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弗·佩切林老爹

    “昨天我看见佩切林1了。”

    我听到这名字吃了一惊。

    “怎么，”我问，“是那个佩切林？他在这儿？”

    “哪个，佩切林神父？对，他在这儿！”

    “在哪儿？”

    “在克拉彭的耶稣会修道院，圣马利亚教堂。”

    佩切林神父！……这罪孽也得算在尼古拉的账上。我并不认识佩切林，但是经常听到列德金、克留科夫和格拉诺夫斯基谈起他。他作为一个年轻的教授回国之后，在莫斯科大学教希腊语，这是在1835至1840年之间，尼古拉的迫害变本加厉的时期之一。我们已被流放，那些年轻的教授尚未回来，《莫斯科电讯》被查禁了，《欧罗巴人》被查禁了，《望远镜》也被查禁了，恰达耶夫则被宣布为疯子。

    直到1848年以后，俄国的恐怖统治才又跨进了一步。

    但是尼古拉皇朝最后几年登峰造极的专制暴政，显然是第五幕了。这时已很清楚，不仅屋里的一切在崩溃和毁灭，而且屋子本身也在崩溃和毁灭，可以听到地板的坼裂声，连屋顶也已摇摇欲坠。

    30年代完全不同，政府的倒行逆施还得心应手，保持着通常的步伐；周围一片荒凉，沉寂无声，大家唯唯诺诺，失去了人的尊严，失去了希望，生活平淡无味，显得愚昧而庸俗。寻找同情的目光，遇到的只是奴仆的威胁或惊慌，人们不是掉头不顾，便是嗤之以鼻。在这奴隶制度的那不勒斯岩洞中2，佩切林喘不出气，恐惧和忧郁主宰着他，他必须逃走，不惜一切地逃出这个万人唾骂的国家。为了出走，需要钱。佩切林开始教课，节衣缩食地过着极端俭朴的生活，很少外出，甚至避免参加同事们的集会，在积攒了一小笔钱以后，他便走了。

    过了一段时间，他写信给谢·斯特罗戈诺夫伯爵3，通知他，他不再回国了。他感谢了伯爵，向他告别，谈到了不堪忍受的沉闷气氛，使他不得不走，并要求伯爵怜惜那些不幸的年轻教授，他们受过的教育必然使他们感受到同样的痛苦，伯爵应该在暴力的打击面前保护他们。

    斯特罗戈诺夫把这信给教授中不少人看过。

    莫斯科没有人再提起他，过了一些时候，我们突然听到，佩切林参加了耶稣会，正在一所修道院里修行，这使我的心情变得非常沉重。贫穷、消沉和孤独毁了他；读了他的《死之胜利》4后，我问自己，难道这个人可能变成天主教徒，耶稣会士吗？要知道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在警察的棍子下，在宪兵的监视下苟延残喘的国家。为什么他又要这么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套上另一副枷锁，另一条绳索呢？

    俄国人在分崩离析、追名逐利的西方社会中，感到与人们格格不入，孤苦伶仃，找不到任何亲人。当捆绑他的绳子被挣断，他的命运突然摆脱了一切外在的约束，可以由他自己掌握的时候，他不知怎么办变得彷徨无依，脱离了轨道，看不到目标和规范，于是他落进了耶稣会的修道院！

    第二天两点钟，我来到了圣马利亚修道院。厚实的橡木门关得紧紧的，我敲了三次门环；门开了，出来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大约十八岁，穿着修士的长袍，拿着祈祷书。

    “您找谁？”管门的修士用英语问。

    “佩切林神父。”

    “请问贵姓？”

    “这是我的名片和信。”

    在信里我附了一份俄文印刷所的宣言5。

    “请进，”年轻人说，在我后面重又关上了大门，“请在这儿等一下。”他指指宽敞的前厅，那里有两三张古色古香的雕花大椅子。

    过了五分钟，管门的修士回来了，用带些英语发音的法语对我说，佩切林神父非常欢迎我的光临，请我稍候，他马上就来。

    然后他带我穿过食堂，走进一间光线暗淡的不大的高房子，重又请我坐下。那里墙上挂着一个石雕的耶稣受难十字架，如果我记得不错，它的对面还有一幅圣母像。在一张笨重的大桌子周围，放着几把木头大扶手椅和靠背椅。对面一扇门外是走廊，走廊那边是一个大花园，花园内绿草如茵，树叶瑟瑟作声，是一片不太协调的世俗风光。

