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高潮和低潮1  （1858——1862）  1

    ……早上十时，我听见楼下传来了粗重而不满的声音：

    “你就通报一个俄国上校求见好了。”

    “先生早上从不会客，也……”

    “明天我就走了。”

    “请问贵姓，先生……”

    “你就说一位俄国上校。”上校提高了一点声音。

    朱尔觉得非常为难。我走到楼梯口，从上面问他：

    “您有什么事？”

    “这是您吗？”上校问。

    “对，是我。”

    “先生，请吩咐放我进来。您的仆人不让我进屋呢。”

    “对不起，请进屋吧。”

    上校有些生气的脸色消失了，他跟我一起走进书房，突然摆出庄严的姿态，对我说道：

    “我是某某上校，正好路过伦敦，我认为我有义务来拜访您。”

    我顿时觉得好像我成了将军，指指椅子说道：

    “请坐。”

    上校坐下了。

    “在这儿要耽搁多久？”

    “明天就走。”

    “到了很久了吧？”

    “整整三天。”

    “为什么不多住几天？”

    “您知道，这儿语言不通不好办，真是如堕五里雾中。我对您仰慕已久，今日得见十分欣慰，也代表许多同志谢谢您。您出版的东西使我们获益匪浅：它们包含着许多真理，有时简直叫人捧腹大笑。”

    “非常感谢，这是在国外所能得到的唯一奖励。您收到很多我们的刊物吗？”

    “很多……而且每一期都不知有多少人读它，简直把书都读破了，读烂了，有的人还爱不释手，甚至抄录下来。有时我们集合在一起，一边读一边评论……我想，您对一个军人和真诚的崇拜者讲话这么直率，不会计较吧？”

    “说哪儿的话，我们是决不会反对言论自由的。”

    “我们中间常常这么说：您的揭露是十分有益的；您知道，比方说，我们对苏霍扎涅特能说什么？对不起，闭上你的嘴巴！还有那个阿德勒贝格呢2？但是您瞧，您离开俄国太久了，您对它已不太清楚，我们总觉得，您对农民问题看得太重要了……它还不成熟……”

    “是吗？”

    “真的……我与您完全一致，不错，他们心眼好，人也好，像上帝一样，您可以相信这一切，现在许多人都看到了，但是不能性急，还没到时间。”

    “您这么想？”

    “我这么想……要知道我们的农夫懒得不像话……当然啦，他们都是好小伙子，但是酗酒，懒惰。一下子解放了，他们就不想干活，不想种田，非得饿死不可。”

    “可是您担心什么呢？您是上校，谁也不会要您给俄国人民供应粮食……”

    在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反驳中，我讲的这句话是上校最没料到的。

    “这当然，从一方面看……”

    “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您也不必担心；难道他们因为给自己播种，不给地主老爷播种，便真的会饿死不成？”

    “请原谅，我认为我有责任说明……不过我觉得我占用您宝贵的时间太多了……我得告辞了。”

    “我非常感谢您的访问。”

    “对不起，别送了。啊，我的马车呢？府上实在太远了。”

    “是的，不太近。”

    我希望让这个美好的场面作我们光辉灿烂、繁荣兴旺的时期的起点。类似这样的场面曾一再出现；不论我住得离伦敦西区多么远————在普特尼、富勒姆等地……也不论我每天上午怎么闭门谢客，都没有用。我们成了时髦人物。

    那时什么样的人我们没有见过！……现在许多人却愿意不惜代价，要从记忆中————即使不从自己的记忆中，至少从别人的记忆中，抹去访问的痕迹……可是在当时，我再说一遍，我们是时髦人物，在一本旅游指南中，我居然被列入了普特尼最著名的人物中间。

    这是从1857年至1863年，但以前不是这样。随着1848年后反动势力在欧洲的成长和强大，尼古拉的暴虐已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了，俄国人开始躲避我，怕与我接近……何况到了1851年，大家知道，我已正式拒绝返回俄国。那时旅游者极少。有时偶然来一个老朋友，讲起一些可怕的、他不能理解的事，谈到回国便提心吊胆，临走时还得东张西望，看看附近有没有自己的同胞。在尼斯的时候，阿·伊·萨布罗夫3坐了马车，带了一个听差来看我，这在我眼里也成了了不起的英勇行为。1852年我秘密路过法国时，在巴黎会见了几个俄国人，这是最后一批。在伦敦，我的家没有人上门。过了几周，几个月……

    听不到俄国的语言，看不到俄国人的脸。4

    没有人写信给我。米·谢·谢普金是我在伦敦见到的第一个从家里来的、多少还算熟悉的朋友。我已在另一个地方写过与他的会见。5他的到达对我说来仿佛是追荐亡人的星期六，我设宴招待他，一起悼念莫斯科的一切，两人的心情像在参加葬礼。但真正衔着橄榄枝飞回方舟的鸽子6不是他，而是B医生7。

