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韦瑟利公司的轮船“沃德·杰克逊号”  1

    这是波兰起义前大约两个月发生的事。一个不久前从巴黎来到伦敦的波兰人，名叫约瑟夫·茨维尔扎凯维奇1，在回到巴黎时被逮捕了，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赫麦林斯基2和米洛维奇，后者是我在与波兰委员会的代表会晤时提到过的。

    这次逮捕有许多可疑之点。赫麦林斯基是在晚上九点多钟到达的，他在巴黎什么人也不认识，一到便前往米洛维奇的寓所。十一点钟左右，警察便来了。

    “您的护照呢？”警官问赫麦林斯基。

    “在这儿。”赫麦林斯基拿出了签证完备的护照，上面写的是另一个姓名。

    “对，对，”警官说，“我知道，您是用这名字的。现在，您的公文包呢？”他又问茨维尔扎凯维奇。

    公文包在桌上。警官取出文件，翻了一会儿，把一封不长的信（收信人是艾·阿）交给自己的同事后，说道：

    “就是这个！”

    三个人被捕了，他们的信件也被拿走，但除了赫麦林斯基，其余两人随即获得释放————警察根据自己的特权，希望赫麦林斯基说出他的真实姓名。他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一星期后，他也被释放了。

    过了一年多，普鲁士政府制造了一起愚不可及的波兹南案件3，检察官在罗列罪证时，提到了俄国警察当局提供的属于茨维尔扎凯维奇的一些信件。对这些信件怎么会落到俄国警察手中的问题，检察官心安理得地解释道，茨维尔扎凯维奇被捕后，法国警察局把他的一些信件交给了俄国大使馆。

    那些波兰人被释放后便奉命离开法国，于是他们来到了伦敦。在伦敦，茨维尔扎凯维奇亲自告诉了我被捕的详情，理所当然，他觉得最奇怪的是警察知道他有一封给艾·阿的信————这是马志尼亲手交给他，要他面交艾蒂安·阿拉戈的。

    “您有没有同什么人谈过这信？”我问他。

    “没有，绝对没有。”茨维尔扎凯维奇回答。

    “这就奇怪了，不可能怀疑您，也不可能怀疑马志尼。您再好好想一想吧。”

    茨维尔扎凯维奇思忖了一会儿。

    “我只知道一点，”他说，“我出门去了一会儿，记得当时把公文包放在抽屉里，没有上锁。”

    “找到线索了！现在请问，您住在哪里？”

    “在某某街一套带家具的出租房间里。”

    “房东是英国人？”

    “不，是波兰人。”

    “进一步了。他的名字呢？”

    “图尔，他是研究农艺学的。”

    “还干许多别的事，如出租带家具的房间。这个图尔，我有点知道。您听到过一个叫米哈洛夫斯基的人吗？”

    “好像听人谈起过。”

    “好吧，我给您讲讲。1857年秋天，我收到了一封从彼得堡经由布鲁塞尔寄来的信。这是一个不认识的人写的，他详尽无遗地告诉我，在特鲁布南那里有一个店员名叫米哈洛夫斯基，想投靠第三厅，收集我们的材料，为这事索价两百镑；为了证明他有条件和力量承担这工作，他提供了一份最近与我们接触的人的名单，还答应从印刷所窃取几份底稿作样品。在我还没考虑好怎么办以前，我又收到了同样内容的第二封信，那是通过罗特希尔德的银行寄给我的。

    “我毫不怀疑情报的真实性。米哈洛夫斯基是从加利西亚来的波兰人，卑躬屈膝，一副小人的样子，经常喝酒，为人机灵，能讲四种语言，具备做暗探的一切条件，只是在等待机会一显身手。

    “我决定与奥加辽夫一起上特鲁布南店里，撕下他的假面具，让他低头认罪，至少把他从特鲁布南那儿赶走。为了壮大声势，我还邀请皮安乔尼4和两个波兰人一同前往。谁知他厚颜无耻，拼命抵赖，说间谍是拿破仑·舍斯塔科夫斯基，一个与他住在一所屋子里的人……我几乎相信了一半，即认为他的朋友是间谍。我对特鲁布南说，我要求立即把他赶出书店。那个混蛋拼命申辩，但前言不对后语，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说明。

    “‘这都是出于嫉妒，’他说，‘我们中间只要谁穿了一件漂亮大衣，别人马上嚷嚷，说他是间谍。’

