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巴枯宁和波兰问题

    11月底，我收到了巴枯宁下面这封信1：

    “朋友们，我终于逃出了西伯利亚，经过在阿穆尔、鞑靼海峡沿岸的长途跋涉之后，我到了日本，又于今天从那儿到达了旧金山。

    “朋友们，我的整个身心都渴望着回到你们身边，我一旦到达，要马上开始工作，我希望在你们那里致力于研究波兰斯拉夫问题，这是我从1846年起就抱定的宗旨，也是在1848年和1849年我所实际从事的活动。奥地利帝国的覆灭，它的彻底灭亡，这便是我的最终目标————我不说这是我的事业，以免显得过于自命不凡。为了这件事，我可以当鼓手，甚至当小卒，只要我能使它获得一分一厘的进展，我就感到满足了。它一旦成功，便会出现光辉的、自由的斯拉夫联盟————俄国、乌克兰、波兰以及一切斯拉夫民族的唯一出路……1861年10月15日于旧金山。”

    关于他逃离西伯利亚的决心，我们在几个月前就知道了。

    刚到新年，巴枯宁那臃肿的身子已倒进了我们的怀抱。

    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狭小的双人联盟中，出现了一个新人，不过不如说是旧人，是从40年代，尤其是从1848年复活的幽灵。巴枯宁还是那副样子，只是外表老了一些，但精神依然年轻而热烈，跟当年在莫斯科与霍米亚科夫2展开“通宵”辩论时并无不同。他仍那么忠于一个思想，那么热情洋溢，把一切都看作自己的愿望和理想的实现，以致更加奋不顾身，不怕牺牲，似乎前面的生命已留下不多，因此必须加紧工作，不错过每一个时机。他厌烦长时间的研究，衡量利弊得失；他还像过去一样满怀信心，全神贯注，寻找一切行动的机会，只要那是革命风暴所需要的，只要那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3他至今仍像在朱尔·艾吕扎尔的文章中一样反复说着：“热爱破坏就是热爱建设。”41849年，他怀着他的憧憬和理想关进了柯尼施泰因堡垒5，但它们一直保留在他的心头，直到1861年随着他经过了日本和加利福尼亚，依然完好如初。甚至他的谈话也依然使人想起他在《改革报》和《真共和报》上最好的文章，他在制宪议会和布朗基俱乐部的尖锐发言。当年那种党派精神，它们的排他性，它们对人的同情和反感，尤其是对第二次革命即将到来的信念，全都保存在他身上。

    监狱和流放通常不能使坚强的人屈服，除非他们给折磨死了，否则一旦出狱，他们便仿佛从昏迷中醒来，又会继续干昏迷前所干的一切。十二月党人从西伯利亚的冰雪中回来时，比迎接他们的在原地受到摧残和蹂躏的年轻人更富有朝气。两代法国人发生了多次变化，有的变红，有的变白，有的随着涨潮而升起，有的随着落潮而沉没，但是在这过程中，巴尔贝斯和布朗基始终是不变的灯塔，他们从监狱的铁窗中，从遥远的异乡外，依然向人们提示着纤尘未染的从前的理想。

    “波兰斯拉夫问题……奥地利帝国的覆灭……自由的、光辉的斯拉夫联盟……”这一切在他刚首途前来伦敦……在他还只有一只脚跨上轮船时便写在旧金山的信纸上了！

    对于巴枯宁，欧洲的反动时期是不存在的，1848年到1858年的艰苦年代也是不存在的。他对它们只有简单、模糊、粗浅的了解。他在西伯利亚读到这些消息，就像在凯依达诺夫研读布匿战争6和罗马帝国没落的历史一样。他像瘟疫之后回来的人，听到谁死了，不免为他们叹息，但是他没有在死者的床边守过夜，没有为他们的得救抱过希望，也没有跟在棺木后面送过葬。1848年的事件却完全相反，这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关心过的，是详细而生动的……与科西迪耶尔的谈话，布拉格大会上斯拉夫人的演说7，和阿拉戈8或卢格的争论————这一切对巴枯宁说来仿佛是昨天的事，它们还历历在目，它们的声音也还在耳边回旋。