    他是在尼古拉死后第一个来找我们的俄国人，那时我住在里士满的乔姆利洛奇，他总是惊讶不止，为什么它这么念，却要写成Cholmondeley Lodge。8谢普金带来的消息是悲观的，他自己的心情也闷闷不乐。B却从早到晚笑个不住，露出了那副雪白的牙齿。他的消息充满了希望，正如英国人说的，充满了“乐观精神”————自从尼古拉死后，俄国便沉浸在这种乐观气氛中，它在彼得堡帝国严酷的背景上形成了一条明亮的光带。确实，他也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格拉诺夫斯基和奥加辽夫身体不好，但它们都消失在全社会生气勃勃的明朗画面中了，他本人便是这画面的一个写照。

    我贪婪地听着他讲的一切，有时插几句问话，查询一下细节……我不知道他当时是否明白，或者估计到了他那些话对我的重大价值。

    三年来的伦敦生活使我厌倦透了。我拼命工作，可是眼前看不到什么效果，而且我独自一人，与任何亲切的环境隔绝了。我和切尔涅茨基一页一页地印刷，然后把印好的小册子和书本一捆捆堆在特鲁布南的地下室里，几乎看不到把它们运过俄国边界的任何可能性。我不能不继续干，俄文印刷所是我的生命线，古代日耳曼人迁移时随身携带的老家的家徽。有了它，我便好像生活在俄国的土地上，有了它，我心里踏实，有了武器。但是尽管这样，得不到反应的劳动使我厌倦，我的手放下了。信心一分钟一分钟在减少，它寻找着转机，但不仅找不到它们，而且听不到家里来的一句同情的话。

    随着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束和尼古拉的死，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从一片茫茫无边的黑暗中出现了新的事物，新的前景，显示了一种新的动向。从远处是很难看清的，必须身临其境。现在B便体现了这一切，他证明，这些前景不是海市蜃楼，而是实有其事，大船动了，开始航行了。只要望一下他那明朗的脸……便能相信他讲的一切————这样的脸在俄国已好久没有看到了……

    俄国人所不习惯的感情折磨着我，我想起了康德在1792年9听到宣布共和的消息时不禁脱下丝绒睡帽，像虔诚的西面10那样说道：“现在我可以安眠了。”是的，在漫长的阴雨之夜以后，在黎明中好好睡吧……你可以充分相信，美好的日子到来了！

    这样，格拉诺夫斯基死了……

    ……确实，我十三岁起所向往的那一天的早晨11终于到来了————那时我还是一个穿着厚毛条纹夹克衫的孩子，与另一个“图谋不轨的孩子”（只是小一岁）一起坐在老家的小屋子里，坐在大学的课堂上，我们的周围也是一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后来又经历了监狱和流放，经历了异国的流亡生活，经历了革命的覆灭和反动的高涨，加上家庭的不幸，终于使我心力交瘁，流落在英国的海岸上，只剩下了印刷所这个唯一的发言工具。照耀着麻雀山下的莫斯科的太阳落山了12，带走了少年时期的誓言……现在它经过了二十年的漫漫长夜之后又升起了。

    现在怎么能无所事事，安心睡觉……应该工作！于是我以双倍的力量投入了工作。劳动不再毫无收获，不再沉没在寂静的原野中了，从俄国传来了响亮的欢呼声和热烈的支持声。《北极星》被争先恐后地阅读。俄国人不习惯的耳朵终于适应了自由的言论，迫不及待地聆听着它英勇顽强的声音，追随着它直言不讳的勇气。

    1856年春季，奥加辽夫来了；过了一年（1857年7月1日），《警钟》第一期出版了。没有相当近的周期性，就没有刊物和读者之间的真正联系。书会留下，报刊却会消失，但书是留在图书馆中，报刊却是消失在读者的脑海中，由于不断的反复，它巩固了自己的位置，仿佛变成了他本人的思想。正当读者开始忘记它的时候，新的一期又来了，那是永远不怕反复的，它既提示旧的，也补充新的。

    确实， 《警钟》的影响在一年中远远超过了《北极星》。在俄国， 《警钟》满足了对没有经过书报审查制度摧残的刊物的需要。年轻的一代向我们发出了热情的欢呼，写来了催人泪下的信……但是支持我们的不仅是年轻的一代……

