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唐代的传奇文学

便劝他回家。这样就逐渐醒了，“见家之僮仆拥篲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隐于西垣，余樽尚湛于东牖。梦中倏忽，若度一世矣。”醒来才知道槐安国就是院中的一棵大槐树，国内的那些人物就是一群蚂蚁，所谓敌国，乃是一棵藤萝树下的另一群蚂蚁。

    故事的主旨，正如篇末所说，“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因为这是“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的。这是像《枕中记》一样反映中小地主阶级在政治权利上的软弱并聊且解嘲的。但同时却也暴露了当时政治腐败，例如裙带关系和任用私人等。

    从其创作成分分析，显然一部分是为成语“蚁聚”（李延寿 《北史 》中就有 “河南蚁聚之徒，应时勘定 ”的话 ）所引起，加上《庄子》那样“蛮触之争”的古老的寓言，铺张而成。同时，那槐安国的情状，也可以说是阴冥传说的变相，况且故事中明说淳于棼在那里遇见已故的友人周弁田子华，而他之当了驸马，实在相当于一种冥婚的母题。其中又说到听契玄法师讲《观音经》，大概有些印度传说的成分在内，更是不成问题了。再则，这样的一个故事间架，也很像歌德所写的童话《新的梅露心故事》（Die neue Melusine），那是说一个旅行家到了小人国里和公主结了婚，又归到人间的。所以，这里可能有很远的民间传说的来源。

    就艺术论，这个故事写得有许多出色处，淳于棼的性格是始终统一的，在他入梦前是“嗜酒使气，不守细行”，入梦后又是“放荡不习政事”，而他的岳母也说他“性刚好酒”，并不曾因入梦而改变。其次是无论写入梦或梦醒，都有着逼真的描写手腕。在写淳于棼入梦后，便思量为什么入了槐安国呢？“生思念之，意以为父在边将，因殁虏中，不知存亡。将谓父北蕃交逊，而致兹事。”这事实上是说，他先有这样的念头，所以才有这样的梦了。写快醒的时候是“生上车，行可数里，复出大城。宛是昔年东来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旧。所送二使者，甚无威势。生逾怏怏。生问使者曰：‘广陵郡何时可到？’二使讴歌自若，久乃答曰：‘少顷即至。’俄出一穴，见本里闾巷，不改往日，潜然自悲，不觉流涕。二使者引生下车，入其门，升其阶，已身卧于堂东庑之下。生甚惊畏，不敢近前。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数声，生遂惊寤如初。”这是多么像渐醒的状态！醒后去勘察蚁穴的时候，又是写得那样详确，更增加了这故事的真实感。最后说：“生追想前事，感叹于怀，披阅穷迹，皆符所梦。不欲二客坏之，遽令掩塞如旧。”这样，就在写实之中，又织入了一些怀旧的情感了。至如中间写他梦中的妻子如何怂恿他做官，他的岳母如何告诫自己女儿，也都写出了女子的声口。总之，是有着刻画的技巧的。

    这篇传奇是这样感人，于是宋朝就有人在扬州伪造出南柯太守墓，明汤显祖根据着写了《南柯记》的戏曲，而“南柯一梦”也成了后来习惯的成语了。

    此外保存下来的李公佐的小说，还有《庐江冯媪传》《古岳渎经》《谢小娥传》等，却都没有《南柯太守传》这样精彩。

    《庐江冯媪传》作于元和六年（811），比《南柯太守传》晚了八九年。这里说的是冯媪遇见董江死去的妻子在阴间和她翁姑争吵的事。原因是丈夫要再娶，而翁姑又想把她的东西拿去送给新人，她舍不得，于是争执起来了。冯媪最初不知道他们是鬼，是投宿在他们家里（其实是坟 ）而听到的。她当时因为疲乏，又吃了这家的东西，所以就没疑心。还认为董江既有妻子，又再娶，是太不对的。可是这话传到活着的董江的耳中了，董江大为愤怒，并使人把冯媪驱逐，自己终于重新结了婚。全文很短，但写得很近情。这里反映出中国妇女所受的双重压迫，就是变成鬼，也依然受翁姑的气，而丈夫总是喜新厌旧的。

