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和文学批评

    第一节

    这一时期的基本历史事实和文学发展大势

    从东汉末年到隋唐以前，亦即从公元2世纪到6世纪，这四五百年间，在社会状况上和文学发展上都成为一个具有若干特点的段落。它不同于以前的周、秦、西汉，也不同于后来的隋、唐。

    这是一个经过农民和奴隶大起义的时代。就在“百姓怨气满腹”的汉光武时代，所谓“妖贼”就已经迭起。统治阶级虽然用卑劣的手段，或令起义者互相残杀，“听群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 [1] ，或派遣奸细，混入起义军中，用伏兵诱杀，也有扮作缝衣穷人，暗中在衣服上做了记号，以便寻剿 [2] ，因而得了短时胜利的，但在豪门恶霸欺压下的整个东汉时代人民是起义不绝的 [3] 。后来规模最大的就是汉末黄巾军起义，人数在百万以上（192年时的记载 ），活动的时期有20多年。东晋时起义军规模最大的是用天师道徒的外衣而起来的孙恩等，他们是因被解放的奴隶又遭兵役而起来反抗的，时间有十余年，一度打到南京附近。这些起义军都曾震撼过当时的统治秩序。

    这也是一个长期军阀混战的时代。从汉灵帝末年（189），董卓诛死宦官时起，中国就入了军阀混战时期。这种混战一直到晋灭吴，统一全国（280），才暂告结束，前后有百年光景。董卓时，“二百里内，屋室荡尽，无复鸡犬” [4] 。曹操到徐州作战，坑杀避董乱难民“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屠郯时，“鸡犬亦尽，墟里无复行人” [5] 。魏、蜀、吴三国的统治阶级都是同样与人民为敌的 [6] 。西晋有八王之乱，东晋又先后有王敦、苏峻、桓温、桓玄、刘裕发动的内战，人民是苦极了。

    这又是一个长期而剧烈的民族斗争的时代。由于两晋统治阶级腐化和内战的结果，引起塞外野蛮民族的内侵，从匈奴族刘渊建国起，到鲜卑族北周亡（304——581），华北人民遭受浩劫有将近300年之久。

    这同时是一个门阀士族特别有势力的时代。士族是特权的大地主、大奴隶主阶级。自从曹丕根据社会上原有的士族势力，定出“九品中正”的办法，于是更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西晋刘毅语 ）的局势。东晋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谚语，说明王谢士族的力量。北朝有卢、崔、郑、王四姓，和异族统治阶级联合压榨人民。

    在文化思想上，这是一个由于社会不安定以及印度佛教思想的诱发而思想界解放，老庄思想得到新的发展的时代。社会上极度不安，旧秩序破坏，传统的儒家思想权威垮了。而军阀们为了需要“人才”，像曹操就公然撕破脸皮，征求“盗嫂受金”的人物，说“唯才是举”（210），于是也助长了人们由拘谨而至通脱。佛教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入华，经过三国、两晋，而有了译经，自慧远、鸠摩罗什诸大师的宣扬而大为盛行。这是中国新的精神食粮，而原有的老庄思想也得到了新的理解，王弼、向秀、郭象的《老子》《庄子》新注疏也产生了，伪《列子》也编辑出来了，道佛两教的辩难也盛极一时了。

    最后，这也是中国艺术史上十分辉煌的时代。大书法家王羲之、郑道昭是在这个时代，大画家顾恺之、陆探微、宗炳是在这个时代，大雕塑家并音乐家戴逵是在这个时代。而江南的寺庙，北方的云岗、龙门的雕刻也在这个时代。不但有创作，也有理论，中国系统的画论————所谓“六法”，也产生在这个时代。