    “《警钟》就是权力。”卡特科夫13在伦敦对我说，真有些谈虎色变；接着他还告诉我，它便放在罗斯托夫采夫14的桌上，供他在农民问题上作参考……在此之前，这么讲的还有屠格涅夫，阿克萨科夫，萨马林，卡韦林15，开明派的将军们，五等文官中的开明人士，渴望进步的宫廷贵妇人，爱好文学的侍从武官；连博特金16本人（他像向日葵一样，总是匍匐在一切权力面前）也谄媚地望着《警钟》，仿佛刚吃了不少巧克力糖……对全面胜利而言，只是还缺少一个真正的敌人。我们是在秘密法庭上，但不用等多久，他便出场了。1858年还没过去，我们便收到了奇切林的《控诉书》17，他像不可征服的理论家那么高傲而冷酷，像大公无私的法官那么铁面无情，把我召到被告席上，像比龙一样在12月中把一桶桶冷水从我头顶浇下18。这位官僚制度的圣茹斯特的手法使我惊讶。而现在……过了七年19，经历了米哈伊尔时期20严酷的言论和严酷的爱国主义之后，奇切林的信显得只是和风细雨了。再说，当时的社会情绪也不一样，《控诉书》发表之后舆论哗然，群情愤激，我们反而得为它尽力劝解生气的朋友们。我们收到的信、文章和抗议书达几十件；控诉者本人也收到了他以前的朋友单独或联名写的信，信上充满了责备之词，其中一封是我们几个共同的朋友署名的（其中四分之三的人现在跟奇切林已比跟我们更接近），他出于正人君子的作风，亲自把这信转给了我们，它至今仍保存在我们的武器库中。

    在宫廷内，《警钟》获得居留权更早。皇上看了它的文章，命令重新审查科丘别伊枪击管家的案件21。皇后为那封向她谈她孩子的教育问题的信哭过22；据说御前大臣布特科夫狂妄自大到了极点，为了表示他什么也不怕，曾这么说：“随你们向谁告状，哪怕向皇帝告状，向《警钟》写文章，我都不怕。”一个军官没有得到提升，便一本正经要求我们披露这事，以便引起皇帝的特别关注。谢普金与格杰奥诺夫的纠纷，我已在别处讲过23————这样的故事我可以讲几十个……

    ……戈尔恰科夫24看到《警钟》发表了国务会议秘密讨论农民问题的报告，大吃一惊，他说：“要不是参加会议的人泄露了机密，谁能谈得这么准确详尽？”

    国务会议感到不安，一天，“布特科夫和皇上”秘密商讨怎么制服《警钟》。大公无私的穆拉维约夫提议收买我；挂安德烈勋章的长颈鹿帕宁25认为不如用官职笼络我。戈尔恰科夫在这些“死魂灵”中扮演了米茹耶夫26的角色，对我是否会被收买表示怀疑，问帕宁道：

    “您打算许他当什么官呢？”

    “部门副长官。”

    “他不会来当您的副长官。”戈尔恰科夫回答，于是《警钟》问题只得听天由命，让上帝安排。

    可是在上帝的安排下，信件和通讯却从俄国各个角落雪片似的飞来了。大家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有的大发牢骚，有的竭力表示他是个危险分子……但也有些信是怀着满腔愤怒写的，它们大声疾呼，要揭露日常生活中的丑恶现象。这样的信抵得上几十篇“习作”，就像有时一次访问比所有“俄国上校”的访问更有价值。

    一般说来，大部分信可以分成几类，一类没有事实，但写得热情洋溢，娓娓动人，一类则像上司的鼓励或首长的训诫，还有一类则包含着外省的各种重要消息。

    这些重要消息通常是用公务员的优美笔法写的，开头几乎总有一段更优美的序言，它充满了崇高的感情和强烈的谀词。“您给俄国文学，不妨说，也给俄国思想，开创了一个新时期；您第一个从伦敦的讲台上公开抨击骑在我们善良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们。是的，我们的人民是善良的，您爱他们是理所当然的。您不知道，在我们祖国遥远的地方，多少颗心在对您的爱戴和感激中跳动……

    从炎热的科尔西达27到冰雪地带

    ……到偏僻的奥卡河，到克利亚济马河或某某省。我们把您看作我们唯一的保护人。除了您，谁能够揭露恶魔————从称号和地位说来都处于法律之上的恶魔，如我们（税务局、刑事法庭、皇室地产管理局等等）的长官（名字、父名和姓，官衔）。这个人没有受过教育，靠在衙门当差，巴结奉承，从下层爬到了长官的位置，还保持着从前敲诈勒索的粗暴作风，从不拒绝霍万斯基公爵28签发的感谢信（像我们这里的老人常说的）。这暴君的贪赃枉法在周围各省已赫赫有名，官吏们像怕地狱一样怕税务局，他不仅对我们，对科长也不讲情面。他丢下自己的老婆，特地养了一个寡妇（名字、父名和姓，死去的丈夫的官衔）作诱饵，我们都称她外省的明娜·伊万诺夫娜29，因为在税务局里，通过她的手什么事都办得成。但愿《警钟》嘹亮的声音能惊醒这个暴君，使他幡然悔改，离开灯红酒绿的生活，离开四十岁的希罗底30的怀抱。如果您肯刊登他的劣迹，我们准备向您提供丰富的材料：在我们这里，天才的《钦差大臣》的不朽作者所说的‘戴小圆帽的猪’31是相当多的。

