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伊·戈洛温1

    在六月斗争时期2，我遭到搜查，给抄走了信件等等以后，过了几天，伊·戈洛温第一次来看我；这以前，我不认识他，只知道他写过一些不太高明的文章，而且为人自高自大，目空一切，名声非常不好。他去找过拉摩里西尔3，尽管我根本没有托他，他企图为我进行斡旋，但什么也没做成，却跑来向我索取我微不足道的感谢，利用这机会与我套交情。

    他告诉我：“我对拉摩里西尔说；‘将军，跟俄国的共和主义分子作对，却对俄国政府的间谍不问不闻，这是可耻的。’拉库里西尔问我：‘您知道这些人吗？’‘谁不知道！’‘说说这些人的名字。’‘嗯，雅科夫·托尔斯泰4和若米尼将军5。’‘明天我会下令搜查他们。’‘但是若米尼像是俄国间谍吗？’我问他。‘哈哈哈，这点我们马上会看到的。’”

    这个人就是这样。

    卢比孔河越过了6。不论我怎样对戈洛温的友谊表示冷淡，尤其不欢迎他的光临，但一切都是徒然。他一星期总要造访两三次，致使我们这个地方的道德水平也降低了————争吵、谣言、人身攻击开始了。过了五年，戈洛温为了挑起决斗，故意想惹怒我，说我怕他；他不知道，早在伦敦的争吵以前我已经怕他了。

    我在俄国就听说，这个人行为不轨，在金钱方面有些不择手段。舍维廖夫7从巴黎回国后，谈到过戈洛温与仆人打架，以致涉讼公堂的事，还把这算在西欧派账上，因为戈洛温也属于这一派。我向舍维廖夫指出，对西方可以责备的只是打架，要是在东方，戈洛温可以干脆鞭打仆人，谁也不会讲一句话。

    他那些如今已被忘记的关于俄国的大作，更使我不想认识他。那无非是些法文的华丽辞藻，罗特克派8的自由主义论调，连篇累牍的小道消息，陈词滥调式的道德说教，信口雌黄的人身攻击，既不合逻辑，没有观点，也没有任何联系。波戈金9是制作大杂烩式的文章，戈洛温是贩卖大杂烩的思想。

    我尽可能避免与他认识。他与巴枯宁的争论帮了我的忙。戈洛温在一份报纸上登了一篇维护贵族自由权的文章10，其中提到了巴枯宁，巴枯宁当即宣称，他不论与俄国的贵族，还是与戈洛温都毫无共同之处。

    大家已经看到，到了六月的日子以后，我就无法保持对他敬而远之的回避态度了。

    每一天都在向我证明，我是对的。在戈洛温身上，俄国军官和俄国地主所有的、令我厌恶的一切，与西欧人的无数小缺点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谈不到调和与折衷，谈不到互相补充，也不包含任何怪诞、才智或诙谐的成分。他的外表庸俗，傲慢，讨厌，与某一类人惟妙惟肖，这类人带着纸牌或者不带纸牌，在矿泉疗养地和大都市中游荡，整天吃喝玩乐，大家认识他们，也了解他们的一切，不了解的只是他们靠什么生活和为什么生活。戈洛温是俄国的官员，法国的花花公子和吹牛大王，英国的江湖骗子，德国的容克地主，我们祖国的诺兹德廖夫和来到异乡客地的赫列斯达科夫11。

    他为什么离开俄国，在西欧要做什么？要知道，他在他所描写的那些官员中间本来如鱼得水，逍遥自在。离开了他所出生的环境，他就不可能找到自己的重心。在德尔普特大学毕业以后，戈洛温便在涅谢利罗德12的办公厅中任职。涅谢利罗德向他指出，他的字写得太糟，他一气之下便去了巴黎。通知他回来时，他答说他还不能回国，因为他的字还没有练好。接着他发表了他编写的《尼古拉治下的俄国》，其中使尼古拉最生气的一点是说他写错别字。戈洛温接到了回俄国的命令，但是他不回去。他的弟兄们13便趁机克扣他的供应，让他挨饿，把应该寄给他的钱减少了很多。整个过程便是这样。

