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译注·再版的话》

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三）这种去留的自由和一国兵家可到别国为将，如吴起在魏为将，乐毅率燕军入齐的事，也只在战国初不长时间内才有的事。三、战争规模，有人认为孙武见吴王时还未曾有过一个国家“驰车千驷，……带甲十万”（七）这样大的战争规模。四、吴越相恶和“越人之兵虽多”（四十二）的话，这都是阖闾伐越前后的事。孙武见吴王时越国还很弱小，不可能提出。五、“弩”是战国时才发明的。书中“甲胄矢弩”（九），在孙武见吴王时还没有弩这种武器。六、“谒者”、“门者”、“舍人”（一〇三）等都属战国时的官称（舍人的职务春秋时是管宫中仓廪和分发物品的人，战国时舍人则略似今之秘书、副官，是接近大官的人。如蔺相如当过赵宦者令缪贤的舍人，李斯则曾为吕不韦的舍人）。这种不符当时情况的事还很多，以上所举六项是主要的，也都是事实。可见司马迁说：孙武以“十三篇”见吴王，决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十三篇”。但是，认为现存的十三篇“皆系战国时物”，也是不正确或不确切的。其中也有春秋末的事物。如说：“驰车千驷，革车千乘”（七），“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十一）车战是春秋时代的特色。此外，十三篇中既有南方“吴孙子”（即孙武）活动地区所熟悉的地形，如“斥泽”（六十六），也有北方“齐孙子”（即孙膑）所习见的飞尘的征候，如“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七十二）这是只有中原广野上才能看得到的“征候”。可见《孙子》十三篇决不是一人一时之作。故无论谓十三篇“皆战国时物”，或说十三篇乃“战国中后期的事”，都不妥当。

    如上所述，许多论者主张要从《孙子》十三篇的内容中分析辨别成书的时代，但有些论者偏重于从十三篇字句上着眼，有些春秋时代的官职称谓，即使孙武在春秋时讲过，流传到战国初期，其弟子们也可能根据新时代的新的官职称谓来修改旧的。而且如《用间篇》中的官称确系战国时的事，但这不是《孙子》十三篇中的主要内容。《孙子兵法》中主要的内容是孙子的战略思想和哲学思想。例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二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五）、“致人而不致于人”（三十三）等战略上卓越的思想，“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三十四）、“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六十二）、“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三十）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这些都是《孙子兵法》的精华与核心。然而这些主要的内容，是很难看出其具体的时间性的。这些战略思想和哲学思想，只能在中国这样的大国，由无数次战争经验的积累和伟大的军事家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又再经过战争实践的检验而作出的战略理论。在社会更迭、战争频繁、诸侯国之间彼此吞并和反吞并的斗争，加上百家争鸣的影响，这说明《孙子兵法》的产生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战争发展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至于成于孙武之手，则是属于偶然性的事。这一偶然性，也有其客观条件。《前言》中对孙武的家世及其经历，已简略提到，并谈了产生《孙子兵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决定孙子思想的社会存在。当时恰恰是孙武能帮助阖闾、伍员经国治军，以弱小的吴国出奇制胜打败了强大的楚国。他将吴分兵为三，轮番袭扰楚国，使楚疲惫不堪，然后又隐蔽地由水路北上，借陈蔡掩护，突然从北面实施战略大迂回，出楚不意，攻其左侧虚弱之地，因此能五战五胜，直抵楚都郢。这样的战略动机，“谁能为此谋”？《左传》虽未载孙武的姓名，但在吴师入郢到孙膑大破魏军一百五十余年之间，左丘明也并未提出一个比孙武更有名的名将。

    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很难断定《孙子》成书的确切年月，只能作一比较接近史实的成书过程的推测，以供读者继续研究。

    我们推测：《孙子兵法》的思想体系属于孙武而无疑，而其成书时间大概是春秋末至战国初这一过渡时期。至于成书过程，当阖闾去世、伍子胥被伯嚭排斥时，孙武见机引退，总结过去的和亲身经历的战争经验，整理成较有系统的军事理论，从事讲学，经由许多门徒、学生和专门前来请教者们口传笔录，代代相传，从春秋末到战国初，逐渐形成一部丰富而比较完整的兵法。在口传笔录过程中，增补、遗漏、抄错、修改都在所难免。但没有改变或遗漏孙子思想的核心。《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八十二篇，可能就是许多口传笔录的门生们，各自把自己大同小异的记录辗转抄录于简上，以后综合起来，才有八十二篇之多。

    顺便说一下，银雀山竹简《孙子》的出土，对我们研究《孙子》具有重要作用，但不宜过于夸张，以为《孙子》成书问题等疑问都已解决了。“竹简”只能证明《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两本书（这也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汉书·艺文志》等书中就记有这两本书名，只是《孙膑兵法》后来失传了，于是，个别治学不严肃者武断地硬指《孙子兵法》是孙膑写的），证明孙膑、孙武各有所著的兵法，现存传世的《孙子兵法》不是孙膑写的。“竹简”还证明曹操统治中原后，有优越条件可以收集到许多版本，从中挑选当时的善本写了简略的解释（“故为略解焉”）。这否定了杜牧说的曹操“删其繁剩，笔其精华”之说。由于曹氏统治的优越条件，使《孙子》十三篇得到大量的传抄，因而能长期保存下来，这也算是他的贡献。但竹简《孙子》的出土不能直接证明《孙子兵法》是孙武的著作，也不能证明此书成书的具体时间。“竹简”只能证明从“竹简”抄录时到三国时期曹操注《孙子兵法》，其间无大更改，而无法证明由《孙子》成书到竹简《孙子》抄录之间有无大的修改。又“竹简”在许多人分工抄录中未经严格校对，抄错、漏抄也在所难免。

    《孙子兵法》是《武经七书》中保存得最为完整的最古的兵书。我们一再进行整理印行，旨在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引起更多人的重视，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郭化若

    一九八四年，年八十

    于北京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