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义

　关中：犹言“扃中”（毕沅说），指车上横阑中空的部分，可以放东西。

    [3]　弦唐子：与下文提及的公尚过皆墨子弟子。

    [4]　揣：揣度，衡量。

    [5]　有：犹“为”。

    [6]　漆：当为“七”之假音（毕沅说）。

    [7]　修：治，指政绩。

    [8]　此两句为当时谚语，孙诒让认为意谓“理虽同归，而言不能无误”。细审其意，似乎化自“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

    [9]　钧：通“均”。

    [10]　过：指公尚过。

    [11]　数：理。逆：上溯。

    【译文】

    墨子南游到卫国，车子里装了很多书。弦唐子看到感到很奇怪，问道：“夫子曾经教导公尚过说：‘书仅仅是为了揣度是非曲直而已。’现在夫子车上装了这么多书，有什么用呢？”墨子说：“从前周公旦早上读书百篇，晚上接见七十位士人。所以周公旦辅佐天子，他的政绩一直流传到今天。现在我上不用承担国君授予的职事，下没有农夫耕作的辛劳，我怎么敢废弃读书呢？我听说：‘天下的道理殊途同归，但说法的确会有失误。’然而百姓的听闻不一，所以记载其见闻的书有很多。现在像公尚过这样，对于事理已经能够洞察精微，对于殊途同归的道理，已经能够把握要领了，所以就不必再教给他书中的东西了。你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39.13　子墨子谓公良桓子曰[1]：“卫，小国也，处于齐、晋之间，犹贫家之处于富家之间也。贫家而学富家之衣食多用，则速亡必矣。今简子之家[2]，饰车数百乘，马食菽粟者数百匹，妇人衣文绣者数百人，吾取饰车、食马之费[3]，与绣衣之财以畜士，必千人有余。若有患难，则使百人处于前[4]，数百于后[5]，与妇人数百人处前后，孰安？吾以为不若畜士之安也。”

    【注释】

    [1]　公良桓子：卫国大夫。

    [2]　简：观，审视。

    [3]　吾：当为“若”之误（俞樾说）。

    [4]　“百人”前当有“数”字（王念孙说）。

    [5]　“数百”后当脱“人处”二字（毕沅说）。

    【译文】

    墨子对公良桓子说：“卫国只是一个小国家，处于齐国和晋国之间，就像穷人家处于富人家之间一样。穷人家如果要仿效富人家的穿衣吃饭以及大手大脚花钱，那么迅速败亡的结果是一定的。现在看您的家里，经过纹饰的车子有数百辆，吃粮食的马有几百匹，穿着锦绣衣服的妇女有几百人，如果用装饰车马、马吃粮食的费用和锦绣衣服的费用来供养士人，一定可以供养千人有余。如果有患难，那么让几百人在你前面，几百人在后面，和让几百个妇人在你前面和后面相比，哪个更安全呢？我以为不如供养士人更安全。”

    39.14　子墨子仕人于卫，所仕者至而反[1]。子墨子曰：“何故反？”对曰：“与我言而不当[2]。曰：‘待女以千盆[3]。’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过千盆，则子去之乎？”对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则，非为其不审也[4]，为其寡也。”

    【注释】

    [1]　反：通“返”。

    [2]　不当：不相符，不一致。

    [3]　女：通“汝”，你。盆：古代计量单位，具体数目不详，这里指俸禄的数量。

    [4]　不审：不守信用。

    【译文】

    墨子推荐人到卫国去做官，被举荐人到了又返回。墨子问道：“为什么回来呢？”回答说：“卫国国君对我言行不一。说的是‘给你一千盆俸禄。’实际上只给了五百盆，所以离开。”墨子说：“如果给你的俸禄超过一千盆，那么你还会离开吗？”回答说：“不会离开。”墨子说：“那么，你不是因为他不守信用，而是因为俸禄太少了。”

    39.15　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视义士不若负粟者。今有人于此，负粟息于路侧，欲起而不能，君子见之，无长少贵贱[1]，必起之。何故也？曰：义也。今为义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语之，纵不说而行[2]，又从而非毁之。则是世俗之君子之视义士也，不若视负粟者也。”

    【注释】

    [1]　无：无论。

    [2]　纵：即使。说：通“悦”。

    【译文】

    墨子说：“世俗上的君子，看待仁义之士还不如对待背米的人。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背着米在路边休息，想要站却站不起来，君子看到后，无论年纪长幼贵贱，一定会帮他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是：出于道义。现在那些行仁义的君子，奉行先王的道义来告诫世俗君子，世俗君子即使不高兴走开也就罢了，却还要诋毁和非难行义君子。那么也就是世俗的君子看待仁义之士还不如对待背米的人。”

    39.16　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徙[1]，虽有关梁之难[2]，盗贼之危，必为之。今士坐而言义，无关梁之难，盗贼之危，此为信徙，不可胜计，然而不为。则士之计利不若商人之察也[3]。”

    【注释】

    [1]　贾：通“价”，价格。信：当为“倍”（毕沅说）。徙：当为“蓰”（孙诒让说），五倍。

    [2]　关：关口，要塞。梁：桥。

    [3]　察：明察。

    【译文】

    墨子说：“商人赴四方做生意，买进和卖出货物的价格相差一倍甚至五倍，虽然有关口和桥梁处的阻难，有遇到强盗的危险，也一定要去做。现在的士人坐而谈论道义，没有关口和桥梁处的阻难，也没有遇到强盗的危险，而获得的利益高达数倍，但是却没人去做。那么士人对利益的算计还比不上商人的明察啊！”