    这个人既没有艺术气质，也没有审美要求，对科学毫无兴趣，又不愿认真工作。他的诗意局限于他自己，他喜欢装模作样，保持体面的外表；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等地主的习惯，一辈子没有从他身上消失，与半流亡者和半波希米亚人的游牧式生活习惯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有一次在都灵，我看到他拿着一根树条站在菲德饭店门口……他的面前站着一个扫烟囱的孩子，大约十二岁，衣衫褴褛，光着脚；戈洛温在给他丢铜子，丢一个便用树条抽一下他的脚，于是孩子蹦一下，表示很痛，又请他再打。戈洛温哈哈大笑，继续丢铜子。我不相信他打得很重，但这总是鞭打，难道他觉得很有趣吗？

    在巴黎以后，我们起先在日内瓦，后来又在尼斯相遇。他也是被法国驱逐出境的，当时的境况很不好过。14他简直没法过日子，尽管那时尼斯的生活水平低得叫人难以置信……我甚至常常巴望戈洛温得到一份遗产，或者娶一个有钱的老婆，可以让我摆脱这个累赘。

    他从尼斯去了比利时，又从那儿给驱逐了，于是来到伦敦，取得了英国国籍，大胆地在自己的姓前加上了“霍夫拉公爵”的称号，这是毫无根据的。他以英王治下的臣民的资格回到都灵，开始出版一份报纸。在报上他任意辱骂大臣们，以致又被驱逐出境。戈洛温想取得英国大使馆的庇护，但遭到了大使的拒绝，于是他重又渡海到了伦敦。在这里他自封为工业界的骑士，革命的闯将，徒劳无益地企图参加形形色色的政治圈子，与社会上所有的人拉关系，发表一些毫无意义的废话。

    1853年11月末，沃尔采尔来找我，请我在波兰起义的周年纪念会上讲几句话。戈洛温正好进来，发现了这是怎么回事，马上向沃尔采尔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能不能发表演说？

    沃尔采尔有些不高兴，我更不必说，尽管这样，他还是作了答复：

    “我们欢迎所有的人参加，在会上发言，但会议是统一的，我们对每个人想讲的话，必须有个大致的了解。我们要在某一天开会讨论这事，欢迎您来谈谈。”

    戈洛温当然接受了邀请。沃尔采尔临走时在前厅中一边摇头一边对我说：

    “真见鬼，怎么碰上了他！”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去参加预备会议，我预感到非出乱子不可。会议开始后还不满五分钟，我的预感便应验了。在断断续续讲了几句泛泛之谈以后，戈洛温突然转向赖德律-洛兰，先是提到他们曾在哪里见过面，尽管赖德律-洛兰什么也不记得；接着，他忽然无缘无故向他证明，经常得罪拿破仑是错误的，从策略上看，为了波兰的事业，不如宽恕他……赖德律-洛兰的脸色变了，但是戈洛温继续说道，只有拿破仑可以拯救波兰等等。他还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现在马志尼和科苏特都理解了这一点，正竭尽全力要接近拿破仑呢。”

    “您怎么能相信这种无稽之谈？”赖德律-洛兰激动得忘记了一切，问道。

    “我听说……”

    “谁说的？大概是什么间谍吧，正直的人不可能讲这种话。先生们，我并不认识科苏特，但我还是相信这不是事实。至于我的朋友马志尼，我敢为他担保，他从没有想过要作这种让步，这只能成为可怕的灾难，同时也是对他整个信仰的背叛。”

    “是的……是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从四面八方发出了清晰的声音，戈洛温的话激怒了大家。赖德律-洛兰突然转向沃尔采尔，对他说道：

    “现在您看到，我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参加你们大会的人太杂了，在会上不可能不出现我不能接受、甚至不愿听到的意见。请允许我退出，恕我不能在29日的大会上发言。”

    他站了起来，但沃尔采尔拦住了他，对他说，负责大会工作的委员会选举他作自己的代表，根据这身份，他必须请赖德律-洛兰留下，以便让同志们决定，在发生这场争论以后，他们是允许戈洛温发言从而失去赖德律-洛兰的参加呢，还是与此相反。

    然后沃尔采尔与领导小组的成员作了商讨，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戈洛温看得很清楚，因此没有等到答复便站起身来，盛气凌人地对赖德律-洛兰说道：

    “我把荣誉和席位让给您，我主动谢绝在11月29日大会上发言。”

    说罢他便趾高气扬地踏着重重的步子走出了屋子。

    为了一下子解决问题，沃尔采尔提议我念一下或谈一下我的发言提纲。

    第二天便是大会，这是最后几次盛大的波兰起义纪念会之一，它成功了，人非常多，我在八时到达，会场已挤得满满的，我好不容易才挤到为委员会准备的讲台上。

    “我正在到处找您呢，”达拉什医生对我说，“赖德律-洛兰在旁边的房间里等您，他希望无论如何在大会开始前与您谈一下。”