    必须把这各方面都考虑到，才能对这时代的文学有所理解。农民和奴隶大规模的起义说明当时阶级斗争的尖锐和激烈。军阀混战和民族剧烈斗争说明人民灾难的深重。不但是一般人民过着痛苦的日子，就是上层阶级像大奴隶主、大地主等也有着朝不保夕的感觉。至于中间层的人物，生活就更动荡，而性命也更没有保障。单以文人而论，这个时期的文人很少是善终的，像嵇康、张华、陆机陆云兄弟、潘岳、郭璞、范晔、谢灵运、谢朓、鲍照……没有不是被杀害的。原因是，既有对立阶级的矛盾，又有民族的矛盾，而统治阶级内部也互相倾轧得厉害，而文人如果牵连于这种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之中一派时，就难免为别一派所仇恨，所以往往成了政权争夺时的牺牲者。由于他们一般地遭际可怜的命运，这就是那吃药、饮酒、寻求麻醉生活的根源，也是那慷慨的歌声特别悲凉的缘故。同时那些门阀士族是既有雄厚的经济势力，又有享受优越的文化教养的机会的，因此他们有余力可以从事诗文的创作。加上他们的迁徙流亡，也就对社会和自然有所发现和感触 [7] ，这也增加了诗的素材。解放的思想又使这些门阀士族一方面有了清谈的题目，另一方面也构成了诗的一部分内容，同时这清谈的习惯也帮助着语言的精练化和工巧化 [8] ，这就使那时的诗歌的内容和技巧都推进了一步。艺术的发达，则促进了人们的美感，于是当时的诗国也就美化起来。这就是当时诗歌所以发达的种种因素。

    这种种因素又集中表现在对文学的见解上。抒情的唯美的文学被重视了。这对于过去被儒家正统思想所束缚的文艺思想说，自然是一个解放。但同时也就走上了脱离现实、脱离生活的另一个岔路。在思想方法上，因为印度思想的输入，诱导起中国本土名理思想的发达，所以这时的论文也有一种周密辨析的特点。影响到文学批评上，也就有了体系的文学批评著作像《文心雕龙》等的出现。

    第二节

    辉煌的民歌

    谈这时候的民歌就很容易联想到乐府，但民歌不限于乐府。因此，我们不采用乐府这个名词。如果从乐府这个名词的来源上及它的内容和演变上加以考察的话，我们就会认识到乐府和民歌是性质不同的两个名词。

    原来远在司马迁的少年时代，汉武帝就已经成立乐府了。乐府在当时是皇帝的歌舞班子，他们采取了些民间音乐是真的，因而采取了一些民间歌词也是真的，但目的并不为保存，而是为享乐。既然为享乐，也就有些改动。况且他们专从音乐上着眼，歌词的内容更是不顾。如果顾的话，也只是审查那些对自己不利的话而已。因此，我们对于那些对乐府存希望过奢的人，不免要唤醒他们：不要忘了乐府本来的性质！

    历史上记载汉武帝初立乐府时，让司马相如等造为诗歌，因为太文雅了，连“通一经之士”也看不明白，必须会集五经各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 [9] ，这是公元前120年的事。这就是乐府原来的情况，有什么民间味！西汉末成帝时乐府最盛，贵族有和皇帝争女乐的，也可见只为统治阶级取乐之用。到哀帝初立（前 7），曾经裁减乐府官，在829人中只留下388人 [10] ，说是“去郑声”，留下的只是些祭祀音乐和战歌。这就见出统治阶级是只为自己利益打算，他们对乐府的存废是丝毫没有其他理由的。

    乐府里保存着民歌（大体是或者为了配合音乐，或者为了政治上刺目而经过修改的 ），也是偶然的。同时民歌也有不入乐府的。民歌配不配乐是另外一回事，配乐也不能称为乐府。所谓“民间乐府”一词实在是可商量的 [11] 。拿《诗经》和乐府比，这也是形式上看问题，以为都是“乐诗”，就是一样，其实《诗经》之乐诗说既未必可靠，汉代宫廷之“采诗”目的也不为观民风，————宫廷的腐化生活也和春秋以前大不相同了。至于说杜甫、白居易不是承继《诗经》而是承继乐府 [12] ，那更是有些混淆了。再则乐府里也有些“美人哉，宜天子”（《圣人出 》），“令我主寿万年”（《临高台 》）的奴才文学，又有些根本不可解的词句。因此，我们索性打破乐府一词的束缚，就民歌谈民歌。这时代的民歌却确乎是很出色的。