    《古岳渎经》作于元和九年（814），又比《庐江冯媪传》晚了三四年。是说得到《古岳渎经》第八卷，于是知道淮水里的一个被锁着的大猿猴，有五丈高的，乃是从前大禹治水时所用锁镇住的水神无支祁，只有把他镇住，淮水就不为害了。这是一个民间传说无疑。可能就是后来元吴昌龄《西游记》杂剧和明吴承恩《西游记》小说的原始来源之一。孙悟空曾住水帘洞，未必不是由这水神传说演变的。

    《谢小娥传》作于元和十三年（818），距写《南柯太守传》时已有十七八年。在这个故事中，作者也参加到书的人物中去了。谢小娥在14岁时，父亲和丈夫都被强盗杀死。梦见他们分别告诉她，仇人是“车中猴，门东草”和“禾中走，一日夫”。可是她始终解不开这是指谁。但这女子幸而被作者逢到了，便解释给她听，这是隐指申兰、申春二人的。从此谢小娥就改为男装，立志报仇。后来她到一家去当女仆，逢巧主人就是这个申家。她乘机便把仇报了。因为心愿已毕，也无心嫁人，便当了尼姑。后来又被作者逢到，说及此事，作者认为正是“神道不昧”，而谢小娥也是当得起“贞孝”的模范的。在这为封建道德做宣传上，自然没有什么价值。可注意的乃是其中民间传说的成分。明凌濛初《拍案惊奇》十九卷已把这个故事写成了话本。

    李公佐是较为专业的传奇作家，他在当时俨然是传奇作家的中心；他的作品是有广泛的民间传说成分的，是有不少现实意义的，同时也是有着颇高的艺术技巧的；骈文的成分已是很少，只有《南柯太守传》里有几句，基本上应该算属于古文调的。

    （八）元稹的《莺莺传》

    在白行简、李公佐进行传奇创作的同时，白居易的好友元稹也写了对后来影响最大的传奇————《莺莺传》（又叫 《会真记 》）。

    元稹（779——831）是著名的诗人，他的《莺莺传》是少年作品。传中提出的年月是贞元庚辰和明年，那就是贞元十六年（800）和十七年，也就是元稹22岁和23岁的时候，但据陈寅恪推测最可能是作于贞元二十年（804） [30] ，那就是他26岁的时候了。

    原来元稹在24岁结婚，结了贵族韦氏的小姐韦丛，莺莺乃是他未婚时的一个出身寒微的恋人。所谓“会真记”的“真”，其意义等于“仙”，而唐代用仙指女性时就往往指出身微贱的妓女一类人物 [31] 。元稹在政治上是一个趋炎附势的变节人物，在男女关系上也是一个没有严肃态度的人物。《莺莺传》就是在攀结名门和唯利是图的观点之下，对女性“始乱之，终弃之”（莺莺责备张生的话，张生就是真实人物元稹自己 ），以及“一梦何足云”（元稹 《梦游春诗 》）的轻率态度的坦白书。

    然而因为如此，《莺莺传》在它的真实性上是非常感人的。其中所写的女主角莺莺，是非常成功的。不但写出了她有封建社会里一般女性的特点，像她最初责备张生无礼，后来却又自己也“不可奈何”，这是在封建社会的摧残之下所形成的妇女性格的一般脆弱的地方，也就因此，容易受着男性的欺骗；而且也写出了她的个性，这就是“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而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她的性格乃是非常矜持，非常好胜，又非常喜欢隐藏的。同时她也是一个胸襟非常宏大的女性，在她知道张生遗弃她之后，又另娶了高贵的小姐，便写了这样的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她仍怀念已往的感情，但同时却希望张生的新夫人不要再落到自己的命运。她自己已经跳出个人的受了屈辱的小圈子了。这和张生比起来，这个玩弄女性的人，这个对女性“始乱终弃”的人，这个明明自己要攀高门，为得便于自己升官，却写出“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仿佛是崔莺莺先不守信约似的谎话的人，真是相去霄壤！这个张生另娶了也罢了，却还想抓着崔氏不放，“求以外兄见”，这样卑鄙无耻；而发觉自己不能继续霸占的时候，却又说这是害人的“妖孽”，因而就“忍情”了！元稹也许无意暴露自己的丑态的吧，然而暴露得好！把封建社会中一切这样类型的无耻男子暴露得好！————因此就小说论，这就不能不算是创造了正反两种典型性格的上等作品了。在更大的意义上说，《莺莺传》更是有着反封建的倾向性以及对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鼓舞作用的。