    “出了什么事？”

    “还不是为了那个二流子戈洛温。”

    我去找赖德律-洛兰。他气呼呼的，这也难怪。

    “您看看，”他对我说，“这混账东西在我到达前一刻钟送了这张条子给我。”

    “我不能为他负责。”我说，一边打开了信。

    “当然，但我希望让您知道他是什么货色。”

    便条写得粗暴而愚蠢。他仍然企图用夸口来掩盖失败。他给赖德律-洛兰写道：如果他没有法国人的礼貌，至少应该表明，他并不缺乏法国人的勇气。

    “我一向知道他是一个惹是生非、狂妄自大的人，但没料到这一点，”我说，交还了条子，“您现在打算怎么办？”

    “给他一个让他永志不忘的教训。我要在这儿大会上当着众人的面，撕下这个冒险家的假面具；我要公开我们的谈话，并请您作证，因为您是目击者，又是俄国人，我要念他的条子，然后看他怎么办……我咽不下这口气，我没有这么好的修养。”

    我想：“事情太糟了。戈洛温本来声名狼藉，现在非彻底完蛋不可。他只有一条出路，那便是要求决斗。但这样的决斗是不允许的，因为赖德律-洛兰毫无过错，没做什么侮辱人的事。何况他的地位不允许他与随便什么人决斗。不合适的只是在波兰人的大会上，把一个俄国流亡者踹在泥浆中，而由另一个俄国人做帮手。”

    “这事不能以后再说吗？”

    “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我仍尽力劝阻，提出了诉诸法庭，公意审判等等，但是没有多大效果。

    ……于是我们来到讲台上，迎接我们的是热烈的掌声。大家知道，群众的掌声和欢呼会使人陶醉，我忘记了戈洛温，只在琢磨自己的演讲。关于这次演讲，我在别处谈过了。我在讲台上的出现本身，便得到了波兰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热烈响应。我讲完时，大会主席沃尔采尔走到我面前拥抱了我，一再用深深激动的声音说道：“谢谢您，谢谢您！”掌声和欢呼增加了十倍，我在这阵惊雷声中走回了自己的座位……这时我才又想起戈洛温，我感到害怕，那个时刻近了，1848年的鼓动家会把那个小丑抓在手里掐死。我掏出铅笔，在一片纸上写道：“请及早防备，别让戈洛温的丑事破坏您的大会。”讲台是半圆形的，我把条子交给坐在我前面的皮安乔尼，请他递给沃尔采尔。沃尔采尔看了条子，用铅笔写了几个字，又把它交给另一边的人，也就是请他递给坐在上一排的赖德律-洛兰。赖德律-洛兰把手伸到我肩上拍了拍，愉快地点点头，说道：

    “为了您的演说，也为了您本人，我把事情推迟到明天再说。”这使我高兴得什么似的，会后马上跟卢格和坎宁汉15一起上美国商场吃饭了。

    第二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屋里已挤满了波兰人。他们是来向我道谢的，本来可以迟一些，但他们等不及了，主要是急于了结戈洛温挑起的这场争端。他成了众矢之的，大家对他怒不可遏。他们编了一份揭露戈洛温的材料，并致函赖德律-洛兰，宣称坚决不同意他参加决斗。十个人准备与戈洛温斗争。他们要求我也在材料和信上签名。

    我看到，这一件事可能引起五六件事，便利用昨天的成功，也就是它给予我的威望，对他们说道：

    “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在赖德律-洛兰满意的前提下，了结这件几乎破坏了你们的大会的不幸争执，还是为了要不惜一切惩罚戈洛温？如果是后者，先生们，恕我不能参加，请你们按照你们的认识行动吧。”

    “当然，主要目的是了结这件事。”

    “好。那么你们信任我吗？”

    “自然信任……怎么会……”

    “那就让我一个人去找戈洛温……如果我的调解成功，赖德律-洛兰满意了，事情就完了。”

    “好，但如果调停不成呢？”

    “我就在你们的抗议书和信上签名。”

    “行。”

    我找到了戈洛温，他愁眉不展、垂头丧气的，显然在等待着一场风暴，尽管事情是他挑起的，他恐怕并不满意自己。

    我们的交谈很简单。我对他说，我让他避免了两次不愉快的事，现在愿意再度效劳，让他避免第三次，即调停他和赖德律-洛兰的关系。他其实也指望了结纠纷，但是傲慢的性格不允许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更何况是承认错误。

