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杂拌儿

    1.瑞士风光1

    十年前，在隆冬一个潮湿寒冷的夜晚，我途经干草市场2，碰到了一个黑人，他大约十七岁，光着脚，没穿衬衫，仿佛他仍在热带得脱下衣服，不是在伦敦得穿上衣服。他牙齿打战，浑身哆嗦，向我讨钱。过了两天，我又遇到了他，后来又一再见到他。最后，我与他开始搭讪。他讲的是不纯粹的英国西班牙语，但是意思清楚，不难理解。

    “你还年轻，”我对他说，“身强力壮，为什么不找工作做？”

    “没有人肯雇我。”

    “为什么。”

    “我在这里没一个熟人，谁也不会替我担保。”

    “你是从哪里来的？”

    “从船上来的。”

    “什么船？”

    “西班牙船。船长老是打我，我逃走了。”

    “你在船上干什么？”

    “什么都干：刷衣服，洗碗，打扫船舱。”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不知道。”

    “可是你会冻死饿死的，至少一定会生病。”

    “我有什么办法呢？”黑人绝望地说，全身冷得瑟瑟发抖。

    我想：“算啦，管它呢，反正我不是第一次干傻事了。”

    于是我说：“跟我走，我给你住的和穿的，你可以给我打扫房间，生壁炉，要住多久就住多久，只要你好好干，规规矩矩。如果不愿意，我不勉强。”

    黑人高兴得跳了起来。

    没过一星期他就胖了，干活勤快，一个人抵四个人。就这样，他在我那里过了半年；后来，一天晚上，他来到我房门口，默默站了一会儿，然后说道：

    “我是来向您告别的。”

    “怎么回事？”

    “现在够了，我得走了。”

    “是谁欺侮了你？”

    “哪儿的话，我对一切都很满意。”

    “那么你要上哪儿？”

    “随便什么轮船都可以。”

    “为什么？”

    “我想念轮船，我不能离开它，如果留下，我一定干不好，我需要海洋。我要到船上去，然后再回来，但是现在够了。”

    我尽量劝他留下，他继续住了三天，第二次提出，他办不到，他必须走，现在够了。

    这是春天。到了秋天，他又穿得像热带人一样来了，我又给了他衣服；但不久，他便干了各种坏事，甚至威胁要杀死我，我不得不把他赶走了。

    最后这一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完全同意黑人的观点。在一个地方待久了，老是在一条车辙里走路，我有时也会产生“现在够了”的感觉，必须换个地点，呼吸些新鲜空气，看到一些新的脸……然后心情才会舒畅，这看来奇怪，但是事实。旅途的表面印象对调剂精神还是有益的。

    有的人倾向于内省式的调剂，他们或者借助于强大的想象力和摆脱外在环境的能力（这要靠一种接近于天才和疯狂的特殊气质），————或者借助于鸦片和酒精做到这一点。例如，俄国人往往喝了一两星期酒，然后才清醒过来，重新开始工作。但我宁可让整个身体活动，而不是只让头脑活动，宁可在世界上转悠，而不是在头脑中转悠。

    也许这是因为我喝醉以后总觉得很不舒服。

    1866年10月4日，我在纳沙泰尔3湖畔一家简陋旅馆的小房间里便是这么想的。在那里我觉得十分自在，仿佛我一辈子都住在这儿，这便是我的家。

    随着岁月的流逝，很奇怪，我开始感到需要孤独，尤其是安静了……院子里相当温暖，我打开了窗……周围万籁俱寂，城市，湖泊，靠岸停泊的小船，一切都进入了梦乡；船仿佛还在轻轻呼吸，从隐约可闻的吱吱声和微微晃动的桅杆中都可感到这一点；桅杆一会儿偏向左边，一会儿偏向右边，但始终不会失去平衡……

    ……知道没有人在等你，没有人会来找你，你可以安心做你要做的事，也许甚至是死……也没有人会干涉，跟谁都无关……这是既可怕又愉快的。我无疑在开始变得孤僻，有时甚至恨自己没有勇气过世俗的隐士生活。

    只有在孤独中，一个人才能充分发挥自己潜在的力量。他可以自由支配时间，没有不可避免的干扰————这是一件大事。一旦感到厌烦，疲倦，他可以立即拿起帽子，找人闲聊，一起休息。只要走到街上，那里便有川流不息的人群，那永无尽头、变化不定、又永远不变的人流，它五光十色，像天上的彩虹，又像灰白的浪花，整天熙熙攘攘，嘈杂喧哗。你像艺术家一样欣赏着这生活之流，仿佛在参观画展，这正因为你跟它没有利害关系。一切都与你无关，你无求于人，也不需要什么。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到十一点已饥肠辘辘，于是走进一家大饭店吃早餐————昨晚这里客满了，我未能借到房间。餐厅里坐着一对英国夫妇，两人之间隔着一张《泰晤士报》，还有一个法国人，大约三十岁，是最近刚在形成的一种新典型：高大，臃肿，白皮肤，淡黄头发，满身肥肉，看来，如果宽松的大衣和质地柔软的裤子允许，他还会像温室中的肉冻一样融化扩大。这一定是哪个股票大王的儿子，或者共和帝国的贵族。他吃得没精打采，似乎对自己的早餐毫无胃口，只是在完成任务；由此看来，他已吃了好久，有些厌倦了。

