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流亡者中的年轻一代1

    克利西耶夫刚跨出大门，在1863年那股凛冽的寒流冲击下，一批新人又来到我们这里敲门了。他们并非来自迎接未来革命的培训所，而是来自他们已登台表演过的那个坍毁的舞台。他们在躲避外界的风暴，可是并不想在内部寻找什么；他们需要的只是临时的避风港，一旦天气好转，便要重新投入战斗。这些人还非常年轻，已完成了思想和教育；他们对理论问题不感兴趣，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还没有遇到这些问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面对的是实际应用。他们在力量上被打败了，但是他们的英勇已得到证明。他们卷起了旗子，目前是要保持它的荣誉。因此他们的声音是干涩的，傲慢的，不屈的，严峻的，依然显得高昂；也因此他们对漫长的讨论和批评表现出战斗者的不耐烦，用不屑一顾的鄙夷态度对待多余的智力活动————艺术尤其成了奢侈品……现在音乐有什么用，诗歌有什么用！“祖国在危险中，快拿起武器，公民们！”2在某些情况下，抽象地讲他们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理想和实际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过程，而且不言而喻，他们把自己的意见和观点当作了整个俄国的意见和观点。为此责备我们这些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是不公平的。这是年轻人的普遍特点。一年前，一个法国人3，孔德的信徒，对我说，天主教在法国不再存在，它已完全失去了基础，他提出的根据之一便是在医学系中，教授和学生不仅不再是天主教徒，甚至不是自然神论者。

    “那么，”我向他指出，“那部分没有在医学系讲课和听课的法国人呢？”

    “他们当然还信仰宗教和仪式……但主要是由于习惯和愚昧。”

    “我完全同意，但是您对他们怎么办呢？”

    “在1792年是怎么办的？”

    “效果不大，起先革命封闭了教堂，后来又启封了。您记得在庆祝教廷协议4时，奥热罗5怎么回答拿破仑吧。第一执政走出巴黎圣母院时，问那位雅各宾派将军：‘你喜欢这次仪式吗？’他答道：‘很喜欢，只是可惜那二十万为了消灭这类仪式而进了坟墓的人，未能参加这次盛典。’‘啊！我们变得聪明一些了，不必再打开教堂的门，或者不如说，我们根本不用封闭它们，我们要把迷信的神庙变成学校。’”

    “丑恶的东西必须消灭。6”我最后笑道。

    “是的，毫无疑问……这是必然的！”

    “但是我和您不会见到这一天，这更加必然。”

    这种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是通过带有个人好恶的有色眼镜形成的，革命的失败一半便来源于此。年轻人的生活大多局限在热闹而封闭的小圈子中，脱离由各种个人利益组成的日常的总的斗争，他们可以敏锐地抓住普遍的真理，可是对怎样把它们应用在当前的需要上，往往产生错误的理解。

    ……起先，新客人的到来使大家很兴奋，他们谈到了彼得堡的运动，反动派羽毛丰满之后的粗暴举动，审问和迫害，大学和文学界的派别……但是在这种场合，大家争先恐后，把要讲的话都讲完之后，便出现了沉默和冷场，谈话变得断断续续，单调无味了……

    我想：“难道老少两代人之间真的存在着隔膜？这是年龄、困倦和经历造成的距离吗？”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随着新人的到来，我们的地平线不是变宽了……而是变窄了，谈话的范围变小了，有时甚至彼此没什么好讲的。他们关心的是他们小圈子内的细节，此外什么也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一旦把他们关心的事讲完以后，只得重弹老调，于是他们反复讲着那些话。他们不太关心学问或事业，甚至很少读书，也不经常读报。他们沉醉在回忆和等待中，不喜欢跨进别的领域；可是我们在这狭小沉闷的气氛中呼吸并不舒畅。我们经历过大风大浪，在那里感到窒息！