    《莺莺传》在中国戏曲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宋赵德麟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词》起，经过金董解元《弦索西厢》，元王实甫《西厢记》，明清人的《南西厢》《翻西厢》《续西厢》，一直到今天舞台上所演的《拷红》《佳期》，或者全部《红娘》之类，已不啻代表着中国一部戏曲史。

    （九）陈鸿的《长恨歌传》

    白居易的另一友人陈鸿在元和元年（806），作《长恨歌传》。其中说到他们三人相遇（另一人是王质夫 ），谈及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白居易就作了《长恨歌》，陈鸿就作了传。这用韵文部分重复了散文部分的内容的作法，是受了当时变文文学的影响的。此间唯一特殊的，只是在散文部分和韵文部分由二人分别担任而已。

    《长恨歌传》的内容也仍是一般的恋爱故事，但是主角是换上了帝王和后妃了。其中写得好的，是在杨贵妃死了，当了仙人，由方士去找到她的一段。说到方士在门外等的时候，“于时云海沉沉，洞天日晓，琼户重阖，悄然无声”；说到杨贵妃听到天宝十四载以后的事情，“言讫悯然”；说到杨贵妃告诉方士从前她和唐明皇在七巧节的时候曾说愿意像牛郎织女那样“世世为夫妇”，这时又请方士转告唐明皇“亦不久人间，幸唯自安，无自苦耳”。这都写得很入情，于是仙人是像活人一样，帝王后妃的情感也像平民的夫妇一样了。白居易的《长恨歌》的结句是“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就更增加了故事中的抒情的成分。

    《长恨歌》传有繁简二本，繁本见《丽情集》，可能《丽情集》是原本，简本乃是经过白居易删削的 [32] 。

    《长恨歌传》在戏曲方面的最大影响，是到现在还有部分演唱的洪昇的《长生殿》。

    另外有《东城老父传》，有人也误会为陈鸿作，其实那是另一个叫陈鸿祖的人所作 [33] ，叙的是陈鸿祖遇见斗鸡的老人贾昌的故事，传奇性却是很少的。

    （十）蒋防的《霍小玉传》

    够得上《李娃传》和《莺莺传》等的同样艺术水平的，这时又有蒋防的《霍小玉传》。蒋防和诗人李绅同时，曾为李绅推荐，也受过李绅的连累，在长庆四年（824）贬了官。《霍小玉传》是写大历时诗人李益的故事的。李益死于公元827年，所以这篇传奇大概产生在827年。李益和妓女霍小玉相恋，他们共同生活了两年。当李益回家以后，母亲为他订婚于大家卢氏。但他的家财是不够的，正当他各处张罗那百万聘礼的时候，霍小玉却还痴心等他，穷得把首饰也卖了，想他也想得病倒了，而李益避不见面。后来被一位黄衫豪士知悉，就把李益劫持了，送到霍小玉处。霍小玉一见李益，大加责骂，终于在李益怀抱中死去。李益不久就和卢氏结了婚，但是因为内心对霍小玉的惭愧，精神失常，得了忌妒病，每每以为妻子有外遇。于是家庭里时常不得安静，娶了三次，也还是过天翻地覆的吵闹的日子。

    李益有疑病，也是事实，这个故事就是根据这事实而渲染的。这篇传奇在心理描写上是出色地细腻的。霍小玉的痴情和怨恨，李益的自私和偏狭，充分暴露出女子的不幸和男子的卑劣，真是封建社会中男女关系的典型。中间写一老玉工认出霍小玉所卖的首饰————紫玉钗，原是自己从前为霍小玉做的，于是不胜凄然，这就更增加了传奇中伤感的气氛和对李益的谴责。毫无疑问，这是传奇文学中的第一流作品。

    就文体论，其中一方面还有些骈句，如“风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另一方面却有不少白话成分，如“已与他作期约。明日午时，但至曲头觅桂子，即得矣。”“见面不如闻名。才子岂能无貌？”可见古文派是不能垄断传奇文坛全部的。

    它在戏曲中的影响，有明汤显祖的《紫箫记》和《紫钗记》。

    （十一）沈亚之的传奇作品

    真正属于韩愈那个古文运动系统底下的传奇文学作者是沈亚之（781——832？） [34] 。他是韩愈的门人。他的传奇也确乎是古文调子。可是那些作品都太简单，缺乏创造的想象。