    然而哪怕没有坐牢，这也是并不奇怪的。

    二月革命后最初的一些日子，是巴枯宁一生中最好的日子。为了1847年11月29日他在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发言9，基佐把他撵到了比利时，现在他回来了，一回来便一头扎进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他始终没有离开山岳派的营垒，与他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一起宣传……宣传共产主义，宣传工资平等，消灭一切差别，宣传一切斯拉夫人的解放，打倒整个奥地利统治，不断革命，扫除最后一个敌人。从街垒上崛起的警察局长科西迪耶尔，决心要使“无秩序变为有秩序”，不知道怎么摆脱这位杰出的鼓动家，与弗洛孔10商量之后，在兄弟般的拥抱中，真的把他送到了斯拉夫人那里11，相信他在那里会送掉性命，不再成为他们的绊脚石。科西迪耶尔谈到巴枯宁时说道：“这是怎样的一个人，怎样的一个人啊！在革命的第一天他是无价之宝，但是在第二天就必须把他枪毙！”12

    1848年5月初，我从罗马到达巴黎时，巴枯宁已在波希米亚，对着守旧派修士、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和民主派人士，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了；这种演说一直继续到温迪施格雷茨公爵13架起大炮，使他的口才无法再发挥的时候为止（可惜这位公爵选择的时机不佳，以致殃及池鱼，连他的夫人也饮弹身亡了）14。逃出布拉格以后，巴枯宁在德累斯顿成了军事首长；这位从前的炮兵军官向拿起武器的教授、音乐家和药剂师们讲授军事科学……还建议他们把拉斐尔的《圣母像》和牟利罗15的各种画挂在城墙上，靠它们来阻挡普鲁士军官的进攻，因为这些军官都受过严格的古典式教育，看到拉斐尔的名画便不得不手下留情。

    炮兵学总是对他大有帮助。从巴黎前往布拉格的路上，他在德国境内碰到了骚乱的农民，他们正在一个城堡前面吵吵闹闹，大叫大喊，不知怎么办才好。巴枯宁立刻跳下马车，没有时间打听这是怎么回事，便命令农民排成队列，熟练地教会了他们打炮，以致等他重新上车，继续赶路时，城堡四周已经烟雾弥漫了。

    巴枯宁总有一天会克服懒散习气，履行自己的诺言，把他在德累斯顿被占领后开始的漫长殉难史公之于众。我在这里只谈主要的几点。巴枯宁被判了上断头台。萨克森国王把砍头改成终身监禁，后来又毫无理由地把他移交给奥地利。奥地利警方企图从他嘴里了解斯拉夫人的活动情况。巴枯宁被关在格拉德钦，警方不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于是又把他送往奥尔米茨。他给上了镣铐，还派了大队龙骑兵押送，跟他一起坐在马车里的军官甚至把手枪上了膛。

    “这是为什么？”巴枯宁问，“难道您以为，在这种条件下我还能逃跑？”

    “不，可是您的朋友们可能把您劫走，政府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为了防备万一……”

    “怎么样？”

    “我奉命把枪口对准您的脑袋。”

    队伍随即向前疾驰。

    在奥尔米茨，巴枯宁被用锁链锁在墙上，在这种状况中生活了半年。最后，奥地利觉得白白养活一个外国囚犯不太值得，于是提议把他交给俄国。尼古拉根本不需要巴枯宁，但又不便拒绝。到了俄国边境，巴枯宁的锁链取下了————关于这个仁慈的行为，我听到过许多次；确实，锁链是取下了，但是宣扬这件事的人忘了补充一句：接着又套上了另一条重得多的锁链。奥地利军官移交犯人以后，便得索回锁链，因为那是帝国的财产。

