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汉代的散文和词赋

    第一节

    在统一帝国形成后的几次伟大起义

    在屈原死后55年（前 222），楚国灭亡了。次年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秦统一全国。

    秦的统一是有它的贡献的，它的政治制度不但是为汉代所承袭了 [1] ，而且给后来很多的统一王朝打下了规模；在度量衡的统一上，在文字的统一上，在全国驰道和万里长城的修筑上，也给日后统一的中国造成了许多有利的条件，因而在客观上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

    然而秦的政治是残暴的，它用严刑峻法镇压人民，用焚书坑儒摧残文化，用大规模的徭役破坏人民的生产。那时，“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 [2] ，可知这是一个土地兼并和奴隶买卖盛行的残酷剥削时代。

    到了汉初才逐渐废除秦的苛毒法令，例如孝惠帝四年（前 191）废除挟书律，吕后元年（前 187）废三族罪妖言令，五年（前 183）初令戍卒岁更，这就令人想见秦时的残暴的一斑。

    人民受压迫太厉害了，当然要反抗。就在秦始皇统一后的第10年（前 211），已经有人在石头上刻着“始皇死而地分”的标语。隔了两年（前 209），于是以贫雇农陈胜、吴广为首的起义就爆发了，他们最初不过是被征发去守长城的900名穷人，但十几天的工夫就已经发展到“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了，而且贵族官僚像张耳、陈馀，知识分子像博士孔鲋等也都参加了这个革命政权。受了陈胜、吴广的影响而起义的，就更有项梁、项羽、刘邦、英布、彭越、田儋，等等。军事的发展是这样迅速，只有两个月，他们的一支大军就破了潼关，直迫咸阳。后来虽然由于陈胜的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以及贵族官僚的叛变，而革命大军受了挫折，以致以陈胜为首的政权只维持了六个月就完结，然而这声势是多么壮阔，多么浩大！继此而发展的起义队伍，经过了两年的战斗，终于推翻了暴秦的统治（前 207） [3] 。

    这次起义是农民和奴隶的联合起义。陈胜是为人“佣耕”的，他这个集团的最初参加者大概和陈胜的身份差不多。英布是骊山的刑徒，他所率领的数十万人也都是“骊山之徒”，这就是逃亡的一批奴隶。刘邦本是押送骊山徒的，但他看到这些奴隶每每中途逃亡，他怕交不了差，便索性把留下的也释放了，这些被释放的却终于愿意跟随他，这就是他的基本队伍。后来刘邦在答复项羽的挑战时还说：“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余罪人击公，何苦乃与公挑战？”可见刘邦后来的大军也仍以奴隶为主。奴隶和农民之外，也有商人参加，这是从刘邦听说陈豨的将领皆故贾人，便说“吾知所以与之矣”，乃多以金购豨将，豨将多降，推知之。

    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因为它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无比的英勇和力量。秦的统治是那样周密，对人民的镇压是那样毒辣，然而中国劳动人民的英勇和力量终于把它打得粉碎。这给中国人民日后对内对外英勇的斗争上树立了榜样，也增强了信心。

    这样一次轰轰烈烈的起义对于70多年后诞生的大历史学家并大文学家司马迁是有着深刻影响的。就他本身的遭遇而论，他也正是过着“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的奴隶生活，而盗窃了革命果实的刘家天子也依然是采取暴秦对人民镇压的老路。司马迁对陈胜估价很高，认为“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自序 》），那就是把他看作和商汤王、周武王、孔子同样的地位————革命的圣人了；在司马迁的书里，对于一般平民，有深厚的同情，为很多平民立了传；对于那些残暴的统治者，哪怕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汉武帝，却施以辛辣而巧妙的讽刺；他已经有较之素朴的唯物论更进一步的接近科学的历史观点，他已经能够用经济原因来解释历史事件。————所有这些优长，应该认为是受了陈胜、吴广等的伟大起义的启发的结果。

