，接受了海道漕运万户的官，军事也就结束了，很多人升了官，高明却什么也没捞着。他退休到杭州。

    他原是想就此在家乡和后辈谈谈学问，游玩游玩山水的，可是正如他的朋友所料“虽欲决遁山林，亦将不可得者”，统治者又把他调为江南行台掾，福建行省都事。当他路过宁波时，投降后的方国珍想留他到幕府，他拒绝了，又想留他教书，他也拒绝了。终于他也辞掉了一切官职。这就是他十年不愉快的仕宦生活。这心情深刻地反映在《琵琶记》中。

    当他的矛盾稳定下来之后，也就是当他不和统治者合作的决心坚定下来之后，他在宁波城东梁社沈氏楼，埋头写出了他的《琵琶记》。

    高明写《琵琶记》专心到这个地步，传说：

    则诚《琵琶记》，闭门谢客，极力苦心，歌咏久则吐涎沫不绝，按节拍则脚点楼板皆穿。

    ————梁青远《雕邱亲录》

    虎林昭庆寺僧舍中有高则诚为《中郎传奇》时几案，当拍处痕深寸许。

    ————周亮工《书影》

    这说明他是投入了多大的劳动的！甚而还有这种说法：

    则诚填词，烧双烛，至《吃糠》一出，句云“糠和米本一处飞”，双烛花交为一道。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明代李开先（1501——1568）也早有这种记载了，不过说是高明的谎话，青木正儿也认为无稽之谈，然而我们认为这却说明高明在创作上的苦心，大概他先见烛花交而为一（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才因而悟到糠和米一处飞一个名句，只是由于叙述上先后倒置，就遭到非难而已。总之，《琵琶记》是超乎寻常的专心致志来完成着的。

    还因为《琵琶记》之价值在体验了长久的生活以后，又经过长期的内心斗争，眼看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现实，终于决定了自己的立场，并赋予了极大的创作劳动而后才完成的，所以它成为那样感人的不朽古典名剧。

    当《琵琶记》完成以后，不久就流传开了。青年的农民革命领袖朱元璋已经注意到它，并赞赏它（明田艺蘅 《留青日札 》中说 “高祖微时，常奇此戏文 ”）。到朱元璋当了皇帝时，那时是洪武元年，即1368年了，曾请他到南京修《元史》 [11] ，但他由于老病，辞职回乡了。不久，病死在宁波。

    高明是一个正直的、有骨气的读书人。他关心民间疾苦。在他为元代的纸币作的《乌宝传》中，揭穿了金钱在阶级社会中的作用，并指出了穷人所受的压迫：

    宝轻薄柔默，外若方正，内实垢污，喜随时舒卷，常自得圣人一贯之道，故无入而不自得，流俗多惑之。凡有谋于宝，小大轻重，多寡精粗，无不曲随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爱。其子姓蕃衍，散处郡国者，皆官给庐舍，而加守护焉。……然素趋势利，其富室势人每屈辄往，虽终身服役弗厌。其窭人贫氓有倾心愿见，终不肯一往。尤不喜儒，虽有暂相与往来者，亦终不能久留也。……其为人也多诈，反复不常，凡达官势人无不愿交，而率皆不利败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与宝交。……使宝生于唐虞三代时，其术未必若是显。然则宝之得行其志者，亦其时有以使之。呜呼！岂独宝之罪哉！

    这篇文字是十分出色的。他指出了“尤不喜儒，正痛心也”。说明了：“九儒十丐”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他指出了“得行其志者，亦其时有以使之”，并说“岂独宝之罪”，这就深刻地说明了那个阶级对立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征。

    他痛恨苛政，他在《题画虎》一诗里说：“人间苛政皆尔俦！”

