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汉代的散文和词赋

治阶级的头子————皇帝，并指明酷吏镇压的结果是人民予以更有力的反抗。他善于把一个事件的复杂而曲折的原因很细致地写出来，像张汤的败露就是一例：他得罪了人，他和同僚有摩擦，他对下属摆架子，他用一贯的官僚作风营救了人却装作不知而使人发生了误会，而尤其重要的是他和商人勾结，泄露经济机密，这就根本和汉武帝的利益有了冲突，而就汉武帝说这冲突的害处是大过于给汉武帝当爪牙镇压人民的好处的，所以只有被逼自杀了。在司马迁发掘那些原因时，是既细致又深刻的。他写的韩信，就表现出一方面是对于汉高祖的盲目信赖，但另一方面又不甘心自己现有的地位，于是在犹豫和举棋不定中被收拾了，这就写出了韩信的曲折矛盾的心理状态。他写陈涉，由佣耕叹息，到号召起义，到部下火并，到以苛察为忠，杀旧日同耕的故友，这就不止是写出了陈涉所以失败的原因，而且写出了陈涉阶级地位的变化以及所伴随着的心理变化的过程。他写李斯，更明显地写出一种性格发展，他从李斯如何由个人的功名富贵出发写起，以后如何渐渐上了赵高的圈套，最初还想斗争，但慢慢妥协了，到最后再要斗争时却已经迟了。他写魏其、武安的逐渐生怨和灌夫使酒骂座的逐渐爆发，也都是深刻而细致地描写着心理发展过程的。

    司马迁写人物时有一个极大的特点，这就是笔端为感情所饱和着，有他的爱，也有他的憎。他写到孔子，说“心向往之”；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他写到屈原，说“屈平正道直行……能无怨乎”；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说“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写到季札，说：“何其宏览博物君子也。”他写到韩非，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他写到苏秦，便说“无令独被恶声焉”。他写到游侠，则说“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并说：“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他对于所写的可爱的人物是同情到如此的地步，几乎与传记中的主角共忧欢。反之，他对于所憎的人物却是在嗤笑着，痛恨着。像《封禅书》中写的汉武帝“李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这是多么愚昧可笑！像《酷吏列传》中对于那般以杀人为能的人物便说“何足数哉！何足数哉！”简直痛恨到不齿于人类的光景。

    司马迁对于所写的人物的浓烈爱憎之感又不仅是直接说出来，却更多半在文字中写出一种气氛，使读者被那些不同的情调所感染着。他写李广，“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就仿佛在黄沙满天的战场中越显出了李将军的勇敢；他写信陵君，什么“公子执辔愈恭”“公子颜色愈和”“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于是公子泣”“于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信陵君是被放在这样的谦让仁爱的气氛中；可是《封禅书》就是一片荒诞可笑了，《酷吏列传》就是阴森恐怖了，《刺客列传》乃是惊心动魄了，《大宛列传》则是威风中兼有奇异之感了，《项羽本纪》处处有短兵相接的光景，《留侯世家》却又有从容划策的神气，《屈贾列传》写得那样哀怨，《孔子世家》写得那样温文尔雅，但又有“人不知而不愠”的寂寞之感。总之，他不但写的人物有个性，而且他写的那个性突出的人物的文章也篇篇有个性。

    他善于抓住主题，所以他的每一传记都有他突出的要写的一面。他写管仲，专重在知己之感；他写孔子，专重在学礼、问礼、订礼、习礼；他写屈原，专重在“其志洁”；他写李广，专重在“才气无双”；……他为了要求艺术的完整，他为了主题的突出，他不惜把一个人物的次要方面（就本传的主题说是次要者 ）移入其他文字中。这就是管仲的政治贡献不见诸《管晏列传》而见诸《齐世家》的缘故，这就是信陵君的不敢收留魏齐不见诸《魏公子列传》而见诸《范雎蔡泽列传》的缘故。这是《史记》一书采取互见法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为了显示主题，甚而对同一事件因侧重面不同而有不同的写法。例如鸿门之宴曾分别见于《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留侯世家》《樊郦滕灌列传》中，但浓淡轻重是完全不同的。在这地方，是文学家的司马迁有时压倒了历史家的司马迁处。他宁肯牺牲历史，而不肯牺牲文章！