    富有人民性的大诗人屈原的精神为司马迁所继承了。清代的批评家刘熙载曾说：“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鲁迅也曾说《史记》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4] ，这都说明了这问题的一部分。反之，在形式上被认为是楚辞的继承者的汉赋，却基本上是和屈原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就社会根源而论，汉赋大多数产生在汉王朝由统一、巩固而走向堕落、腐化时的宫廷中的消遣品。就在汉赋产生的当时，有觉悟的文人像扬雄、蔡邕等也已经感觉到这种作品的可耻，而加以反对了。汉赋的作者如何能和屈原比？和司马迁比？

    西汉末年的统治阶级又腐化残暴到极点。“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这是成帝时河平二年（前 28）残酷镇压人民的证据。当时王氏五侯奢侈到住宅里要挖河走船。哀帝的宠臣董贤家财查抄时有43万万（前 1），我们知道在元帝时（前 49——前 33）国库的总数才有40万万。哀帝对这样的大剥削者不但不想制裁，还曾一度想把帝位“禅让”给他！在这样的残暴腐化政治下，因而两度有名的奴隶起义就爆发了，一是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的起义（前 22），一是山阳铁官徒苏令等的起义（前 14），后者曾经波及了16个郡国。王莽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曾颁布过解放奴隶的命令（1、2），禁止过奴隶买卖（9），并实行恢复井田、专卖、平价、贷款等办法（10），然而其中禁止奴隶买卖和恢复井田二事，是和奴隶主、地主的利益冲突最大的，所以不过实行了三年，就首先遇到阻力而取消了。这时绿林军起义于南（17），赤眉军起义于北（18）。赤眉军的势力尤为壮大，七年的工夫，两度攻入长安。地主阶级的刘秀就是利用了南方起义军，又欺骗了赤眉军，而盗取了政权的。这就是所谓汉光武帝。在他即位30年后，曾下了这样一个诏：“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54）这说明他的反动本质是自己也掩饰不了的。

    然而从申屠圣、苏令到赤眉和绿林等的起义确是伟大的。因为它推翻了西汉末年的暴政统治。受了这一个时代的奴隶和农民的大起义的启发而有着进步思想的人物，那就是东汉初年杰出的论文家王充（约27——100）。他有大胆的反抗的气魄，他有彻底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在他的论文里回荡着当时起义大军的声势。

    第二节

    伟大的历史学家并文学家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一）司马迁的历史地位

    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

    我们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这是因为他把从古代到他那时代为止的史料做了一次大整理的总结工作；他综合了以前的历史学家的叙述方法并加以创造，他的书成为过去所谓“正史”的典范，也开创了后来一直为郑樵、章学诚所称道的“通史”的先例；加上他有广博的兴趣，他的书触及人类生活的各方面，而且他有史识，能够鉴别材料，能够从大处深处判断历史真相，他又能结合实地考察，于是给他的历史著作更增加了可信赖的科学性的程度；尤其难得的，是他远在2000年前，就已经有了用经济观点去解释历史的卓越见解，是世界历史家中所少有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他的期许，也是他的自负。事实上，就当时论，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就文学范围以内说，他却又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这是因为在中国过去所有的历史书中，文学价值之高是没有超过他那部《史记》的。他写这部书是这样有情感，以至于有些地方简直像诗；他写这部书是这样联系着他自己的遭遇，因此我们不难在这部书的很多部分仿佛可以组织成他的一部自叙传；他又是那样富有想象和同情，他所写的人物够得上杰出的小说家所创造的人物典型；他有写生的本领，他所写的人物在千载之后读之还是栩栩如生；他善于寻找事物的联系，他能很具体地很细致地描写一个事件的过程；他又长于讽刺，他用了巧妙的手法传达出他反抗的怒火；他对于自己的著作更是像一个职业的文学家一样有着高度的艺术热情，一心一意要把那每一篇文章都写得尽美尽善；最后，他有熟练地驾驭语言文字的才能，他的散文达到了我们祖国最优秀的散文作家的水平。

