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瓦·伊·克利西耶夫

    瓦·克利西耶夫最近已名誉扫地，众人皆知……内心的急剧转变和外表的迅速变化，悔改的成功，迫不及待的要求公开忏悔1，方式的离奇简捷，叙述的不讲策略，不恰当的诙谐口吻和有失体面的（对悔过者和被赦罪者而言）轻松态度，这一切在不习惯突然而公开转变的我们的社会上，引起了新闻界优秀部分的强烈反感。克利西耶夫不惜一切想得到公众的同情，结果成了众矢之的，人人毫不怜惜地向他扔着石子。我完全不想否定我国沉睡的文化界在这件事上所表现的严峻精神。这种愤怒证明，在我们中间，尽管道德的败坏和言论的无耻已构成了一片黑暗地带，但没有受到腐蚀的清新力量还保存着不少。投向克利西耶夫的愤怒，也就是当年为了一两首诗不能宽恕普希金2，为了《与友人书信集》不能宽恕果戈理的愤怒。

    再向克利西耶夫扔石子是多余的了，已经向他扔过整整一条街的石子。我现在想告诉别人和提醒他自己的，是他在伦敦来找我们时，以及他第二次去土耳其时，他是怎么一个人。

    让他把那时生活中最艰苦的时刻，与他今天向上爬的甜蜜日子作一个比较吧。

    这篇东西是在他悔改和认罪以前，心灵和形态发生转变以前写的。我未作任何改动，只是增加了摘自书信中的几段话。在这则简略的速写中，我忠实地描写了克利西耶夫，在他坐了小船前往斯库利尼海关3，作为违禁的商品，要求予以没收，授予合法地位以前，他在我的记忆中便是这个样子。

    克利西耶夫的信是从普利茅斯发出的。他搭北美公司的轮船到了那儿，打算到锡特卡岛或乌纳拉斯卡岛去工作4。在普利茅斯住了一些日子以后，他不想再前往阿留申群岛，便写信给我，问我是否能给他在伦敦找个职业。他已在普利茅斯结识了几个神学家，说他们对神的启示的出色解释引起了他的兴趣。我警告他不要上英国牧师的当，“如果他真想工作”，请他到伦敦来。

    过了两星期，他来了。他还年轻，身材相当高，生得瘦瘦的，带些病态，脑袋是四方的，头发又浓又密，整个外形使我想起恩格尔松（除了头发，因为后者是秃顶），事实上他与他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身上有不少地方显得不和谐，不稳定，但是毫无庸俗之处。显然，任何监督和约束对他都无能为力，他要自由，但他还没有找到自己要走的道路和方向，也没有固定的目标。他比恩格尔松年轻得多，不过仍属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最年轻的一代，具有他们的一部分优点和一切缺点：世上的一切他都要学，但什么也没学透彻，什么书都要读，但对什么也没有真正融会贯通。由于对公认的一切总是采取批判态度，他摇摆于各种道德观念之间，没有建立任何行为准则。5

    特别与众不同的是，克利西耶夫那种怀疑主义的探索精神中包含着一些神秘主义的幻想因素：他是带有宗教色彩的虚无主义者，穿着助祭法衣的虚无主义者。在他的外形、谈吐和声调中，可以感到教会的特征、用语和作风，这使他的整个生活具有独特的气息，似乎他是由截然不同的几种金属熔铸而成的某种统一体。

    克利西耶夫正处在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再估价阶段，这种再估价是觉醒的俄国人几乎随时在心中进行的，也是西欧人由于事情太多、没有空闲而从未想到过的。我们的“长兄们”在各自的专业活动限制下，埋头在其他事务中，从未考虑要审查习以为常的事物，因此不论建设或破坏，奖励或惩罚，赐予桂冠或给予镣铐，都按照世代相传的准则进行，他们坚定地相信，事情就应该这样，他们已尽了责任。克利西耶夫却相反，他怀疑一切，不肯人云亦云，别人说好就好，别人说坏就坏。这种桀骜不驯的精神，否认以前奉行的道德原则和现成的真理，它在我们尼古拉斋期6的中间阶段特别强烈，每逢压在我们头顶的铁锤放松一分，它便上升一分。这种充满生命和活力的分析精神，遭到了形形色色保守主义文学的攻击，后来又受到了政府的压制。

    塞瓦斯托波尔的炮声惊醒了我们，我们听到了国外的声音，许多明智之士开始复述那些话，他们说，西方的保守主义在我们这里只是简单的嫁接现象，我们匆匆忙忙奔向西方教育，不是为了分担他们传统的疾病和腐朽的成见，而是为了“与旧的相比较”，为了可以同步前进，不致落在他们后面……然而我们从实际中看到，在觉醒的思想中，在成熟的观念中，根本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没有神圣的东西”，有的只是问题和任务，思想在探索，理论在否定，坏的和“众所公认的”善在一起摇晃，试验和怀疑的精神正把一切不加区分地带向深渊，而深渊边上的栏杆早已拆除，于是恐怖和惊慌的喊声凌空而起，头等车厢的旅客合上了眼睛，免得看到车厢飞出轨道，列车员们赶忙煞车，要使火车停止一切活动。