    但司马迁不只是像抒情诗人一样对待他的传记，同时却又是一个勇猛的战士，在他的传记里传达出反抗的怒火。他的武器就是讽刺。他讽刺的最大目标是汉武帝，范围扩大些，是汉武帝的周围（包括一般贪官污吏和外戚 ），再扩大些，是从汉武帝上溯至盗窃了革命果实的刘邦。但这讽刺的目的是不容易达到的，因为他身处汉代盛时，而且汉武帝也还活着，况且汉武帝也不是一个感觉迟钝的人，况且那时更有一些嗅觉特别灵敏的爪牙，连“腹诽”都可以得死罪呢。然而司马迁用巧妙的战术进行了出色的战斗。他所写的《景帝本纪》和《今上本纪》据说因为讽刺太厉害被删掉了 [14] ，这可以说明它的讽刺性之强。《史记》很早就称为“谤书”，其中的反抗性是很早就为人发觉了。

    他的巧妙的战术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互见法。他把在传记本文里容易被人发见是讽刺的东西移入其他传记中，让人以为写某人的传记并没有讽刺啊，但是在另一篇不重要的地方却保留着了。他没有直接写汉武帝残暴，但《酷吏列传》中屡说“上以为能”，就把罪魁汉武帝审问出来了；他没有直接写汉高祖的流氓气和小气，但他在《项羽本纪》中记他对项羽说“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在《萧相国世家》中记他给萧何的封地特多，是因为“帝尝徭咸阳，时何送我独赢奉钱二也”，这就够了，为了掩护讽刺，这是《史记》采取互见法的重要原因之二。

    其次是他在空白处做文章。他写《循吏列传》便不列汉代人物。他写《张丞相列传》，便说另有一些“备员”的丞相，但却并不去叙述。反之，他写酷吏，就特别挑选当代；他写外宽内深的官僚像公孙弘、张汤等便着力写。这就拆穿了那时政治的实况了。

    再则是用代替的方法，他每每拿秦来代替汉，《平准书》中说秦闹得“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饩，女子纺绩不足衣服”，说“古者曷尝竭天下之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其实就是指汉，而他对于秦的正面估价则见诸《六国表序》中。

    最后是用传神的虚字。他对汉武帝外戚卫青、霍去病的靠山卫皇后便说“生微矣，盖其家号曰卫氏”，鄙夷之感就表现出来了。《酷吏列传》中说“吏之治，以斩杀缚束为务，阎奉以恶用矣”，这就是指明酷刑之深化。《平准书》和《封禅书》的讽刺也多半用这种表现方法。

    除了这些比较显而易见的方法之外，那就多半在文字的拐弯抹角处，这里不能细论了。总之，司马迁书里讽刺的反抗的特色，是和那抒情的赞扬的特色，同其显著的。这表现了他是爱憎极其分明的人。也就在这点上，他是大诗人屈原精神的真正继承人。

    司马迁的散文是严格意义下的散文，这就是，他意识地避免偶句，他是后来古文派所视为孟子之后的最重要的典范。他善于遣词造句，他在《货殖列传》中有七八种表现方法来说明人的行为动机是为了钱；他的长句有长到22字的，如“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有短到一字的，如“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他善于使用民间语言，他的书里采取了大量谚语，他甚而记录了方言土语，“夥涉为王”，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写对话是写到这样好，能表现出不同的阶级、职业、年龄和性别。信陵君的口吻是一个公子哥儿，朱亥就是一个粗人，李广天然是一个将军，张良是一个谋士，黄石公是一个老人，郑袖是一个女子。司马迁的风格是丰富的，他的风格配合着内容而有变化。但是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疏疏落落，有种不整齐的美。它不同于《左传》，也不同于《汉书》。他有点像李广的治军。但是也像李广治军那样有威力，有情韵。韩愈得了这种风格的一部分，是矫健。欧阳修得了这种风格的一部分，是唱叹。归有光学了他那在琐屑处传神，在平淡处抒情的小巧。方苞学了他记事文的有层次和干净利落处。一直到林纾，还用了司马迁的风格介绍了西洋资产阶级上升期的一些文学名著。这些人的所得或大或小，或深或浅，但司马迁在散文风格方面的影响之大却可见了。