    在那杰出的民歌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叙事诗。在这些叙事诗中暴露最深刻的是当时的婚姻问题。透过婚姻问题，表现了阶级社会的本质。《陌上桑》中说秦罗敷逢到一个有妇之夫的“使君”便几乎被劫夺了去，但她是忠心于自己的夫婿的，正色拒绝了那个“一何愚”的使君。同样主题表现在《羽林郎》中，这不是采桑女了，而是酒家胡，但她同样几乎被豪门的暴客诱走，而她也同样坚定地拒绝了，并且声明“贵贱不相逾”，又指出“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前者说明阶级的压迫，后者说明阶级社会中男人把女人只当作享乐的对象，然而女人是忠实于爱情的。写得更复杂也更深刻的，那就是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里写到了婆婆对儿媳的压迫，写到了母子的冲突，也创造出了肯同兰芝一块殉情的府吏，但是重要的是指明府吏的母亲之所以敢于让兰芝回娘家的主要缘故是由于阶级，所以告诉她儿子“汝是大家子，……慎勿为妇死”；兰芝之所以演成“黄泉下相见”的悲剧，也是由于县令和太守的先后逼婚，而她自己实在是贫贱的，正如她母亲所说“贫贱有此女”。所以这个悲剧的主要原因还是阶级的压迫。至于兰芝那个“性行暴如雷”的哥哥，认为“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也完全是压迫阶级的意识反映。“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这就是兰芝的哥哥除了执行压迫阶级的意旨之外，还执行了男人对女人的压迫。然而阶级压迫是根本的，所以说“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这就是阶级压迫下造成的悲剧。府吏的母亲虽然认为她的儿子是“大家子”，大概是就过去的家庭论是如此，但府吏的意识却不同，他已明知道“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了，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他才有可能和兰芝同赴黄泉。诗人已经抓住社会矛盾的本质了。就社会说，是悲剧；就他们说，是英勇的反抗。他俩终于合葬，坟上终于出现了“仰头相向鸣”的鸳鸯，这是诗人积极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对话和性格，在这诗里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水平。中间写府吏赶到兰芝家时，“新妇识马声”一句，尤其写得生动深刻而精练。这首长诗是伟大的！此外像《上山采蘼芜》也是一篇好叙事诗，也是表现婚姻纠纷的，只是其中被弃的妇女却软弱些了。

    另一种内容的叙事诗是《木兰辞》，这首诗很朴素地表现了花木兰的英雄气概。

    在这些民歌里有好的抒情诗，如《十五从军征》那样的反战的，《陇头歌》那样的苦兵役的，如《孤儿行》那样的写“兄嫂难与久居”的，如《上邪》那样的写直率的坚决的爱情的，如《艳歌行》那样的写在外作客的难处的，以及像南方的《子夜歌》那样美丽，北方的《敕勒歌》那样壮阔的，都是。

    在这些民歌里有好的政治讽刺诗，像桓帝时（147——168）的“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指出当时统治阶级的欺骗，顺帝时的“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指出当时政治的腐败，而刺巴郡太守李盛横敛的诗，尤具有反抗性。

    从这些民歌里见出深刻的阶级矛盾。像那些叙事诗里所表现的以及反战、反行役、反腐化、反剥削的政治讽刺诗里所表现的，不用说了，就是在挽歌里也看出来，贵族的挽歌是“人死一去何时归”，而穷人的挽歌则是“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

    这些民歌表现了民间文艺的技巧上的特色。不怕重复，形容详细，以及使用同音的代字隐语，这都是民间色彩。尤其有趣的，是有全首用比喻，而带有强烈的反抗性的，例如《豫章行》和《艳歌行》（《南山石嵬嵬 》），都是用树木的自白，表示对大兴木土的反抗的。这种技巧，让我们想到《诗经》中的《鸱鸮》。这些民歌产生的时代虽然不易确定，但大部分都在东汉到东汉末。有的歌词是经过了好几百年才写定的，《孔雀东南飞》就是一例。这些民歌虽然有不同的形式，但基本的形式是五言，这应该是文人的五言诗起源于民间的有力说明。

    文人写的五言诗最初是什么样子呢？五言诗在那时还是附庸的状态，也没有专写五言诗的人，同时也很质直。班固、郦炎、赵壹等的诗可以作为代表。所写的内容是单调的，词藻是贫乏的，作者的产量（在五言诗方面的产量 ）大抵是很小的，仿佛偶尔为之的。我们说这时五言诗还是附庸的状态，例如赵壹的《疾邪诗》就是附在《刺世疾邪赋》中。下面是《疾邪诗》二首的原文：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章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肮脏倚门边。