    尼古拉赞扬了巴枯宁在德累斯顿的英勇行为，把他关进了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然后他派奥尔洛夫16去传达口谕：希望他向他汇报德国人和斯拉夫人最近的动态（皇上不知道，这方面的一切细节都登在报上了）。他说，他“不是作为皇上，而是作为他的忏悔神父提出这要求的”。巴枯宁问奥尔洛夫，他应该怎样理解皇上所说的“忏悔神父”的意义，是不是说，他在忏悔中所讲的一切都会绝对保密？17奥尔洛夫不知如何回答————这些人大多只习惯于发问，不习惯于回答。巴枯宁写了一篇“报刊社论”。18尼古拉对此也表示满意，说道：“他为人聪明，心地不坏，但是个危险分子，应该关在牢里。”这样，蒙最高当局的关心，巴枯宁在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中待了整整三年。待遇大概不错，以致连这个大个子也有些受不了，竟想一死了事。1854年，巴枯宁被转移到了施吕瑟尔堡。尼古拉担心查尔斯·内皮尔19会搭救他，其实查尔斯·内皮尔和他的舰队不是要使巴枯宁走出三角堡，而是要使俄国脱离尼古拉的统治。亚历山大二世尽管有时会大发慈悲，宽宏大量，却仍把巴枯宁留在堡垒里，到了1857年，又把他移送东西伯利亚居住。在伊尔库茨克，他经过九年的监禁之后第一次获得了自由。幸运的是边区长官是个怪人，一个民主主义的鞑靼人，自由主义的专制暴君，米哈伊尔·巴枯宁和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20的亲戚，他也姓穆拉维约夫21，但这时还没获得阿穆尔伯爵的称号。他让巴枯宁喘了一口气，可以过人的生活，阅读书报杂志，还与后者一起幻想未来的革命和战争。出于对穆拉维约夫的感激，巴枯宁甚至在头脑里任命他当了未来的地方自治军司令，预备在将来便派这支军队去消灭奥地利，建立斯拉夫联盟。

    1860年，巴枯宁的母亲上书沙皇，要求准许她的儿子返回俄国。沙皇说，只要他还活着，他不会让巴枯宁从西伯利亚回来；但是为了向她表示皇上的关心，让她多少得到一点安慰，他准许他在政府机关当了一名文书。

    这时巴枯宁考虑了皇上红润的脸色和四十岁的年纪，决定逃走；我认为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最近几年的情况清楚不过地证明，他在西伯利亚已没有什么好等待了。九年的监禁和几年的流放已经太多。人们说，由于他的逃跑，政治犯的处境变坏了，这话不对，这不是由于他，是由于时代变坏了，人变坏了。巴枯宁的逃跑对米哈伊洛夫22的死和他受到的卑鄙迫害有什么影响？至于那个科尔萨科夫23受到的处分……那是不值一谈的。可惜他没有得到加倍的惩罚。

    巴枯宁的逃跑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它涉及的区域十分辽阔，从地理意义上说，这是最长的逃跑路线。他以商业事务为借口到达了阿穆尔河，说服一个美国船长把他带到了日本海岸。在函馆，另一个美国船长又答应让他搭船前往旧金山。巴枯宁上船时发现船长正忙于煮菜，预备招待一位贵客，他邀请巴枯宁作陪。巴枯宁接受了邀请，等客人到来，他才知道这是俄国的总领事。

    躲避已经太迟了，也是危险的，可笑的……他立即开始与他谈话，说他获准进行一次旅行。当时有一支俄国小舰队，记得是由海军上将波波夫率领的，正停在海上，预备开往尼古拉耶夫。

    “您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国？”总领事问。

    “我刚到这儿，”巴枯宁答道，“我想在这儿再玩几天。”

    他们一起吃了饭，在友好的气氛中分手了。过了一天，他便坐在美国船上驶过了俄国舰队……现在除了海洋，什么危险也没有了。

    巴枯宁稍稍熟悉了一下环境，在伦敦安顿下来，也就是说，与当时在那儿的所有波兰人和俄国人一一见面之后，便立刻着手工作。除了热情洋溢地进行宣传，鼓动，以至煽风点火以外，除了日以继夜、不遗余力地发动和组织秘密活动，密谋策划，互相串连，赋予这些活动以巨大的意义以外，巴枯宁还准备身先士卒，付诸行动，准备为此牺牲，勇敢地承担它们的一切后果。这是英雄的性格，只是由于历史的限制，使它不能有所作为。有时只得无谓地消耗他的力量，正如一只狮子关在笼里只能把力量消磨在踱来踱去，幻想怎样冲出牢笼一样。但他不是空谈家，不是不敢实行自己的主张，不敢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施的人……

