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唐代的传奇文学

    第一节

    近古文学的序幕及其历史背景

    在我们讲唐代诗歌的时候，曾说“天宝之乱是唐代政治的转折点”（见第八章，第一节 ），并说“天宝之乱是唐代社会发展的分水岭，也是唐代诗歌发展的分水岭”（见第八章，第六节 ），其实这几句话还应该扩大到这是中国近古社会和中古社会的分水岭，也是中国近古文学和中古文学的分水岭。这意义在诗歌上表现得还不够显著，而在我们所谓传奇文学中却非常鲜明了。

    传奇文学的特点是：一则接近了后代的小说，二则密切地影响着后代的戏曲。我们现代人所谓文学作品，其主要部分（除了抒情诗之外 ）是只有到这时才看见了端倪的。

    就在传奇文学的盛时发生了古文运动的高潮。古文运动的特点是在名义上是复古，在实质上是提倡了一种接近口语的文学运动。这种精神也是属于近古，而不是属于中古的。

    二者的共同点是市民气息，关键是都市经济发达。

    显著地表现中唐时代都市经济发达的事实，是：

    在德宗建中三年（782），曾经发过向商人借钱的诏令，当时认为只要把商人们在万缗（一缗是一百钱 ）以上的余钱借来，就可以支持国家很多年的费用 [1] 。这办法虽然没有实行，但已经足够说明商人在当时的经济力量。也就在这年以前的二年（780），商税由三十分之一增为十分之一 [2] ，而在这一年以后的一年（783），对于往来贸易曾征收相当于后来印花税的“除陌钱”，每缗收五十钱 [3] ，这对商人说当然是严重的一场斗争，然而这就反映出当时商业经济发达的一斑了。至于相当于后来汇款制度的“飞钱”，也开始于中唐。最初商人使用飞钱，政府一度禁止 [4] ，后来在宪宗元和七年（812）却又想把汇兑收到政府手中，并允许每千钱贴给百钱的汇费，但商人终不肯把这事交出 [5] 。这也说明商人的势力之大。我们知道中唐藩镇的割据是一件大事，然而藩镇的经济支持者有时就是商人，原来那时的节度使多半是出极大的利息借商人的钱买来的，所以到任以后就加重剥削，以便还账 [6] ，而且这些军阀也常任用商人，如昭义节度使刘从谦在武宗会昌三年（843）就“卖铁煮盐”，而“大商皆假以牙职”“商人倚从谏势，所至多陵轹将吏” [7] ，他的部下裴问，“所将兵号夜飞，多富商弟子” [8] ，这说明商人和藩镇的关系之密切。藩镇们为了讨好中央，每每缴纳额外的税收，称为“进奉”，可是这些“进奉”都是靠做买卖或重重剥削搜刮来的，同时以“进奉”为名，缴出的只有十分之一二，而大部分入了私囊 [9] 。为了争夺并保持这些财富，就是那时藩镇割据和军阀内战不断的根本原因。而商业经济的发达，又是一部分藩镇所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至于当时都市经济发达的情形，则见于中唐时记载的，有：

    淮海奥区，一方都会，兼水漕陆挽之利，有泽渔伐山之饶，俗具五方，地绰千里 [10] 。

    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奸之所生 [11] 。

    （湖州）其贡橘柚纤缟茶纻，其英灵所诞，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虽临淄之富，不若也 [12] 。

    （浙东）机杼耕稼，提封九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 [13] 。

    （越州）铜铁材竹之货殖，舟车苞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 [14] 。

    （江州）缗钱粟帛，动盈万数 [15] 。

    （庐陵）材竹铁石之赡殖，苞篚 缉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扬 [16] 。

    这时不但国内贸易发达，甚而很多都市已有国际市场的性质，例如长安在贞元二年（786），就有外国商人四千人，他们有的在中国已经住了40多年 [17] ；扬州在上元元年（760）被田神功杀的“商胡波斯”也有数千人 [18] ；而广州在乾符六年（879）黄巢率军攻入时则传说有十二万外国人被杀，其中包括着在那里经营商业的回教徒、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教徒、拜火教徒等 [19] ，这都说明在中唐以后中国国际贸易的发展。