    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这就算当时的好诗了。内容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反抗性的，但是技术是多么质直啊。这就是初期的文人五言诗的状态。比起民歌已有的成就来是差得多了。

    至于大家所常称的《古诗十九首》，在我们看，恐怕也是文人的作品，因为，“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都不是民间的思想情感而是士大夫的。但它却是下一个时代里为诗人们所极其重视的作品。传为李陵、苏武写的诗，也应该属于这个范畴。这是民歌和有名的文人作品的过渡，我们应该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去衡量它。

    第三节　从蔡琰到嵇康

    （一）民歌的影响

    ————蔡琰、徐幹和应璩的作品

    民歌给了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以深刻的影响，虽然就个别的作家论，这影响有大小的不同。

    显著地受民歌的叙事诗的影响的，在建安时代有蔡琰的《悲愤诗》。她是当时文坛领袖蔡邕的女儿，经过董卓的战乱，在公元194年间被匈奴掳去，在那里住了12年，后来被曹操赎了回来。她和胡人已经生了两个孩子，但她为了回到祖国的怀抱，把那两个孩子撇下了。她的诗就是写祖国的情感和母子的情感的冲突，并且反映出军阀混战的罪恶，以及人民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的。她写道“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写出她对祖国深挚的怀念。她写到要和孩子分别时，孩子们说“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便又表现出做母亲的听了这话该是多么痛苦。看那种“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白骨不知谁，从横莫覆盖”的情景，有多惨！至于被敌人俘去，“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那种“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的生活简直是人间地狱。这是建安时代文人创作中最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悲愤诗》有五言和骚体二首，另有《胡笳十八拍》一首，主题相同。

    在这时显著地受民歌抒情诗的影响的，有徐幹的《室思》。像“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辞，飘飖不可寄，徙倚徒相思，人离皆复会，君独无返期。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这些句子，是那样流利自然，如果不是受民歌影响是不可能产生的。在形式上受民歌影响更突出的是繁钦（160——218）的《定情诗》。这都是抒情的杰作。

    在这时显著地受民歌政治讽刺诗的影响的，有应璩的《百一诗》，现存《百一诗》三首虽然还多是自负不平之意，但原有百余篇，却都是“讥切时事”的，这些诗后来又给陶渊明的一部分创作开辟了道路。

    （二）建安七子和曹氏父子

    ————王粲和曹植

    在上面所提到的徐幹是建安七子之一。所谓建安七子就是依附在曹氏父子周围的一批文人。七子除徐幹外，有孔融（153——208）、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和王粲（177——217）。那时依附在曹氏父子周围的文人并不止七子，七子不过是因为曹丕在《典论·论文》及《与吴质书》中特别提到而已。在这批人中除了少数杰出的，如有头脑、有棱角的孔融（他实在是前一辈的人物 ），有操守、有思想的徐幹，以及写有现实主义作品的王粲之外，大都是清客帮闲之流。曹丕在回忆他们在一块的生活时说“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与轮徐动，参从无声”（《与朝歌令吴质书 》），又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与吴质书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这也就是他们的诗的来源。因此就产生了一些“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应玚 《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 》）的公宴诗。在那人民灾难深重的日子里，这些人所过的可说是毫无心肝的生活。至于导演曹丕在曹操出门时装哭的吴质，捏造孔融罪状的路粹 [13] ，那就更恶劣了。

    七子中，就诗的创作论，可称道的是王粲。虽然他也作了一些歌功颂德的文字，但他的《七哀诗》，写出了因军阀混战而造成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的惨状；他的《咏史诗》，拆穿了殉葬决非自愿的真相，说“临没要之死，焉得不相随”，都还算深刻的。

    作为建安文坛的东道主的是曹氏父子，在曹氏父子中曹植（192——232）是一个出色的诗人。因为他自己是统治阶级里比较不得意的人物，对于生活的体会也就较深。他《赠白马王彪》一诗中说的“谗巧令亲疏”，是他一生最大的痛苦。他《赠丁翼王粲》诗中说的“权家虽爱胜，全国为令名”，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他的乐府《白马篇》《美女篇》《名都篇》都见出受了民歌的影响，而《白马篇》尤其表现他有爱国思想（“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和对于现实的反映（“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 ”）。他的父亲曹操，也写有悲凉豪爽的诗歌，但偏于个人英雄气概的表现，他的哥哥曹丕也写有清俊的诗句，但不免是公子哥儿的享乐诗，比曹植都差一些了。