    （二）司马迁的生平和著作

    在过去很少有一个文人（特别是历史学家 ）是像司马迁这样在生活和作品的联系上是那么密切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详述他的生平。司马迁的生年，据我们的考订 [5] ，是公元前135年，那就是汉武帝建元六年；他的卒年比较不确定，但公元前90年，即汉武帝征和三年后，他就没有什么活动，可能就死在这年。他的生年是汉武帝统治时代的第六个年头，他的可能的卒年是距汉武帝统治时代的结束只差两年。因此，我们说司马迁的一生是和汉武帝的统治相终始的。

    司马迁的家庭是代代相传的历史学家并文学家。司马迁的先人有司马错，他曾和张仪辩论伐韩不如取蜀，认为取蜀是取得争天下的经济根基，而秦也就是照此实行而成功的。之后有司马昌，司马昌在秦始皇时当过主铁官。司马昌是司马迁的曾祖的父亲。这两位先人可能对司马迁重视经济的思想的形成上也有些作用。而影响他最大的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司马谈当过太史公 [6] ，任职约有30年之久。司马谈曾从唐都那儿学过天官，从杨何那儿学过《易》，从黄子那儿学过道家学说。他根据道家立场写有一篇富有学术价值并政治意义的论文《论六家要旨》流传下来。司马谈的道家思想对于司马迁有极深的影响。《史记》中有不少篇可能是根据司马谈的原稿改写的，甚而有的是保存了司马谈原稿的大部分 [7] 。

    司马谈死时（前 110），司马迁26岁，司马迁承继了他父亲未完的事业。在司马迁26岁前，我们可称为他的少年时代。

    在他的少年时代里：10岁以前住在他的老家韩城乡下，生活在农人和牧童中间，使他有了接近劳动人民的机会。9岁那年，他在家乡见过当时江湖上有名的好汉郭解，他曾把这印象写入他的《游侠列传》里。他10岁到了京师————长安。他父亲送他跟当时的名儒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他从此不但学会了读古书的本领，而且受了很深的儒家教育，使他后来写出了像《孔子世家》那样很有情感的关于孔子的传记。在他12岁的时候，卫青出征匈奴获胜；在他15岁的时候，张骞奉命通西域；这些现实是他后来写《卫将军骠骑列传》和《大宛列传》的根据。在他16岁的时候，汉武帝设立乐府，老诗人司马相如还活着，曾参加作歌词，司马迁后来写了《司马相如列传》，纪念这个老诗人。由于他父亲的关系，他得以认识当时的一些名人，例如他写的那样生动的《李将军列传》的主人公就是他亲自接触过的，————李广自杀时，司马迁17岁。司马迁在京师里的见闻已经够丰富，但更丰富的是他在20岁开始了大规模的壮游。他先到了江淮，打听了韩信的传说，看了看韩信的坟墓，这给他后来写的《淮阴侯列传》准备了材料；又到了会稽，温习了越王勾践的故事；转到了长沙，看见了屈原沉江的地方；北上到了齐鲁，看见了孔庙的车服礼器；折回来，到了徐州，他在这地方曾遭到过饥乏，但却看了看楚汉相争的战场，又打听了一些汉初的故事传说；此后，是归途，在大梁看了信陵君的史迹，在登封凭吊了传说中的许由冢，最后回到长安，这一壮游使他写的《屈贾列传》《孔子世家》《魏公子列传》《伯夷列传》，以及汉初诸人的传记等都增加了生动的活力。

    壮游以后，他做了近侍的官————郎中。郎中没有一定的职务，有事时奉命出使，或者扈驾巡行。在他24岁的时候，他曾随汉武帝到过西北的扶风、平凉、崆峒；在崆峒，他搜集了关于黄帝的传说。次年，他25岁，奉使巴、蜀、滇，到了昆明。就政治上说，这是汉武帝经营西南的工作的一部分，这时已到了完成的阶段了；就司马迁的生活上说，这就补足了司马迁的全国规模的旅程；就文学上说，这是产生像《西南夷列传》那样很有韵致的散文的张本。后来柳宗元的游记，有些就是模仿《西南夷列传》的 [8] 。