    他作于元和十年（815）的《异梦录》，是说邢凤梦见一个美人所写的《春阳曲》，王炎梦见自己给吴王作葬西施的挽歌，都太简单，而又加上不必要的转述，就更乏味了。

    他作于元和十三年（818）的《湘中怨词并序》也是寥寥几笔，是说有一位郑生和一个号为汜人的美女同居，汜人会作歌，直到在别去的时候才说出原来是“湘中蛟宫之娣”，此后郑生在岳州又仿佛看见汜人出现在水上作歌，再后便不见了。这乃是像《柳毅传》那样的龙女传说的缩写，却又缩写得太草率了。

    他作于太和初（827）的《秦梦录》，是说自己梦中到了秦穆公的坟里，和公主弄玉（先是嫁给萧史的，萧史死了 ）结了婚，他享尽了富贵，后来公主无疾而终，他作了挽歌，作了墓志铭，便被打发回来，可是醒了，还在旅馆里。很显然，这是模仿《南柯太守传》的。

    因为创造性的缺乏，在戏曲中没有什么影响。

    （十二）韩愈的《石鼎联句诗序》《毛颖传》，牛僧孺的《元无有》和王洙的《东阳夜怪录》

    传奇在这个时候，却又有一个新方向在发展，那就是滑稽的、理智的、近似童话和寓言的方向，而那文字本身也往往明白告诉人这是虚构的。

    这样的具体的代表有韩愈的《石鼎联句诗序》和《毛颖传》。韩愈（768——824）的两篇作品写在元和七八年（812、813）间。《石鼎联句诗序》文中已明确地记出是写在元和七年，大意是说有一个90多岁的面貌极丑的道士叫轩辕弥明，逢见刘师服、侯喜谈诗，最初刘侯二人很瞧不起他，但是当他们指着石鼎联句的时候，才发觉他不但造语敏捷，而且像那些“谬当鼎鼐间，妄使水火争”“方当洪炉然，益见小器盈”“形模妇女笑，度量儿童轻”“时于蚯蚓窍，微作苍蝇鸣”等尖锐的讥讽的诗句，却是一个不能招架的敌手，于是只好佩服，“愿为弟子”了。后来道士睡去，“鼻息如雷鸣”，刘侯二人当时连气也不敢喘，因为倦极也就睡着，可是醒来已发现道士不在了，再也寻不着了。有人说这个叫轩辕弥明的道士，其实就是韩愈自己，因为轩辕是韩的拼音，而弥明就是愈的意思 [35] ，这个说法该是对的。因此这个道士的诗才也就是韩愈的诗才，这个道士对那般目光短浅的市侩主义的人物的讥讽大概也就是韩愈对于奚落自己的人的回敬了。

    《毛颖传》是关于笔的一篇童话。文中暗示毛颖的先世是兔，又说他见秦始皇时因为脱帽被发现了已经秃头，他所记载的事情也不能称秦始皇的心，便终于被秦始皇冷淡了。我们知道韩愈是在元和八年做过史官的，可能这是寄托自己虽为史官而由于压抑公论不能尽职的苦闷的。

    韩愈对于传奇的兴趣曾惹起了他的友人张籍的反对，张籍曾在给他的信上说他不该“以驳杂无实之说为戏”，而他的答复是“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后来《毛颖传》等出来，柳宗元还“恐世人非之”，于是写了一篇《读毛颖传后》，为的是叫人认识“前圣不必罪俳也” [36] ，可见当时对于传奇还存在着赞成和反对的两种态度，而韩愈和柳宗元————两位古文运动大师，却是赞成的。

    《石鼎联句诗序》和《毛颖传》本身是有讥讽市侩主义和争言论自由的积极意义的，但同时这也是传奇文学中加入了滑稽和带有理智成分的一类作品的开始。

    此后有牛僧孺《玄怪录》中的《元无有》一篇 [37] 。牛僧孺生于780年，卒于848年。《元无有》的标题已经说明是没有这回事情。元无有是一位旅客，途中夜间听到四人吟诗，一个说“齐纨鲁缟如霜雪，寥亮高声予所发”，一个说“嘉宾良会清夜时，煌煌灯烛我能持”，一个说“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绠相牵常出入”，最后一个说“爨薪贮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醒来才发觉是“故杵，灯台，水桶，破铛”。

    牛僧孺还有被人疑为不是他作的一篇《周秦行记》，那是说他路过薄后庙，梦见各代后妃，最后是王昭君陪他睡觉。其中有薄太后称当今皇帝德宗为沈婆儿的话，所以人们疑惑是牛僧孺的政敌所写，借以构陷的 [38] 。我以为这个可能虽有，但也不是绝对的，也许牛僧孺本来写得那样，被人作为借口，或者本不是那样，而加添成那样，也依然是可能的。这个说法的最大可疑，就是当时牛党对此并无反响，而且这说法产生很迟。