    “又，以您无与伦比的笔调，您可以写出辛辣的讽刺作品，但是请您别忘了写那位治安保卫队的中校队长，他在12月6日参加贵族团长的舞会（他从市长那里来，已有些醉了），席终时喝得酩酊大醉，当着官员们的夫人和女儿的面大放厥词，仿佛在生意人的澡堂里和市场上，不是在最有教养的贵族团长的客厅里。”

    除了这种描写长官和长官夫人的生活秘密和中校队长的酗酒丑相的信，也有充满诗意、毫无企图、毫无意义的信。这些信我大多销毁了，或者分赠了朋友，不过也留下了几封，在这部分结束时，我得谈谈它们，以飨读者。

    其中最好的一封显然是一位青年军官在情绪最激动的时候写的，信一开始是些客套，称我“亲爱的先生”，显得非常谦虚和客气……慢慢脉搏加快了，先是劝导，接着是告诫……热度逐渐上升，到了第四页（大型信纸），我们的友谊已突飞猛进，这位陌生人连连称我“亲爱的，亲爱的”；最后，勇敢的军官说道：“我这么坦率地给你写信，是因为我衷心爱你。”读着这信，我仿佛看到一个年轻人吃过晚饭，坐在那儿一边写信，一边喝烧酒……酒瓶逐渐空了，他的心却逐渐满了，友谊逐渐增长了，随着最后一口酒咽入肚里，好心的军官便爱上了我，要改造我，爱我，拥抱我……军官，军官，只要您把嘴巴擦干净，我对我们如此迅速建立的、背对背的友谊，不会提出任何异议。

    不过，谈到军官，我得说，在访问我们的人中，最富有同情心、精神最健全的是军官。非军人出身的年轻人大多不太单纯，神经过敏，喜欢舞文弄墨，炫耀才华。军人就比较朴实，单纯，他们觉得自己受的军官教育并不完美，也知道自己的名声似乎不太好，因此争取上进，要努力学点什么。实际上，他们的教养根本不比别人差，而且根据精神反抗的伟大规律，他们在兵团专制统治的压力下，养成了一种强烈的爱好独立自主的心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在军官世界中出现了严肃的新动向，这从斯利维茨基和阿恩霍尔特等人的被处死，波捷布尼亚的战死在沙场，以及克拉索夫斯基和奥布鲁切夫的被流放服苦役等，32都可以得到证实。

    当然，从那时起，也有许多许多人掉转了车辕，开始接受理性和军事法规的约束，这是不足为奇的……

    顺便谈谈变节问题。军官中有一个热情的年轻人，与非常高尚和纯洁的谢拉科夫斯基33和另外两个同志一起来看过我，临走时，他把我叫到花园中，紧紧拥抱着我，说道：

    “如果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事，需要人帮忙，那么请记住，我是无条件忠于您的……”

    “请保重自己，保护好那些充满在您心中的感情，永远不要让自己走进反对人民的行列中。”

    他挺起了胸膛。“这不可能！……但是……如果您什么时候听到我发生了这样的事，不要宽恕我，请您写信向我直接指出，提醒我今天晚上的事……”

    ……谢拉科夫斯基负伤被捕后，已给送上了绞刑架，那时到过伦敦的年轻人中，有些也已退伍，飘零各地……我只看到一个名字得到了提升，这就是我那位热情的年轻人的名字。不久前他在矿泉疗养地遇到了一个老朋友，便向他咒骂波兰，赞美政府；看到谈话不太融洽，将军醒悟了，说道：

    “哦，您大概还没忘记我们在伦敦的那些愚蠢的幻想……记得我们在阿尔法路34上的谈话吗？多么幼稚，多么没意思！……”

    我没有写信给他————为什么要写呢？

    2

    ……在水兵中也有出色的、很好的人，不仅弗·卡普35从纽约写信给我时提到的那些优秀的青年人，而且在年轻的海员和海军准尉中，一般说来，也出现了一股朝气蓬勃的新力量。特鲁韦勒的例子对我们的思想是最好的注解。36

    ……我与海军部门打过一次交道，很有意思。一个舰长带了他的海军大尉和其他几个军官来看我，甚至邀请我到他们船上参加一个命名日的酒宴。在酒宴前两天，我得悉他船上的一个水兵因为偷偷喝酒被打了一百鞭子，另一个水兵因为开小差，也将遭到鞭打。我给舰长写了下面这封信，直接寄往船上：