    在他26岁奉使回来的时候，正是元封元年（前 110），汉武帝举行大规模封禅。当那18万骑兵，招展千余里的旌旗到了洛阳的时候，司马迁赶到了。但不幸的事情也发生了，这就是他的父亲已经在洛阳病危。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言：要当第二个孔子，要写出第二部《春秋》。司马迁因为职务的关系，急忙赶到泰山，参加了封禅。也就因此，他有了写那滑稽剧似的封禅书的真实材料。同时他在那一万八千里的长途中，也熟悉了齐国的风俗，长城塞外的景色，以及东海的风光，使他后来写关于齐人邹衍、公孙弘，以及许多方士的故事，关于秦将蒙恬的故事等，便又多了一些实地的印证。这一年，桑弘羊的平准政策成功了，这是汉武帝对外战争和过奢侈生活的经济基础，也是民怨沸腾的原因，又是使用酷吏镇压人民的根源，司马迁把这事看透了，就有了后来《平准书》那样的深刻的叙述。

    26岁后，司马迁入于他的壮年时代。此后除了扈驾封禅和巡行之外，在27岁时曾参加了濮阳的塞河工作，这是他写《河渠书》的实地根据。28岁时，因为父丧三年之期已满，他继承父亲的职务————太史令。他这时有机会饱览百年来国家所保存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由于父命，由于职务，由于自负才华，他已经决心要写一部巨大的通史————《史记》了。

    当了太史令的司马迁，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青年，他一心一意要做好工作，想博得汉武帝的欢心，同时他还劝人积极给统治者服务，给挚峻的一封信就是证明。但是挚峻比他看得透，回信却宁愿安分隐退。

    司马迁正式动笔写《史记》是在太初元年（前 104），这时他32岁。他所以在这一年动笔的缘故，是因为这一年有太初历的订立，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农历。在那时一个历法的改定不只是一个历法的问题，而且意味着一系列的政治制度的更改。司马迁认为这程序仿佛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因而把他那心爱的著作————《史记》————郑重地在这一年正式动笔。太初历的订立，司马迁也是参加了的，而且是重要的一员，他这一方面对于中国人民的贡献，并不次于《史记》。他在《史记》中所写的《天官书》和《历书》，正是有他的实践本领在。

    这一年有李广利到大宛贰师城取马的战争，这事一直占了四年才告结束。这事的本身是表示汉武帝的对外侵略，既可恨又可笑，但客观上却扩大并巩固了西域的交通。司马迁的《大宛列传》就是那很威风但也很可鄙夷嗤笑的事件的记录。

    汉武帝把西域的经营告一段落之后，就要对匈奴用兵。本来经营西域，也是为了断匈奴右臂的。因此，在天汉二年（前 99），就派了爱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大将征匈奴。这时名将李广的孙子李陵却冒险逞能地带着5000步兵在另一路和16倍的敌人相遇。由于老将路博德的逗留不救，由于投降敌人的管敢把实际的劣势告诉了匈奴，李陵终于战败了，突围也不可能了，他最后也投了降。这时所有的人都在说李陵的坏话。司马迁却挺身出来给他讲情，司马迁结合着李陵平素的为人，如何得军心，以及这次投降是如何经过战斗，如何因无援失败，最后说他功可抵罪。然而汉武帝大怒，认为他是给李陵当说客，而且更疑心他是暗中讥讽李广利的作战不利的，因此便把他下狱了。这时他37岁。

    由于没有钱去贿赂，由于没有朋友去说话，他只好忍受酷吏的摧残。这时的廷尉是杜周，在他残暴镇压下，京师的囚犯多到六七万人。他也是有名的赃官，最初只有一匹马，还是残废的，自从做了官，家产突然增到好多亿。司马迁这时是很悲愤的，他的《酷吏列传》就是写这一批东西的嘴脸。