    司马迁在文学批评上著名的学说是“发愤著书说”。他用这个原理去解释《诗经》，去解释屈原作品，去解释一切著作。这个思想的来源一方面是由于司马迁本人遭刑后的切身体会，一方面也是屈原所谓“发愤以抒情”“道思作诵，聊以自救兮”的说法的强调和扩大。这也见出司马迁之真正承继屈原处。后来韩愈所谓“物不得其平则鸣”，是这同一学说的发挥。这是司马迁在文学批评方面的影响。这个说法虽然不够全面和精密，但就阶级社会而论，也算指明了好的文学作品在阶级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因为，“发愤著书”无异是说受了迫害后的抗议，而司马迁也正是这样实践着的。这比五四时代所介绍进来的“苦闷的象征”的学说，还是更接近真理些。

    由于司马迁所写的内容和他写作的榜样，在中国后来戏剧小说的发展上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元人杂剧中的《赵氏孤儿》《冻苏秦》《赚蒯通》《萧何追韩信》《渑池会》等都是取材《史记》的。一直到京剧中的《霸王别姬》，郭沫若所创作的《虎符》等也还是依据《史记》的。小说如《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等是内容上采取《史记》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则是形式上学《史记》的。《史记》本身原有小说的资格。《酷吏列传》还不是像《官场现形记》么？《游侠列传》还不是像《水浒传》么？原因是它本身具有故事性，又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故。林纾也就是靠对于《史记》的欣赏，而知道了逖更斯、嚣俄等的价值的。

    无论就本书的价值或影响论，班固的《汉书》不能和司马迁的《史记》比。《史记》的价值在能反抗，有感情。《汉书》是没有丝毫反抗性了，班固把酷吏中的重要角色张汤和杜周抽掉了，《汉书》在文字上既有意要求整齐，于是感情也凝固了。《汉书》是死心塌地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书，汉初的革命精神是一点影子也没有了。所以，汉代文学上最大的成就是散文，散文中成就最大的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的最高点是《史记》。当然，不只就汉代论，司马迁也仍是非常伟大的。

    第三节

    杰出的思想家王充及其文学主张

    在司马迁死后100多年，有一个杰出的思想家是王充。像司马迁在汉代传记文学中的地位一样，王充在汉代论文中的地位也应该占第一席。他立论的勇敢，批评的锐利，逻辑上的说服性 [15] ，都是中国论文家所罕见的。西汉初年的《淮南子》，还有点儿像《吕氏春秋》，与其说是新时代的著述，毋宁说是先秦诸子结束阶段的产物————有综合而少创造。董仲舒的书则充满了迷信宗教气息，司马迁的论文才能又被传记文学所吸收和淹没，所以西汉没有什么卓越的论文家。西汉、东汉之交，扬雄本是可以一提的。但他模拟太甚，见解虽然也有精到的地方，但文字是太零碎而没有生气了。为王充所推崇的桓谭是一个了不起的有眼光的人，也是王充思想上的同调，但可惜书已不传，只有残文。王符、仲长统曾和王充并称，但在思想体系的严密上，著作数量的巨大上，也都不能和王充比。因此，王充应该是这时代最重要的论文家，而且是像已经散失了的桓谭一类进步思想家的著作的代表。

    王充生在公元27年，这时是东汉光武帝建国的初年。这时是王莽的政权刚刚完结以后，是起义军赤眉等基本上为汉光武消灭的时候，是刘秀正利用符命欺骗人民的时候，是经古文学业已建立起来的时候。王莽的政权的建立是说明当时社会矛盾的深刻，它的垮台是说明由上而下的改革既不能抵抗奴隶主、地主的势力，结果只有遭到人民的大规模反抗。起义军赤眉等是人民革命的队伍，它推翻了腐败的统治，这革命果实虽为地主阶级刘秀所窃取，然而革命思潮还在澎湃着。经过了刘秀33年的统治，“百姓怨气满腹”。这就是王充的少年时代。刘秀承袭了王莽用迷信欺骗人民的方法，谶纬符命，盛极一时。但那时带有科学的实证精神的经古文学却同时建立了。王充受了时代的启发，所以有那样的进步思想。

    王充一生的轮廓是：他出身寒门，他祖父是商贩，他家里代代任侠，他从小就是一个严肃的“小大人”，一生除了做一些小官外，大部分是过“幽居独处，考实论虚”的生活。他曾师事班彪。因为家贫，曾靠逛书店成就他的学业。他大概死在公元100年。