    “亲爱的先生：

    “您到过我这儿，我认为您的光临是对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原则表示的支持，直到现在我依然这么想，因此我愿意就一个情况与您进行坦率的交谈，这个情况使我们深感忧虑，并不得不怀疑我们是否真正互相理解。

    “日前我与特霍热夫斯基谈话时从他那里得悉，在您指挥的军舰上，水手们经常遭到残酷的鞭打。同时我还听到一件事：一个不幸的水兵企图逃跑，被英国警察抓获（把水兵当作奴隶，这种法律很糟糕）。

    “这就不得不产生一个问题：难道法律要求您执行它暴虐的规则，如果您不执行这些天然违背一切人性的条文，您便得承担什么责任吗？在我国陆军和海军的各种野蛮荒谬的规则中，据我所知，它们并未把不经法庭审问便处以体罚作为长官必须履行的职责，相反，它们还尽量限制长官任意惩罚的权利，限制鞭打的数目。即使假定您实行鞭打是因为相信它是正义的，但如果这样，您想，我们作为一切专制、暴力、首先是体罚的公开敌人，与您之间还有什么共同之处？

    “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我该怎么解释您的访问呢？

    “我的信可能使您觉得奇怪————我们所代表的那种精神力量，在俄国可能还鲜为人知，但必须让大家知道这一点。一切滥用权力者的行为应该随时受到揭露，如果他们的良心沉睡不醒，我们的《警钟》就得行使闹钟的任务。

    “但愿您能让我们相信，我们不必非得在刊物上重复我们的劝告不可。请您理解，奥加辽夫和我都希望我们能再度向您伸出我们的手，但是在您的手没有扔下皮鞭以前，我们不能这么做。

    写于富勒姆派克大厦。”

    对这封信，舰长答复如下：

    “亲爱的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您的信收到了，我得承认，这对我是不愉快的，这不是因为我怕我的名字出现在《警钟》上，只是因为我怎么也没想到，我所十分尊重的一个人会对我怀有反感。

    “如果您了解您在信上谈得那么激烈的那件事的实质，您就不致向我提出那么多的指责了。只要您能指定一个时间和地点，让我可以见到您，我就可以向您解释一切，并提出您能相信的证明。

    “请接受……

    写于布莱克沃尔绿旱码头。”

    我的答复如下：

    “亲爱的先生：

    “请相信，我非常痛心，不得不向您提出令您不愉快的事，但是请您理解，消灭体罚的问题对我们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俄国士兵和农民只有在不再遭受鞭打的时候才能自由地呼吸，他们的力量也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体罚对被惩罚者和惩罚者具有同样的腐蚀作用，它使前者丧失人的尊严，而使后者丧失人的同情心。您不妨看看地主特权和军警肉刑制度所造成的后果。我国已形成整整一批刽子手，一个刽子手的阶层————妇女、孩子、姑娘都在用树条和棍子，拳头和靴子殴打仆人。

    “12月14日的战士们明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指出，社会的成员必须在家庭中禁止体罚，在军队中消灭体罚，不再靠它来进行管理。冯维辛37在佩斯捷利的影响下向团长们发布了逐步消灭体罚的命令。

    “这罪恶在俄国已根深蒂固，要彻底消灭它不能慢慢来，必须一下子予以铲除，就像对待农奴制度一样。您这类担任各单位指挥官的人，理应发挥高尚的表率作用。这也许是困难的，但那算得什么呢？何况还涉及荣誉问题。如果我可以指望我们的通信达到这样的效果，我将为此感激不尽，认为这是对我的最大奖励————我的安德烈勋章。

    “还有一句话。您说，您可以向我说明这件事的情况，也就是证明惩罚是正当的。这依然一样。我们无权怀疑您的正直。如果您的水兵遭到了不公正的惩罚，我们怎么还会给您写信呢？但是体罚即使在按照鞑靼日耳曼法律观念说来无可非议时，它依然是应该消灭的。

    “请让我相信，您知道我的动机是完全纯正的，也了解我为什么写信给您。我觉得您可以在您的军舰上实行这种改革，然后其他军舰仿效您，这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开端。您将给俄国人作出榜样，证明古老的斯拉夫血统对人民的苦难，比彼得堡更充满同情心。

    “我讲了我心中想讲的一切，但愿我的话多少打动了一颗心。我希望您一切顺利。”

    ……我没有出席酒宴。许多人认为我做得很对，尽管舰长和他的大尉具有一切优秀品质，还是不能不提防万一。我不相信这一点，也从来不信。1862年后，我当然不再踏上俄国军舰，但那时穆拉维约夫-卡特科夫时期还没到来。