    “‘算了，’泽农·斯文托斯拉夫斯基5说道，‘你从来没穿过漂亮大衣，可人家总认为你是间谍，这为什么呢？’

    “大家哈哈笑了。

    “‘看来只能怪你自己啦。’切尔涅茨基说。

    “‘我不是第一个遭到这种不白之冤的。’那位哲学家说。

    “‘对，你已经习惯了。’切尔涅茨基说。

    “骗子给撵走了。

    “所有正直的波兰人都离开了他，除了一些酗酒的赌徒和嗜赌的酒鬼以外。与这个米哈洛夫斯基还保持友好关系的只有一个人，那便是您的那位房东图尔。”

    “是的，这件事很蹊跷。我马上……”

    “什么马上？……事情现在已不可挽回，您只要当心这个人就是了。您没有证据啊！”

    这以后不久，茨维尔扎凯维奇被波兰委员会任命为驻伦敦的外交代表。他可以前往巴黎————这时拿破仑突然非常关心波兰的命运，这是它牺牲了整整一代人，也许甚至下一代人换来的。

    巴枯宁当时已在瑞典————他与一切人打交道，指望通过芬兰开拓和“土地与自由社”联络的道路，以便把《警钟》和其他书报送进俄国，同时与波兰各派的代表会晤。内阁官员和国王的兄弟接见了他，他让大家相信，俄国的农民起义已一触即发，群众的情绪十分激昂。他讲得头头是道，因为他真心相信这一点，尽管他对农民起义的规模还有怀疑，但深信它的力量在日益壮大。关于拉平斯基的远征，那时还没人想到。巴枯宁的目的是在瑞典把一切安排就绪之后，便前往波兰和立陶宛，发动农民起义。

    茨维尔扎凯维奇从巴黎带着但蒙托维奇6回来了。在巴黎，他们和朋友们制订了装备一支远征队，从波罗的海海岸登陆的计划。为了寻找轮船，物色能干的领导人，他们来到了伦敦。目前正在进行秘密磋商。7

    ……一天，我收到了茨维尔扎凯维奇的便条，要我上他那儿去一下，说这事至关重要，但他自己患了重感冒，躺在床上，头痛得厉害。我去了。真的，他病了，躺在床上。霍尔热夫斯基坐在另一间屋里。他知道茨维尔扎凯维奇曾写信给我，有事跟我谈，便想走开，但茨维尔扎凯维奇不让他走；我很高兴，我们的谈话有一个第三者作见证人。

    茨维尔扎凯维奇要求我丢开一切私人感情和个人考虑，把一个人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他，当然，他会严守秘密，那是一个波兰流亡者，是马志尼和巴枯宁介绍给他的，但他不能完全信任这人。

    “您不太喜欢他，这我知道，但是现在，这件事具有头等的重要性，我希望您告诉我真实情况，全部真实情况……”

    “您谈的是布列夫斯基8？”我问道。

    “是的。”

    我考虑了一下。我觉得我可能损害一个人的名誉，因为归根结底，我并不知道这人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地方，但另一方面，我明白，茨维尔扎凯维奇的反感是有充分根据的，如果我提出反驳，可能对共同的事业造成很大危害。

    “好吧，我把一切毫无保留地告诉您。至于马志尼和巴枯宁的推荐，我可以完全撇开不谈。您知道，我多么爱马志尼，但是他已习惯于用一切木材来雕琢，用一切泥土来塑造他的代理人，也善于为意大利的事业巧妙地利用他们，因此很难完全信赖他的意见。此外，马志尼在运用他所能运用的一切时，知道可以运用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目的。巴枯宁的推荐更糟，这是个大孩子，正如马尔季亚诺夫说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小姑娘’，在他眼里，反正什么人都是好的。这位‘人的猎手’，只要见到一个‘红色分子’，尤其又是斯拉夫人，便喜欢不尽，对其余一切都不闻不问。您提到我与布列夫斯基的私人关系，这点也应该谈谈。津科维奇9和布列夫斯基曾企图利用我，但这个主意不是他出的，是津科维奇出的。他们没有得手，便生我的气；这一切我早可忘记了，但是他们要破坏沃尔采尔和我的关系，这一点我不能饶恕他们。我非常敬重沃尔采尔，但他身体虚弱，只能听凭他们支配。直到临终前一天，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或者承认自己意识到）。他用垂死的手握住我的手，在我耳边小声说：‘是的，您是对的。’（但是没有证人，利用死人是容易的。）现在我的意见便是这样：我检查了一切，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行为，甚至任何一句传闻，足以使我对布列夫斯基政治上的正直产生怀疑；但是我决不会让他参与任何重大的机密。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个专讲漂亮话的空头政治家，自高自大，目中无人，一心想担当重要的角色；如果不能如愿以偿，他会不惜一切，甚至给整个戏剧拆台。”