    《东阳夜怪录》 [39] 则是像《元无有》那样的故事的扩大。说的是在元和十三年（818）擢第的王洙，自称四年前逢见一位成自虚（也就是元无有一类 ），成自虚曾住过一个破庙，夜间也听见人吟诗。那些人有姓安的僧人，又有叫卢倚马的，有叫朱中正的，有叫敬去文的，有叫奚锐金的，有叫苗介立的，又有叫胃藏瓠、胃藏立的，醒后才知道这就是周围的一些动物：骆驼、驴、牛、狗、鸡、猫和刺猬，其实它们的姓名早已经暗示出来了。中间有趣的是，成自虚听了它们的诗歌，正在称赞道“诸公清才绮靡，皆是目牛游刃”，朱中正以为是讥讽自己，就逃走了。就一般传奇的通例，书中提到的人名就可能是作者，所以这篇传奇可能是王洙所写；书中提到的年月就可能近于写作的年月，所以这篇作品可能产生在元和十三年或稍后。

    这一类的作品在戏曲中都没有什么影响。

    第五节

    传奇文学的尾声

    传奇本来是有现实性和浪漫性这两种成分相结合的优点的，在传奇最盛的中唐时代的大部分作品也确乎呈现了这个优点，可是到了晚唐就只是极度地发挥浪漫性这个成分，而逐渐把现实性淹没了下去。浪漫性极度发展的结果，传奇已不成其为传奇，却变而为离奇，于是到了非常不近人情的光景。同时，创造性也显得非常微弱，在主题和结构上，往往是抄袭前人。传奇文学是到了尾声了。

    薛调的《无双传》，就是抄袭许尧佐的《柳氏传》和蒋防的《霍小玉传》的。这里同样是爱人归了别人（像柳氏归了沙吒利，像李益要娶卢氏，这里则是无双入了掖庭 ），这里同样是靠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把爱人找回（那就是 《柳氏传 》中的许俊， 《霍小玉传 》中的黄衫豪士，这里则是古洪 ）。太雷同了！所不同的，只是这位古洪乃是先设法叫无双吃药自尽，到埋的时候再偷出来救活，却又把主人公王仙客的仆人塞鸿牺牲了，最后是古洪自杀。这不是离奇到不近人情么？作者薛调生于830年，卒于872年（咸通十三年 ）。这个传奇在后来戏曲上的影响是明人陆采的《明珠记》。

    房千里的《杨娼传》是说有一位岭南帅甲爱杨娼，因为太太不同意，就气死了，杨娼知道后也自杀。不但没有什么深刻意义，技术也草率已极，虽然用着古文调。

    皇甫枚的《飞烟传》是说赵象和武公业的爱妾飞烟恋爱的，后来发觉了，飞烟被鞭打，死了，赵象也吓得逃窜。飞烟死后，有人做诗追悼，做得好的便梦见她来谢，做得不好的却梦见她来骂。中间写飞烟之“不能自顾”很有抄袭《莺莺传》的嫌疑。那些诗和书札，都是写得很讨厌的，结尾更失却了严肃性。文中称咸通末（873），作者在天祐庚午（910）还存，那已是到了五代的时候了。

    在唐帝国已不能维持统治的时候，出现了杜光庭的《虬髯客传》。其中写隋末时李靖受到杨素家的拿红拂的姬妾的爱慕，随他走向太原，路上逢见一位撅着红胡子的客人，就是虬髯客。当他们分别到了太原时，便又相会了。原来他们本都是想称王称帝的，但因为在太原看见了一个姓李的“异人”（这就是后来的唐太宗 ），觉得不能和他相争，于是虬髯客便把所有家产都送给了李靖，叫他安心辅佐这位“真主”，而自己却离开了中国，到扶余国去夺王位了。这个故事的主要意思只是说帝王是命定的，谁也不能争夺，目的完全在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本来唐太宗就是虬髯的，也曾救过李靖的命，但在故事里却化而为二人，这无非是故意这样安排以便宣传唐朝帝位的不可摧毁而已。故事中的虬髯客乃是一个豪富，他的行动，似乎一点也没有为了人民的意味，反之，却是无原则的，只要能称王就行了。因此，在思想性上，可说毫无可取之处。可是在描写的技巧上却十分成熟，充分发挥着唐人传奇所给人的惊奇的感觉的特色，所以它的出现，单就传奇小说论，却仿佛是回光返照的一闪似的。