    也就因此，在中唐诗人的作品里，很多反映当时商业经济的诗句。白居易曾歌唱着那样的江州琵琶女，“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元稹写了很具体的《估客乐》，“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子本频蕃息，货贩日兼并。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炎州布火浣，蜀地锦制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历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张祜对于“十里长街市井连”的扬州更歌唱着“人生只合扬州死”（《纵游淮南 》）的迷恋，这都大可以印证中唐时代的商业经济和商人在社会上所有的比重了。

    当然，就传奇文学所表现的市民层的力量论也还是很微弱的。然而“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经开始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坚固” [20] 。因此，我们是有理由对作为近古文学的开端的传奇文学加以重视的。

    第二节

    传奇文学产生原因的再探讨

    ————兼论传奇文学的一般特征

    传奇文学产生的主要原因应该就是上面所说的商业经济和都市生活的发达。我们所以这样推断，是由于：一则传奇的内容大都是都市生活，趣味也多半是市民趣味；二则传奇的主要精神在带有浪漫性的新奇之感，这原是商人们冒险好奇的意识之反映；三则传奇中对于封建道德（特别是婚姻方面 ）的束缚之反抗，（过去也有过，但是没有像反映在唐代传奇中的普遍 ），也是市民阶层的意识的流露；四则有的传奇（例如 《李娃传 》）在那同时就有同一内容的说唱故事（相当于 《李娃传 》的说唱故事 ）是《一枝花话》，元稹、白居易就听见过，一连说七八个钟头还不完 [21] ，可见它和后来迎合市民趣味的说书是关系非常深的；五则就西洋相当于中国传奇的短篇小说（英文 novel，法文 nouvell，德文的 novelle，俄文 нoвeллa ，都源于拉丁文 novus也是新奇的意思 ）论，产生的背景也正是都市生活的发达。

    不过在主要原因之外，有些次要原因也还是必须考虑的。这些次要原因，就是：

    一是六朝志怪体的小说之自然演变。志怪体太琐碎了，太原始了，太简单了，自然应该有更复杂而完整的形式去代替它。从志怪体到传奇体也不是一下子就成功的，《古镜记》就恰说明了由志怪体到传奇体是经过了这样一种过渡形式的。

    二是史书中传记文学的模仿。中国的历史书原富有文学趣味，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尤其有着巨大成功和巨大影响，因而就使一部分历史学家同时也颇想兼为小说家。他们写帝王将相的家世时是历史学家，他们写英雄美人的悲欢时，就是小说家。唐代的传奇很多是和史书中的传记形式相似的（从一开始是某某者某地人也，一直到结尾时类似赞论的评语，这形式一直保持在 17世纪时传奇文学的继承人物像蒲松龄等的作品中 ），唐代的传奇作者也很多是曾兼为史官或者曾写过史书的（如 《古镜记 》的作者王度曾奉诏撰国史， 《任氏传 》的作者沈既济曾撰 《建中实录 》，《长恨歌传 》的作者陈鸿也是 “少学乎史氏，志在编年 ”，而 《毛颖传 》的作者韩愈更曾为史官修撰并写有 《顺宗实录 》），史书和传奇关系的密切就是如此。可是如果没有史书的形式在前，传奇的形式是不可能产生的。

    三是民间传说和印度文学的影响。从《白猿传》的猴精、《柳毅传》的龙王、《南柯太守传》的小人国（在这里是蚂蚁 ）等故事看，传奇中显然有不少民间传说成分。而《南柯太守传》所写的槐安王国在某种程度上实在又近于阴冥（例如淳于棼逢见死去的故人等 ），可见传奇中也有印度佛教的影响在内。大概由于佛经的不断翻译，文体解放了，印度民间故事输入了，而韵文散文合糅的东方文学形式（中国原有的赋，史传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种形式 ）更普及了。因此在外表上看来是文人写作的一些典雅小品的传奇，而骨子里已有不少民间成分和域外成分，也就是说，这些文人所创作的传奇事实上很多是后代话本或小说的同性质的东西，不过装在文言文的幌子下而已。也就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又见出它是近古甚而近代文学的最早的影子。