    这个典型从前在法国几乎并不存在，它是在路易-菲力普时代开始崭露头角的，直到最近十五年才终于兴旺发达。它面目可憎，令人厌恶，不过法国人也许还以此为荣。饭馆酒肆中的享乐生活，不致使英国人和俄国人的体型像法国人那么变丑。福克斯们和谢立丹们背地里都能吃能喝，然而他们还是原来的福克斯4和谢立丹5。法国人只有在筵席的文学方面，才既能显示他们精于饮食之道的深刻知识和制定菜名的雄辩口才，又不致自食恶果。在谈到宴会、调料、口味时，没有一个民族会讲得那么多；但这无非是玩弄辞藻，舞文弄墨。实际的暴食和纵酒却害苦了法国人，把他们弄得面目全非……他们的身体受不了。法国人在五花八门的风流韵事中能保持原状，安然无恙，这是因为这种情欲符合他们的民族气质————爱情既是他们的弱点，也是他们的长处。

    “您要甜食吗？”堂馆问法国人，显然对他比对我们格外尊敬。

    那位年轻先生这时正把食物装进肚里，因此慢条斯理地抬起忧郁而困倦的眼睛，对堂馆说道：

    “我还不知道。”然后想了想，又道：“一客糖梨！”

    英国人在所有这段时间里，都在报纸的屏风后面一声不吭地吃着，现在突然抬起了头，说道：

    “我也要一客！”

    堂倌端来了两客糖梨，给了英国人一客；但英国人怒气冲冲地提出一了抗议：

    “不对！我只是要点喝的东西！”6

    原来他只是想喝点什么。喝完后他站了起来，这时我才发现他穿的是孩子穿的夹克衫或羊毛短上衣，淡棕颜色，下面是浅色紧身裤，靠近皮鞋的裤管全都皱了。夫人也站了起来————她的身子是慢慢升高的，站直以后便变得非常高；然后她挽着矮丈夫的胳臂走了。

    我不禁含笑目送他们出门，但毫无恶意；在我看来，他们还比我旁边那位先生（在夫人离开后，他已解开了坎肩上的第三颗纽扣）顺眼十倍。

    巴塞尔

    莱茵河是天然的分界线，但它什么也没分开，只是把巴塞尔分成了两部分7，而这两部分同样枯燥乏味，难以言喻。这儿的一切都笼罩在三重的枯燥（德国的，商业的，瑞士的）中。毫不奇怪，在巴塞尔构思的唯一艺术品是《死的跳舞》8；这里除了死者，没有人快活，尽管德国居民热爱音乐，那也是庄严的宗教音乐。

    这是一个流动的城市，大家经过这儿，但是谁也不愿留下，除了经纪人和较高级的货车租赁业者。

    住在巴塞尔，不特别爱钱是不可能的。不过，瑞士城市的生活一般都是枯燥的，其实也不仅瑞士，一切小城市莫不如此。巴枯宁说：“佛罗伦萨是个美妙的城市，像一块甜甜的蜜饯……吃时觉得好极了，但过了一星期，你看到甜食就会觉得腻味。”这一点也不错，既然这样，对瑞士的城市还有什么好说的？莱芒湖畔本来是平静而美丽的地方，但自从在韦维到韦托一带建起了一个个莫斯科郊外的那种庄园，里面住满了从俄国来的地主家庭，那些在1861年2月19日9的灾难中破落了的人们，这样，那地方对我们就没意思了。

    洛桑

    我是路过洛桑。在洛桑，除了土著居民，都是过客。

    外地人不在洛桑居住，尽管它的周围风景优美，尽管英国人发现过它三次，一次是在克伦威尔死后，一次是在吉本10生前，还有现在————他们在这里盖起了房屋和别墅。但旅游者只在日内瓦居住。

    想起日内瓦，我便会想起一位非常冷峻而枯燥的伟人，一种非常冷峻而干燥的朔风，那人便是加尔文11，那风便是北寒风12。这两者都叫我不能忍受。

    每个日内瓦人身上都残留着北寒风和加尔文的影子。从他出生之日，成胎之日起，甚至更早，这两者便在影响他的精神和肉体，风是从山上吹来，而加尔文思想则来自祈祷书。

    确实，这两股寒流的痕迹，结合不同的边境地区和交界地区————萨伏依的、瓦莱的、尤其是法国的一些特征，便构成了日内瓦人的基本性格，它显得美好，但并不特别惹人喜爱。

    不过我现在要写的只是旅途印象，在日内瓦，我是居住。关于它，我得留待将来，在保持艺术距离的时候再写……

    我在晚上十时到达了弗里堡……立即前往佐林格旅馆。还是那个在1851年迎接过我的戴黑丝绒小圆帽的老板，那张既恭敬又倨傲的端正的脸，那副像俄国的典礼官或英国的守门人的神气。他走到公共马车前面，欢迎我们的到来。

    ……餐厅也还是老样子，还是那些红丝绒面子的折叠式四方小沙发。

    在弗里堡，十四年就像十四天！它引以为荣的仍是教堂讲台上的大风琴，仍是那座铁索桥。

    新的时代气息，那变化不定的、冲破一切樊笼的、1848年的二分点风暴13掀起的惊涛骇浪，很少触及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僻处一隅的城市，如耶稣会的弗里堡和虔诚派的纳沙泰尔。这些城市也在前进，但迈的是乌龟的步子，它们也在变得美好，但在我们眼中它们落后了，它们仍穿着石板的老式衣服……当然，过去的生活中也有不少东西并不坏，也更稳固和舒适，但那只是为少数高等人士准备的，正因为这样，它们并不适合大多数新兴阶级的需要————这些人还没有成为命运的宠儿，对生活的要求也还没有那么难以满足。