    庆祝没有搞成。我们的通信打乱了一切。据说，体罚的罪魁祸首不是舰长，是海军大尉。一天深夜喝醉酒以后，他曾闷闷不乐地说：“这是命中注定，有的人老是鞭打士兵，可是啥事也没有，我难得严厉一些，用了刑罚，可马上给人抓住了把柄……”

    ……1862年底以前，我们的情形便是这样。

    遥远的地平线上开始出现了不祥的迹象和乌云……灾难也降临到了我们身边38，这几乎是我们整个生活中唯一的政治灾难。

    3．1862年

    ……也是早上十时，我听到了外人的声音，但不是军人粗重而严峻的嗓音，这是一个女人在说话，她怒冲冲的，有些神经质，似乎还含着眼泪：“我必须见到他，非见到不可……见不到我就不走。”

    接着进来了一个年轻的俄国姑娘或者小姐，我以前见到过她两次。

    她站在我面前，凝神望着我的眼睛，她的面貌是忧郁的，脸颊发烧；她匆匆道了歉，然后说道：

    “我刚从俄国，从莫斯科回来；您的朋友，那些爱您的人，托我对您说，问您……”她突然住口，似乎讲不下去了。

    我什么也不明白。

    “难道您，我们这么热烈地爱着的您，您？……”

    “究竟是怎么回事？”

    “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是或不是————您参与了彼得堡的纵火事件39吗？”

    “我？”

    “是的，是的，您，大家在骂您……至少都在说，您了解这个恶毒的阴谋。”

    “真是胡言乱语，您居然认为这是真的吗？”

    “大家都这么说！”

    “这大家是谁？是那个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帕夫洛夫40吗？”（我一时还不能想得很多！）

    “不，是那些接近您的人，热烈地爱着您的人————为了他们，您必须证明您与这事无关，他们为您痛苦，他们等待着……”

    “您自己相信吗？”

    “我不知道。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才来找您，我等待着您的说明……”

    “首先请您冷静一些，坐下来听我说。如果我秘密参与了纵火案，为什么您以为，只要您向我一问，我就会把真相告诉您？您没有理由，没有根据相信我……最好请您谈谈，我写的一切中有什么地方，有哪一句话，可以证实这种荒谬的指责？要知道我们不是疯子，以致会怂恿俄国人民在旧货市场上放火！”

    “那为什么您不讲话，不公开声明您无罪？”她提出，眼睛里露出了思考和怀疑的神情，“您可以在报纸上申斥这些坏蛋，说您对他们的行为感到吃惊，您不同意这种做法，或者……”

    “或者什么？唉，够了，”我对她说，笑了笑，“不必扮演夏洛特·科尔台41的角色啦，您没有匕首，我也不是在浴缸里。相信这种谰言，您应该感到害羞，我那些朋友更应该加倍害羞，至于我们，我们甚至羞于为这种事辩护，更不想给那些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人落井下石，加重他们的罪名，这些人目前正处在秘密警察手中，但他们很可能与所谓纵火案毫无瓜葛，就像我们和你们一样。”

    “那么您坚决不想为自己辩白？”

    “不。”

    “那叫我怎么给那边写信？”

    “就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他们。”

    她从口袋里掏出最近一期《警钟》，念道：“在我们身旁发生的灾难的火海意味着什么？这是疯狂的破坏之火，还是用火来洗净一切的惩罚？是什么驱使人们采取这样的手段，这又是些什么人？对于一个不在那儿的人，当他把眼睛转向那块包含着他全部的爱，全部的生命的土地，只能看到无声的火光的时候，他内心的沉重是可以想见的。”

    “这是一些可怕的、晦涩的句子，它们不能说明您有罪，也不能说明您无罪。请您相信我，您应该出来澄清事实，否则，请您记住我的话：您的朋友们和您的支持者便会离开您。”

    ……正如“俄国上校”是我们的成功的鼓手长，这位和平的夏洛特·科尔台成了我们与舆论决裂的宣告者，而且是双边的决裂。一边，反动分子抬起了头，称我们为恶魔和纵火犯，另一边，一部分年轻人抛弃了我们，仿佛我们已掉了队。我们蔑视前者，对后者感到遗憾和伤心，我们知道，无情的生活浪潮会卷走游得太远的人，只有一部分能回到岸边。

    谣言越传越多，不久就登上了报纸，扩散到了全俄国。于是我们的刊物成了众矢之的，开始受到围攻。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些单纯、正直的人，那些根本不是革命家的人，怎样给报纸的造谣诬蔑弄得大惊失色，因为这对他们说来是完全陌生的。暴露文学一下子掉转枪口，变成了警察秘密侦查和暗探通风报信的文学。

    社会本身也发生了转变。农民的解放使一部分人的头脑清醒了；可是另一部分人干脆对政治鼓动产生了厌倦情绪，他们向往过去的平静生活，对必须花这么多力气取得的酒菜丧失了食欲。