    四是和当时的考试制度有关。根据12世纪的赵彦卫著《云麓漫钞》卷八的记载：

    唐世举人，先籍当世显人，以姓名达诸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已。

    令我们相信有一部分传奇可能是这样产生的。但是现代有些学者 [22] 却过于强调这个原因，仿佛是唐代传奇的唯一原因或基本原因似的，那就显然不对了。因为，考试制度既不始于中唐，这就无法说明传奇何以特别发展在中唐的缘故；而且这也无法解释很多传奇作者是写在他们已经得了功名之后；同时又无法解释传奇在当时的一般官僚中还并不是一致欢迎之物（例如韩愈的 《毛颖传 》就遭到不好的批评 ），何以一般举人会拿这种东西当敲门砖；这样强调的说法也就抹杀了传奇中的民间成分，仿佛只是全凭举人们的创造了；总之，过分强调了一面————而且不是根本的一面，是不妥当的。

    五是和古文运动有关。但这里所谓有关，只是说古文运动的发展和传奇文学的发展有着共同的社会基础————商业经济和都市生活，而不是说单单由古文运动而产生了传奇文学；事实上也只是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而传奇文学获得一种较前方便的表达形式，因而对传奇文学的产量上不能不有一些助力，但却并不是仅仅由于古文运动而然。这是试看传奇文学中也有部分骈文气息，而这部分骈文气息也是逐渐消除，并非古文运动一起，就一下子产生了古文调的传奇，便可明白的。

    忽视这些次要的原因是不对的，过分强调这些次要的原因也是不对的。传奇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要从社会基础上去寻找，如我们前面所说。

    相当于西洋所谓短篇小说的传奇是有它的特征的，正如唐代开始用这二字作为书名的裴铏的《传奇》的字面所昭示，它首先给人以惊异新奇的紧张之感。换句话说，就是它具有浪漫性或戏剧性，也就由于传奇本身所具有的这种浪漫性或戏剧性，才让很多传奇故事成了后代剧本的取材来源。和这给人以惊异新奇的紧张之感相伴，传奇故事的取材大半是新近发生的事情，这和西洋所谓短篇小说的语源有着不可否认的巧合。其次是，和传奇文学的浪漫性相结合，传奇文学又往往有现实性，也就是其中往往有社会现实的某些重要侧面的反映。传奇文学的进步意义也就在此。凡是成功的传奇作品，在浪漫性和现实性二者的结合上往往是很好的。这就是传奇文学的好处，一面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一面又叫人觉得亲切真实。后来二者的分离就标志了传奇文学的终结。

    至于传奇文学中对于志怪体小说的精神的吸取，民间传说成分的浓厚，以及史传形式的模仿、韵散文的并存等，自然也是构成传奇文学的特征的，然而正如论到它的产生原因时一样，却只能归于次要了。

    第三节

    初期的传奇文学

    传奇文学的盛时是在中唐。中唐以前的传奇可称为初期作品。这时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便是王度（约 585——625）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和张文成（约 660——740）的《游仙窟》。

    王度的《古镜记》代表从志怪到传奇的一种过渡。古镜的传说是像许多可以作怪的器具（剑、鼎、钟等 ）的传说一样，大概是在生产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对于器物的制作由珍贵而产生的一种惊异的感觉的反映。这篇小说其实是罗列了许多奇异的事件，例如狐狸变成婢女，猿和龟都变成人来和人攀谈，老母鸡到人家捣乱并欺辱人家女郎，还有鼠狼也在人家为祟等，用对于一个古镜的叙述贯串起来的。显然这是不满意从前志怪体那样破碎而起的，可是这个贯串的方法也仍然是很笨拙的。就结构说，它比破碎的志怪体是进了一步，但比完整的传奇却还粗糙。这正是初期传奇的状态。这种让各种怪物都现原形的古镜，就是后来所谓“照妖镜”的传说的类型，而各种动物为祟也很像后来“五通神”一类的传说，所以这篇小说是有浓厚的民间味的。就文字论，它的曲尽人情处比单纯的志怪体却进步了很多很多，例如作者写现了原形的狐狸时，便记道：

    度又谓曰：“汝本老狐，变形为人，岂不害人也？”婢曰：“变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恶，自当至死耳。”度又谓曰：“欲舍汝，可乎？”鹦鹉（婢名）曰：“辱公厚赐，岂敢忘德。然天镜一照，不可逃形。但久为人形，羞复故体。愿缄于匣，许尽醉而终。”度又谓曰：“缄镜于匣，汝不逃乎？”鹦鹉笑曰：“公适有美言，尚许相舍。缄镜而走，岂不终恩？但天镜一临，窜迹无路，唯希数刻之命，以尽一生之欢耳。”度登时为匣镜，又为致酒，悉召雄（主人程雄）家邻里，与宴谑。婢顷大醉，奋衣起舞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不必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一座惊叹。