    不用说，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新发明每日不断，办法也简便易行，可以自由而广阔地安排新的生活。但是西方人一旦取得了地位，便满足于小小的成就。一般说来，他们受到的指责主要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那就是贪图舒服，以及人们所说的养尊处优。对于他们，这与其他一切一样，只是陈词滥调和空话。既然他们可以建立没有自由的自由制度，为什么不能在狭隘简陋的生活上建立光辉的社会呢？当然，例外是有的。在英国的贵族，法国的茶花女，当今的犹太王公大人中，阔绰的生活比比皆是……但这只是个别的，暂时的；勋爵和银行家可能身败名裂，茶花女也可能没有后代。我们谈的是整个世界，是一般的芸芸众生，是今天在舞台上粉墨登场的合唱队和芭蕾舞的群舞演员，不包括斯坦利勋爵14那样一天有二万法郎收入的父亲，也不包括前几天为了减轻父母负担，跳进泰晤士河自杀身亡的十二岁孩子的父亲。

    发了财的老市民喜欢谈论舒适的生活条件，对他说来，这一切还是新事物，他觉得他是老爷，它们是为他存在的，“他有力量这么生活，这不致使他破产。”他以金钱为荣，知道它们的价值和易于消失，可是他们的前辈财主不相信金钱可以消耗，也不理解它们的价值，因此他们败落了。但他们是在高雅的情趣中败落的。“资产者”则认为，大量享用积累的资金没有多大意思；因陋就简、省吃俭用的传统生活习惯依然保存着。他们自然也会花大钱，但不是花在必要的地方。站柜台出身的那一代人，还没有养成阔绰的手面和豪华的作风，还没脱离原来的生活方式。对他们说来，一切都是买卖，很自然，他们关心的只是尽可能多的利润和收入，赚钱第一。“房产业主”的本能便是减少房间的面积，扩大房间的数目，莫名其妙地缩小窗户的大小，减低天花板的高度；他要利用每一个角落，以至剥夺租户和自己家庭的居住面积。那个角落对他并无用处，但万一必要，他便得从别人那里夺取这个空间。他宁可拥有两间不方便的厨房，不愿建造一间完善的厨房；他为使女造的顶楼既不能工作，也不能转身，而且十分潮湿。为了补偿光线和空气的不足，他把房屋的外表粉刷得漂漂亮亮，在客厅中放满了家具，还在屋前造了花坛和喷泉————给孩子、保姆、狗和雇工制造的麻烦。

    吝啬没有完成的危害，由迟钝的头脑完成了。科学从日常生活的浑浊池塘中穿过，不会与它同流合污，但随处留下了自己的财富，然而卑微的船夫不善于捡取它们。一切利益落进了大商人手中，其他人只能得到点滴的油水。大商人改变着地球的面貌，可是个人生活依然在他们的蒸汽机车旁边，靠古老的马车和驽马缓缓前进……不冒烟的壁炉只是理想，日内瓦的一个房东安慰我道：“这壁炉只在刮大风时才冒烟”，那就是正好在最需要生壁炉的时候，而大风仿佛是偶然现象，或者新近才发现的，在加尔文出生以前没有刮过大风；在法齐去世以后也不会再刮大风。看来在整个欧洲，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内，一到冬季就得赶紧写遗嘱，就像从前人们从巴黎前往马赛得写遗嘱，到了四月中旬便得上伊威尔圣母大教堂做祈祷一样。

    这些人会说，他们管不了这些生活琐事，他们有许多别的事要做，我也不想跟他们计较冒烟的壁炉，既能开门也能划破手指的钥匙，以及过道上的臭味等等，但是我要问，他们忙的是什么，他们最关心的又是什么？其实没有……他们只是这么讲讲，借以掩饰他们难以想象的空虚和无聊……

    在中世纪，人们的生活恶劣不堪，钱都花在毫无必要的、不能增进舒适的大建筑物上。但是中世纪对舒适还没有要求————相反，他们的生活越不舒服，越接近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奢华表现在教堂和公共建筑的宏伟壮丽上，在这方面他们是毫不吝惜，毫不小气的。那时的骑士建造的是城堡，不是宫殿，选择的也不是四通八达、道路平坦的地点，而是无法通行的山岩峭壁。现在已不必防备盗匪，也没有人再相信装饰教堂可以拯救灵魂；循规蹈矩的和平居民抛弃了大会堂和市政厅、反对派和俱乐部；热情和迷信，宗教和英雄主义，这一切都让位给了物质福利，但正是在这方面，目前还毫无成就。

    在我看来，这一切不是吉兆，也未可乐观————仿佛这个世界是生活在期待中，只等脚下的土地自动提供一切，它不想建设，而是浑浑噩噩，苟且度日。我不仅从人们忧心忡忡、布满皱纹的脸上看到这一点，害怕严肃的思想，回避对现状的各种分析，只想忙忙碌碌，陶醉在表面的成就中，这都是它的表现。老人甚至准备玩洋娃娃，“只要不致触及思想就好”。