    “我只是看您的面子才同意的。”他终于吞吞吐吐地说。

    看我的面子也好，看别人的面子也好，事情终于和解了。我便找赖德律-洛兰，在阴冷的房间里等了两个小时，甚至感冒了。最后他来了，非常亲切和愉快。我从那些自由波兰捍卫者的来访谈起，讲到我们那位冒牌好汉的屈服为止，把整个过程说了一遍。赖德律-洛兰哈哈大笑，同意不咎既往，接待那位悔改的肇事者。于是我又去找他。

    戈洛温正心神不定地等待着。听到一切都已顺利解决，他涨红了脸，把一叠叠纸塞满了大衣的各个口袋，便跟我走了。

    赖德律-洛兰像真正的绅士一样接待了他，立即便谈不相干的事了。

    “我来见您，”戈洛温开口道，“是要告诉您，我非常遗憾……”

    赖德律-洛兰打断了他的话：

    “不必再谈这事了……这是您的条子，把它丢在火中吧……”接着便毫不踌躇地继续刚才的谈话。当我们起身告辞时，戈洛温从口袋里掏出一叠小册子，递给赖德律-洛兰，说这是他最近发表的一些东西，请他笑纳，借以表示他对他的敬意。赖德律-洛兰连连道谢，客气地收下礼物放在桌上，不过，大概再也没有碰过它们。

    坐上马车时，我对戈洛温说：“瞧，这是文学的时代。我听说，从前聪明人是带着螺旋拔塞钻去决斗的；用小册子武装自己，这的确是新现象！”

    为什么我要从耻辱中挽救这个人？说真的，我不知道，我只是感到后悔。这一切宽恕，容忍，掩饰，挽救，往往使我们自讨苦吃，这完全符合别林斯基提出的那条伟大规律：“坏人之所以能为非作歹，就因为他们把正直的人当作坏人来对待，而正直的人却把坏人当作正人君子。”16报界和政界的败类之所以危险和讨厌，便在于他们两面三刀、难以捉摸的作风。他们不会失去什么，却能赢得一切。挽救这些人，只能使他们故态复萌，重蹈覆辙。

    我对这件事的叙述没有一句是夸大的。因此大家想想，十年以后，当我看到戈洛温在德国出版的一本书时多么吃惊，他说，赖德律-洛兰向他表示了歉意……尽管他知道，赖德律-洛兰和我都还活着，都还健在……难道这不是天才吗！

    大会是在1853年11月29日召开的，1854年3月，我以“伦敦自由俄罗斯同盟”17的名义发表了告驻波兰的俄国将士书，文章短短的，却引起了戈洛温的极大义愤，他给我送来一份抗议书要我发表，抗议书如下：

    “我读到了您在报喜节18写的‘喜讯’。

    “它是用‘伦敦自由俄罗斯同盟’的名义写的，然而我却看到了这样的词句：‘我不记得，在俄国哪个省’。

    “因此我感到不解：这同盟是否只有您和恩格尔松两个人，或者只有您一个人？

    “我不想在这里分析它的内容，您也没有把它的原稿给我看过。我只想提一下我的态度：我不能保证对于没有要求我提供意见的人，我不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论是谦逊还是良心都不允许我说，我能把俄罗斯民族的名字与西方民族等同起来。

    “因此我认为必须要求您在最快最短的时期内公布：直到现在为止，我没有参加过您的俄文印刷所印制的任何宣言书。

    “我希望您不要迫使我寻求别的公布方式。

    “向您问好。

    伊万·戈洛温

    1854年3月25日于伦敦

    “又，至于是按原信形式发表，还是摘要公布它的内容，这可由您视情况裁夺。”

    这抗议使我感到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看到它可以使我与这个无比讨厌的人脱离关系，公开宣告我们的分歧了。欧洲和波兰人往往从表面上看待俄国（尤其是在它既不攻打邻邦，也不在亚洲实行兼并的间歇时期），以致我必须努力十年才能使他们不致把我与这个臭名昭著的伊万·戈洛温混为一谈。