    这个传奇也给了戏曲不少的影响，明张凤翼、张太和都作有《红拂记》，凌初成作有《虬髯翁》。

    当唐代传奇发展到末期的时候，一些传奇专集的书出现了。包括《元无有》在内的牛僧孺的《玄怪录》也许是开端，以后有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在 831年后写成 ）、牛肃的《纪闻》、薛用弱的《集异记》、袁郊的《甘泽谣》（868）、裴铏的《传奇》（9世纪末 ），以及包括上面提到《飞烟传》在内的皇甫枚的《三水小牍》（910）等。可是量的增加并不等于质的提高。此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续玄怪录》中讲化虎的《张逢》、赤绳系婚的《定婚店》、代龙下雨的《李靖》、求仙的《杜子春》、灌园老人求婚的《张老》；《纪闻》中讲热心赎友的《吴保安》；《集异记》中讲奏郁轮袍曲的《王维》、旗亭唱诗的《王之焕》；《甘泽谣》中讲剑仙的《红线》；以及《传奇》中讲武艺高强的《昆仑奴》、剑仙的《聂隐娘》，在蓝桥见玉兔捣药的《裴航》等。它们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有些故事富有民间传说意味，并且直到现在还为人们熟悉，有的还保留在话本中和戏曲中。 [40] 然而它们有传奇末期作品的共同缺点，这就是消失了传奇盛时的现实主义光彩了。

    唐代的传奇文学，在宋代依然有着模仿。可是这些模仿的作品恰与晚唐的传奇文学相反，它不是发挥了过分的浪漫主义，却是压抑了浪漫主义，而走到平平实实的“野史”一类的记载上去。像乐史（930——1007）作的《绿珠传》（写石崇的姬妾 ）、《杨太真外传》（可说是扩大了的 《长恨歌传 》），都是排比前人的记载，很少创造的。唐人传奇的光彩，是更黯淡了。

    清人蒲松龄（1640——1715）的《聊斋志异》出来，可说大部分是恢复了传奇精神的，其中每卷附载的短文却又是志怪体的继续。所以我们不妨认为这是集合志怪和传奇的一部著述。模仿《聊斋》的书又有许多，可是就社会意义、就民间传说成分、就高度的幻想和写实的手腕论，却都远落在《聊斋》后面。自然，《聊斋》在宣传封建社会的宗教迷信上，也有不可否认的极多的毒素。传奇小说到这里可说真的结束了。

    第六节

    关于传奇文学的整理和研究

    在唐人传奇的盛时过去以后，便有了整理工作的出现。最著名的大规模的整理便是宋初太平兴国二年（977）李昉等的《太平广记》。这书有500卷。当然，其中不全是传奇，可是我们现在所见的传奇，几乎全搜罗在里面了。收传奇最多的是从484卷到492卷这九卷的杂传记一类，像《李娃传》《柳氏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统统在内。它的分类是很可笑的，有点模仿《世说新语》，列了什么《气义》《精察》《俊辨》《器量》等类，但却又有什么《神仙》《精怪》《草木》《昆虫》等类，所以有的传奇也就散见各卷之中，例如淳于棼（即 《南柯太守传 》）就列入《昆虫》类，因为讲的是蚂蚁；王度（即 《古镜记 》）即列入《器玩》类，因为讲的是镜子。显然这部书的整理是不科学的。六朝的志怪，一般的史书，以及各种杂记等，也都是其中搜罗的对象。因而我们正确地说，应该说这是在对小说（包括传奇 ）还没有明确的概念的时候的产物。可是，它是到这个时候为止的有关小说的结集。就材料的丰富论，它是有用处的。明人也有整理工作，可是不但没整理好，而且改变了很多原来面貌，生出许多枝节问题。

    只有到了五四运动后，才把唐人传奇整理得有了些头绪，而这功绩应该首推鲁迅的《唐宋传奇集》（1927）。他是有明确的传奇概念的。他书后附有《稗边小缀》，提供了不少研究资料。在这以前，有郑振铎的《中国短篇小说集》（1925），其第一集即全系唐人传奇，序中称受了鲁迅的指导与帮助，在这以后有汪国垣的《唐人小说》（1929），所选范围较广，《游仙窟》亦收入，每篇之后多有参考性按语，最后又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八、九、十章作为附录。这就可见二书也是在鲁迅的影响下完成的了。