    写这个老狐狸是完全人情化了。又如结尾：

    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鸣，其声纤远，俄而渐大，若龙咆虎吼；良久乃定。开匣视之，即失镜矣。

    写这古镜也很带有感情。也就在这种地方，它虽然是唐代传奇初期的作品，却不失为优秀的作品。王度是哲学家王通的弟弟，诗人王绩的哥哥，他曾担任修国史，但没有完成。

    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是代表真正渐具唐人传奇面貌的一篇作品。它说的，是欧阳询的父亲欧阳纥在山里丢失了妻子，妻子为一只白猿得去，又生了孩子（指欧阳询 ），所以欧阳询的样子像猿猴。因为江总和欧阳纥熟识，本文作者就说江总原有这样一个记载，不过失传了，所以给补了起来。有人说这是糟蹋欧阳询的 [23] 。然而欧阳询的样子像猿猴是事实，并且当时就有人嘲笑过他。长孙无忌曾当面说他“耸膊成山字，埋肩畏出头，谁言麟阁上，画此一猕猴！”他也不示弱，也回敬了长孙无忌“索头连背暖，漫裆畏肚寒，只缘心混混，所以面团团。”唐太宗听了大笑 [24] 。可见本文也未必是有什么恶意。不过把这个嘲笑扩大了而已。妖怪夺人之妻女也是民间常有的传说。此中提到白猿“遍体皆如铁，唯脐下数寸，常护蔽之，此必不能御兵刃”，后来就果然在这地方把他刺死。这是很像德国民间史诗《尼勃龙根歌》中的齐格裴尔德的。白猿的形象也似乎是印度史诗《拉马耶马》中的猴子哈奴曼和盗去拉马之妻的魔王拉瓦那二者的结合 [25] 。所以这故事，不但有一些民间成分，也许有一部分域外文学的成分。这个故事虽然写得简单，但在写欧阳纥初失妻时的情景，颇能写出一种惊惧的气氛：

    ……纥妻纤白，甚美。其部人曰：“将军何为挈丽入经此？地有神，善窃少女，而美者尤所难免，宜谨护之。”纥甚疑惧，夜勒兵环其庐，匿妇密室中，谨闭甚固，而以女奴十余伺守之。尔夕，阴风晦黑，至五更，寂然无闻。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惊悟者，即已失妻矣。

    写欧阳纥寻到妻子的踪迹时，也很委细：

    既逾月，忽于百里之处丛筱上，得其妻绣履一只，虽侵雨濡，犹已辨识。

    最后写白猿知其将死一段，也很人情化。这都是以前志怪体的小说所达不到的技巧。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才真正有了唐代传奇的面目。这个故事一直流传到宋人的话本中，就是《陈巡检梅岭失妻记》（见 《清平山堂话本 》）；又保存在《喻世明言》中，就是《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二者是大同小异的。

    张文成的《游仙窟》代表传奇文学形式还没有固定时的作品。它所采用的是通俗的骈文。张文成可能是张 [26] ，张 是一个通俗作家。《新唐书》卷一百六十一《张荐传》中说：“ 属文下笔辄成，浮艳少理致，其论著率诋诮芜猥，然大行一时，后进莫不传记。……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可知他在当时是被广大的读者所喜爱着，虽然从正统文人的眼光看是并不尊重的。《游仙窟》所写的是作者奉使河源，半道投宿一个大宅，遇见姓崔的十娘和她的五嫂，一个17岁，一个19岁，都是很有才情的女人，他受到了招待，大家共相调笑，第二天才离去。它的文体是这样子：

    “向见称扬，谓言虚假，谁知对面，恰是神仙，此是神仙窟也。”十娘曰：“向见诗篇，谓非凡俗，今逢玉貌，更胜文章，此是文章窟也。”……琵琶入手，未弹中间，乃咏曰：“心虚不可测，眼细强关情，回身已入抱，不见有娇声。”十娘应声即咏曰：“怜肠忽欲断，忆眼已先开，渠未相撩拨，娇从何处来？”……于是五嫂遂向果子上作讥警曰：“但问意如何，相知不在枣。”十娘曰：“儿今正忆蜜，不忍便分梨。”下官曰：“忽遇深恩，一生有杏。”