    他有着像杜甫、白居易一样的民胞物与的胸襟。他在一首《游宝积寺》诗里写道：

    夏日如焚渴恩烦，登险极目觉心宽。

    半窗宿雨炎燉散，八面清风枕簟寒。

    逆旅往来休树下，纤歌远近彻云端。

    几回欲挽银河水，好与苍生洗汗颜。

    他自己暂时凉快了，然而就马上想到还有无穷的汗颜苍生！

    他同样富有爱国情感。在他写的《和赵承旨题岳王墓韵》一诗里这样说：

    莫向中原叹黍离，英雄生死系安危。

    内廷不下班师诏，朔漠全归大将旗。

    父子一门甘伏节，山河万里竟分支。

    孤臣犹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

    他是多么赞扬这个民族英雄，又多么向往那个“朔漠全归大将旗”的梦想，同时又多么痛心于“二帝游魂”的国耻，悼惜岳飞遭到奸臣陷害的悲剧呵！

    在他《题昭君出塞图》一诗里也流露了同样感情。他慨叹着“汉庭公卿无远举，却使娇姿嫁夷虏”！

    高明也是一个有政治才能的人，也是有从事政治愿望的人，但是他那个时代既不允许他有顺利地施展抱负的机会，也不能让他心安理得而避免内心痛苦地出来做事，所以就养成了他的狷介性格。尤其当他在复杂的政治局面底下，几度和当局龃龉以后，他更毅然决然保持了他的不妥协作风。在他看到了方国珍的反复不定的时候，在他还不能判明朱元璋是否可以长久下去的时候，在他接受了以前从政的痛苦经验的时候，在他由于阶级的限制还不能完全倾向农民革命政权的时候，他的退休生活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并不能得出一个结论，说他偏向统治阶级而不同情劳动人民的。事实恰恰相反，由于他的亲身经历，由于他的正义感，由于周围农民起义的影响，他终于是站在劳动人民方面的。《琵琶记》就是证明，其中可爱的形象————赵五娘和张太公都是劳动人民的形象，其中憎恶的对象是统治阶级的代表————牛丞相，而反映作为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痛苦形象的则是蔡伯喈。在极大程度上，蔡伯喈是有着作者自己的生活实际的。蔡伯喈正是经过外在的压迫和内心的斗争，而终于“散发归林”了。

    就是这样心情的高明，歌唱出了：

    闭门春草长，荒庭积雨余，青苔无人扫，永日谢轩车。清风忽南来，吹堕几上书，梦觉闻啼鸟，云山满吾庐。安得嵇中散，尊酒相与娱！

    ————《赋幽慵斋》

    他是向往那个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反抗诗人嵇康呵。

    这就是他歌唱着“七国游谈厌犀首，十年奔走叹狐毛，争如蓑笠秋江上，自脍鲈鱼买浊醪”（《次韵酬高应文 》），歌唱着“人生万事空浮沤，走舸复壁皆堪羞，不如煮茗卧禅榻，笑看门外长江流”（题 《萧翼赚兰亭图 》）的缘故。

    在他经历了一些沧桑之后，他爱惜羽毛起来了，他的狷介构成一种洁癖了。所以他说“如此江山足行乐，莫将尘土污儒冠”（《送 朱子昭赴都 》），“久拼华发添青镜，未许淄尘上素衣”（《寄屠彦德并简倪元镇 》）；他并且对于同样的洁癖著称的画家倪云林有着极大的赞扬：“何似云林倪处士，焚香清坐淡忘忧！”（同上 ）

    在他深感“天运亦有常，吾生何时宁”（《夏夜独坐简胡无逸 》），“宁知百年皆梦幻，静看万变互纷揉”（《题支离叟 》）以后，他对一切看淡了。这就是他的晚年的精神生活。

    他说“钱塘门里支离叟，短发萧疏色黧垢”（同上 ），这就是他晚年的自画像。可知是个伟大的剧作家，有正义感、富同情心、精明而倔强的剧作家是在安于贫困中而结束了他的生命的。

    高明不只是一个卓越的剧作家，也是一个杰出的诗人。原来他生长在一个诗人的家庭里。他祖父高天锡、伯父高彦、弟高旸，都是诗人。从高天锡作的诗句“年过半百耻为儒，万事随流可暂娱”（《书怀 》）看来，他祖父也是有事业心的人；从高彦的诗句“可怜天下奇材老，荒草寒烟满故园”（《诸葛庐 》）和“发卒坑儒禁挟书，不仁安有百年期”（《读秦记 》）看来，他伯父同样有向往英雄人物和反抗强暴的热情；————高明的熏陶也就可想而知了。高明自己的诗更是在明代有着地位的。