    管门的修士指给我看墙上的会客规则；原来根据规定，修士们只能在四时至六时之间会客，现在还没到四时。

    “您好像不是英国人，也不是法国人，是吗？”我听了他的口音问他。

    “是的。”

    “那么您是德国人？”

    “也不是，先生……我几乎是您的同乡；我是波兰人。”

    确实，这个管门人挑选得不错，他能讲四种语言。我坐下后，他走了。我发现自己待在这么一个地方，觉得有些别扭。花园中有一些穿黑衣裳的人在走来走去，两个半修士打扮的人走过我的身边，便严肃而恭敬地向我鞠躬，眼睛望着地面，每次我都欠起身子，同样庄重地向他们答礼。最后，一个身材不高、上了年纪的神父来了，他戴一顶教士的四角帽，身上是神父在修道院中日常穿的衣衫。他直接向我走来，长袍窸窣作响，用十分纯粹的法语向我问道：

    “您是想会见佩切林的？”

    我回答是的。

    “非常欢迎您的来访，”他说，一边伸出了手，“别客气，请坐。”

    “对不起，”我说，由于没认出他，有些不好意思；我从未想到，我见到的人会是这么一身打扮，“您的衣服……”

    他露出微笑，立即继续道：

    “我已经很久没听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朋友和大学的任何消息了。您大概认识列德金和克留科夫吧。”

    我端详着他。他的脸显得苍老，比他的年纪更老，看来这些皱纹包含着不少沧桑，那一切严峻的日子，尽管事情都过去了，仍在他的面貌上留下了阴森的痕迹。教士的平静生活是不自然的，尤其是修士们，他们仿佛在自己的心灵和理性周围涂了一层升汞，要把它们埋葬在里面，以致言语和行动都显得死水一般沉寂。天主教神父往往像寡妇，总是穿着丧服，总是孤单单的，也总是相信根本没有的东西，用脱离现实的幻想来扼杀现实的情欲。

    我给他谈了我们共同认识的人，谈了我目睹的克留科夫的死，他的葬仪，他的学生们怎样抬着他的棺材走过全城，送往墓地，然后又谈了格拉诺夫斯基的成功，他的公开讲学；我们两人不禁都沉浸在思索中。在四角帽下的脑袋中会出现什么，我不知道，但佩切林这时仿佛觉得这顶帽子太重了，把它从头顶摘下，放到了桌上。谈话难以继续了。

    “让我们到花园走走吧，”佩切林说，“天气这么好，这在伦敦是少有的。”

    “好极了6。但是请您说说，我们为什么要讲法语？”

    “那倒是的！我们还是讲俄语吧；我想，我几乎已不习惯讲它了。”

    我们走进了花园。谈话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和莫斯科。

    “啊，”佩切林说，“我离开俄国那会儿，那是怎么一个时代啊，想起来简直不能不叫人发抖！”

    “请您想想，现在它变得怎样了；1848年以后，我们的扫罗7完全发疯了。”我给他讲了几件最骇人听闻的事实。

    “灾难深重的国家，尤其是获得了教育的不幸果实的少数人太可怜了。然而人民却多么善良；在爱尔兰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我们的农民，他们非常相像，凯尔特族的庄稼汉也与我们的人民一样像是孩子。您不妨到爱尔兰看看，便会相信这一点。”

    这样的谈话继续了半个小时，最后我打算走了，对他说道：

    “我对您有个请求。”

    “什么事？请讲吧。”

    “在彼得堡的时候，我保存着您的一些诗，其中有三部曲《波利克拉特·萨莫斯基》8《死之胜利》等等，您现在有没有这些诗，或者能不能把它们给我？”

    “您怎么会想起这些无聊的东西？这是不成熟的幼稚的作品，属于另一个时代和另一种心情。”

    “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喜欢它们，”我笑道，“您手头有没有这些作品？”

    “没有，怎么会有！……”