    建安时代最重要的诗人就是上面所说的王粲和曹植 [14] 。建安文坛普遍地有一种“慷慨有余哀”的情调。风格是质朴而有力的。他们普遍地受着民歌的影响，更特别地受着仿作的民歌《古诗十九首》的影响。这影响一直到后来的东晋。王恭和弟弟王睹就讨论过十九首中哪句最好 [15] ，可见这是那时一般士大夫们长期间熟悉的读物了。

    （三）正始诗人

    ————杰出的诗人嵇康

    司马懿夺得政权以后，是西晋。在魏晋之交，有所谓“竹林七贤”。这七贤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他们主要活动的时代是在三国时期魏末，因而也称为正始诗人。他们的时代和建安七子时只差一辈，例如阮籍就是建安七子中阮瑀的儿子。但社会和风气都有了一些变化。在思想上，作为七贤的先驱的是何晏和王弼，他们都是老庄思想的宣扬者。七贤的生活和建安七子的生活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七子的生活中心是宫廷，七贤的生活中心是山林。七子是依附贵公子，靠拢统治阶级的，七贤却是大部分人至少在某一时期内是多少带有反抗性的。这说明文人们已多少对统治者由幻想而入于幻灭。但七贤各别的情形也不同。像山涛、王戎，后来都做了大官，刘伶是偶然加入的，阮籍因为和嵇康是朋友而加入，阮咸是随了叔叔阮籍加入，所以七贤中最基本的人物乃是嵇康和向秀。嵇康在山阳县竹林中一共住了20多年。

    七贤中最被人称道的是阮籍和嵇康。但这两人也有很大的不同。阮籍（210——263）虽然也是一个不拘礼法的人，虽然也有些愤世嫉俗，但他终于是能用理智克服情感的人，也是善于应付人的人。在政治上，他倾向司马氏，所以得到司马昭的保护。他是很早地用全力作五言诗的人，有《咏怀诗》80多首，都是五言。第一首是序曲，也可以作为那全部诗的代表：“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这诗比建安的诗空灵，在技术的熟练上比建安进了一步。由于他的性格的复杂，出世入世的矛盾，加上时事有难明言的地方，所以他的诗向来认为难懂。他的最大缺点是有极端个人主义的冷酷。“人且皆死我独生”（《大人先生传 》），这是多么可怕的思想！

    嵇康（223——262）比阮籍伟大，也比阮籍可爱得多。他比阮籍率真、有棱角、有反抗性。在政治上，因为他是魏宗室的女婿，倾向魏，这就是他在司马氏有了势力后被杀的真正原因。他得罪过钟会（钟会来看他打铁，他不理 ），他得罪过吕巽（吕巽霸占庶弟吕安的老婆，诬吕安不孝，嵇康曾替吕安说过话 ），二人都是司马昭的红人，因而构成他的罪，但这原因究竟是枝节上的。事实上，他也曾企图援助毌丘俭起兵讨司马师。他喜欢打铁，他为群众所爱护，死时有三千多太学生给他请愿，甚而有要求入狱的。他死得那样从容，临刑前还给袁孝尼弹了一曲《广陵散》。他不但是诗人，而且是论文家、音乐家、书法家、绘画家。

    作为一个思想家和论文家，他的论文有他在《琴赋》中所说的“非夫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的那种逻辑性、辨析性。他著有《声无哀乐论》，分析音乐的本身只是谐和，和人们主观上的哀乐是二事，另著有《养生论》，这是后来清谈思想的三大题目之二，另一题目是《言尽意论》 [16] 。他的辨析，超过了已往的论文家。他的《释私论》攻击伪君子，他的《难自然好学论》说“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和传统的儒教宣战；他的《太师箴》反对“宰割天下，以奉其私”，表现了他的民主思想。

    现在嵇康的集中有诗54首，四言、五言、六言、骚体、乐府都有。骚体的《思亲诗》和四言的《幽愤诗》都真挚动人。六言诗表现了他的“不以天下私亲”的民主思想，文字是非常通俗的。《代秋胡歌诗》更是明显地采取了民间形式的。