    利用谐音字的手法，完全是民间味儿。文中用俗语的地方也很多，“今朝闻鸟鹊语，真诚好客来”“昨夜眼皮跳，今朝见好人”都是。所以这本小说是很富有民间色彩的。同时，这也是显著地受了“变文”影响的最早的作品。因为，用散文叙事，用韵语对话，是变文里很普通的一个形式 [27] 。在情节描写上那样细致，铺张，也是“变文”的一个特色。《游仙窟》在这方面都是明显地受着影响的。《游仙窟》在心理刻画和人物性格的描写上是出色的。文中写男女主角由相见到相爱，很细致地写出了那挑逗的过程。临别的时候，也写得很郑重。而五嫂一人则是一个既有风趣又肯助人的角色，其地位颇像《西厢记》中的红娘。这是在所创造人物中最成功的一个。至于其中的情节，所谓“仙”，在唐代本指妓女 [28] ，所以《游仙窟》不过是一段写邪游的经历。主人公姓崔，也只是当时一般夸说名门的习惯而已。这同样的母题，又影响着元稹的《会真记》，“真”也就是“仙”，书中主人依然是张姓（男 ）和崔姓（女 ） [29] 。

    根据日本诗人山上忆良（660——733）《沉疴自哀文》已经引用《游仙窟》的时间看，可知在盛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前已经产生并且流传到国外了。

    就初期的传奇看，我们便看出：

    一是像其他文学体裁一样，传奇初起时也是受了民间文艺的感发。

    二是从志怪体到传奇体，其间有它的过渡，《古镜记》是明证。

    三是初起的传奇文学本可有两个发展的方向，一是唐代一般传奇的路子，一是变文的路子，但唐代有势力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这在唐代不占势力的路子，在更后的时代却发展为演义。

    四是从初起的传奇看，不能说完全由于古文运动的影响，古文运动对传奇不过是到了中唐以后的许多助力之一，太强调了是不对的。

    五是在初期的传奇中还不见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的作品，风格既不统一，也不纯粹。但是已经有着很细致的描写。而且，就传奇之令人有惊奇的感觉这一个重要特征成分看来，这里已经有了萌芽，特别是像《古镜记》和《补江总白猿传》中所表现的。

    第四节

    传奇文学鼎盛时期的作家和作品

    唐代的传奇文学，从初期到鼎盛的时代，中间有一度间歇。这就是在盛唐时，正当那几个伟大的诗人像王维、李白、杜甫等活跃的时代，并不见传奇文学有什么发展。

    从大历到元和（766——820），也就是所谓中唐，传奇文学才有了飞跃的发展。

    在这一个时期里，作家是非常之多的，像陈玄祐、沈既济、李朝威、李景亮、柳锃、许尧佐、白行简、李公佐、陈鸿、元稹、沈亚之、蒋防等都是煊赫的名家；而影响后代戏曲非常之大的著名作品，像《离魂记》《柳毅传》《南柯太守传》《会真记》等也出现了；而职业的专门的传奇作者如李公佐也产生了；就是有名的古文运动领袖韩愈也卷入了这个浪潮；所以这是唐代传奇文学的鼎盛时期。

    这时的传奇文学渐渐有了共同的风格，现实主义的描写和惊奇的气氛交织在一起，抒情的笔调和社会意义也同样呈现在读者跟前，而向来在反映生活的小说这类文体上不很发达的中国文学从此开了奇异美丽的花朵。

    （一）陈玄祐的《离魂记》

    还带有初期传奇文学的草率状态的是陈玄祐（生平不详 ）的《离魂记》。就故事的记载时日看，是大历末（779）记的，大概作者是大历以后还生存的人。

    这个故事是说张镒的女儿倩娘，原来许配给外甥王宙，后来张镒却又把她许给别人了。王宙因生气出走，倩娘也偷着赶了去。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年。后来归省，原来家里却还有一个倩娘正病在床上。这出走的一个，原来是倩娘的魂。两个倩娘于是合为一体了，只是衣褶却是重叠的。故事太简单了，用五号铅字排起来短短的还不到两页。除了“衣裳皆重”这一句写得还生动以外，是没有什么技巧可言的。这说明还不免带有初期作品的色彩。但是其中写出了中国婚姻问题的症结————家长把女儿当作私产。“弃大义而来奔君”，这是一句多么大胆地向封建道德挑战的话！因此，那篇作品表现了反抗封建秩序的积极意义。后来“倩女离魂”也成了元曲中一个重要的母题，郑德辉写的这样一个剧本，就是很有名的。在这里关于魂的观念无疑是有民间传说意味的。