    高明有着多方面的才能，他擅长书法。他的书法作品在他生时已经为人宝爱。在他现存的40几首诗中，题画诗有十首，可见他也懂绘画。不用说，高明更懂戏曲，这不止因为从高明写作《琵琶记》时的安排的传说可以证明，而且由他生活的地方正是南戏的发祥地这一点也可推知他懂戏曲有便利条件了。

    正因为高明是一个杰出的诗人，又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这就是他的《琵琶记》具有那么高度的艺术性、更特别富有抒情诗意味的缘故。

    高明除了《琵琶记》之外，还写有《闵子蹇单衣记》 [12] ，但后者已佚。

    他的诗集《柔克斋集》原有二十卷，现在也不存了，被人辑录的只有40多首。

    这就是高明的一生和他著作的情况：生之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元代中叶到明初，又是矛盾十分突出的浙江，眼见人民的灾难，为周围农民起义的浪潮所影响着，也经历了内心的矛盾冲突，加上身居南戏的故乡，又有诗才，经过极大的艺术劳动，于是写出了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代表作————《琵琶记》。

    高明对于戏剧的创作见解，是见之于《琵琶记》的第一出《副末登场》中。他批评以前的剧本“琐碎不堪观”，可知他是要求艺术的完整性的，他说“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可知他不是拿戏剧当娱乐，而是要用严肃的态度写出富有感染力的巨作的；他又说“也不寻宫数调”，可知他是主张打破形式主义的拘束，这给后来的剧作家汤显祖“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一派开了先路；他更着重在戏剧的思想内容，教育意义，这就是他所谓“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这些话都是正确的理论，而《琵琶记》本身恰是这些正确理论的实践。

    乙　《琵琶记》的结构和主题思想

    矛盾提出

    《琵琶记》一共42出，可以分作四部分。

    从第一出到第六出是第一部分。这一部分是矛盾的提出。这个矛盾是：具体地说是家庭生活与考试的矛盾，概括地说是在深广的意义下“孝”和“忠”的矛盾，就它的深刻意义说乃是人民的和平幸福生活和统治阶级要破坏这种和平幸福生活的矛盾。

    在第一出《副末登场》里作者已经概括地提出“奈朝廷黄榜，遍招贤士”对于“两月夫妻”的新婚生活的破坏，并把“极富极贵牛丞相”（这是统治阶级的代表 ）和三个理想人物（这是善良的老百姓 ）：“施仁施义张广才，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不必拘字面 ）蔡伯喈”对立起来了。自然，这种对立是就倾向上说，不是就表面的身份说的。

    这个矛盾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蔡家，一是牛府。在蔡家和牛府中又各有矛盾。先说蔡家。

    第二出《高堂称寿》，不但蔡母认为“真乐在田园，何必区区公与侯”，赵五娘认为“唯愿取偕老夫妻，长侍奉暮年姑舅”，就是蔡邕也是不愿“离却双亲膝下”，而愿意“且尽心甘旨”，认为功名富贵，“赋之天也”的，甚而那个为统治阶级一时愚弄，要儿子去赴试的蔡公，也终于和蔡婆一道唱出“夫妻好厮守，父母愿长久，坐对两山排闼青来，好看将一水护田畴，绿绕流”；以及“山青水绿还依旧，叹人生青春难又，唯有快活是良谋”。这一个有年老父母、新婚夫妇的家庭是多么爱护他们淳朴、和平、幸福的田园生活呢！所以说：“一家安乐值钱多！”这难道不是老百姓的声音么？