    此外，尽管他们对彼得堡的某个阶层有所了解，对俄国却一无所知；他们真心希望接近人民，然而只是从书本和理论上接近他们。

    我们之间的共同点太一般了。我们可以一起走路，一起工作，照法国人的说法，一起从事什么活动，但很难在不做什么的时候一起相处或一起生活。要对他们发生重大的影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病态的、毫无顾忌的自尊心早已凌驾于一切之上。7确实，他们有时也要求纲领和指导，尽管这是真诚的，但实际上并不如此。他们期待我们阐述他们自己的观念，只有在我们的话与这观念不相违背的时候，他们才欣然表示赞同。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可敬的残疾人，时代的落伍者，看到我们落在他们后面还不太远，便天真地感到惊讶。

    在一切不幸中，我最怕门不当户不对带来的“无比的灾害”8，我之始终容忍他们，一半是出于人道精神，一半是不愿多加计较，但这一直使我感到痛苦。

    我们的新关系不能维持很久，这是不难预料的，它迟早要破裂，如果考虑到这些新朋友桀骜不驯的性格，那么破裂必然造成不良的后果。

    导致那些摇摇欲坠的关系破裂的，是那个老问题，用腐烂的丝线缝在一起的友谊碰到它便难免如此。我指的是金钱。他们对我的财产和损失一无所知，却向我提出了各种要求，但指望我满足这些要求，我认为是不公正的。如果说我在风雨交加中，在极少支持的情况下，十五年来维持着对俄国的宣传，那么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我量力而行，限制了其他各种开支。那些新朋友却认为，我尽的力量还太少，因此对这个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却不肯把财产平分给不劳而获的人们的我，便不免怒目而视。显然，他们还抱着不切实际的观点，认为基督的施舍和自愿的贫困便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征集“公共基金”的尝试，收获不大。俄国人不乐意为共同的事业掏钱，除非这是建造教堂，聚餐，宴会，或者得到当局赞许的行动。

    在流亡者穷愁潦倒、走投无路的时候，却传出了谣言，说我拿到了一大笔钱，是指定作宣传费用的。

    那些年轻人认为，从我手中没收这笔钱是天经地义的事。

    为了理解这一点，应该谈谈1858年发生的一件怪事。一天早上，我收到了一封信，信非常短，是一个不认识的俄国人写的，他说他“必须”见我，要我约个时间。我这时正要上伦敦，因此没写回信，亲自前往萨布龙尼饭店找他。他在家。这是个年轻人，样子像军官，有些害羞，神情很忧郁，他的外表与众不同，相当粗犷，像一个草原地主生下的第七个或第八个儿子。他木讷寡言，几乎始终保持着沉默，看样子心情不好，但他怎么也找不到表达的方式。

    我临走时，邀请他过两三天上我家吃饭。但是没过两三天我又在街上遇见了他。

    “可以与您一起走走吗？”他问我。

    “当然可以，我不怕与您在一起，但这对您恐怕不方便。当然，伦敦很大……”

    “我不怕，”这时他突然不顾一切迅速地说道，“我永远不回俄国了……是的，是的，我决定再也不回俄国……”

    “别这么说，您还这么年轻。”

    “我爱俄国，非常爱它，但是那儿的人……我没法在那儿生活，我要完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去建立一个侨居区。我考虑过了一切，现在便直接上那儿去。”

    “想到什么地方？”

    “马克萨斯群岛9。”

    我有些吃惊，默默望着他。

    “是的，是的，这事已经决定了。一有轮船，我便动身，因此今天能遇见您，我很高兴。我可以向您提出一个不太恰当的问题吗？”

    “什么问题都可以。”

    “您的印刷所赚钱吗？”

    “怎么能赚钱。目前勉强做到收支相抵已满不错了。”

    “要是收支不能相抵呢？”

    “那就得设法弥补了。”

    “那么，您的宣传不带任何商业目的吗？”

    我哈哈大笑了。

    “但是靠您一个人怎么弥补亏损呢？您的宣传是必要的……请您原谅，我不是为了好奇才这么问的，我有个想法：在我永远离开俄国时，我想为它做点有益的事，因此我决定……只是在这以前我得了解一下情况……是的，因此我决定留一些钱给您。万一您的印刷所或者俄国的一般宣传工作需要，您可以使用这些钱。”