    （二）沈既济的《枕中记》和《任氏传》

    比《离魂记》的技巧进一步的是沈既济的作品。沈既济在建中二年（781）因杨炎牵累被贬，大概是公元750到800年间的人。他是苏州吴人，曾任史馆修撰，作过《建中实录》十卷。《新唐书》一百三十二卷有传。

    他作有《枕中记》和《任氏传》。

    《枕中记》是说在邯郸道上的一个卢生逢见一位吕翁借给一个枕头，让他在梦中经历了一生的故事。这梦中的一生，他考试，做官，受排挤，又做了官，子孙一大群，最后病死。梦是平凡的，文字除了简洁外，想象也是贫乏的。至于卢生因这一枕而获得的“觉悟”，是“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这就露骨地表现了中小地主追求富贵的愿望、困难和聊以解嘲。其中说到当卢生受排挤，要得罪的时候，是亏得中官维护的力量才保全了，这反映宦官势力在中唐的逐渐兴起。大概是作者被贬时，有感于没有人说项而写出的。所以故事发生的年月虽在开元七年（719），但写作一定在建中二年（781）以后。

    这故事也有来源，那就是干宝《搜神记》中的焦湖庙玉枕，但那是重在梦中的娶妻生子，这是重在仕途。明代汤显祖的《邯郸记传奇》，是根据《枕中记》而发挥的。吕翁已直然写作吕洞宾了。

    较《枕中记》远为出色的是《任氏传》。《任氏传》是说郑六遇见一个变为美女的狐狸，由相爱而同居的故事，因为郑六向他的阔亲戚韦崟（音吟 ）借家具，韦崟便知道此事了。他便乘机向任氏强迫求欢。迫于暴力，任氏是只得顺从了，但神色惨变，非常难过。

    崟问曰：“何色之不悦？”任氏长叹息曰：“郑六之可哀也！”崟曰：“何谓？”对曰：“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岂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所系耳。若糠糗可给，不当至是。”

    韦崟也感动了，以后就不再强迫她，并把衣食供给他们夫妇俩。任氏亦感激韦崟，给他另介绍了一位美人。后来郑六带任氏经过马嵬的时候，不幸遇见猎犬，却把任氏咬死了。

    这故事表现贫穷士人娶妻之难，而恶霸豪强是随时可以侵占别人妻子的。也就在这地方，这篇作品有着深刻的揭露现实的意义。故事里写任氏的美丽，是分外地卖力的；写郑六最初遇见她调笑的情景是非常生动活泼的；写任氏后来又遇见郑六，而在人丛里躲藏，以及种种举止计谋，是非常近人情，而又不失为狡猾的如传说中狐狸的性格的。这里所写的狐狸，只有叫人爱怜，而不叫人觉得需要存着戒心。而任氏责备韦崟的一段话，尤其写得正大而沉痛。所以这一篇传奇和《枕中记》比，是有更大成功的。

    作者自己说“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焉”，这可以看作是他的自赞，也是他真正成功的地方。文中记载作的年份是建中二年（781），那就是和《枕中记》差不多同时完成的了。

    《任氏传》在戏曲里没有什么影响，但这所谓“秦人”的狐狸世家，以及那原来住在坟里和郑六初遇的情态，却都成了后来《聊斋志异》中最常见的题材。

    （三）李朝威的《柳毅传》

    在《任氏传》出现不久，又有李朝威的《柳毅传》出来。李朝威是陇西人。《柳毅传》所叙是龙女的故事。原来柳毅逢见一个嫁的丈夫不好又受翁婆虐待的龙女，托他给父亲寄信。龙女的父亲是洞庭君。洞庭君有一个弟弟，是钱塘君，一条赤龙。钱塘君脾气很不好，他一听说侄女被虐待，便立刻去报复，把侄女出嫁的地方的人用暴风雨杀了60万，并毁了800里庄稼，而把那个不好的丈夫也吃了。他又感激柳毅是一个好人，便想强迫柳毅和侄女结婚。可是柳毅不肯为威武所屈，严词拒绝。但是柳毅的真心却是爱龙女的。后来在他几度丧妻之后，娶来一位姓卢的夫人，样子却和龙女一模一样，原来就是龙女下嫁了。他们后来把家搬到洞庭，便永远过着一种长生不老的幸福生活。