    当然，害怕是没有道理的。正在兴起的力量还太软弱，不可能使六千万人的火车改变轨道。但是它有自己的纲领，可能还是预言。

    克利西耶夫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最初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他远远没有达到稳定状态，没有找到自己的重心，然而他已丧失了全部精神财富。他否定了旧的，抛弃了固定的一切，离开了海岸，不顾一切地跳进了无边的海洋。他同样以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信仰和反信仰，对待俄国的秩序和西方的秩序。只有一点在他心中扎了根，那就是他激烈而深刻地意识到了当代国家制度在经济上造成的不公正，这导致了对它的憎恨，对他认为可以指明出路的社会理论的模糊向往。

    在理解之后感到不公正，感到憎恨，这是他不容剥夺的权利。

    在伦敦他住在全城最偏僻的一个地区————富勒姆区的一条小胡同中，那里住的都是面色苍白、蓬头垢面的爱尔兰人和各种面黄肌瘦的工人。走进这些阴暗潮湿、没有屋顶的砖石走廊，只觉得沉寂得叫人害怕，那里几乎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点光线，没有一点色彩：人，衣服，房屋，全都褪了颜色，暗淡无光，煤灰和烟灰又给一切披上了一层丧服似的黑纱。这里看不到店员运送食物的手推车，找不到出租马车，听不到狗吠声————狗在这儿是肯定找不到食物的。只是偶然有一只沾满煤灰的、瘦得皮包骨头的乱蓬蓬的猫跑出屋子，爬上屋顶，靠在烟囱旁边取暖，一边弓起了背，表示它在屋里实在冷得受不住了。

    我第一次去看克利西耶夫时他不在家。一个非常年轻、又非常难看的女人，骨瘦如柴，瞪着哭肿的眼睛，垂头丧气地坐在地上铺的一块草垫旁边，草垫上有个一两岁的孩子正发高烧，翻来覆去十分痛苦，似乎即将死了。我望着他的脸，想起了另一个孩子死前的面貌。那是同样的表情。过了几天，他死了，但另一个又出生了。

    贫穷统治着这个家庭。那个消瘦的妇女，或者不如说嫁了丈夫的姑娘，英勇地、非常简单地忍受着一切。看着她患瘰疬病的虚弱憔悴的外形，简直不能想象，在这消瘦的身体里怎么会蕴藏着这样的力量和忠诚的意志。她对我们那些廉价小说的作者是一个辛辣的讽刺。她是，或者希望是，我们后来称作虚无主义者的那种女人，头发总是挽成古怪的式样，不注重衣衫，拼命吸烟，不怕大胆的思想，也不怕大胆的谈吐；她对家庭美德无动于衷，从来不讲神圣的责任，也不会说她每天所作的牺牲如何甜蜜，压在她年轻的肩上的十字架如何轻松。她从不炫耀自己与贫困所作的斗争，只是默默地从事一切：缝补，洗濯，养孩子，煮菜，打扫房间。她对丈夫说来是一个坚定的同志，跟着他到处流浪，东奔西走，一下子失去了最后两个婴孩，然后作为一个伟大的殉难者，在遥远的东欧献出了生命。7

    ……起先我跟克利西耶夫辩论，努力说服他，在对流亡者的生活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不要马上切断返回祖国的道路。我对他说，首先必须对生活在异乡客地的困难，对英国，尤其是伦敦的艰苦条件，有所了解；我说，如今在俄国，一切力量都是宝贵的。

    “您在这儿预备做什么？”我问他。克利西耶夫说他想学习，什么都学，也什么都写，但首先打算就妇女问题和家庭结构写些东西。

    “首先应该写的是农民解放必须获得土地，”我对他说，“这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

    但是克利西耶夫的兴趣不在这方面。他真的给我拿来了一篇谈妇女问题的文章。它写得非常糟，我没有刊登，克利西耶夫很生气，直到过了两年，他才为此向我表示感谢。

    他不希望回国。

    不论怎么说，必须为他寻找工作。我们便是这么做的。他的神学怪癖帮助了我们。伦敦圣经公会要出版俄文《圣经》，我们推荐他当了校对员。后来我们又把在各个时期收到的关于旧礼仪派的一叠文件交给了他。为了整理和出版它们，克利西耶夫废寝忘食，花了不少力气。他所憧憬和向往的东西，现在以事实展开在他眼前了：他从分裂派中看到了披着福音外衣的粗糙而幼稚的社会主义。8这是克利西耶夫一生中最美好的时期；他陶醉在工作中，有时晚上还跑来找我，向我谈反正教仪式派信徒和莫罗勘派教徒9的社会思想，或者费多谢耶夫派10教徒纯洁的共产主义学说；他对他们在森林中的漂泊生涯赞不绝口，以致觉得他的生活理想便是与他们一起过流浪生活，或者在别洛克里采11和俄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分裂派中当教师。