    他用严肃认真的态度来从事写作。他把庆吊之礼都屏绝了，门窗墙壁上都挂着刀笔。他对于著作是专心而又勤快的。

    他的著作有《讥俗》《节义》《政务》《义性》《论衡》等，但留传下来的只有《论衡》。

    他写《论衡》的主要动机是“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对作篇 》），“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自纪篇 》），“《论衡》篇以百 [16] 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佚文篇 》）。总之是为了指出当代虚伪的毛病。但却也有一个次要的目的，那就是当代的好处也要歌颂，即所谓“《论衡》为汉平说”（《须颂篇 》）。

    他的《论衡》差不多占了他三十年以上的时光。现在的本子可能不是全书 [17] ，但是其中似乎没有伪作 [18] 。

    他的基本思想是道家。他在《自然篇》里说“试依道家论之”，在《谴告篇》里说：“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

    他有完整的唯物论思想体系，他把天看作物质，驳斥了天人感应的荒谬论调，“使天、体乎，耳高不能闻人言；使天、气乎，气若云烟，安能听人词说？”（《变虚篇 》）他用“偶然”破一般人所误认为有因果关系的迷信，以树立他的无神论。他这种唯物论的世界观，可说是道家思想的继续发展。

    但他比道家思想更进了一步。他这进一步处就是要求证据。他说：“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故自然之说，未见信也。”（《自然篇 》）

    同时他却也有着道家思想的一般弱点。这就是过重客观情势，轻视主观力量，陷于机械唯物论。这就是他说“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治期篇 》）的话的缘故。

    在他这基本思想是道家上，在他这比道家思想前进一步上，以及在他这有着道家思想的一般弱点上，都和司马迁相似。在他的书中也很推重司马迁，尤其是在主张天道自然方面。

    但他和司马迁不同处，也是表现他的创造性的天才的地方，就是他敢于和传统的儒家思想作战。他把孔子降为诸子，说他是“诸子中之最卓者也”（《本性篇 》），同时作有《问孔》，他认为可以“距师”，并说：“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问孔篇 》）他又作有《刺孟篇》，对孟子也加以质难。至于当时只通一经的“儒生”，他就比作“血脉不通”（《别通篇 》）的病患者，那是更加鄙夷了。

    这种勇猛战斗的精神震撼了后来的正统学者和统治阶级。刘知幾说他是名教罪人 [19] ，吕南公就归咎那提倡《论衡》的蔡邕不得为贤儒 [20] ，杭世骏则说他“坏人心而害世道” [21] ，而说得最露骨的是乾隆皇帝，说他“犯非圣无法之诛” [22] 。但我们因此却更见出王充的伟大了。他所以有这种勇猛战斗的精神，我们想，是和赤眉起义军的影响分不开的，是和经古文学的建立分不开的，是和当时依附统治阶级的儒家乌烟瘴气的迷信之惹人反感分不开的。

    他这种勇猛战斗的批判精神，给后来魏晋的解放思想开辟了道路。这也就是他的书为汉末的学者蔡邕等特别赏识的原因。

    他的卓越的见解尤其表现在对文学的主张上。

    首先，他充分认识到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他不认为文学只是具有个人意义的工作，反之却是政治力量的表现。所以他认为“文章之人，滋茂汉朝者，乃夫汉家炽盛之瑞也”（《超奇篇 》）。他力驳认为文人不能有补于实际政治之非。他认为文人与政治家是合一的。

    他要求实用的文学。他说：“文岂徒调笔弄墨为美丽之观哉？”（《佚文篇 》）他认为：“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篇 》）他是明确地提出“劝善惩恶”（《佚文篇 》）的主张的。

    他要求实事求是的文学。他说：“夫比不应事，未可谓喻，文不称实，未可为是也。”（《物势篇 》）他自己是实践这句话的，例如在证明雷之为火时就举了15个证据。同时特别写了三《增》九《虚》，以反对夸张不实和错误推理。

    他要求有创造性的作品。他说：“各以所禀，自为佳好，文必有与合，然后称善，是代匠斫不伤手，然后称工巧也。”（《自纪篇 》）在那浓厚的模拟空气中，他这呼求是特别有意义的。如果合乎上面这标准的话，他就要求产量要大。他称能文之士是“文之乌获”（《效力篇 》）。这和中国过去一般不鼓励人写作的论调也是不同的，同时也是卓绝的。