    这小说中所记的年代是从仪凤（676）起，到开元末，又过了四纪为止，那就是由公元741到789年的光景。789年是贞元五年。

    这故事是富有神话并民间传说意味的。所说洞庭君、钱塘君就是民间所说的龙王之类。水灾是龙王发怒，这也是民间常有的传说。所以这篇传奇基本上是一个民间故事。无怪乎到了金、元的时代，“柳毅传书”成了一个最流行的戏曲的题目。董《西厢记》已经提到“也不是《柳毅传书》”，元曲中则有尚仲贤的《柳毅传书》《张生煮海》，李好古的《张生煮海》。明黄说中《龙箫记》，清李渔《蜃中楼》，一直到现在，还有王亚平创作的评剧《张羽煮海》，都是这同一个母题。

    故事里所反映的是一个家庭问题、婚姻问题。丈夫不好，翁姑偏袒儿子，是妇女在封建社会下常有的苦闷。既没有法律保障，那就只好希望有像钱塘君那样的人用暴力解决。钱塘君在解决侄女的问题时所唱的歌“此不当妇兮，彼不当夫”，已指明那时婚姻的不合理。但是他又想强迫柳毅和自己侄女结婚，结果柳毅纵然愿意而由于强迫的方式之故，也仍然产生了波折，这就又明确地说明婚姻是不应该受人干涉的。

    就艺术方面看，作者写夫妇间的对话是有着惊人的写实本领的：

    君附书之日，笑谓妾曰：“他日归洞庭，慎无相避。”诚不知当此之际，君岂有意于今日之事乎？其后季父请于君，君固不许。君乃诚将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话之！

    这是那个下嫁的龙女在结了婚以后对丈夫讲的。娓娓而谈，如闻其声。

    整篇的文字，还不算太完美，有时还有些骈文气息。大概作者是一位通俗作家吧。

    （四）李景亮的《李章武传》

    大概在《柳毅传》稍后，有李景亮的《李章武传》出现。李景亮是贞元十年（794）的进士，《李章武传》所记的是贞元十一年前后的事情。这是叙述李章武和一个王家的媳妇恋爱，后来这个女人死了，李章武重游敌地，那个媳妇的鬼魂又来相会的故事。此中写得好的是那个鬼魂出现的情形：

    旋闻室北角窸窣有声；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步，即可辨其状。视衣服，乃主人子妇也。与昔见不异，但举止浮急，音调轻清耳。

    他们见了面以后，对话多半用诗句，大概是像《游仙窟》一样，受了变文的影响。这篇作品在别的方面没有什么精彩，后来戏曲中没见有取材于此的。但是《聊斋》中许多鬼的故事却和它气味相似。

    （五）许尧佐的《柳氏传》

    在以上所说的四篇传奇，都是或者写魂，或者写龙，或者写狐，或者写鬼，总之在内容上还是有些志怪的余波的，到了完全写人间的故事了，便标明传奇文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里首先提起的是许尧佐的《柳氏传》，所记的是诗人韩翃的故事。根据韩翃最后在贞元时掌制诰，许尧佐的活动时代又正在贞元间，所以此文写作年代应在公元800年左右。故事中说柳氏本是李生的一位幸姬，因为和韩翃相爱，便送给了韩翃。在天宝之乱的时候，他们分别了。柳氏因为自己长得美丽，怕为人劫去，对不起韩翃，便剪发毁形，投到庙中。韩翃曾百计寻她，并赠以诗道“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她回答的诗是“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后来柳氏被番将沙吒利抢去，柳很哀伤，韩也很懊丧。却忽然由智勇双全的许俊又把柳氏夺回来了，他们又团圆。这个故事是有出色的传奇性的，写得很紧张。明吴长儒的《练囊记》，清张国寿的《章台柳》，都是根据它而写成的戏曲。