    巴枯宁有许多弱点。但是他的弱点是次要的，他的强大品质却是主要的。不论给命运丢到哪里，立刻能抓住环境中两三个特点，发现革命的潜流何在，马上对它进行引导，为它开拓道路，使它成为人人关心的问题，难道这不是一个伟大的优点吗？

    有人说，屠格涅夫在罗亭身上描绘的便是巴枯宁的形象，但是罗亭并没有反映巴枯宁的某些特点。屠格涅夫是在模仿《圣经》中上帝的做法，按照自己的面貌塑造罗亭。罗亭是屠格涅夫第二，那个耳朵里装满了青年巴枯宁的哲学语言的人。

    在伦敦，他首先要使《警钟》革命化24；他把他在1847年反对别林斯基的话，在1862年几乎全部照搬到了我们身上。宣传还不够，必须采取不可避免的行动，必须建立中心和委员会；与人们保持直接间接的联系还不够，必须有一批“献身的、半献身的同志”，在当地建立组织————斯拉夫人组织，波兰人组织。巴枯宁认为我们是温和派，不善于利用当时的形势，缺乏采取果断措施的热情。然而他并不泄气，相信不久就能使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在等待我们转变的时候，巴枯宁在自己身边团结了一大批斯拉夫人。其中有捷克人（从文学家弗里奇25到一个名叫纳波尔斯托克的音乐家），塞尔维亚人（他们彼此总是简单地用父名称呼，如约翰诺维奇，丹尼洛维奇，彼得罗维奇等），瓦拉几亚人（他们总是模仿斯拉夫人，名字后要带一个“伊斯科”的尾巴），最后，还有一个在土耳其军队中当过医生的保加利亚人，以及各种牌号的波兰人：波拿巴主义者，梅罗斯拉夫斯基派，恰尔托雷日斯基派……没有社会主义思想、但带有军官色彩的民主主义者，天主教社会主义者，虚无主义贵族，以及各种普通士兵，那些愿意在美国北部或南部任何一边作战，尤其是在波兰作战的人。

    在九年的沉默和孤独之后，巴枯宁从他们那儿找到了安身之所。他整日整夜、昼夜不停地争论，宣传，命令，叫喊，决定，指导，组织和鼓动。在没有这些活动的短暂的间歇时刻，他便在写字台上抹去灰尘，腾出一小块地方，伏案写信，写了五封，十封，十五封，寄往塞米巴拉金斯克和阿拉德，寄往贝尔格莱德和君士坦丁堡，寄往比萨拉比亚、摩尔达维亚和别洛克里尼茨。信写到一半，他会突然扔下笔，对一个落后的达尔马提亚人教训几句……然后，还没把话讲完，又拿起了笔，继续写信，不过这使他感到轻松，因为他写的和讲的都是同样的内容。他的活动能力，他的散漫作风，他的胃口，以及其他一切，如他的高大身材，一刻不停的汗水，都超过了一般人，正如他本人像个巨人，脑袋像狮子的头，披着一头直立的鬣毛一样。

    他到了五十岁还完全像刚从马罗塞伊卡来的流浪的大学生，布尔戈尼街上无家可归的波希米亚人。他从不关心明天，从不把钱放在心上，有了钱便随手乱花，没有钱便不论遇到谁就开口借钱，而且满不在乎，像孩子向父母伸手索取，从不考虑还钱，也同样满不在乎地准备把自己的最后一文掏给别人，只要留下足够买雪茄和茶叶的钱便成。他从不为这种生活方式烦恼……他生来就是一个伟大的流浪汉，一辈子无家可归的人。如果有人终于问他，他怎么看待私有财产权，他一定会像拉朗德26就上帝问题回答拿破仑一样答道：“先生，在我的工作中，我永远不需要这种权利！”