    没什么好说的，我们的毅力有限，我们的忍耐却是无限的！

    自由主义的七年耗尽了激进情绪的全部潜力。从1825年起蕴藏和蓄积在头脑中的一切，在兴奋和欢乐中，在对未来的幸福的展望中消磨完了。半途而废的农民解放，对神经衰弱的人说来，却好像俄国已走得太远，也太快了。

    那个时候，激进派正在兴起，理论上也如火如荼，越来越显露头角，使本来就惶恐不安的社会更加提心吊胆。它的突出之处就在于趋向极端，以致自由派和持温和发展观念的人，又是画十字，又是吐唾沫，塞住耳朵纷纷逃避，躲进了破旧肮脏、但业已习惯的警察的保护伞下。大学生轻举妄动，地主却不习惯听取别人的意见，这样两军对峙，势必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

    社会舆论刚有些生机，便暴露了它粗野的保守色彩，在宣称自己参与公共事务的同时，却怂恿政府竭尽全力实行恐怖手段和迫害活动。

    我们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站在反动的污泥中，我们做不到，在它之外，又找不到一块土地。我们像童话中无所适从的勇士，站在十字路口等待。朝右走便得失去马，但自己可以保全；朝左走可以保全马，但自己会完蛋；朝前走，大家都会离开你；朝后走，这已经不可能，那儿的路已长满了青草。但愿出现一个魔法师或隐修士，可以替我们解决这个难题……

    我们的朋友，尤其是俄国人，星期日晚上往往聚集在我们屋里。1862年，后者的数目大大增加了：商人和旅游者，新闻记者和各个部门（尤其是第三厅）的官员，纷纷前来参观博览会42。进行严格的选择是不可能的；我们只得未雨绸缪，要求熟悉的朋友换在别的日子聚会。但伦敦的星期日是虔诚而枯燥的，这常常可以使人放松警惕。

    这些星期日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灾难。但是在我谈这事以前，我先得介绍两三个出现在奥塞特大厦43简陋客厅中的我国特有的怪物。毫无疑问，这些从俄国来的活珍品比世界博览会上的俄国部分更加有趣，更加引人入胜。

    ……1860年，我收到了一封从干草市场的旅馆寄来的俄文信，写信的是几个俄国人，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在尤利·尼古拉耶维奇·戈利岑44手下办事的，公爵秘密离开了俄国，“公爵本人到君士坦丁堡去了，但打发我们走另一条路。公爵吩咐我们等他，给了我们几天的生活费用。现在已过了两个星期，还没有公爵的消息，但是钱用完了，旅馆老板很生气。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又没有一个人会讲英语。”他们无计可施，因此要求我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我去看他们，解决了这件事。旅馆老板认识我，答应再等一星期。

    五天以后，一辆豪华马车由两匹灰色花斑马拉着，驶到了我的大门口。我关照过仆人许多次，哪怕来的人坐着四匹马拉的马车，哪怕他说他是公爵，我上午反正不会客，但是我无法战胜他对贵族的马车和称号的景仰之心，何况这一次这两大优势兼而有之，因此过了一分钟，一个身材魁梧、肥胖，仪表堂堂，脸型像亚述人面牛45的绅士，便扑到了我身上，抱住我，为我照顾他的仆人向我表示感谢了。

    这是尤利·尼古拉耶维奇·戈利岑。旧俄国残存的这种性格鲜明的大阔佬，我们祖国的这种活标本，我已好久没见到了。

    他立刻跟我海阔天空谈了起来，那些事简直不像真的，但事实证明都是真的：他怎样吩咐一个世袭兵替他抄《警钟》上的一篇文章，怎样跟自己的妻子分手，世袭兵怎样向警察局告发他，妻子怎样不给他寄钱，沙皇怎样把他放逐到科兹洛夫，不准外出，这样，他决定逃出俄国，带着一个年轻小姐，一个家庭女教师，一个男管家，一个教堂领唱人和一个女用人，越过了摩尔达维亚边境。在加拉茨，他又弄到了一个仆人，这人可以结结巴巴地讲五种语言，但他觉得这人像个奸细……接着他又对我说，音乐是他的命根子，他打算在伦敦举办演唱会，因此希望认识奥加辽夫。

    “这儿英……英国的税务机关收税可不……不轻呢。”结束他的高谈阔论以后，他又有些口吃地说道。

    “对商品也许这样，”我说，“但对旅游者，税务机关是非常客气的。”

    “我看不尽然，我就为我的鳄……鳄鱼付了十五先令呢。”

    “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鳄……鳄鱼就是鳄……鳄鱼呗。”