    （六）白行简的《李娃传》

    真正达到传奇文学中成熟地步的，是诗人白居易周围的一些作家。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所写的《李娃传》就是极为杰出的一篇。白行简卒于宝历二年（826），大概生于公元775年。《李娃传》写于贞元十一年（795）。说的是天宝中常州刺史荥阳公的公子的故事，他故意没指出名字，但据刘克庄《后村诗话》，已经推知是指的郑亚的儿子郑畋了。这位公子和一妓女李娃相恋，后来钱花光了，被妓女骗着赶走，他气得要死，便被人送到治丧事的杠房里。但他却因此学会了唱挽歌，也就以此为生，并且唱得出了名。可是忽然被他父亲发觉了，便把他打得几乎死去。他于是又流落了，乞食到了李娃新搬定的家门口。当李娃听出了他的声音以后，非常后悔，经过和她的假母的争论，又坚决把他留下。帮他调养，督促他用功，让他得了功名、做了官。最后父子也和好了，他父亲也知道了李娃的好处，便许他俩正式结为夫妇。

    在这故事里，写这位公子初遇李娃的情景，已非常生动；写他受骗被弃以后，又非常凄惨；写李娃一旦忏悔了自己这事做得不应该的时候，她全力出来和她的假母斗争，她宁愿把自己的积蓄给了她的假母，以争取爱情的自由，那坚强的高贵的斗争性格就很突出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了。在写这种心理发展的过程上，尤其深刻。这是一篇十分感人的创作。

    当那李娃的假母说：“男女之际，大欲存焉。情苟相得，虽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原意虽然是在煽动那位公子入套，但也可看作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争取爱情自由的呼声，同时也是向封建社会攻击的号音。后来在男方有父子的冲突，女方有母女的冲突，都表示是一种对社会制度的反抗。毫无社会经验的公子，是几乎在这冲突中毁灭了，而那悔悟了的李娃却用坚强的意志，斗争的精神，获得了自身解放。因此，这篇作品是不只有现实意义，也有积极斗争意义的。

    这篇传奇已经丝毫没有骈文的气息。可以看出是古文运动已经有成效以后的作品。

    元石君宝作有《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明徐霖作有《绣襦记》，都是用这题材写为戏曲的。

    白行简又作有《三梦记》，说梦有三种，一是“彼梦有往而此遇之者”，他记的是刘幽求的妻子梦见出去为人侑酒，而刘幽求在途上也就恰遇此事，这无非是说魂儿也能出来行动而已，《聊斋》上有《风阳士人》一篇，也就是承袭这种类型的；二是“此有所为而彼梦之者”，举的是白居易兄弟在曲江头吃酒，而元微之寄了诗来，其中说到正梦见这事；三是“两梦相通者”，说的是窦质梦见女巫，后来就果然遇见那样的女巫，而女巫则梦见有人给她钱二环，窦质恰好也给了她钱二环，这是说梦是预兆，而有关的人都事先同梦。三篇里只有头一篇有一点小说味儿。三梦中最迟的年月是元和四年（809），可知此记完成于809年后，距《李娃传》已有14年了。

    （七）专业的传奇作家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及其他

    专门写传奇、有自发的兴趣写传奇、并鼓励别人写传奇，因而写得数量较多、影响也较大的一位传奇作家是白行简的友人李公佐。

    他大概生于770年，死在850年前后。从别人并他自己的作品中约略看出他的踪迹：

    贞元十一年（795）鼓励白行简写《李娃传》。

    贞元十三年（797）在潇湘苍梧。

    贞元十八年（802）自吴至洛，作《南柯太守传》。

    元和六年（811）到长安，作《庐江冯媪传》。

    元和八年（813）在金陵。

    元和九年（814）到洞庭，作《古岳渎经》。

    元和十三年（818）又回长安，作《谢小娥传》。

    这二十几年大概就消磨了他的中年，他爱听故事，在《古岳渎经》中说“征异话奇”；在《庐江冯媪传》中说“宵话征异，各尽见闻”；这和传说中蒲松龄备了茶烟，请人说故事，作为自己创作根据的方法是有些相似的。他曾鼓励过白行简写故事，《李娃传》就是白行简在李公佐听了以后，“拊掌竦听，命予为传”，而后成功的。

    李公佐最著名的作品是《南柯太守传》。传中记写作的时日是贞元十八年（802）。这里是说住在扬州的落魄失意的淳于棼，因为病酒，被两个朋友扶持着，梦中到了槐安国，当了驸马。由于这种裙带关系，就做了南柯太守。这样过了20年，生了五男二女，享尽了荣华富贵。因为敌国来伐，他就任用了自己的旧友周弁，可是打了败仗，周弁不久死去，妻子也病死，国人又猜忌他，国王便劝他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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