    但是更不幸的是司马迁下狱后第二年，传说李陵在为敌人练兵，于是司马迁便遭了腐刑。事后证明那为敌人练兵的乃是李绪，但是已经晚了。司马迁受了这样的大辱，很想自杀，但想到第二部《春秋》还没有完成，便倔强而坚忍地“就极刑而无愠色”！他受腐刑这件事在他是一生的最大刺激，因而使他对社会的观察更深刻了，对统治阶级面目的了解更透彻了，而复仇的愤怒的火焰更因此贯串他的全书了，这就使他的书成为一部永远有生命的反抗作品并抒情作品；而特别和这事有关的《李将军列传》更是笔头感触万端的 [9] 。

    司马迁受刑的这年是天汉三年（前 98），年38。自此入于他的晚年。出狱在太始元年（前 96），40岁了。他这时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也许是“尊宠任职”，但他自己却认为是在最大的侮辱与损害中。所以在他43岁，他有朋友任安要他推贤进士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刚当太史令时的劝人积极仕宦的念头，他认为只有著作是自己的事业，这就是《报任安书》的内容。

    在他45岁时，有汉武帝和戾太子火并的事，司马迁的朋友任安是这事件的牺牲者之一，被腰斩。这一年是征和二年（前 91）。次年有李广利又去出征匈奴的事，李广利却终于仍是战败而降。这是《史记》中所记最晚的可信出自司马迁手笔的事，可能司马迁就死在这一年。这是征和三年（前 90）。他可能只活了46岁。

    总括他的一生，26岁前是少年时代，可说是写作《史记》的准备阶段；自此到38岁是他的中年，是基本上完成《史记》的阶段；38岁到死，是《史记》加工的阶段。

    他的《史记》是完成了的，因为：“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连字数也在自序里计算出来了，必已写全无疑。而且，“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原稿也有多份。他在书中意识地截止到的年代是太初四年（前 101），但他在生前对这部书是修改不止一次的，因而断限也有不一致处 [10] 。他这书的完成大概费了15年到20年的工夫。

    除了《史记》和前面提到的《与挚峻书》《报任安书》之外，他留下的作品还有不全的《素王妙论》和《悲士不遇赋》。西汉末年的批评家桓谭说：“通才著书以百数，唯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不能比之。” [11] 司马迁的著作真够上体大思精，无论质，无论量，都是向来有定评的了。

    （三）作为思想家的司马迁

    司马迁有异常渊博的学识，他在当时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我们现在只谈他的主要思想。他的父亲是道家，由于家学的缘故，他的思想里有浓厚的道家成分。道家思想中是有素朴的唯物论的，道家很注重客观事物的发展，用他们的话说便是“自然之势”。司马迁也很重“自然之势”，例如他对于人们爱好音乐的解释就是“自然之势”（《乐书 》），他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解释也是“道之符，自然之验”（《货殖列传 》）。他这种唯物论的缺点是近于机械唯物论，对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是估计不足的，在这方面明显的是在他的《素王妙论》和《悲士不遇赋》里所说的：

    春夏囚死，秋冬旺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12]

    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13] 。

    这是他特别寄同情于在客观环境中挣扎失败的人物，特别喜欢像项羽、孔子、李广、信陵君等的重要缘故之一，也是写他们特别出色的重要缘故之一，同时是能够在过去长时期博得读者的无限同情的重要缘故之一。其中有一种失败情绪在，有一种悲剧情调在。这种情绪或情调在司马迁一部分传记中是同时包含一种可贵的反抗性在内的，但一般地说却是消极的、令人沮丧的。

    正因为他的思想基本上是一种机械唯物论，所以是一种不彻底的唯物论，因而给命运思想开了后门。这一方面表现最明显的是《外戚世家》，认为“岂非命也哉？”同时又讲“幽明之变”。因此，他相信预言（《田敬仲完世家 》），相信阴德（《韩世家 》），这是他思想中的一些迷信落后成分。