    时髦的止痛膏药是世界博览会。膏药与病痛一起构成了一种间歇性的热病，只是重心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15一切都在移动，在水上、在陆地、在空中移动，花钱，赚钱，参观，厌倦，为了取得成功，生活变得更不舒服————什么成功？管它什么，成功就是成功。仿佛三四年中一切都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仿佛有了铁路，一切就非得从这里搬到那里不可，房屋，机器，马厩，大炮，什么都运来运去，差点把花园和菜园也搬上火车……

    ……等展览会开厌了，于是又开始打仗，又血流成河，尸积如山，但求在天边不致再看到不祥的黑点……

    2.旅途闲话和饮食店中的同胞情谊

    “去安德马特还有位子吗？”

    “也许还有。”

    “是轻便长途马车吗？”

    “也许是，您十点半来看看……”

    我看看表————三点差一刻……我怨气冲天地坐在咖啡店门前的长凳上……人声嘈杂，行李在地上拖过，马被牵来牵去，毫无必要地把石板蹬得达达直响，饭店的堂倌在向旅客招揽生意，太太们在旅行袋里找东西……嘎吱嘎吱……一辆驿车驶走了……嘎吱嘎吱……又一辆驿车驶走了……广场空了，一切都运走了……天气闷热，阳光刺眼，石板白花花的，一只狗躺在广场中心，蓦地气呼呼地跳了起来，跑进阴影中。胖老板穿一件衬衫坐在咖啡店门口，不停地打瞌睡。来了一个卖鱼的女人。老板露出恶狠狠的神情问道：“鱼什么价钱？”卖鱼的讲了价钱。老板吆喝道：“混蛋！”女人也吆喝道：“土匪！”“滚开，臭婆娘！”“土匪，你想抢鱼不是？”“喂，三文提一磅，怎么样？”“贪心不足，让你不得好死！”老板拿了鱼，女人收了钱，和睦地分手了。这些咒骂只是一种公认的形式，跟寒暄差不多，我们已习以为常了。

    狗继续睡大觉，老板送走了鱼，又打他的瞌睡，太阳热烘烘的，没法再坐下去。我走进咖啡店，拿了一张纸，想写点什么，但是写什么呢？……描写高山和深谷，花草和光秃秃的岩石————这一切在导游手册中早已有了……不如写些无中生有的事。随口胡扯————这是一种休息，谈天中的甜点、调料，只有理想主义者和爱好抽象思维的人才不喜欢……但是胡扯什么呢？……当然，最符合我们的爱国心理的题目是谈我们可爱的同胞们。他们到处有的是，尤其在高级旅馆里。

    俄国人还是像从前一样极容易识别。尽管旅游者多如牛毛，先天存在的种族特征还是一目了然。在别人低声谈话的地方，俄国人却哇啦哇啦，在别人哇啦哇啦大声讲话的地方，俄国人又一言不发。他们扯开喉咙大笑，可是讲起笑话来却嘁嘁喳喳；他们跟堂馆一下子就成了老朋友，可是对那里的顾客却不理不睬。他们吃东西用刀；军人都像德国人，区别只是那个后脑勺显得特别傲慢，头发又短又硬，跟鬃毛似的；夫人们在火车和轮船上打扮得花枝招展，像英国女人在饭店等等地方一样。

    图恩湖成了我们的高等旅游者汇集的地方。旅客登记簿好像是从《备忘手册》16上抄录的：大臣和巨头，形形色色的将军，甚至秘密警察的头子都有。官员们带着老婆孩子，在旅馆的花园里欣赏大自然的风光，在旅馆的餐厅里享受大自然的赏赐。英国夫人遇到英国夫人便问：“您是通过格米或格里姆塞尔17来的吧？”俄国夫人遇到俄国夫人便问：“您是住在少女旅馆或维多利亚旅馆吗？”英国夫人说：“那便是少女峰18！”俄国夫人则说：“那便是财政大臣赖特恩19！”……

    “停靠二十分钟，停靠二十分钟……”

    旅客们纷纷下车，拥进食堂，抢了座位，匆匆吃饭；虽说二十分钟，铁路站长必然占去你五六分钟，还用可怕的铃声来影响你的胃口，拼命叫喊：“快上车！”

    进来一个穿黑衣服的高大太太和穿浅色衣服的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又进来一个神色腼腆、行动拘谨、穿得可怜的少女，手里提着各种包裹和箱子。她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角上，坐了下去————几乎就在我的旁边。眼睛犀利的堂倌发现了她，马上托着一盘烤牛肉，像老鹰一般飞也似的扑到她面前，问道：“您要什么菜？”她回答：“不要什么。”这时一个英国牧师正好喊他，他便朝他跑去……但是一分钟后，他又奔到她跟前，挥着餐巾，问她：“您要什么菜？”

    姑娘嗫嚅着，涨红了脸，站了起来。我的心像给扎了一针。我想请她吃点什么，但又不敢造次。

    我正在犹豫时，穿黑衣服的夫人抬起眼睛，在餐厅里打量着，她看到了姑娘，便伸出一根手指，叫她过去。她走近后，夫人指指孩子们吃剩的汤，于是姑娘便站在坐着的旅客中间，在他们惊讶的目光下，羞涩地、慌张地吃了两匙汤，放下了盘子。

    “各位旅客，凡是去乌廷根、蒙特锡昂和东恩图的，请上车！”

    大家毫无必要地争先恐后拥向了车厢。

    我不能沉默，对一个堂倌（不是那只老鹰，是另一个）说道：

    “您看见没有？”

    “怎么没看见，他们都是俄国人。”