    确实，克利西耶夫生着一颗“流浪汉”的心，在精神和实际方面都是个流浪汉：变化不定的思想和苦闷折磨着他。他无法老待在一个地方。他找到了工作、职业、小康的生活条件，但他没有找到可以使他永不安静的精神得到安静的事业。他准备丢下一切去寻找它，不仅为此跑遍天涯海角，而且成为没有宗教信仰的修士和没有神父职位的神父。

    克利西耶夫作为名副其实的俄国人，每个月都要拟定一份新的工作提纲，制订一些计划，旧的尚未完成，便开始了新的活动。他有时猛干一阵，有时又什么也不干。他往往轻易着手一件事，马上又厌烦了，一下子从一切中得出了最后的结论，甚至走得更远。

    分裂派的文集获得了成功；他出版了六册，很快便销售一空。政府看到这情形，同意了公布旧礼仪派教徒的材料。《圣经》的翻译也是这样。翻译希伯来文并不容易，克利西耶夫试图完成这艰巨的工作，“逐字”迻译，尽管闪米特语言的语法结构与斯拉夫语言完全不同。然而它分册出版时，立刻售罄了。东正教主教公会对俄文《旧约全书》在国外的发行大感恐慌，马上向它表示了祝福。这些从反面来的成功，从来没有被任何人算作我们印刷所的功绩。

    1861年底，克利西耶夫前往莫斯科，目的是与分裂派教徒建立巩固的联系。以后应该由他自己来讲这次旅行。这样的旅行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不可能的，但是它却真的实现了。它的大胆几乎接近于荒谬，它的冒失几乎是犯罪，但是当然，我不想为此指责他。在国外谈论这事，稍不谨慎，便可造成许多危害。何况这并非问题所在，也不涉及对旅行本身的评价。

    回到伦敦后，他应特鲁布南的要求，开始为英国人编写俄语语法，并翻译一本金融方面的书；但前者和后者都没有完成：旅行破坏了他伏案工作的习惯，写作变得使他苦恼，他忧郁，消沉；然而他必须工作：身边已无分文。可是新的欲望这时开始折磨他了。旅行的成功，不容争辩的勇敢，秘密会谈，战胜危险的行动，使他心中本来十分强烈的自尊心益发不可收拾；与恺撒、唐·卡洛斯和瓦季姆·帕谢克相反，克利西耶夫把手伸进浓密的头发，忧郁地摇摇头，说道：

    “还不到三十岁，可是我已担负了这么重大的责任！”12

    根据这一切很容易明白，他没有编完语法书便走了。他去了土耳其，抱着坚定的意志，要进一步接近分裂派教徒，与他们建立新的联系，如果可能，就留在那儿，开始传播自由教会和村社生活的福音。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竭力劝他别走，继续工作。但对流浪生活的向往，对伟大事业和闪耀在他眼前的伟大前景的渴望，比我更加有力，他终于走了。

    他与马尔季亚诺夫几乎是同时离开的。一个经历了一系列不幸和考验，终于在雅西和加拉茨之间埋葬了亲人，自己也消失在那儿了；另一个则是在苦役劳动中葬送了自己————沙皇骇人听闻的顽固和地主官僚报复成性的残暴把他送到了西伯利亚。13

    在他们之后，另一种气质的人登上了舞台。我们的社会蜕变往往并不深刻，只涉及浅浅的一层，因此演变迅速，形态和色泽也不断更改。

    在恩格尔松和克利西耶夫之间，正如在我们和恩格尔松之间一样，相隔了整整一个发展阶段。恩格尔松是一个受损害、受侮辱的人；整个环境给他的危害，他从小呼吸的污浊空气，都使他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掠过他身上的一线光明，使他在死前得到了三年的温暖，然而那时不治之症已在咬啮他的胸膛。克利西耶夫也遭到了环境的摧残和蹂躏，然而他没有绝望和屈服；他留在国外，不仅是为了平安，也不仅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压迫，他是要奔向一个地方。至于什么地方，他不知道（这正是他这一代最显著的特点），他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他在寻找，而目前只是在四面张望，要把在学校、书本和生活中取得的大量观念理出一个头绪，但也可能永远理不出头绪。他的内心出现了我们所说的断裂层，它对他是生命攸关的问题，他怀着它在等待可以吸引他整个生命的事业，或者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的思想。

    现在我们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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