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译注·再版的话》

    拙著《孙子译注》（原名《孙子今译》）承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乘这个机会，我对原书又作了一次全面的修改。这里，把修改的情况略作一下交待。

    近年来，因为许多国家都有新的军事装备不断产生、发展和变革，提出了许多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至于更多的具体的属于战术性的问题，我们由于缺乏材料，有些又属于国家机密，只能在前言中作一些简要介绍，发表些初步见解，以供参考。这次修改，参阅了国内近几年来报刊杂志中有关《孙子》研究的文章约三十余篇，虽然很不完全，但得益颇多。其中有对若干古字的解释和十家注不同，但考之有据、言之成理者，我都采纳，以改正原来译注中的错误或缺点。

    为了查阅和引用的方便起见，从一九七七年改版起就把《孙子》十三篇根据内容分成一〇五段。凡属同一内容的，不论文句多少，都保持在一段内。每段前头都加上号码（译文同样处理）。这次再版分段未变。前言中引用《孙子》原文的都用了引号，以前未注明出处，现按一〇五段号码，注明引自哪一段，读者可按所注号码查明译文的解说，也可在原文注释中查明对原文较为详细的注释。

    这里想补充说明：

    （1）关于校勘　《孙子》版本甚多，这里只选用《宋本十家注》、《武经七书》中《孙子》（两者实际都是以曹注本为底本，但有人把它分为两大系统）和银雀山汉墓中发现的“竹简”本三种。三种版本中不同之处，取其合乎战争规律而又文义通顺者，不取者则在注中注明。流行虽广（如《太平御览》、《杜氏通典》等），但无益于校勘者，则不取。校勘的号码加于所校短语之下，用〔1〕、〔2〕等符号标识。

    （2）关于注释　这次再版，较大的变动是改以前的简短“字”注为“句”注。每一句后加该注的号码（如①、②等符号），句内短句原文加［　］符号，另起一行。从篇幅和字数上看，注释却成为重点了。此次还加上篇名注释，因为《孙子》十三篇中有几篇篇名是以孙武独特的哲学范畴（概念）名篇，以前未及注意，今加以粗浅解释以助研究；在篇名注释后，摘要提出主要内容，引起读者注意。在句注中不但对《孙子》的战略上卓越的命题作了解释，而且对《孙子》的哲学思想也作了初步解释。在注释中，对各种错误意见，多只采用从正面说明《孙子》原意的办法。其中个别错误的意见，既不符《孙子》本意，也不符一般战争规律的，则略加批判，说明道理，但不伤人（不指名）。在注释中个别处提及现代作战战例，这决不是说我们的革命战争是依据《孙子》的原则行动的，只因革命战争中有些战例与《孙子》所说恰恰巧合。引用这些战例说明某些普遍规律，在古今作战中仍有共同之处。特此说明，以免误会。

    （3）关于译文　昔人把在他们以前的古文用他们当时的汉语来解释，称之为“训诂”（“训诂”包括难懂的字词的解释，字形、字音和当时同义通用的字等注解，我们把它写在注释内），中国人把外文翻成中文或外国人把中文翻成外文叫翻译。为了通俗起见，把《孙子》原文译成今天的汉语，以前称之为今译，现改称译文。主要的目的在于帮助读者通过译文比较容易地了解《孙子》的思想。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中国的文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把春秋战国时代的古文译成今天的白话时，不能不把当时被省略而留下摘要的古文，在字句之间、语气之内将被摘去的补上，使原来的意思容易被理解。在译文中对这类补充的字句，都加上〔　〕符号，以示区别。

    《孙子》的文字有它独特的风格。其中有些地方有叠句、有排对、有押韵，翻译为今天的汉语时不容易做到所谓“信、达、雅”，只能尽可能在不失原意的范围内，力求保持一定程度的原有的风格、神采和丰韵。

    凡在注释中改过的文字，译文也照新注作相应的更改。

    （4）关于试笺　本书对《孙子》的介绍和评价已见于前言，但个别词句在前言中未能包括者，则在试笺中补充说明。对《孙子》卓越的战略命题，也在此突出提出。

    根据以上四个方面的修改，书名也相应改为《孙子译注》。

    下面谈谈关于《孙子兵法》成书时间和过程的探索。

    关于孙武及其所著十三篇，最早记载此事的史书为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传中谓：“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千载相传，曾无疑问。至宋代才有人提出疑问（见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叶适《习学记言》），他们偏重于指出“孙武之名不见于《左传》”，孙武未必有其人。《孙子》的书“乃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明代就有人反驳此说（见明宋濂《诸子辩》）。近来对《孙子》十三篇所说的事物，有认为全是战国时的，有认为大多为战国时的。许多议论都围绕着《孙子吴起列传》中“孙武以十三篇见吴王”这句话为中心。

    孙武奔吴时携带少量以往的若干战斗经验的总结和一些名将的名言，那自有可能；但携带一部系统而完整的兵书，则可能性不大。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孙子》十三篇，决不是孙武用以见吴王的十三篇原文。许多议论者指出不少例子，说明现在所见到的十三篇中所论述的，不是春秋时的事物而是战国的事物。综合这些疑问，主要有如下各点：一、称国君为“主”，如“主孰有道”（二）、“主不可以怒而兴师”（九十九）。“主”在春秋时代是称“大夫”的，直到三家分晋后臣称君才叫“主”。二、书中“将受命于君”（五十九）、“（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六十），这在孙武见吴王时，是不可能提出的。将相分工，是战国初才有的事。吴伐楚时阖闾、伍员均在军中直接指挥，并无“（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事。至于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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