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红衫军1

    莎士比亚日2变成了加里波第日3。这是历史制造的巧合，也只有历史才能把这毫不相干的两件事硬拉到一起。

    人民聚集在樱草丘植树，纪念莎士比亚的三百周年诞辰，这以后仍留在那里，要谈谈加里波第提前离开的事。警察驱散了群众。五万人民（据警方的报告）听从三十名警察的支配，出于深刻的守法精神，把在露天举行集会的伟大权利放弃了一半，表现了在任何情况下支持政府的非法干预的决心。

    ……确实，某种莎士比亚式的幻境在英国灰蒙蒙的背景上展现在我们眼前：伟大和丑恶，激动心灵的呻吟和嘈杂的喧闹声并列在一起，这是纯粹莎士比亚的风格，既有崇高单纯的人，天真朴实的群众，也有墙背后的秘密策划，阴谋和欺诈。在另一些形象中我们看到了熟悉的影子：从哈姆雷特到李尔王，从高纳里尔和考狄利亚到“正直的”伊阿古。4那一切伊阿古多么渺小，可是数量那么多，又那么道貌岸然！

    序幕。号声。群众作为偶像登场了，这是1848年以后形成的，人民成了本世纪唯一伟大的英雄，荣誉的光辉全部集中到他的身上。大家崇拜他，歌颂他，这鲜明地体现了卡莱尔5的“英雄崇拜”观念。礼炮声，钟声，轮船上长旒飘舞————只是没有音乐，因为英国的贵宾是在星期日到达，而星期日在这里是斋戒日……伦敦在恭候客人，人们站了七个钟头，而热烈的情绪每天在增长；穿红衬衫的人一出现在街上，便会引起暴风雨般的欢呼声。人们在深夜一时簇拥着他离开歌剧院，早上七时又聚集在斯塔福大厦6门口。工人和公爵，裁缝和显贵，银行家和高级教士，封建主义的残余德比7，二月革命留下的1848年的共和分子，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子8和没有父母的光脚板的扫烟囱孩子，都争先恐后要与他握手，与他见面，与他谈话。苏格兰，泰因河畔纽卡斯尔，格拉斯哥，曼彻斯特，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光临，可是他却消失了，从不透光的迷雾和蓝色的海洋中消失了。

    正如哈姆雷特的父亲的鬼魂一样，贵宾退到了大臣们安排的布景后面消失了。他在哪儿？刚才好端端的，一下子不见了……只剩下了一个黑点，一片正要驶进大海的帆影。

    英国人民受到愚弄。正如诗人说的：“伟大而愚蠢的人民”。善良、有力、顽强，但颟顸、笨拙、迟钝的约翰牛9啊，他既可怜又可笑！牛摆出了狮子的威风，刚抖动了一下鬣毛，舒展了一下身子，准备迎接客人，那盛大的场面是任何一个国王，不论在位的还是退位的，都从未得到过的，可是一眨眼客人却给带走了。狮子牛气得直跺双趾蹄，拼命刨土……但是它关在笼子里，管笼子的控制着通向自由的路，掌握着铁锁和门闩，他们哄它，用废话骗它，却把钥匙揣在口袋里……黑点从海面上消失了。

    可怜的狮子牛，做你的苦工，拖你的犁，打你的锤子吧。难道三位大臣，一位非大臣，一位公爵，一位医学教授，一位虔诚的勋爵，不已经在贵族院和下议院，在报纸上和客厅中，向公众证明，你昨天看到的那个健康的人，今天病了，病得很重，因此不得不用快艇送他沿着大西洋，穿过地中海吗？10……从前有一则寓言说，磨坊主告诉朋友，他的驴子不在，但朋友听见驴子叫，表示怀疑，于是磨坊主对他生气道：“你究竟相信谁，是相信我的驴子，还是相信我？”……

    再说，难道他们不是人民的朋友吗？岂但是朋友，还是人民的保护人和父母亲呢……

    ……报纸详细记载了舞会和宴会，演说和辩论，欢迎词和颂扬诗，奇齐克11和市政厅的活动。芭蕾和戏剧，哑剧和滑稽喜剧，这些“春夜之梦”，报上描写得够多了。我不打算与它们争奇斗胜，只想用我小小的照相机摄下从我卑微的一角看到的几个场面。它们正如照片一样，包含着许多偶然的东西，许多难看的皱纹和难看的姿态，过于显著的细节，以及人力所无法改变的轮廓和人力所无法掩饰的表情……