    3.在阿尔卑斯山那边

    意大利城市建筑的纪念碑性质，与它们的荒凉面貌，终于使人生厌了。现代人在那里感到不自在，仿佛坐在戏院中不舒适的包厢里，观看舞台上雄伟的布景。

    那里的生活并不平衡，也不单纯和便利。调子是高昂的，一切都像在朗诵，而且是意大利人的朗诵（凡是听过朗诵但丁作品的，都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一切都显得不自然，仿佛莫斯科的哲学家或德国渊博的艺术家在刺刺不休；一切都似乎站在高不可攀的顶点俯视着你。这种人为的紧张与从容自若是不相容的，好像随时会出现一场辩论和道德说教。长年累月的高昂情绪令人厌倦和烦躁。

    人并不希望永远惊叹，永远精神兴奋，也不希望老是用道德标准衡量一切，老是感动，思想老是飞往遥远的过去，可是意大利却要人停留在最高的音域中，总是提醒大家，它的街道不是普通的街道，而是名胜古迹，它的广场也不仅仅供人走路，它们是供人研究的。

    同时，意大利特别美好而伟大的一切（也许到处如此）都是接近疯狂和荒谬的————至少令人想起童年时代……西尼奥拉广场20，这是佛罗伦萨人民的童年时代————米开朗琪罗老爹和切利尼大叔赐予它的大理石和青铜玩具，21都被它随意排列在广场上，那里曾多次流血，决定它的命运————然而这与大卫或珀尔修斯都毫无关系……这里有一座水上城市，梅花鲈和河鲈可以在它的大街上畅游……也有一座山洞岩石构成的城市，人们必须像潮虫或蜥蜴那样，在狭窄的峡底，在迂回曲折的宫殿似的悬崖峭壁中间爬行和走动……这里还有一个大理石的别洛韦原始森林22。谁的头脑能够想象那个被称作米兰大教堂23的石造大森林，那个钟乳石的山岭？谁又敢实施疯狂的建筑师的这种梦想？……谁又肯为它花那么多钱，那计算不清的钱！

    人们总是为不必要的事物耗费精力。对他们说来，最宝贵的便是他们幻想的目标。这比活命的面包，比个人的私利更重要。利己主义和人道精神一样，是需要培养的。幻想对人的吸引力却不需要培养，不需要理性的帮助。信仰的时代是奇迹的时代。

    一个较新、较少历史性和装饰性的城市是都灵。

    “它给人的印象好比一篇散文。”

    是的，然而生活在这里比较轻松，因为这只是一个城市，不是靠回顾自己的历史存在的，它是为日常生活，为现实存在的，它的街道不是考古博物馆，不能随时给我们提供死亡的纪念物；但是看到那些勤劳的居民，看到他们像阿尔卑斯山的空气一样严峻的表情，你便会发觉，这些人比佛罗伦萨人，比威尼斯人更坚毅强壮，也许还比热那亚人更富于生命力。

    不过我不太了解热那亚人。这些人是很难看清楚的，他们在你眼前总是一闪而过，他们总是在奔波，忙碌，跑东跑西，匆匆忙忙。通往海边的巷子里人们熙熙攘攘，但是待在那儿的不是热那亚人，这是在世界各地海洋上航行的水手、轮机长和船长。铃声从这儿那儿响起，开航了！开航了！于是一部分人群开始蠕动，有的在装货，有的在卸货。

    4.再谈德国人

    ……倾盆大雨接连下了三天，不能出门，又不想工作……一家书店的橱窗里陈列着《海涅通信集》，两卷。这是救星。我买了书，一直读到天放晴为止。

    从海涅写信给摩泽尔24、伊默尔曼25和瓦恩哈根26以来，多少岁月过去了。

    奇怪的是，从1848年以后，尽管我们总是后退，总是让步，抛弃了一切，蜷缩在一边，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一切都在不知不觉地变化。我们更接近了地面，站得低了一些，也就是站得更稳了，地也犁得更深了，工作不那么动人，那么光辉，但也许正因为这样，这才是真正的工作。反动阵营的堂吉诃德们捅破了我们不少个气球，氢气像烟一般飘走了，飞艇坠落了。我们不再充当上帝的天使，弹着五弦琴，唱着预言之歌，在天空中飞翔，而是攀附在树木和屋顶上，尽量靠近大地母亲的怀抱。

    “青年德意志”从自己“美好的高处”，在理论上解放祖国，在纯理性和艺术的范围内跟传统和偏见的世界决裂的时代，而今安在哉？海涅不喜欢这个光辉灿烂、寒冷彻骨的山顶，尽管歌德到了老年曾在那儿做过庄严的美梦，那不太和谐的、但聪明绝顶的梦————《浮士德》第二部。然而海涅并没有走出书籍的圈子，他所接触的依然是学者的讲堂，文人的集会，报刊的园地和它们之间的闲谈和争吵，以及那些表现为柯达或霍夫曼和卡佩的出版界的夏洛克们27，语文学界的格丁根长老们28，哈雷或波恩的司法界大主教们。不论海涅还是他的小圈子都不了解人民，人民也不了解他们。这块洼地上的苦难和欢乐都从未上升到那个山顶————要使他们了解来自现代人类沼泽的呻吟，还必须让它们穿上拉丁文的服装，通过格拉古兄弟29和罗马无产阶级的中介，才能办到。