    然而破坏这个安乐生活的外力到了，那就是统治阶级设下的圈套————考试。不愿上这个圈套的首先是蔡婆，在第四出《蔡公逼试》里，她骂蔡公是“老贼，强逼他争名夺利”，她已经预感到这将是一场悲剧：“苦，忍将父母饥寒死，博得孩儿名利归，你纵然锦衣归故里，补不得你名行亏。”其次是悲剧中的主人公蔡邕，也是“心恋亲闱，难舍亲闱”的；他明知道“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争似孝名高”；他向父亲跪下哀恳，劝蔡公听蔡婆的话，“娘言是，望爹行听取”；他同样预感到将是一场悲剧，“只恐锦衣归故里，怕双亲不见儿”。可是一时迷惑了的蔡公硬说儿子是“恋着被窝中恩爱，舍不得离海角天涯”，就是经蔡婆解释，“他意儿只要供甘旨，又何曾贪欢恋妻”，但也枉然。而这时连张太公那个大好人也糊涂了，他也受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麻醉，认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正当的，便把蔡家的困难担承下来。于是“逼试”成功了，悲剧成立了。

    这个悲剧的序幕到第五出《南浦嘱别》告了一个段落。在这一出里，深刻而曲折地刻画了蔡邕和赵五娘这一对新婚夫妇的离情，也深刻而曲折地刻画了两人的处境。蔡邕的痛苦是：“做孩儿节孝怎全？做爹行不从几谏”，父亲的压力是一；“他闹吵吵抵死来相劝”，张太公的压力是二：“将我深罪，不由人分辩”，连赵五娘也不见谅，说“你不去时，也须由你”，这是三。可是赵五娘呢，本来要向公婆劝说的，然而怕担不起“道我不贤，要将伊迷恋”的罪名，却欲去又止，结果只能共同啜泣在“为爹泪涟，为娘泪涟，何曾为着夫妻上挂牵”里了。新婚的惨别，只有“从今后相思两处，一样泪盈盈”。然而更特别苦的是赵五娘，她一则说，“我的埋冤怎尽言？”二则说，“他那里，漫凝眸，正是马行十步九回头。归家只恐伤亲意，阁泪汪汪不敢流！”要哭还没有地方哭呢。至于蔡婆不用说，在离别儿子时，“膝下娇儿去，堂前老母单，临行密密缝针线，眼巴巴望着关山远，冷清清倚定门儿盼”。就是蔡公，也不能不说“孩儿，归休晚，莫教人凝望眼”，而且合唱着“怎教人心放宽，不由人不珠泪涟”了。悲剧就是如此开场，高则诚饱满的抒情笔触就是如此展开，他的深透人情并抉发统治阶级对人民安乐日子的破坏的罪恶处就是如此揭开。但这只是矛盾的一方。

    矛盾的另一方是统治阶级的代表————牛府。在这第一部分里写出了牛府那个黑暗势力的，就是第三出《牛氏规奴》和第六出《丞相教女》。蔡家中的人物都是近人情的活人，就是蔡公一时执迷，也还在人情之中，相反地，牛府却是阴森森有鬼气。那个牛小姐本来已经被丫头惜春认为“我服侍着你时节，见男儿也不许我抬头看一看；前日艳阳天气，花红柳绿，猫儿也动心，你也不动一动；如今暮春时候，鸟啼花落，狗儿也伤情，你也不伤一伤”的幽灵一般的人物了，可是他父亲————牛相————还要再三叮嘱这一个幽灵“但把不出闺门的语言相戒”。就是这样一个囚笼，眼看蔡邕便要陷入了。

    牛府和蔡家是矛盾的双方。但牛府本身却也有矛盾，这就是牛相和牛小姐还有一定程度上的对立，而丫头惜春和老姥姥是在更大程度上和牛相对立着的。蔡家也有矛盾，蔡公和蔡婆、赵五娘、蔡邕是对立的，张太公最初也在蔡公一边。蔡邕既是牛府与蔡家矛盾中间受牛府压迫的人物，同时也是蔡家一家矛盾中间承受着压力的人物。牛府的支持者还有朝廷。蔡邕要挣脱这三层压力，所以才有“三不从”。三层压力不能不算强大，他的斗争也就不能不算艰巨了。设身处地，也就不能太责备蔡邕不够英勇了。矛盾的展开就是蔡邕如何和这三种压力斗争的过程；同时矛盾也在变化，那就是牛小姐和牛相的对立激化，牛小姐终于站到蔡邕一边，蔡公、张太公和蔡婆、赵五娘的对立逐渐消除，结果只剩下牛相和蔡邕的对立，而蔡邕是有多数人支持着的。这个过程就是下面要说的作品第二部分。