    然而在某一种限度之内，他已经是够杰出的了，够伟大的了。因为，他究竟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天人之际，承敝通变”（《史记·太史公自序 》），他知道社会是在发展的，他知道人们的主观努力应当顺应这种客观发展。所差的只是他还不能贯彻这种观点，在情感上他还特别留恋并渲染那种和社会发展相抵抗的失败人物。这是他的矛盾。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可能是因为：他有道家思想，但也有儒家教养；他深受秦末奴隶和农民大起义的启发，但他所处的时代却正是汉帝国的盛时；他身居相当高的职位却又遭受极大的迫害；他是一个有见识的历史学家，但他又是一个富有情感的文人。这种矛盾是他的作品里有高度的现实主义，但也有伤感的、夸大失实的成分的根本原因。

    很难得的是他已经能够用经济观点来解释历史事件。在《货殖列传》里，他把形形色色的人物的行为动机都解释作：“其实皆为财用耳。”在《平准书》里，他把汉武帝对外侵略的根源认为是由于经济势力膨胀的结果，并认为因侵略而经济凋敝，因经济凋敝而人民生活不安，因人民生活不安而酷吏任用。在这方面他已超越了唯心史观了，而接近科学的唯物史观了。《货殖列传》在各个列传之末，《平准书》在八书之末，更见出他的史观是非常坚定的。

    他也很注意地理环境，这是表现在《五帝本纪》《齐太公世家》《张仪列传》《孟尝君列传》《淮南衡山列传》《韩长孺列传》《儒林列传》中的。

    他不相信地脉（《蒙恬列传 》），他不相信“天雨粟，马生角”（《刺客列传 》），他相信张骞的实地考察而不相信《禹本纪》的神话（《大宛列传 》），见出他是有科学家的实证精神的。

    以上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卓绝处。

    在政治上，也有他的革命的见解。这表现在他对陈涉的估价之高，虽然只有六个月的革命政权，但他列为“世家”，认为起码相当于几百年的一个诸侯。从后人如刘知幾、司马贞都主张把陈涉降为列传看，便更见出司马迁的卓绝了。在《陈涉世家》里，他不但写了陈涉等人发动革命的经过，而且写了他们周围，分析了他们的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并写出和他们同时起义的全国规模的形势，以及他们的巨大影响等。基于这种革命意识，司马迁在历史书中首次写到了平民生活（例如 《游侠列传 》），并写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物之伟大（《滑稽列传 》）。反之，他对于那些帝王将相、贪官污吏，则加以讽刺和谴责。他明显地为老百姓说话的，是见诸《蒙恬列传》，他要求蒙恬“振百姓之急”“修众庶之和”，而深恶他“轻百姓力”。他有意识地大量使用民间语言，原因也在这里。他明显地反对残酷镇压的，是见诸《酷吏列传》，他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他借老子的话说“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并从事实上也指出酷吏越厉害，人民的反抗却越大。他根本上反对严刑峻法，但如果已经有了严刑峻法存在，那么他赞成“守法不阿”（《张释之列传 》）；并写出了守法的一批榜样（《循吏列传 》）。他十分注意政治人才，他曾大呼：“贤人乎，贤人乎！”（《楚元王世家 》）“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 》）至于归结呢，他的理想是“无为”，也就是不要苛扰，才能做到“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吕后本纪 》）。对于新兴的工商业，他认为应该顺其自然地让它发展，他说“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整齐之，最下与之争”（《货殖列传 》），他最反对与民争利。很明显的，他的立场是站在新兴的工商业者方面，这表现在《平准书》中。他借卜式的口，反对了那出卖工商业者利益的桑弘羊。总之，在他政治的见解上，有和他的世界观一贯的道家思想体系在。就客观上看，他的政治主张是替当时受残酷镇压的人民说了话，是帮助了当时反对暴政的人民，是给遭到摧残的新兴的工商业者出了气。因此是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的。