    作为高等社会的学士，他们有时也会走进生活，像浮士德一样从小酒店开始，也像他一样，始终保持着学者的否定精神，但这种否定精神的内省性质使他们不能简单地看待和观察世界，就像浮士德所经历的那样。正因为如此，他们马上从生活的源泉又退回了历史的源泉，只有在这里他们才如鱼得水，自由自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从事的不仅不是行动，而且不是科学，毋宁说主要只是学艺和文化。

    海涅有时也反对档案气息和分析乐趣，需要某种不同的东西，但他的书信仍然是典型的德国书信，它属于德国那个从贝蒂娜孩子30开始，而以犹太女子拉埃尔31为终点的时期。我们在他的书信中遇到热烈迸发的犹太精神时，便能呼吸到比较清新的气息，这时海涅是真正热情洋溢的人，但是他的情绪马上冷却了，犹太精神也马上淡薄了，而且由于自己这种绝非毫无私心的转变，他还对它十分恼火。

    1830年的革命，以及海涅后来的迁居巴黎，对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欢呼道：“潘神死了！”32随即赶往那里，那个我曾经同样狂热地奔赴的地方————巴黎；他希望看到“伟大的人民”，“骑在灰色马上往来奔驰的头发斑白的拉斐德”33。但是文学立即占了上风，他的信从里到外充满了文学的废话和个人的好恶，它们又与对命运、健康、精力和抑郁心境的埋怨交织在一起，从这中间流露了充满牢骚不平的自尊心。在这里海涅也采取了虚假的音调。那种夸大做作的波拿巴主义辞藻变得这么讨厌，与衣冠楚楚的汉堡犹太人不是从书本上，而是在广场上听到人民的呼声时发出的惶惶不安的叫嚣同样讨厌。他不能接受不是在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的书斋中，或者瓦恩哈根·冯·恩泽（他称他为精美的瓷器）的沙龙中举行的工人集会。

    他的个人尊严感只限于把手洗得干干净净，手指上没有烟草味。不应该为此责备他。这感情不是德国人的，不是犹太人的，不幸，也不是俄国人的。

    海涅讨好普鲁士政府，通过它的大使，通过瓦恩哈根，向它献媚，同时又咒骂它。34他奉承巴伐利亚国王，又讽刺挖苦他，他对德国的“最高”议会更是恭维备至，又用刻毒的嘲笑抵偿自己在它面前的不体面行径。

    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说明，1848年在德国爆发的学究式革命火焰，为什么瞬息之间便告熄灭吗？它也只是属于文学上的，像克罗尔花园中放的焰火一样，立即烟消云散了，它的领导人大多是教授，它的将军是语文学家，它的战士是穿高筒皮靴、戴圆形软帽的大学生，一旦革命从形而上学的胆量和书本的勇气中走进广场时，他们便背弃了革命事业。

    除了个别几个执迷不悟、流连忘返的工人以外，人民不会跟这些脸色苍白的领导人走，对他们说来，这些人始终不是自己人。

    在战争35爆发前一年，当俾斯麦正磨刀霍霍，加紧迫害格拉博36一伙人时，我问柏林一个左翼代表：“你们怎么能容忍俾斯麦的一切侮辱呢？”

    “我们已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你们应该学政府的样，试图越出这个范围。”

    “这是什么意思？向人民发出号召，要他们拒付捐税吗？……这是梦想……没有一个人会跟我们走，支持我们……这只能暴露我们的软弱，让俾斯麦取得新的胜利。”

    “好吧，那我也只得像你们的主席一样，要你们对每一个侮辱逆来顺受，在三呼吾王万岁之后，乖乖地回家了！”

    5.阴间和人世  Ⅰ．阴间

    “阿道尔芬别墅……阿道尔芬？……这地方怎么样？……阿道尔芬别墅，大小套间齐全，花园，面临大海……”

    我走了进去；一切显得整齐清洁，树木，花草，院子里有一些英国孩子，那种胖胖的、圆圆的、脸色红润的孩子，会使你不由得衷心希望他们永远不要遇到吃人魔王的孩子……出来了一个老婆子，问我什么事，我说了缘由；开始谈话时，她先向我声明，她不是女用人，“主要是出于友谊”在这里帮忙的，阿道尔芬太太到医院或养老院去了，她是养老院的女施主。然后她带我去看“非常舒适的房间”，在社交季节，这还是第一次没人居住，今天早上两个美国人，一个俄国公爵还来看过房子，因此那位“主要是出于友谊”在这里帮忙的老婆子，劝我不要错过机会。我为这突如其来的关心和偏爱，向她表示了感谢，然后向她提出了一个问题：

    “您是德国人吗？”

    “是的。先生您呢？”

    “我是俄国人。”

    “那太好了，我在彼得堡住过很久很久。说真的，这么好的城市再也没有了，永远不会有了。”

    “我听了很高兴。您离开彼得堡好久了吧？”

    “对，不少日子了，我们在这儿至少已住了二十年。我从小就跟阿道尔芬太太是朋友，后来也从不想离开她。她不大关心家务，一切都很乱，需要有个人照料。我的保护人买下这个小小的乐园之后，马上从不伦瑞克写信给我……”

    “您住在彼得堡什么地方？”我突然问她。

    “哦，我们住在城里最好的地区，那儿住的全是大官和将军。我好几次见到故世的皇上坐了马车或一匹马拉的雪橇经过，那么威严……可以说是真正的君主。”

    “您住在涅瓦大街，海军大街？”