    矛盾发展

    从第七出到第三十三出，一共二十七出，是矛盾的发展，这就是第二部分。

    在这一部分里，就蔡家说，着重写了一个意外的袭击，这就是荒年的饥饿。饥饿对全剧矛盾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一部分是一个重点。因为：第一，由于饥饿，加重了蔡家的痛苦，表面上是加重了蔡邕远离家庭的过错，但同时却就是从深刻的意义上看来更暴露了统治阶级对人民安乐生活破坏的罪恶。因为如果不是“黄榜招贤”“奉旨招婿”，蔡邕就不会离家；就是离了家也不会是被俘虏、被扣留的光景；他不离家或离了家而不被扣留，他家里就不会这么无依无靠，这么惨呵。

    第二，由于饥饿，加深了蔡婆和蔡公的龃龉，蔡婆责备蔡公说：“老贼，你抵死教孩儿出去赴选，今日没有饭吃，他便做得状元，济你甚事？若是孩儿在家，也会区处，终不到得恁地狼狈。如今冻得你好，饿得你好！老贼！你死了休！”（第十一出 《蔡母嗟儿 》）她的责备比以前加深了，她反对儿子去赴选的事儿便更理直气壮了。可是也由于饥饿，蔡公面对铁的事实，不能不反省到自己强逼儿子赴选的错误，他悔恨地说，“天那，我当初不寻思，教孩儿往帝都，把媳妇闪得苦又孤，婆婆送入黄泉路，算来是相耽误”（第二十一出 《糟糠自厌 》），这时他又转变到和蔡婆、赵五娘一条线上来了。还有张太公，他虽然没有明说后悔，然而他在赵五娘领粮被劫时把自己所得的官粮帮助了蔡公（第十七出 《义仓赈济 》），在蔡婆饿死无衣棺埋葬时又帮助着安葬（第二十一出 《糟糠自厌 》），后来蔡公也饿死了，还是无法安葬，赵五娘要卖自己的头发时，又是张太公慷慨借贷（第二十五出 《祝发买葬 》）。带小二来帮助筑坟的是他（第二十七出 《感格坟成 》）；送赵五娘上路、替赵五娘看坟，怕蔡邕变了心，于是叮嘱赵五娘“未可便说他妻子，未可便说丧双亲，未可便说裙包土，未可便说剪香云”的也是他（第二十九出 《乞丐寻夫 》）。他眼看这一个家庭“可怜家破与人离，怎不教人泪垂”，他眼看这一个家庭“叹一家破败，叹一家破败，否极何时泰来，各出珠泪盈腮”，毫无疑问，他也是在这个饥饿的悲惨局面中省悟过来的，因而才发挥着那样高度的同情心了。所以，饥饿把赵家这一方面的矛盾单纯化了，把全剧的矛盾推向了对统治阶级的对立。