    我不得不又露出惊讶的脸色望了望他。

    “不论是印刷所、宣传工作还是我本人，都不需要您的钱，相反，我们的事业目前很顺利，我何必拿您的钱呢？但是在谢绝的同时，请允许我对您的善良意愿，表示衷心的感谢。”

    “不，这件事已经决定了。我有五万法郎，我得带三万法郎到岛上去，其余两万便留给您作宣传费用。”

    “我把它们怎么办呢？”

    “您不用的话，等我回来，您可以还给我；如果我十年不回来，或者死了，您可以用它加强您的宣传工作。只是，”他想了想又说，“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但是千万不要交给我的继承人。明天您有空吗？”

    “有空。”

    “那么劳驾您跟我一起上银行找罗特希尔德，我不懂英语，一句也不会讲，法语又很坏。我想尽快处理好两万法郎的事，然后便离开这儿。”

    “好吧，钱我收下，但是有个条件，我得给您写一张收据……”

    “我什么收据也不需要……”

    “我知道，但我必须写，不写收据我不收您的钱。您听着。首先，收据上得写明，您的钱不是交给我一个人，是交给我和奥加辽夫的。其次，您在马克萨斯群岛可能会待腻，于是您会想念祖国（他摇摇头）……未来的事谁也说不定，因此收据上不必写您给我们这笔钱的目的，我们可以这么写……这些钱交给我和奥加辽夫全权处理，但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用处，便可以把它全部用来为您购买英国政府担保的任何公债券，它的利息是五厘左右。然后我们得向您保证，不到万不得已，我们的宣传活动决不动用您这笔钱，您完全可以认为您有一笔钱存在英国，除非银行倒闭。”

    “如果您一定要搞得这么麻烦，那就这么办吧……明天我们去取钱。”

    下一天非常可笑，也非常忙。我们首先到银行找罗特希尔德，领取了现钞。巴赫梅捷夫10的主意本来不坏，他想把钱兑成西班牙金币或银币。罗特希尔德的办事员吃惊地瞧瞧他，他突然像刚睡醒似的，结结巴巴地用俄语夹着法语说道：“哦，那就换成在马克萨斯岛支付的信用凭证吧。”经理凯斯纳一听，把惊恐而担忧的目光转到了我身上，它比言语更清楚，意思是说：“他是不是危险分子？”因为在罗特希尔德的银行里，还从没有人要过转往马克萨斯群岛的信用凭证。

    我们决定把三万法郎兑成金币后便回去了。在路上我们走进咖啡馆，我写了收据，巴赫梅捷夫也写了一张字据，说明把八百英镑交给我和奥加辽夫全权处理。然后他有事回旅馆，我在一家书店等他。过了一刻钟，他来了，脸色白得像纸，他说，他的三万法郎少了二百五十法郎，也就是十英镑。他急得什么似的。一个人可以满不在乎地献出两万法郎，却为损失二百五十法郎如此惊慌，这对我说来又是一个有关人性的心理学哑谜。

    “您这儿有没有多一张钞票？”

    “我身边没有钱，我把款子给了罗特希尔德，这是他的收据：八百镑整。”

    巴赫梅捷夫把毫无必要地换成英镑的三万法郎现款全部摊在霍尔热夫斯基11的账桌上，数了一遍又一遍，还是少十镑。我看到他失望的样子，对霍尔热夫斯基说道：

    “我应该为这该死的十镑负责，否则他做了好事，却受了惩罚。”

    我又对巴赫梅捷夫说：“叹气和议论都没有用，我看还是赶紧上罗特希尔德的银行。”

    我们去了。时间已过了四点，银行打烊了。我与惊慌不安的巴赫梅捷夫走进屋里。凯斯纳看看他，笑着从桌上拿起一张十英镑的钞票，把它递给我。

    “这是怎么回事？”

    “您的朋友在换钱时把两张十英镑的票子当成五英镑的票子给了我，我起先也没注意。”

    巴赫梅捷夫怔怔地瞧了一会儿，然后道：

    “真不可思议，十镑和五镑的票子竟是同一颜色，这谁能想到？您瞧，我把这些钱换成金币还是做得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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