    我睁大了眼睛，问他：

    “公爵，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您不带护照，却带了一条鳄鱼旅行？打算用它在边境上吓唬宪兵不成？”

    “事情是这样的，我在亚历山德利亚散步，一个阿拉伯小家伙在出售鳄……鳄鱼，我看了喜欢，就买下了。”

    “没有把这个小阿拉伯人也一起买下吗？”

    “哈哈！没有。”

    一星期后，公爵已住进了波切斯特街的一幢大房子，这是全城租金昂贵的一个区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违反英国人的习惯，命令从早到晚把大门敞开，那辆由两匹灰色花斑马拉的马车，也永远停在门口。他住在伦敦就像住在科兹洛夫，住在坦波夫一样。

    当然，他没有钱，那是说，他只有几千法郎，只够应付伦敦生活的海报和扉页；这些钱他立刻花得一个不剩，但已经造成了假象，可以让他在今后几个月逍遥自在地过日子，这多亏了英国人的愚昧轻信，直到今天全欧洲的外国人还没能使他们吸取教训。

    但公爵一帆风顺……音乐会开始了。海报上公爵的头衔使伦敦人惊讶不止，第二次音乐会便挤得满满的（在皮卡迪利大街的圣詹姆士大厅）。音乐会成绩辉煌。这支合唱队和乐队，戈利岑是怎么训练出来的，这是他的秘密，总之，音乐会不同寻常，非常出色。俄国歌曲和祈祷，喀马林民间舞曲和日祷赞美诗，格林卡46的歌剧片断和福音主祷文，一切都不坏。

    夫人们尽情欣赏着满脸肥肉的亚述神怎样庄严地、优美地举起和放下那支象牙指挥棒。老妇人们想起了尼古拉皇上的运动员身材，当年他主要是以自己那条白得像俄国冰雪的、绷得紧紧的骑兵近卫军紧腿裤，征服了伦敦的闺阁名媛们。47

    戈利岑还想方设法把这成功变成了大肆挥霍的机会。他陶醉在掌声中，音乐会的第一部分一结束，他便派人购买花篮（别忘了伦敦的价格），到第二部分开始前，他已站在台上，两个穿镶金边饰制服的仆役抬着花篮走上舞台，公爵便向女歌手和合唱队员表示感谢，赠给每人一束鲜花。于是这位贵族指挥家的优美风度赢得了观众响亮的掌声。我们的公爵一下子变得高大了，满面春风，音乐会一结束，马上把所有的乐师和演员请去用夜宵。

    在这件事上，除了伦敦的价格，还必须知道伦敦的习惯：如果早上没有预定，在晚上十一点钟是到哪里也找不到五十来人的夜宵的。

    亚述神便带着这支音乐大军，在摄政王街上敲着一家家餐厅的大门，敲到最后，终于有一位老板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开了门，端出了冷牛肉和热葡萄酒。

    后来音乐会玩弄了形形色色的花招，甚至还带上了政治倾向：它每次都要演奏“赫尔岑圆舞曲”，“奥加辽夫四组舞曲”，接着还有“解放交响曲”；但这些乐曲哪怕今天，公爵也可以拿来招待莫斯科人，不会因为离开英伦三岛而失去任何魅力，只要改变一下它们的名称即可，这不费吹灰之力，例如可以称作“波塔波夫圆舞曲”，“明娜圆舞曲”，以及“科米萨洛夫组曲”等48。

    但是尽管风靡一时，公爵却没有钱，付不出账。伙食供应商不免口出怨言，家族内部也开始酝酿斯巴达克起义。

    ……一天早上，公爵的左右手（他的大总管，但自称为他的秘书）带着他的“摄政王”（但不是奥尔良公爵菲力普的父亲49，是一个淡黄头发的二十二岁的俄国小伙子，乐队的管理员）来找我。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我们有事找您。”

    “发生了什么？”

    “尤利·尼古拉耶维奇欺侮我们，我们想回俄国，要求他付清工资；请您主持正义，为我们讲讲话。”

    我一下子感到了祖国的气息————它像俄国浴室的蒸汽一样包围了我……

    “为什么你们要求我来干预这事？如果你们有正当的理由提出申诉，这里的法院对每个人都是敞开的，它不会偏袒任何公爵或伯爵。”

    “我们确实听到过这一点，但何必上法院呢？您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件事。”

    “我能为你们解决什么呢？公爵会对我说，我干预了不该干预的事；我只能碰一鼻子灰。你们如果不想上法院，可以找大使馆，不是找我，它有责任保护伦敦的俄国人……”

    “可这是个什么所在？如果那儿都是俄国官员，那怎么能跟一个公爵评理呢？您是站在人民一边的，我们这才找您，要求您帮助我们解决这问题。”

    “你们这些人真是，公爵不会采纳我的意见，你们靠我得不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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