    第三，由于饥饿这个事实也锻炼出了赵五娘的高贵品质。赵五娘在蔡邕刚刚离开的时候，并不是一下子就承担了家庭的重担的，她的思想是经过一个斗争过程的，但终于认定了“也不索气蛊，也不索气蛊，既受托了苹蘩，有甚推辞，索性做个孝妇贤妻，也落得名标青史”（第九出 《临妆感叹 》）。可是她这想法究竟是有些勉强，而不稳固的，直到她看见蔡婆和蔡公因饥饿的痛苦吵闹，她的同情心才大大培养起来了，她指着公公解劝婆婆，“婆婆，他心中爱子，指望功名就”，又指着婆婆解劝公公，“公公，她眼下无儿，因此埋怨你”，最后才说，“公公，婆婆，媳妇便是亲儿女，劳役事本分当为，但愿公婆从此相和美”（第十一出 《蔡母嗟儿 》），她这时实在是看到两个老人的可怜，所以毅然担负起重担来了。此后，她因为“儿夫去，竟不还，公婆两人都老年，自从昨日到如今，不能够一餐饭”（第十七出 《义仓赈济 》），就出门去请粮，这是打破了“妇人家不出闺门”的常规的，这就锻炼她往更坚强的道路上走去。她的自我牺牲精神也因同情心而发展起来，她自己吃谷膜米皮，还怕公婆看见难受，却把衣服卖去，给公婆弄一口淡饭，然而婆婆反而疑心她另吃什么好东西（第二十出 《勉食姑嫜 》）。直到婆婆发现她是在吃糠时，婆婆所受的刺激是太大了，就难过而死（第二十一出 《糟糠自厌 》）。多么惨！多么动人！赵五娘的侠义行为，感动得蔡公也觉得“媳妇，你吃糠，却教我吃粥，我怎的吃得下哩”，使他在病危时不但觉悟到叫儿子去应试是错误，而且对封建教条的束缚又冲破了一关，要赵五娘索性改嫁（第二十三出 《代尝汤药 》）了。这就是赵五娘以实际行动教育了像蔡公那样顽固的人往反封建的道路上走去了。此后，她为了埋葬公婆，但已经无衣可卖，无首饰可卖，便只好剪下自己的头发去卖（第二十五出 《祝发买葬 》）；她又没有钱雇人盖坟，她便只有用双手去自己劳动，累得“鲜血淋漓湿衣袄”（第二十七出 《感格坟成 》）。她对公婆的高度同情更表现在想为他们画像的时候，她唱着，“苦，要描描不就。暗想像，教我未描先泪流。描不出他苦心头，描不出他饥症候，描不出他望孩儿的睁睁两眸。只画得他发飕飕，和那衣衫敝垢。休休，若画做好容颜，须不是赵五娘的姑舅”（第二十九出 《乞丐寻夫 》）。最后，她不避万难，便去寻蔡邕了。蔡家的一切一切已近结束，赵五娘的出走访蔡，引向剧中矛盾的解决。

    在这第二部分里，就蔡家说，矛盾的发展就是如此。矛盾发展的关键在饥饿的荒年。荒年把蔡家的矛盾单纯化，最后消解了。于是只剩下赵五娘和牛府的主要矛盾了。

    在这第二部分里，就牛府说，却是蔡邕挣扎的过程，同时是争取到牛小姐的协助，而最后取得胜利的过程。

    蔡邕从《才俊登程》（第七出 ）起，就“还首高堂渐远，叹当时恩爱轻分，伤情处，数声杜宇，客泪满衣襟”，这是刚出门就把对父母妻子的系念放在第一位的。他经历了考做对、考猜谜、考唱曲的儿戏考试（第八出 《文场选士 》），他会见了些文绉绉的令史，请人代为考试的驿丞，这都是看了令人不愉快的人物，在和这般人的欢宴中，蔡邕的心情是“持杯自觉心先痛，纵有香醪，欲饮难下我喉咙。他寂寞高堂，菽水谁供奉？俺这里传杯喧哄”（第十出 《杏园春宴 》），他又想到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接着迫害来了，这就是牛相的“奉旨招婿”（第十二出 ）。这便是在牛府中剧情的第一步发展。

    蔡邕只有靠自身的有限能力去挣扎，这是在牛府中剧情的第二步发展。在《官媒议婚》（第十三出 ）里，他以“好似和针吞却线，刺人肠肚系人心”的痛苦心情去接待牛府派来的院子和媒婆，他再三说，“俺自有正兔丝，亲瓜葛”，“纵然有花容月貌，怎如我自家骨血”，并且“一家骨肉，教我怎生抛撇，妻室青春，那更亲鬓垂雪”，但是说也徒然，反而“只怕圣旨不从”的压力压下来了，于是也就让蔡邕有了“明日上表辞官，一就辞婚”的决心。牛相得知以后，却更加恼怒，抢了个先手棋，“我如今先去奏知官里，只教不准他上表便了”，这就是所谓《激怒当朝》（第十四出 ）。蔡邕终于和统治阶级的最高权威————皇帝————冲突了，他说出了他的初衷只是像一个普通老百姓所希望的平安生活，“事父母，乐田里，初心如此而已”，他也提到“又听得家乡里遭水旱，遇荒饥”，而且“念二亲，寒无衣，饥无食，丧沟渠”，然而皇帝狞恶的面目露出来了，说什么“孝道虽大，终于事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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