    “哦，不是涅瓦大街的街面上，是在它旁边，警察桥附近。”

    我想：“够了，够了，我知道了。”于是请老婆子转告，我会来跟阿道尔芬太太商谈房子的。

    每逢我见到旧时代的残余，破败的古迹，总不免感触万端，不论那是维斯太37庙，还是其他神庙，都一样……“出于友谊”的老婆子陪我穿过花园，直送到大门口。

    “哦，我们的邻居，他也在彼得堡住过很久……”她向我指指一幢粉刷得漂漂亮亮的大房子，现在门口有一块英文牌子：“大小套间出租（带家具或不带家具）”。“您一定知道弗洛里安尼吧？他是宫廷理发师，住在米里翁大街附近，只因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他受到牵连，差点给送往西伯利亚……您知道，有时因为心地太忠厚也会遭到飞来横祸。”

    我想：“看来她非把弗洛里安尼和我扯在一起不可，好像我是他的‘难友’似的。”

    “对，对，现在我有些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件事，它牵涉到主教公会的总检察官，另外还有一些神学家和近卫军军官……”

    “瞧，他来了。”

    一个干瘪的、掉了牙齿的小老头走到了门口，他戴一顶水手或儿童戴的小草帽，帽顶围一条蓝绶带，身穿浅绿色短大衣和条纹裤子……他抬起枯涩迟钝、没有生气的眼睛，向“出于友谊”的老婆子点了点头，薄薄的嘴唇在翕动。

    “要我叫他过来吗？”

    “不必了，谢谢您……我目前不能见他，您瞧，我连胡子也没刮……再见。哦，请问，我有没有弄错，弗洛里安尼先生应该得过红绶带吧？”

    “对，对，他给慈善机关捐过不少钱。”

    “一颗美好的心！”

    在古典主义时代，作家们喜欢把已死和刚死的人带到阴间，让他们在那里谈天说地拉呱儿。在我们的现实主义时代，一切都在地上进行，甚至把一部分阴间也搬到了人间。爱丽舍田园38伸展到爱丽舍河岸，爱丽舍海边，然后化成硫黄温泉，在这里或那里喷射，又在山脚下形成一个个湖泊，它们可以论亩出售，开辟成一个个葡萄园……一个人经历了动荡不安的一生以后死了，他的一部分便来到这里，度过灵魂转化的第一阶段，从净界升入天国的这个预备班级。

    每个人活了五十年以后，便得抛弃整个世界，甚至两个世界————对于它的消失，他已习以为常，准备接受另一幕新的场景了。这时，早已消逝的时代的一些名字和面貌，又会一再出现在他的道路上，唤起一系列幻象和画面，那些埋葬在无边无际的记忆的墓穴中，可以随时听候召唤的东西，它们有时引起的是微笑，有时是叹息，有时也可能是啼泣……

    那些像浮士德一样希望看到“母亲”，甚至“父亲”的人，不需要任何靡非斯特菲勒斯的引导，只要买一张票，坐上火车，到南方走一趟就成了。从戛纳和格拉斯39开始，那个早已过去的时代的幽灵便在这片温暖的天地中游荡，他们聚集在海边，弯腰曲背，安详地等待着卡隆40把自己渡过冥河。

    这还不是那个真正的“悲惨之城”，高大而庄严的、背有些驼的布鲁厄姆勋爵41，像阍者一样站在它的城门口。他那漫长而正直的一生充满了没有成效的努力，他的整个形象，那一高一低的灰白眉毛，表现了但丁的一部分题词42：你们走进这里的，想用寻常的手段纠正根深蒂固的历史罪恶的人们，把一切希望抛在后面吧。布鲁厄姆老人，这位优异的前辈，不幸的卡罗琳王后43的辩护人，罗伯特·欧文的朋友，坎宁44和拜伦的同时代人，麦考利45没有写完的最后一卷《英国史》，他把自己的别墅造在格拉斯和戛纳之间，这是非常合适的。除了他，还有谁能作为和解的旗子高举在临时净界的大门口，不致把活人吓走呢？

    接着我们便完全进入了一个静寂的世界，这里的男高音，三十年前曾使我们十八岁的胸膛跳跃不止；这里的小脚曾使我们与全场观众的心一起陶醉和收缩，但是现在这双脚已结束了自己的使命，穿上它们的女主人亲手编织的羊毛拖鞋，为了毫无理由的嫉妒，或者为了家庭开支上理由充足的吝啬，啪嗒啪嗒地在追赶使女……

    这一切，通过大小不等的间隔地段，一直绵延到亚得里亚海和科摩湖边，甚至某些德国的温泉地区（乡镇）。那里有塔利奥妮46的别墅，鲁比尼47的宫殿，芬尼·艾尔丝勒48的庄园，以及许多过去的、早已销声匿迹的人的藏身之所。

    除了离开了小小的舞台息影闲居的演员们，还有早已从传单上消失的被忘却的世界大舞台上的演员————他们尽管并不甘心，也只得像辛辛纳图斯49或哲学家那样，在穷乡僻壤度过余生。这样，在曾经煊赫一时、扮演过帝王的艺术家中间，也出现了扮演过糟糕的角色的真正的帝王。这些国王像印第安人要带着妻子一起走进阴曹地府一样，也带着两三个忠于他们，曾不遗余力帮助他们垮台，因而与他们同归于尽的亲信大臣。其中有的刚戴上王冠，登台亮相，便给轰下了台，但还在等待群众给他们公正的评价，把他们重新扶上舞台。也有的甚至历史剧场的经理人还没允许他们登台亮相————这是一些死婴，他们只有昨天，没有今天，他们的传记在出场前就结束了；他们是早已被废除的王位继承法留下的阿兹特克人，灭亡的王朝的还在苟延残喘的纪念品。