    茨维尔扎凯维奇欠起了身子，显得忧虑重重，脸色苍白。

    “好，您搬掉了我心头的一块石头……如果现在还不算太迟……我要尽力而为。”

    他心神不定，开始在屋里踱来踱去。我与霍尔热夫斯基很快便走了。

    “您听到全部谈话了？”我一边走一边问他。

    “听到了。”

    “我很高兴，希望您不要忘记，也许有一天我会需要您作证……真的，我觉得，他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事后才发觉要检验一下他的反感。”

    “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差点哈哈大笑，尽管心里根本并不快活。

    第一个教训

    ……过了两个星期，茨维尔扎凯维奇开始与布莱克伍德轮船公司商量，要租一条轮船，供波罗的海远征之用。

    “您为什么偏偏找这家公司？”我们问他，“要知道它几十年来一直在为彼得堡的海军部门担负运输任务。”

    “我个人并不喜欢这么办，但这家公司非常熟悉波罗的海。再说，这涉及它自身的利益，它不致出卖我们，而且这也不符合英国人的作风。”

    “说是这么说，但您怎么会想起找它联系？”

    “这是我们的代理人经手的。”

    “那是谁？”

    “图尔。”

    “怎么，就是那个图尔？”

    “哦，关于他可以放心。他是由布列夫斯基郑重推荐的。”

    我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脑。愤怒、反感、委屈把我的心搅得乱糟糟的，是的，是的，这是个人的委屈情绪……可是“波兰共和国”10的代表却满不在乎，继续说道：

    “他非常了解英国，既懂英语，又懂得它的法律。”

    “关于这一点我并不怀疑，图尔还曾为一件不明不白的案子在伦敦坐过牢，在法庭上为陪审团当过翻译。”

    “这是怎么回事？”

    “您不妨问问布列夫斯基或米哈洛夫斯基。您不认识他吗？”

    “不认识。”

    “图尔究竟是个什么角色，以前他研究农业，现在却对航海发生了兴趣……”

    但是远征队的拉平斯基上校来了，大家的注意力转到了他身上。

    2.拉平斯基上校和波列斯副官

    1863年初，我收到一封信，字写得很小，非常工整，开头一句话是：“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11通过这些阿谀奉承、委婉曲折的文字，一个自称为波列斯的“孩子”要求来拜访我。这封信叫我看了很不舒服。他本人更令我不快，那么卑躬屈膝，低声下气，甜言蜜语，脸刮得光光的，头发涂满了油。他告诉我，他在彼得堡的戏剧学校念过书，在那里是靠助学金生活的，还竭力装得像个波兰人；坐了一刻钟以后，他又对我说，他是从法国来的，在巴黎过着悲惨的生活，那里是一切不幸的中心，而中心的中心便是拿破仑三世。

    “说真的，我头脑中经常出现一个思想，而且越来越相信这思想是正确的，那就是应该下定决心，杀死拿破仑。”

    “那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但不知您对这事怎么想？”“孩子”有些不好意思，问道。

    “我从没想过。这是您在这么想……”

    于是我讲了一件事，这是每逢有人谈到杀人之类的胡话向我征求意见时，我一再讲的。

    “您大概知道，查理五世12在罗马的时候，一个少年侍从带他参观万神庙。回到家中，他对父亲说，他当时头脑中出现了一个思想，要把皇帝从最高一层走廊上推下去。父亲勃然大怒：‘你这个……（这里我常常根据未来弑君者的特点，改变一下这句咒骂的话，例如：混蛋，流氓，傻瓜等等）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这个罪恶的思想怎么会跑进你的脑袋……要知道，可能这么想的人，有时也许真的会这么干，但是他们从来不会讲出口……’”13

    波列斯走后，我决定不再见他。过了一星期，他在我家附近遇到了我，说他来过两次，没找到我，然后谈了一些废话，说道：

    “我来拜望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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