    在抗议之后，戈洛温还寄来了一封杂乱无章的长信，其中有这样一些话：“也许，我们分开对共同的事业更有利，只要不把我们的力量耗费在互相斗争上。”对此我答复他道：

    “我认为我必须为昨天收到的大函感谢您，我充分赞赏它的善良意愿：减少在报上的公开争吵。

    “我完全同意，我们分开更有利。至于您提到的斗争，我从未想到过。我从未首先发难，因为我没有什么要反对您的，尤其是我们每人都走的是自己的道路。

    “您应该记得，您现在公开说的话，我早已多次在私人间向您提出过。我们的态度、观点和好恶全然不同。我依然尊敬您，但请您把我们的分手看作既成事实，这样，无论您或我，都会感到更为自由。

    “这信便是我的答复。它没有提出任何问题，因此我要求您不必再继续我们之间的通信，我们可以客客气气地分手，不使用任何粗暴的语言或采取任何仇恨的行动。

    “祝您一切顺利。

    写于3月30日星期四”

    但戈洛温根本不想与我断绝来往，这是显而易见的；他只是想出出气，因为我们发表《告将士书》没有通过他，然后再与我和解，但是我已经不想错过这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了。

    我的信发出后过了两三个星期，他寄了一包东西给我。我打开后发现，里边是一张加黑框的纸……我一看，那是1852年5月2日发出的邀请他参加葬礼19的请柬。这是他从都灵来信后我寄给他的，我还在请柬上写了几句话：“您的信使我很感动，我从不怀疑您有一颗善良的心……”现在就在这张纸上，他写道，他要求与我见面谈谈，还给了我一个新的地址，然后说：“这不是为了钱的事。”

    我复信道，我不能去看他，因为不是我要找他，是他要找我，而且决裂是他引起的，不是我引起的，何况他已把这事闹得尽人皆知了。但我可以在家中接待他，他何时光临，悉听尊便。

    第二天早上他来了，态度谦逊而温和。我一再向他声明，我不会对他采取任何敌对步骤，但是我们的观点和态度分歧如此之大，因此见面是不必要的。

    “那么您怎么直到现在才发现这一点？……”

    我没作声。

    我们分手时十分冷淡，但很客气。

    似乎不致再有什么事了吧？不，就在第二天，戈洛温又给了我下面这封信：20

    “（请勿外传）

    “今天的谈话之后，我不得不承认您有成立同盟的权利！因此我不想再提出任何争论，希望您也避免可以导致这后果的一切行动。

    “在您的新朋友背弃您的时候，您会发现，我始终是忠于您的。

    “我的劝告是您应该写信给《广告晨报》，说您不想与他们打笔墨官司，只是因为您鄙视那种分不清爱国者和自由之友与间谍的不同，赞美布鲁诺夫21而诽谤巴枯宁的愚昧态度。

    “我不想来找您，因为现在我得从事比争取同情更重要的工作。

    “如果您想来看我，我随时欢迎，尤其由于我们有共同的东西，因此有话可以交谈。

    伊·戈

    1854年4月26日”

    到夏季，我迁居里士满，有一段时间没再听到戈洛温的任何消息。一天我突然收到他的信。他说，他听人说（他没有说出名字）我在自己家里“取笑他”……因此（像情人一样）要求我退还他在尼斯送给我的画像。尽管我翻箱倒柜忙了半天，还是没有在任何信件中找到这相片。

    事情不好办……但没有法子，我只得告诉他，画像丢了。我请我们共同的朋友萨维奇转告他，我没找到，并向他重申，我对他毫无恶意，希望他不要再打扰我。

    对此的答复便是下面这封信：

    “尊敬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您对萨维奇说，如果我写信给您，您可以还给我十镑钱。我本来的安排是尽我所有付给您二十镑，因为您自己在信上说过，您从一百镑中只想接受二十镑。我曾指望我的情况很快好转，只是事实并非如此。但再过一星期，至多两星期，我就可以把这十镑钱还给您。您说您不是我的敌人，我也希望您不要把我的要求当作对朋友的恩惠，应把它看作正义的行为。如果您不这么想，便拒绝好了，但不必向您的崇拜者们大谈这事。

    伊·戈

    8月16日”

    我没有答复这封信。不用说，我根本不会托萨维奇谈到任何钱的事。戈洛温故意把两件事混在一起，使一个简单的要求变成了一种交易。萨维奇是俄国土壤上生长的、流落在异邦的最有趣的野花之一，关于他，我们在别的地方再谈。

    接着又来了第二封信。他猜到，没有复信便是拒绝，当然，他已发觉自己的行为不够谨慎。他有些怕，于是决定以攻为守，在信上对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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