    关于唐人传奇的批评工作，最早的恐怕要算明人胡应麟。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唐宋传奇集》后的《稗边小缀》，对于传奇文学也有不少的风格分析，偶尔也谈到创作背景。

    对传奇研究上有启发性的是陈寅恪的几篇论文。受了这启发，而写成系统的书的有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1947）。她这本书是做了些重点的研究，但也仍重在社会方面，书名实不如改为“唐代社会与唐代传奇”，那就更符合实际了。这书虽然写得不很深刻，也不够全面，但对唐代传奇的现实基础，总算触及了一部分。

    最近出版的书，有张长弓的《唐宋传奇作者暨其时代》（1950）。其中主要论点和陈寅恪、刘开荣相同，同时又为了着重说明唐代传奇都发生在中唐，便特别有考辨《古镜记》《白猿传》的文字，认为这两篇也是中唐作品；而这一点却还不是十分巩固的。

    第七节

    简短的结论

    第一，传奇文学的出现，是标志着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大变化。在这以前，中国传统上所谓文学，除了抒情诗及杰出的一部分历史书外，都多半是阿谀性的、装饰性的，或者炫学之用的杂文，谈不到生活的反映，和现代人所谓文学几乎是不相干的。传奇文学的出现，却说明中国文学走入了现代意义的文学王国。自此以后，作为现代人所谓文学的主要部门的戏曲（多半和传奇有关 ）和小说才都有了飞跃的发展。因此，传奇文学的出现，应该认为是近古甚而近代文学史的开始。

    第二，传奇文学的兴起，主要的应该归诸都市经济的发达，也就是市民层的崛起。而这同一个根源，也正是说明了后来的戏曲和小说的发展的原因的。

    第三，传奇文学的最大价值是其中有了反映现实并批判现实的成分。对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的暴露，以及对封建道德的反抗，在这里都是出色的。

    第四，从传奇文学的发展上看，通俗骈文系和古文系是始终交织着的，可见古文运动只是对传奇文学有交互的关系，而不是它的产生原因。就古文运动本身论，它的影响也远不如传奇文学大。

    第五，传奇文学中吸收了不少民间传说的成分，所以如果不从形式（文言文 ）而从内容论，传奇文学和后来的小说实在是同一范畴的东西。因此，传奇文学也可认为是民间文学之还没有放在适合的民间形式下的。因此，传奇文学也可认为是由贵族庙堂文学到平民通俗文学的过渡物。

    第六，传奇文学本身有它的发展规律。传奇文学的最大特点是现实性和浪漫性的结合。在传奇文学的优秀作品里，二者都结合得好，一方面叫人有惊异之感，一方面又叫人有真实之感。但这一个矛盾的结合，在后来却有时只发挥了浪漫性，于是由传奇变而为离奇，那就是晚唐的作品，有时只发挥了现实性，传奇落到“野史”的地步，那就是宋人模拟的作品。清初是有人又恢复了唐代传奇的精神的，然而小说的表现已经有了更进步的形式————短篇话本和章圆体小说，所以只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

    第七，就传奇对后代文学的影响论，不但很多优秀的传奇成了元明清戏曲的重要题材，而且一部分传奇也编入了宋、元、明的话本，传奇中有的情节也被吸收在后来伟大的章回演义中。传奇和后代戏曲小说的另一重要关系是它们共同受了变文的影响，这从传奇本身的形式（最显明的是 《游仙窟 》一系下来的 ）可以看得出，这从一部分传奇在当时曾经是讲唱文学（现在有证据的是 《李娃传 》，应该不止是 《李娃传 》）可以看得出。部分的传奇文学中也有采用了少量的白话的。总之，传奇文学之应该划入近古文学的范畴，是确切无疑了。

    * * *

    [1] 《资治通鉴》，卷二二七。

    [2] 《资治通鉴》，卷二二六。

    [3] 《资治通鉴》，卷二二八。

    [4] 《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志》，第四十四。

    [5] 《新唐书》，卷五四；并参《旧唐书》，卷四十九，《食货志》下。

    [6]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大中元年（827）条，其中称自大历以来（766）就如此，那么就是这时已有半世纪以上的历史了。