    39.17　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1]。日者曰：“帝以今日杀黑龙于北方[2]，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3]。”子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4]。日者曰：“我谓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5]，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若用子之言，则是禁天下之行者也。是围心而虚天下也[6]，子之言不可用也。”

    【注释】

    [1]　日者：卜筮的人。

    [2]　帝：天帝。

    [3]　北：向北而行。

    [4]　遂：达成目的。

    [5]　甲乙：指甲日和乙日。古人以天干记日。

    [6]　围：当为“违”。

    【译文】

    墨子向北到齐国去，遇到一个占卜的人。占卜者说：“今天天帝在北方杀黑龙，而您脸色黝黑，不能到北边去。”墨子不听他的，于是向北，走到淄水，没能过河，就原路返回。占卜的人说：“我对先生说过不能向北。”墨子说：“南面的人不能到北面去，北面的人不能到南面去，脸色有黑的，有白的，为什么都不能顺利过河呢？况且天帝甲乙日在东方杀青龙，丙丁日在南方杀赤龙，庚辛日在西方杀白龙，壬癸日在北方杀黑龙，如果按照您的说法，那就是禁止天下的人出行。这是蒙蔽人心，让天下人不相往来而如空虚无人，您的话不能用啊！”

    39.18　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1]，是犹舍获而攈粟也[2]。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

    【注释】

    [1]　“舍”下当有“吾”字（孙诒让说）。言：这里指学说主张。

    [2]　攈：拾取，搜集。

    【译文】

    墨子说：“我的学说值得采用啊，舍弃我的学说而改弦更张考虑别的，就好像放弃收割而去捡遗留在田里的谷穗一样。用别人的言论来反对我的言论，就像用鸡蛋去砸石头，用尽天下的鸡蛋，石头还是石头，是不可毁坏的。”

    【评析】

    大约墨子的兼爱思想创新色彩太过浓厚，给人的印象太过深刻，人们普遍把墨子的兼爱思想看作是墨家思想学说的一面旗帜，但从理论上来说，墨子的“义”是比“兼爱”理论涵盖能力更强、因而也是更核心的思想观念。我们不妨拿孔子的思想学说做一个比较，孔子的思想学说号称仁学，因为孔子的仁学不仅仅是爱人这么简单；仁学思想与政治结合就是“德政”；“仁”还是一切行为活动正义与否的判断标准；更是可以生死以之的终极关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相对而言，墨子的兼爱学说尽管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但却仅仅局限于人文关怀的理论范围，作为墨子思想学说的理论基础尚可，作为墨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却缺乏孔子仁学那样的理论延展性。

    墨子重“义”，坚信“万事莫贵于义”，对“义”的奉行甚至带有殉道般的自我牺牲意味，其中蕴含的宗教色彩与兼爱相比毫不逊色。在墨子看来，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生命的可贵依然不敌“义”。当某种极端情况下，人的生命与“义”的原则发生冲突时，“争一言以相杀，是贵义于其身也”。这种说法与孔子“杀身成仁”的理念可谓异曲同工，殊途而同归。因为墨子说过：“义者，政也，无从下之政上，必从上之政下。”（《天志上》）政，即正义之正。面对“天下莫为义”的局面，墨子毫无怨言，听说“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至于郢”（《淮南子·修务训》）。在墨子眼里“义”就是正义，就是真理，就是理想的终极。

    其次，墨子的“义”在理论层次上是高于“爱”的。墨子的“兼爱”其实是对天下百姓提出的理论要求，而对高居平民之上的社会精英，墨子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大人之爱小人也，薄于小人之爱大人也。”（《大取》）不但要薄爱，还要彻底“去爱”。墨子曾明确指出，奉行义道“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必为圣人”。因为社会精英们只有超越喜怒悲爱等凡人情怀，才能为天下之公利做出更大的贡献。大人“利小人也，厚于小人之利大人也”（《大取》）。

    再次，墨子的“义”是超越个人私利的天下公利，是天下百姓的福祉所在。《经上》篇云：“义，利也”。只是这种“利”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个人私利。因为“义”的内涵首先包括了“正义”的因素，因而在将“义”和“利”等同起来的同时，就已经预示了这种“利”在理论层次上只能是天下公利。在墨子眼中，奉行“义”道，就是要“兴天下之利”。尽管这种理想化的功利主义思想更像是一种空中楼阁，连墨子的故人都劝他何必“自苦而为义”，但至少墨子和他的部分弟子们把这种理论坚决执行了下去。

    此外，墨子还把“义”运用到政治领域，提出“义政”与“力政”的区别。有点类似孟子提出的“王道”与“霸道”的区别，但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墨子心目中的“义政”不同于儒家的“仁政”，而是一种符合“天志”的政治。“义政”的具体要求是“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其最终目标是：“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不难看出，墨子的“义政”思想既有宗教神学的影响，又不乏其一贯的功利主义色彩。

    不仅如此，墨子义学对中国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其兼爱学说。当六国覆灭、天下一统、墨学凋零之后，兼爱学说早为历代统治者遗弃，但墨子最看重的“义”却依然作为中国百姓的生活信条而受到民间的追奉。田横五百士集体自杀的壮举，民间游侠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节操（《史记·游侠列传》），中国民间对关羽忠义的信仰，《水浒》草莽英雄的集体群像，无不说明墨子义学思想对国民性格形成过程中的深刻影响，昭示着墨者风貌的人间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