    此外便是那些以吃败仗闻名的将军，葬送过自己的国家的乖巧的外交家，葬送过自己的家产的赌徒，还有那些如今已年老色衰、白发苍苍，但当年曾使这些外交家和赌徒神魂颠倒的名媛淑女。这一切政治上的化石，仍在吸鼻烟，就像当年在波左-迪-博尔哥伯爵50、阿伯丁勋爵51和埃斯特哈齐公爵52府上吸鼻烟一样；他们与“出土的”雷卡米尔夫人53时代的美人们一起回忆利文夫人54的沙龙，拉布拉凯55的青年时代，马利布兰56的处女演出，对帕蒂57敢于在这些人之后公开演唱大感惊讶……与此同时，一些老花花公子穿着绿呢大衣，步履蹒跚，哼哼哧哧，拖着半身不遂的浮肿身子，跟另一些老太婆在谈另一些沙龙和另一些名流，谈一掷千金的赌注，谈基谢廖娃伯爵夫人58，谈霍姆堡和巴登59的轮盘赌，谈故世的苏霍扎涅特60怎样赌博，谈宗法制时代德国温泉地的世袭王公们怎样勾结赌场老板，把中世纪对旅客的危险抢劫，转化为赌场上庄家和赌徒的和平掠夺……

    所有这些人都还在呼吸，还在活动，只是有的人已不再用脚走路，而是坐在手推车中，坐在轻便马车中，裹在皮大氅中，也有的用仆人代替了拐杖，不过在雇不起仆人时仍只得用拐杖。那“旅客登记簿”就像从前的高级官员名册，或者从“纳瓦利诺战役和征服阿尔及利亚时代”61的旧报纸上撕下的一角。

    在三个高等阶级陨落的明星旁边，还围绕着一些彗星和小行星，它们出自嗜血的特殊天性，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怀着沾沾自喜、贪得无厌的心情，制造了从凶杀到绞刑架，从抢夺黄金到服苦役的形形色色案件。其中各种人物都有，如由于“证据不足”而被法院释放的下毒犯和伪币制造者，在某处中央监狱或劳改营完成了精神改造的刑满释放分子，以及被缺席判决的逃犯等等。

    在这些温暖如春的涤罪所中，最难遇到的是从革命风暴和失败的人民起义中涌现的幽灵。阴森可怖的雅各宾山岳派分子宁可生活在凛冽的北风中，而忧郁的斯巴达勇士也宁可隐藏在伦敦的大雾中……

    Ⅱ.人间

    1．生命之花和最后的莫希干人62

    我与一个俄国美术家坐在英吉利咖啡馆的小房间里，他老是咳嗽，从未安静过，而我需要新鲜空气，需要热闹的生活，而且很怕与我这位涅瓦河畔的克洛德·洛兰63天南地北地闲聊，于是我从桌边站了起来，说道：

    “走，上歌剧院的舞厅去，现在一点半，正是时候。”

    “走。”他说，又喝了一杯白兰地。

    这是1849年初，两场大病之间的虚假的复原时期，人们还在等待着，或者仿佛还在等待着，什么时候重又演出一场闹剧或喜剧。

    ……在歌舞大厅转了一会儿，我们便站在那里，欣赏一组跳得特别出色的瓜德里尔舞，那是由搽粉的码头工人和脸上涂铅粉的小丑组成的。四个姑娘都很年轻，大约十八九岁，显得婀娜多姿，招人喜爱；她们兴致勃勃，沉醉在舞蹈中，常常不知不觉从跳瓜德里尔舞变成跳康康舞。我们正觉得目不暇接，蓦地瓜德里尔舞散开了（按照书报审查制度的黄金时代我们的新闻记者们通常的说法，这是“不以跳舞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一个舞女，啊，还是最漂亮的一个，这么熟练地、又这么拙劣地把肩膀一缩，那件衬衫便滑了下来，露出了半个胸脯和一部分背部，简直超过了美国女人，尤其是那些徐娘半老的英国夫人（她们除了肩膀已拿不出别的迷人的东西了）在循规蹈矩的晚会上，在考文特花园64最显目的包厢中的表现（正由于这情形，在二楼的厢座里才无法正襟危坐，静听《无罪的女神》或《在柳树下》65）。

    我对我那位伤风的美术家说：“要是米开朗琪罗或提香在这儿就好了，快拿起您的画笔，要不，她又得拉上衣服了。”可是我刚说完，一只黑黑的大手————不是米开朗琪罗或提香的手，而是巴黎警察的手，已抓住女孩子的领圈，把她拉出瓜德里尔舞带走了。小姑娘拼命挣扎，那副样子就像给父母拉去洗冷水澡的孩子，但是人类的正义和秩序还是占了优势，得到了实现。其他舞女和与她们搭配的小丑互相看了一眼，便另找了一个码头工人，重又把腿举得比头更高，为了便于疯狂的舞姿，还彼此跳开了几步，对普洛塞皮娜66的被劫走几乎毫不在意。

    “我们去瞧瞧，警察怎么打发她；”我对我的同伴说，“我看见她是从那扇门给带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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