    [7]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七。

    [8] 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

    [9] 见《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德宗贞元十二年（796）条。

    [10] 陆贽《授杜亚淮南节度使制》，见《文苑英华》，卷四五四。

    [11] 常衮《授李栖筠浙西观察使制》，见《文苑英华》，卷四〇八，《全唐文》，卷四一三。

    [12] 顾况《湖州刺史厅壁记》，见《文苑英华》，卷八〇一，《全唐文》，卷五二九。

    [13] 杜牧《授李纳浙东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制》，见《文苑英华》，卷四〇八，《全唐文》，卷七四八。

    [14] 崔元翰《判曹食堂壁记》，见《全唐文》，卷五二三。

    [15] 符载《江州录事参军厅壁记》，见《文苑英华》，卷八〇三，《全唐文》，卷六八九。

    [16] 皇甫湜《吉州庐陵县令厅壁记》，见《文苑英华》，卷八〇五，《全唐文》，卷六〇六。

    [17]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二。

    [18] 《旧唐书》，卷一二四，《田神功传》。

    [19] 沙发洛夫著，早川译《中国社会史》，282页。见佐野袈裟美著，刘惠之、刘希宁译《中国历史教程》，250页，读书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引。12万人可能是一个夸大的数字，但广州外商之多是可见的。

    [20]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1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文版。

    [21] 听《一枝花话》的情形见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光阴听话移”下的自注。《一枝花话》即《李娃传》，见孙楷第《论中国短篇小说》（1953，棠棣版）38页，引明梅鼎祚《青泥莲花记李娃传注》。查白居易原诗《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作于元和五年（810），见汪立名《白香山年谱》，距白行简《李娃传》写作时（贞元乙亥，即贞元十一年，795）已有15年；但白诗系从“忆在贞元岁”说起，元酬诗亦从“昔岁俱充赋”说起，所以他俩同听《一枝花话》的时代也还是在贞元年中，也就是和《李娃传》产生时代很接近的岁月中。

    [22] 汪国垣《唐人小说题辞》即以此“稽其起原”，恐怕是很片面的。

    [23] 《郡斋读书志》：“《崇文目》以为唐人恶询者为之。”

    [24] 孟棨《本事诗》嘲笑第七。

    [25] 参考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佝偻集》545-549页，生活，1934年版）。

    [26] 《游仙窟》本文中只称张文成，而张 字文成，所以有人认为是一人，为慎重起见，暂采保留态度，以俟确证。

    [27] 参看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商务1947年版，第七章第四节《游仙窟的文体与“变文”文体的比较》130-134页。

    [28] 陈寅恪：《读莺莺传》，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181-187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29] 陈寅恪：《读莺莺传》，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181-187页，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30]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岭南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一章《长恨歌》，5页。

    [31]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岭南大学出版社1950年版，第四章《艳诗及悼亡诗》，附《读莺莺传》，46页。又此节所叙元稹的人格和他对婚姻的态度，多参考陈书。

    [32]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18页。

    [33] 说见陈寅恪：《读东城老父传》，《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175页。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82页和《唐宋传奇集》109页，就也误会二人为一人了。

    [34] 生卒据闻一多《唐诗大系》，全集四，371页。

    [35] 洪兴祖曾引此说，但不以为然，朱熹却是赞成的。

    [36] 柳宗元：《答杨诲之书》。

    [37] 《太平广记》，卷三六九（精怪二）。

    [3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唐宋传奇集》后的《稗边小缀》，皆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十三，说李德裕门人韦瓘所撰。刘开荣《唐代小说研究》第三章《朋党之争与周秦行记》对此有较详的论述，并推定《周秦行记》大概产生于大中一二年间（847、848），也就是牛僧孺将死的期间，并认为作者也以韦瓘的可能为最大。我对此则仍持保留态度。

    [39] 《太平广记》，卷四九〇（杂传记七）。

    [40] 《醒世恒言》卷三七《杜子春三入长安》，《醒世恒言》卷四《灌园叟晚逢仙女》，《喻世明言》卷八（一本在卷二一）《吴保安弃家赎友》，都是传奇保存在话本中的。李靖代龙下雨故事也许就是《西游记》第十回《老龙计拙犯天条》的前身，渔人李定的名字可能是由李靖变来的。《郁轮袍》（王衡作）、《旗亭宴》（张龙文作）、《红线女》（梁辰鱼作）、《昆仑奴》（梅鼎祚作）都是后代戏曲在这一部分传奇中取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