    他的身上有一种孩子似的单纯气质，他对人从无恶意，这赋予了他一种不同寻常的魅力，吸引了强者和弱者，只有冥顽不灵的小市民才会对他无动于衷。27

    他怎么会结婚，我只能用西伯利亚的寂寞作解释。他虔诚地保持着祖国的一切风俗习惯，这是指莫斯科的大学生生活————烟草总是像储备的粮草一样堆在他的桌上，纸张和没有喝完的茶杯下尽是烟灰……从早上起屋子里就烟雾弥漫，照例有一支吸烟队伍在那里吞云吐雾，像吸烟比赛似的，争先恐后地喷出一大口一大口烟雾，总之，那盛况只有在俄国人和斯拉夫人那里才会见到。到了深夜，房东的使女格莱丝还得把第五罐砂糖和开水送进这间斯拉夫解放事业的育种房，我看到她那副既惊奇、又有些害怕和困惑的神色，好几次感到忍俊不禁。

    巴枯宁离开伦敦很久以后，帕亭顿草坪10号的人还在谈论他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推翻了英国小市民一切牢不可破的观念和他们所信守不渝的准则和模式。尽管这样，请注意，女房东和使女都毫无保留地喜欢他。

    一天巴枯宁的一个朋友对他说：“昨天某某人从俄国来了，这是个非常出色的人，当过军官……”

    “我听到过他，大家都很夸奖他。”

    “可以带他来吗？”

    “当然可以，何必要带他来！他在哪里？我马上去看他！”

    “他好像是个君主立宪主义者。”

    “很可能，但是……”

    “但我知道他非常勇敢，而且为人正直。”

    “也很忠诚？”

    “在奥塞特大厦28，他是很受尊重的。”

    “我们去吧。”

    “为什么？要知道他会来找您————我们已经约定了，我会带他来的。”

    巴枯宁扑到桌上开始写信，涂涂改改，誊清以后，套上信封，信是寄往雅西29的。然后他在不安的期待中，在屋里踱来踱去，脚步那么重，震得帕亭顿草坪10号的整幢房子都随着他一起晃动了。

    那位军官来了，是一个谦逊而文静的人。巴枯宁让他坐定之后，便作为同志，像年轻人一般滔滔不绝大谈起来，一边攻击君主立宪主义，一边突然问道：

    “请您为我们共同的事业做点事，您大概不致拒绝吧？”

    “这当然……”

    “您在这儿没什么事，走得开吧？”

    “没什么事，不过我刚到这儿……我……”

    “您明后天可以动身，带着这信前往雅西吗？”

    不论在战争时期的前线军队中，或在和平时期的参谋部中，军官还从来不曾遇到过这种事，但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这已成为他的习惯，因此沉默了一会儿以后，他便用很不自然的声音答道：

    “是！”

    “我知道您会这样。这是信，已经写好了。”

    “我可以马上动身……只是……”军官不好意思地说，“我完全没有估计到要我出差。”

    “怎么，没有钱吗？您直说好了。这不是什么难事。我替您向赫尔岑借————您以后还他好了。这用不了多少……一共……一共二十来镑就够了。我马上给他写信。到了雅西，您会弄到钱。然后从那儿前往高加索。我们在那儿特别需要一个忠实可靠的人……”

    军官惊得目瞪口呆，他的同伴跟他一样也惊得目瞪口呆，他们走了。巴枯宁有一个小姑娘，替他担任重要的外交信使工作。于是小姑娘冒着雨雪，踩着泥浆，给我送来了巴枯宁的便条。我经常为她准备着一点巧克力糖，为她在她祖国的这种气候中栉风沐雨表示慰问，这次我给了她一大把糖，对她说：

    “请您回复先生，我会亲自跟他面谈的。”

    确实，事实证明，写信是多余的。到吃饭时，也就是过了一小时，巴枯宁自己来了。

    “某某要二十镑钱干什么？”

    “不是他要，是事业需要……喂，老兄，这是个非常出色的人呢！”

    “我几年前就认识他了————他从前到过伦敦。”