    鲁迅对于嵇康有长久而精细的研究。现在在《鲁迅全集》中有1924年校的《嵇康集》一册，是鲁迅对于古典专集整理工作中致力最大的一种。他用了精审的功夫，厘清了许多问题。根据《鲁迅日记》，他对于嵇康的爱好，一生不断，一直到死。嵇康之有热情、有棱角、敢反抗，对事物观察能透过一层，并抱有民主政治见解论，的确是值得鲁迅热爱，也值得我们热爱的。

    第四节

    大诗人陶渊明的前后

    （一）西晋时的诗人

    ————潘岳和左思

    从嵇康之死，到陶渊明的诞生，有100年的光景。在这100年中间，社会有了很大的变化，诗歌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前50年是西晋，后50年入东晋。在西晋50年中，头十几年全国还没有统一，后二十几年有统治阶级内部的混战，就是所谓“八王之乱”，结果招来了野蛮民族内侵的大惨剧。在西晋盛时，著名诗人有三张、两潘、二陆、一左。三张是张载、张协、张华 [17] ，张华（232——300）是当时文坛的领袖。他早年为阮籍所赏识，后来他又赏识了许多诗人。两潘是潘尼、潘岳。二陆是陆机、陆云。一左是左思。因为太康是西晋盛时，所以这些诗人也称为太康诗人。那时中国刚趋统一，有“天下无穷人之谚” [18] ，这些诗人也就大半做了暂时太平的点缀。但不久即有八王之乱，这些诗人也多半作了牺牲者。

    在这些诗人中最值得提起的是潘岳和左思。只有他俩有真实的内容和独创的风格，其余却多半是诗匠。《文选》中选陆机的作品最多，而他就是标准的诗匠。他的论文是要比他的诗强些的。潘岳（247——300）是一个富于情感的人。他最善于写哀悼的文字，像为夏侯湛写的《夏侯常侍诔》，表现了深厚的友情；他的《马汧督诔》给“位末名卑”的抵御氐人侵略的将领马敦说了公道话。他的诗以悼亡诗为最著名，在内容上有真挚的情感，在形式上有民歌的痕迹。此外《哀诗》和《顾内诗》也都是带有民间形式的抒情诗的杰作。下面是《顾内诗》的第二首：

    独悲安所慕？人生若朝露。绵邈寄绝域，眷恋想平素。尔情既未追，我心亦还顾。形体隔不达，精爽交中路。不见山上松，隆冬不易故。不见陵涧柏，岁寒守一度。无谓希见疏，在远分弥固！

    他的《关中诗》则是一首四言长诗，是和《马汧督诔》一样的富有现实意义并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这诗是为公元298年孟观战胜七万氐寇齐万年于中亭（西安、宝鸡之间 ）而做。孟观的功劳，解除了“俾我晋民，化为狄俘”的危险；诗人更希望“靡暴于众，无陵于强，惴惴寡弱，如熙春阳”。齐万年事件可看作是“五胡乱华”的先声。江统的《徙戎论》即作于此时。潘岳这篇歌颂抗敌英雄的诗歌的重要性也就可见了。

    左思（250——305）的妹妹左芬曾说“生蓬户之侧陋兮”（《离思赋 》），可知左思出身的寒微。他的诗里反映了门阀士族对人才的压抑（“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咏史 》），然而他并不屈服，却依然希望立“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咏史 》）的功业，依然保持着“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咏史 》）的气概，因此，被压抑和对压抑的反抗就构成了他的诗的主题。他的诗最能保持建安的风格，————质朴，有力，不纤弱，有点野趣。他的《娇女诗》是运用俗语很好的一首有趣的诗，写他两个淘气的女儿，“贪华风雨中，眒忽数百适，务蹑雪霜戏，重綦常累积”，最后是大人刚要责打了，“瞥闻当与杖，掩泪俱向壁”，还没打，就哭了。后来很多诗人模仿这首诗，但都没有这里所写的孩子那样活泼可爱。他的《三都赋》也是名著。