    “您不能背诵它们吗？”

    “不能，完全忘了。”

    “那么要是我在俄国什么地方找到了它们，您允许付印吗？”

    “说实话，在我看来这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好像是另一个人写的，我与它们毫无关系，仿佛一个人病愈以后想起病中的呓语一样。”

    “既然它们与您无关，那么应该说，我可以印行它们，只要不署姓名？”

    “难道您现在还喜欢这些诗不成？”

    “这是我的事，请您告诉我，您允许我发表还是不允许？”

    即使这时他也没有给我直截了当的答复，我不再追问。

    我告别时，佩切林问我：“您怎么不把您出版的东西带一些给我？我记得，三年前报纸上谈到过您发表的一本书，好像是用德文写的9。”

    “您的服装可以向您证明，”我答道，“出于什么原因，我不应把它带来，您不妨把这看作我尊重和体谅您的表示。”

    “您还不太了解我们的忍耐和我们的爱，我们可以为过去的迷误哀痛，为它的改正祈祷，希望做到这一点，但不论怎样，我们对人还是有所爱的。”

    我们分手了。

    他没有忘记我的书和我的回答，过了三天他用法文写了下面这封信给我：

    “我不能向您隐瞒自由这个词在我心头激起的共鸣————我不幸的祖国的自由！一分钟也不要怀疑我希望俄国复兴，我的愿望是真诚的。尽管这样，我绝对不能完全同意您的纲领。但是这并不重要。天主教神父的爱对一切政见和一切党派是一视同仁的。当您最宝贵的憧憬欺骗了您，当整个尘世的力量起来反对您的时候，天主教神父的心中依然为您保留着可以信赖的庇护所：您可以在那里找到真诚的友谊，同情的眼泪，以及世界所不能给予您的和平。我随时欢迎您的光临，最亲爱的同胞。在我前往格恩济岛以前，我非常希望再见到您一次。请不要忘记把您的小册子带给我。

    “仁慈的耶稣，赐福的耶稣！

    弗·佩切林

    1853年4月11日于克拉彭，

    圣马利亚教堂。”

    我带去了我的书，过了四天又收到了下面这封信。

    “您的两本书10，我都非常仔细地拜读过了。有一章11令我特别震惊；我觉得，您和您的朋友们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哲学和文学上。难道您认为，它们的任务就在于革新当今的社会吗？请恕我直言，历史的证明恰恰与您背道而驰。没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社会是靠哲学和文学革新或改造的。老实说（让我开诚布公地谈谈），只有宗教才是国家的根本；哲学和文学，这————唉！只是社会之树上两枝微不足道的花朵。每当哲学和文学鼎盛之时，每当哲学家、雄辩家和诗人掌握权力，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时候，社会便走向末日，走向衰落和死亡了。希腊和罗马证明了这一点，所谓亚历山大时代也证明了这一点；哲学从来没有这么发达，文学从来没有这么繁荣，然而这却是社会深刻退化的时期。每逢哲学企图改造社会秩序的时候，它必然发展为残忍的专制主义，例如，在腓特烈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约瑟夫二世12，以及一切革命失败的时期，便是如此。您随口说出了一句话，这也许是幸运，也许是不幸，随您怎么说；您说：‘法伦斯泰尔无非是改头换面的军营，共产主义也只能是尼古拉专制统治的变态表现。’13确实，我在您和您的莫斯科朋友们身上，看到了一缕悲观的黑影。您甚至自己也承认，你们都是奥涅金，也就是说，您和您的朋友们只知道否定，只知道怀疑，只知道失望。难道社会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改造吗？

    “也许我这些话只是老生常谈，您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写这些话不是为了辩论，不是为了展开论争，但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您提出这一点，因为有时最敏锐的头脑和最美好的心灵也会在根本上错了，自己却还不知道。我给您写这些，是为了向您证明，我曾多么仔细地读了你的书，这也再度表明了我对您的尊敬和爱……

    “仁慈的耶稣，赐福的耶稣！

    弗·佩切林

    1853年4月15日于格恩济岛

    圣皮埃尔天主教堂。”

    对这封信我用俄文作了答复：

    “最尊敬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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