    “要知道机会难得……错过它是罪恶，我派他前往雅西。接着，他可以去看看高加索。”

    “前往雅西？……又从那儿去高加索？”

    “你又要取笑了。但是俏皮话说服不了人。”

    “可是你在雅西明明什么事也没有。”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因为首先，在雅西谁也没什么事要办；其次，如果有事，你早在一星期前就会不停地向我唠叨了。你现在正好碰到了一个年轻人，他胆小腼腆，想证明他对你绝对忠诚，于是你就想起派他去雅西。他想参观博览会，你却要他去参观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现在请你讲讲，这是为什么？”

    “你总爱追根问底。你对这些事的看法与我不同，你有什么权利盘问我？”

    “一点不错；我甚至认为你对任何人都不会讲这秘密……好吧，反正我不能为派往雅西或布加勒斯特的信使掏钱。”

    “可是他会还你的，他能弄到钱。”

    “那就让他花得有意义一些吧。好啦，好啦，随你派哪个男曼侬·列斯科30去送信，我都不管，现在我们该吃饭啦。”

    巴枯宁自己也笑了，摇了摇那个对他说来似乎太重的头，然后便全心全意投入了吃饭的工作。吃过饭，他每次总得说：“现在，幸福的时刻到了”，于是点燃了一支雪茄。

    巴枯宁不论什么时候都准备接待所有的人。他还往往像奥涅金一样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不想起身，把床弄得吱吱直响，尽管两三个斯拉夫人已在他屋里一支接一支拼命吸烟。他起床时总是昏昏沉沉，一边用冷水冲头，一边开始教训他们；他从来不知道腻烦，也不会讨厌任何来访的人；他可以同样滔滔不绝地跟最聪明的人和最愚蠢的人谈话。这种不加选择的态度有时会闹出很大的笑话。

    巴枯宁起身很迟，他要用夜间来谈话和喝茶，这就使他不得不这么办。

    一天早上快十一点了，他听见有人在他屋里走动。他的床设在大壁龛中，前面用一块布幔遮着。

    “外面是谁？”巴枯宁醒了问。

    “俄国人。”

    “尊姓？”

    “某某。”

    “欢迎。”

    “您怎么啦，这么晚起床————还算是民主主义者……”

    ……沉默……泼水声……哗啦哗啦的水流声。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怎么？”

    “我想请问：您是不是在教堂举行婚礼的？”

    “是的。”

    “这可做得不对。这说明您言行不一致；屠格涅夫也按照习俗出嫁女儿。你们这些老人应该以身作则……”

    “您胡诌些什么……”

    “请问：您结婚是不是出于爱情？”

    “这关您什么事？”

    “我们听说，您结婚是因为新娘很有钱。”31

    “您怎么啦，是来盘问我吗？请您滚出去！”

    “唉，您发什么脾气，实际上我对您没有什么恶意。再见。不过我还会来看您的。”

    “好啦，好啦，只是请您今后讲话检点一些。”

    ……这时，波兰风暴逐渐临近了。1862年秋，波捷布尼亚32到伦敦来了几天。这个忧郁、纯洁的人，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这场风暴，他主动代表他的同志们来与我们商谈，但是不论怎么说，他仍决心走自己的路。从各地前来的波兰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谈话比以前坚定而激烈了；大家都在直接而自觉地奔向火热的斗争。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意识到，他们这是在走向不可避免的灭亡。33

    “我为波捷布尼亚和他的同志们感到非常惋惜，”我对巴枯宁说，“特别是他们与波兰人的目标不一定一致……”

    “一致，一致！”巴枯宁反驳道，“我们不能老是坐着不动，老是思考。应该在时机到来时创造历史，否则我们会错过一切机会，不是落后，便是超前。”

    巴枯宁变得年轻了————形势使他如鱼得水。他不仅爱好起义的呼声，俱乐部的喧闹，广场和街垒，他还爱好为起义作准备的鼓动，这是既要大胆又要细心的秘密工作：密谋策划，通宵不眠，反复商谈，约定和修改密码、化学墨水和暗号等等。凡是排练过家庭戏剧，或者布置过圣诞枞树的，谁不知道，这种准备工作也是引人入胜的有趣活动之一。但是不论他对准备这棵圣诞树如何神往，我的心里总是惴惴不安，我一边不断与他辩论，一边又不得不做我不愿做的事。