    他把文章分了五类。他说：“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佚文篇 》）在这里最可注意的，一是他仍遵从了传统的广义的文学观念，二是他所举的头二类是业已现成的、不能增加的东西，因而他实际上所推崇的是论文，三是词赋却在文章之外。

    他把作家分了四等。最低的是不通的“儒生”，其次是有常识的“通人”，再次是有表现能力的“文人”，最高的是既有表现能力又有创造思想的“鸿儒”。在这里，他也仍看轻词赋。

    他充分认识到使用民间语言和通俗的重要性。他知道“文犹语也”，都要“明”“露”，这样才能使“俗人观书而自觉”，因而他提倡写作时用“俗言”。根据这点，他也反对那“宏丽深懿”的词赋。

    在各方面看，他最看不起一般的词赋。这在当时也是卓绝的。

    他的文学见解虽然在对抒情文学的价值上显得隔膜一些，这是他的缺点，但大部分是极有价值的。后来受他影响最大的有晋代葛洪。唐代刘知幾、清代章学诚，也受他部分影响。

    第四节

    关于汉赋

    王充所鄙视的赋这种文学是中国所特有的。赋最发达的时代是汉，所以有汉赋之称。

    它产生的原因是很多的。就社会方面说，一是汉统一后的统治阶级政权渐渐巩固，于是统治阶级特别是帝王吃饱了饭，就有了看看这种消遣品的需要，而宫廷林苑狗马声色等也给赋的内容准备下材料。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条件，像汉赋这种东西是不可能产生的。二是经过秦火后，汉人由整理工作而产生一种对事物喜欢加以组织排列的习惯，赋也恰是这种精神的体现。汉赋和楚辞最大不同的一点，就是楚辞是个人当前具体生活的体验，汉赋却往往是把以前许多人的经验感情加以排比。也因此它缺少活的生命。

    就文学方面说，一是民间大概原有这种体裁。荀卿就利用过这种原始的赋体，而传说的宋玉也是其中作家之一。像最初期的《风赋》，还有些人民性，曾出色地指出了阶级社会中的事物都带上了阶级对立的烙印。但这人民性一入宫廷之手，就大部消失。二是楚辞的一部分影响。《橘颂》是对某一事物的描写的，《招魂》是铺张四方怪异可怖的，《卜居》《渔父》是有了假设的对话，而有着简单的故事性、戏剧性的。这都构成了赋的某一方面的要素。而铺张的一点尤为重要。这点又和战国游说之士的说辞有着联系。苏秦、张仪在游说某国人主时，往往铺张那一国的地理物产，这就是赋的一种派头。三是和宫廷里雏形的戏剧（倡优 ）有关。赋本有近于戏剧的地方，观赋中必有宾主问答可见。赋之供取乐处也和倡优有关。四是汉代的散文发达了，赋在一方面说就是楚辞和散文文体的综合。赋中往往有叙事，叙事就用散文，形容处才用韵文。这种散文、韵文合用的办法是东方文学在形式上的一种特色，后来还保留在说唱文学中。

    赋的一般结构，到司马相如时已经建立。关于这个一般结构，司马迁已经有所认识。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介绍《子虚赋》时说：“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有人物，有对话，先铺张，后提出正面意见，这就是赋的一般组织形式。这个基本的结构，是一切赋的作家都遵守的。枚乘《七发》是这样，扬雄《解嘲》是这样，班固《两都赋》也是这样。就是后来陶渊明的《闲情赋》，虽然人物对话没有了，但那先铺张后提正面意见的精神还是存在着的。

    一般地说，汉赋没有什么价值，这是在汉赋产生的当时就已经为人所觉察的。作赋的人有时也觉得很痛苦。西汉写赋最多的人枚皋就曾说：“见视如倡，自悔类倡。”据说赋有讽谏的作用，但觉悟了的扬雄就指明了：“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所以大部分赋终于只是宫廷的玩物罢了。

    但是个别地说，有些赋也有有价值的一面。这是因为有小部分赋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祖国富强的某一侧面。像班固的《两都赋》就是一例，虽然在最初写作动机上还是为阿谀主子的。其次是有些认真的作者做到了搜集材料的科学工作。像后来左思的《三都赋》，为搜集材料，就曾费了十年工夫。他的赋不啻是地理物产的科学韵文。再次是还有些著名的赋在写作的当时是有实际的政治意义的。例如班固作《两都赋》的时候，是东汉定都洛阳的时候，后来郭璞作《江赋》的时候，是东晋刚刚在江南立国的时候。这对当时政治的稳定和建立国防的信心上是有帮助的，尤其后者也是和当时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因而分别地看，有少数的赋在内容上也有部分的现实主义精神，并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客观要求。