    在司马迁的思想中，吸收了前人很多精华，而能弃其糟粕。他吸收最多的是道家，但他采取的是道家的唯物论成分（纵然是偏于机械唯物论的 ），而扬弃了道家那种“小国寡民”的落后方面。他常说“察其终始”，终始本是阴阳家的术语，原是指“五德终始”，但他扬弃了不合理的“五德”，而只采取了那种发展的观点。他受有浓厚的儒家教养，但他强调孔子在文化方面历史方面的贡献，他把孔子写成一个活活的学者并政治家，他没陷在把孔子神秘化的乌烟瘴气中。他对老子亦然，他深知老子的学说的价值，但剥掉在当时所加给老子的神仙家的外衣。荀子的很多思想也为他消化了，例如法后王（《六国表 》），对礼乐的看法（《礼书 》《乐书 》），对于秦的估价（《六国表 》《礼书 》），以及唯物论等。然而荀子对于异己的学说的偏狭，司马迁却扬弃了。司马迁就是这样善于吸取前人的，加上他受了秦末大规模起义的启发，以及自己在生活上的体验，因而构成他的“一家之言”。除了他有时过重个人成就，有些英雄崇拜思想；有时强调“自然之势”，陷于机械唯物论；有时任凭情感，对于爱憎（特别是爱 ）的人物有些夸大；此外，他的思想是够卓绝伟大的了。

    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祟势力而羞贫贱”，在我们看，这个批评中除了一部分是把司马谈的思想和司马迁的思想混淆之外，基本上是恰恰说明了司马迁的伟大，而同时却见出班固的荒谬而已。这正如班固批评屈原的“露才扬己，显暴君过”的说法，事实上是见出屈原的伟大，班固自己的渺小而已。

    （四）司马迁的文学成就和影响

    就文学方面论，司马迁的成就是辉煌的：他是传记文学的能手，他善于刻画人物，并且写人物时带有感情，能传达出不同人物的性格以及不同事件的气氛；他是讽刺文学的能手，他有很多巧妙而曲折的方法，去射击敌人；他也是散文风格的巨匠，他善于使用民间语言，他善于遣词造句，他善于用不同的风格去配合不同的内容，而终于构成自己的独创的格调；他有他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卓越见解，指导着他自己的创作并影响着后人。因此，除了他在历史上、思想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外，他在文学上，我们也从后代的戏剧、小说、散文、文学批评里见出他的遗泽无穷。

    他所写的人物是范围异常广泛而同时又有着深度的。他能写像陈胜、吴广那样的革命领袖，他能写有着大度、豪气，但也有流氓气的刘邦，他能写粗鲁任性的英雄项羽，他能写勇敢而不得意的李将军，他能写善于逢迎而作伪的官僚公孙弘，他能写彬彬有礼而又不肯苟合取容的孔子，他能写坚忍的人物像范蠡、伍子胥、范增，他能写贪官污吏像张汤、杜周，他能写仁爱而有好心肠的信陵君，他能写慷慨悲歌的刺客荆轲、高渐离，他能写善感的文人如屈原，他能写有智谋而意志坚强的兵家如司马穰苴、孙武，他写农民，写商人，写帝王将相，写奴隶，写医、卜、星、相，写游侠倡优……总之，在他的书里是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上不同身份、不同职业，各阶级各阶层的一切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就是，触及了社会的各方面，在这包括的范围之广上乃是以往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成自一人的作品所不曾达到过的。

    他所写的人物又不止如刚才所说的范围上的广度而已，还有社会的联系上以及心理的曲折和发展上的深度。他写的李广，就透露出在汉武帝时不是外戚就很难有立功的机会，哪怕是英雄，哪怕是有本领，哪怕是得人爱戴的人物，也枉然。他写的酷吏，就指明酷吏的支持者实在就是当时最高统治阶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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