    潘岳和左思就是西晋诗人中最出色的了。

    （二）东晋初年的诗人

    ————刘琨和郭璞

    一般人常混言魏晋，其实不但魏晋不同，就是东晋和西晋也不同。东晋的人们在江南建国之初大抵有一种哀愤的情感。不但一般人民如此，就是晋元帝也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当周 说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听的人也都落泪，王导并且愀然变色，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19] 东晋时有些人已经对放达的人作了批判，例如卞壸就说：“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 [20] 有人觉悟到《老子》《庄子》《论语》的无用，换了读《战国策》，例如袁悦说：“少年时读《论语》《老子》，又看《庄子》《易经》，此皆是病痛事，当何所益耶？天下要物，正有《战国策》。” [21] 当然《战国策》不足以解决问题，但这至少说明对于《老》《庄》的空虚是有所感觉了。在西晋、东晋之交，反映那个大变动的诗人有刘琨和郭璞。刘琨（270——317）不只是诗人，而且是能带兵作战的英雄。他少年时也是喜欢老庄的，但由于血的教训，他觉悟到“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他的父母都被敌人杀掉了。他在沦陷区还参加了段匹磾（也是胡人 ）的队伍，他曾受晋命讨石勒，并想乘机把段匹磾的军权夺过来，但结果失败被缢杀。他有爱国的热情，他是劝元帝在江东立国的人物之一。现存的《重赠卢谌诗》，就是被段匹磾所扣留时作，“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表现出他的悲愤焦急。

    郭璞（277——324）是大乱中南渡的人物。他是一个出色的语言学家、神话学家。他很有科学头脑，关于他的一些迷信传说大概是谣言。他也是一个有爱国热情的人，他为了鼓舞江东立国的信心，作有《江赋》。他又把爱国热情写在名为《游仙》的诗里“四渎流如泪”“零泪缘缨流”“遐邈冥茫中，俯视令人哀”，可见他沉痛悲愤的心情。《与王使君》一诗中说“蠢蠢中华，遘此虐戾”，正反映了那个惨痛的时代。他的一部分作品曾经影响了后来的大诗人李白。

    （三）陶渊明

    刚过江时，士大夫们虽然有些哀愤，连上层统治阶级也有些激动，但不久就又陷入麻痹，门阀士族们一方面觉得江南依然可以享乐，一方面就钩心斗角，闹摩擦。稍有军权的人就想做政治上的投机，借北伐的幌子，做自己夺取政权的手段。慢慢地士族的势力便为军阀的势力所压倒了。至于在诗歌上填充了郭璞到陶渊明的四五十年间的空白的是逃避现实的所谓“玄言诗”。玄言诗的作者有孙绰、许询等。他们的作品大半不传。现在从江淹拟作的许询诗看来，大抵是采取了郭璞《游仙诗》的表面，而阉割了那哀愤的有血有肉的内容。玄言诗在当时曾有很大的势力，扭转了这风气的是谢混 [22] 。谢混诗有山水诗的味道，已很接近陶渊明。

    士族的势力衰微了，军阀的势力大起来；老、庄思想有些过去了，儒家思想有些抬头；人民过的日子依然是困苦不堪的日子————这就是陶渊明时代的社会情况。经过“玄言诗”的冲洗，诗体变为轻淡了，但人们不满意“玄言诗”，于是追求郭璞，追求左思，追求建安，然而终于是冲洗过的了————这就是陶渊明时代的文学状况。

    陶渊明（365——427） [23] 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最初过的是中小地主的生活。29岁以前是少年时代。从“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 》），“弱冠逢世阻”（《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看，知道他的家庭已经没落。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 》）看，知道他早年受过儒家很深的影响。从“少时壮且厉”（《拟古 》）看，知道他那时也有一种豪气。淝水之战的那年（383），他19岁。这一战的胜利，说明东晋的国威还很强大。从这次战后，王谢士族的势力衰弱下去，军阀的力量代之而起。东晋就削弱在内战中。陶渊明不是士族，然而由于文化教育的关系，他在意识上却也染有没落士族的情调。29岁到41岁，是陶渊明的中年，这是12年矛盾的生活。他做过几次小官，也出过几次门，出门的原因多半是由于职务。“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饮酒 》），这就是他出仕的理由。可是因为受了拘束，看不惯许多事情，便常常“拂衣归田里”。归田之后，却往往又因为生活的关系，再出仕，再痛苦，再回来。就这样过了12年。在陶渊明35岁那年（399）有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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