    赋在后代经过了一些变化发展。东汉之末和魏晋间，由于抒情的五言诗的发达，就有了抒情的小型的赋出现。这种赋已经和一般的汉赋不同，而近于楚辞。王粲《登楼赋》可为代表。到了唐代，因为科举，就有律赋出现。这是和试帖诗同类的最没有价值的东西。到韩愈所提倡的古文运动起来，赋中又产生了一种质朴的抒情的作品，像韩愈本人的《进学解》，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赤壁赋》等都是。这种赋要比一般的汉赋价值大些。

    汉赋在后代文学上有它的影响。铺张堆垛是它最显著的影响，但也是最坏的影响。有些魏晋时的五言诗，在形式上就是压缩的赋，在内容上也同样缺少真情实感。后代长篇小说（例如一百二十回本的 《水浒传 》）中也往往有大段似赋非赋的排比的描写，这也大概是由于书会先生们受了赋体的毒。

    在另一方面，因为赋在大体上是韵语，便于记忆，又因为赋原有组织已往经验的性质，所以便于系统地铺叙许多事实，这就是后代在实用的技艺知识的传播上，也有采取赋的形式来概括经验的原因。同时赋在语汇的丰富上，是有它一定的贡献的，虽则毕竟活的语汇还是太少。

    总之，坏的赋比好的赋多，赋的坏影响比好影响大。

    第五节

    简短的结论

    从司马迁的《史记》、王充的《论衡》和一般汉赋的内容总起来看，让我们认识到凡是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接近的，受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启发的，使用了人民群众的活生生的语言的，就往往光芒万丈，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反之，纵然原是民间的产物，但当它一入统治阶级之手，专为统治阶级服务，并专供统治阶级享乐时，就奄奄无生气，而成为毫无价值的东西，甚而有时还会反转来给民间文学以不良的影响：《史记》和《论衡》就是前者的例，而汉赋就是后者的例。

    以《史记》和《论衡》比，司马迁的《史记》尤其有着世界地位，因为，它不但是世界上一切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所必须参考的文献（它已有各国译文 ），而且它是世界上那样早的运用经济观点来解释历史的书，同时又是写人物写得那么深刻而又生动的现实主义的杰作，有抒情，有讽刺，爱憎那样强烈，而就文学的影响上说，也是那么巨大而又多方面的。

    * * *

    [1] “至于高祖……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改。”（《史记·礼书》）

    [2] 王莽诏书（9）。

    [3] 王丹岑：《中国农民革命史话》3-31页，国际文化服务出版社1952年版。

    [4]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67页。

    [5] 《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辨》（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23-26页，开明1948年版）。

    [6] 太史公即太史令，公为楚语，见朱希祖：《太史公解》（《中国史学通论》）。

    [7] 《史记中可能出自司马谈手笔者》（《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55-162页）。

    [8] 如《游黄溪记》《袁家渴记》等。

    [9] 关于李陵案的详情和这事在《史记》各篇中的流露可参看《李陵案的原委》（《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30-143页）。

    [10] 关于《史记》断限问题可参看《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中的《结论》（《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200页）。

    [11] 《御览》六〇二。

    [12] 《玉函山房辑佚书》，卷八九。王充：《论衡·命禄篇》。

    [13] 《艺文类聚》三〇。

    [14] 卫宏：《汉旧仪注》：“司马迁作本纪，极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至于这二文的存亡问题可参看《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中《缺和补》一节（《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51-155页）。

    [15] 章士钊说：“此编（指《论衡》）看似碎细，然持论欲其密合，复语有时不可得避，一观欧文名著，自悟此理。……充文布势遣词，胡乃颇中横文矩矱，殊不可解。……《实知》《知实》二首，开东方逻辑之宗。”（黄晖：《论衡校释》引，1159页）

    [16] 原作十，从刘盼遂校文。

    [17] 刘盼遂：《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

    [18] 容赢祖：《论衡中无伪篇考》。

    [19] 《史通·序传篇》。

    [20] 吕南公题《王充论衡后》。

    [21] 《道古堂文集》卷二二，《论王充》。

    [22]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