    现在我得停一下，谈谈一个不愉快的问题。那就是我这种无可奈何的让步，这种既反对和抗议又不得不勉为其难的弱点，是怎么来的，怎么形成的？一方面，我完全相信，应该这么办，另一方面，我又准备完全按照另一个方式行动。这种摇摆，这种不成熟，不坚决，在我的一生中造成了许多危害，哪怕意识到这些错误是身不由己，并非出自本心，也不能使我得到丝毫安慰。我往往不得已而干了错事，尽管它的不利方面早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在前面的一卷中谈过我参加1849年6月13日示威的事。这便是我现在谈的情况的一个例子。我从没有一分钟相信6月13日事件能够成功，我看到了这次行动的荒谬性和它的弱点，人民的冷漠，反动气焰的嚣张和革命者的浅薄幼稚，我写到了这些，可是我还是一边取笑参加的人，一边跟着他们走上了广场。

    如果在一切重大的场合，我有力量听从内心的指示，那么我的生活中可以避免多少不幸……多少打击……有人批评我感情用事……我确实感情用事，但这还不是症结所在。尽管我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但我会马上镇静下来，理智、思考和观察几乎总能占据上风，但这只是在理论中，不是在实践中。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原因便在这里，它使我自觉或不自觉地让人牵着鼻子走……我之轻易接受别人的劝说，是出于一种虚伪的情面观念，有时动机好一些，是出于爱、友谊、宽容……但是为什么这一切会战胜理智呢？……

    ……1857年2月5日参加了沃尔采尔的葬礼以后，送葬的人各自回家了，我也回到了自己屋里，凄凉地坐在写字台前，头脑里出现了一个忧伤的问题：随着这位长者的埋葬，我们与波兰流亡人士的联系是否也埋葬了呢？

    老人亲切的个性在不断发生的误解中起了调和作用，现在他去了，可是误解依然存在。与波兰人中的这个或那个，我们可能保持着友好的感情，来往密切，但彼此往往缺乏一致的理解，因此这种关系往往显得勉强，和好而又并不坦率，我们彼此迁就，也就是削弱自己的个性，在相互的交往中，几乎总是尽力克制自己最优良的方面。

    通过商谈取得一致的理解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我们的道路只在对彼得堡专制政权的共同憎恨上发生交叉现象。他们的理想在他们后面34，他们是要走向自己的过去，那被暴力切断了的过去，他们的道路只能从那里继续发展。他们在那里拥有无限的潜力，而我们所能提供的只是空虚的摇篮。在他们所有的行动和幻想中既有失望，也有同样多的光明信念。

    他们是要让过去起死回生，我们却不如说是要埋葬过去。我们的思想方式，我们的憧憬，都与他们的不同，我们的全部才能，全部气质，与他们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与他们的联盟，在他们看来不是门当户对的婚姻，只是利害打算的结合。从我们这方面说，我们有的主要是真诚，但缺乏深厚的基础————我们意识到自己间接犯了罪，我们佩服他们的勇气，尊重他们坚定不移的抗争。但是他们能喜欢我们什么？尊重我们什么？他们是克服了自己的抵触情绪，才把某些俄国人看作可敬的例外与我们接近的。

    在尼古拉皇朝的黑暗监狱中，我们与他们是同样关在铁窗里的难友，我们彼此有的主要是同情，不是了解。当窗户稍稍打开以后，我们便发现，我们来自不同的道路，也会奔向不同的目标。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我们感到兴奋，喘了口气，可是我们的兴奋却引起了他们的委屈情绪：俄国出现的新鲜气氛，使他们想起他们所失去的东西，而不是看到了希望。对我们说来，新时期带来了再接再厉的要求，我们向前冲杀，准备摧毁一切……而对于他们，这只是追荐亡灵和安魂祈祷。

    但是政府再度把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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