    我不在的孩子们，我把这篇故事献给你们（它一部分也是为你们写的），我再一次深深地、深深地感到惋惜，因为你们不在这儿，不能与我们一起度过这4月17日。

    1．在布鲁克大厦12

    4月3日晚上，加里波第到达南安普敦。我打算在人们包围他、带走他、使他困倦以前，先看到他。

    我要这么做的原因很多：首先，这只是因为我爱他，与他阔别已快十年了。从1848年起，我便注视着他的伟大事业的每一步发展；在1854年，他对我说来已完全像一个来自高尔奈利·内波斯或普卢塔克著作13中的人物……14从那时起，他又比那些人长高了一半，成了人民的“无冕帝王”，他们的希望和活传奇，他们的圣人————从乌克兰和塞尔维亚到安达卢西亚和苏格兰，从南美洲到北美合众国，各个民族的人民都在望着他。从那时起，他带着不多几个人，战胜了一支军队，解放了一个国家，然后又被赶出了那里，像一个已把人们送到了驿站的马车夫一样。从那时起，他受了骗，挨了打15，但是正如胜利没有使他得到什么，战败也没有使他失去什么，只是使他在人民中的威望增加了一倍。他的本国人给他造成的创伤，用鲜血把他和人民牢牢结合到了一起。英雄的伟绩赢得的是受难者的荆冠。我希望看到，这是不是还是那个善良的水手，那个率领“共和号”从波士顿驶进西印度码头、幻想着建立海上流亡者共和国的水手，那个曾用从美洲带来的尼斯的别列牌酒招待过我的水手。

    其次，我想与他谈谈这儿的一些阴谋和荒谬现象，谈谈那些善心人怎样一只手给他建造台座，另一只手却把马志尼绑在耻辱柱上。我要告诉他对斯坦斯菲尔德16的迫害，以及那些头脑不清的自由主义者怎样跟着反动派的鹰犬狺狺狂吠，不明白那些人至少怀着一个目的：借斯坦斯菲尔德的事推翻那个优柔寡断的杂色内阁，用自己的痛风症、破布头和褪色的旧纹章代替它。17

    ……在南安普敦，我没有找到加里波第。他刚离开这儿，前往怀特岛。街上还留下了庆祝的痕迹：旗子，人群，无数外国人……

    我没有在南安普敦停留，立即前往考斯。轮船上，旅馆里，大家都在谈加里波第，谈对他的接待，其中包括一个个小故事：他在萨瑟兰公爵的搀扶下走上甲板，到了考斯，离开轮船时，水手们列队欢送他，加里波第向他们挥手致意，正想往前走，蓦地站住了，走到水手们面前，与每个人握手，而不是给他们几个钱，让他们买酒喝。

    晚上九时，我到了考斯，知道布鲁克大厦很远，我定了一辆次日早上的马车便到海边去了。这是1864年第一个温暖的傍晚。海上风平浪静，水波在懒洋洋地嬉戏，滚动，有的地方闪动着时隐时现的磷光；我心旷神怡，呼吸着海水咸咸的蒸汽，它像干草的香味一样叫我喜悦。远处飘来了音乐声，不知在哪个俱乐部或酒吧间里有人跳舞，一切显得明朗，欢乐。

    然而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打开窗户时，英国又让我想起了它原来的面貌：我看到的不再是海湾和天空、陆地和遥远的原野，而是一片深浅不一的灰蒙蒙的景色；雨正从灰色的天空中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似乎带着英国人的顽强精神在向你宣称：“如果你以为我会停止，那么你错了，我不会停止。”七时，我便在这样的心情中前往布鲁克大厦。

    英国的仆人头脑迟钝，缺乏礼貌，我不想跟他们多纠缠，写了一张条子给加里波第的秘书格尔卓尼18。格尔卓尼把我带进自己屋里，便去向加里波第通报。接着我听到了手杖打在地板上的笃笃声和说话声：“他在哪里，他在哪里？”我跑进走廊。加里波第站在我面前，开朗、亲切地直视着我的眼睛，然后伸出双手，说道：“看到您太高兴了，您依旧精力饱满，身体健康，还在工作！”他拥抱了我，“您喜欢上哪儿？这是格尔卓尼的房间，您要上我屋里，还是留在这儿？”他一边问我，一边坐下了。

    现在轮到我端详他了。

    他的装束正像你从无数照片、画像和雕塑上看到的一样：穿一件红羊毛衫，上面罩一件外套，胸口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扣得紧紧的，他围着围巾，但不是围在脖子上，而是披在双肩上，与水手们一样，在胸前挽了个结。这一切对他非常合适，尤其是那件外套。

    在这十年中，他的变化比我想象的少得多。他的画像和照片没有一张没有走样，在那里他显得老一些，黑一些，主要是都不能充分表现他脸上的神情。但正是这种神情流露了他的全部秘密————这不仅在于他的脸色，而且来自他本人，他的力量，那吸引人的、献出了一切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周围的一切服从他的意志……不论那是什么，也不论那范围是大是小：是尼斯的一伙渔夫，海上的一群水手，蒙得维的亚的一支游击队，意大利的志愿军，还是各国的人民群众和地球上的整个区域。

    他脸上的每一根线条都是不规则的，与其说像意大利人，不如说带有斯拉夫色彩；它们生动，充满着无限的仁慈、爱和人们通常所说的bienveillance（我用了一个法文字，因为“善意”这个词在我们的前厅和衙门中用得太滥了，意义已遭到歪曲，变得庸俗了）。他的目光，他的声音，也带有这种意味，它们都显得这么单纯，这么出自内心，只要一个人不是别有用意，也没有从哪一个政府领取津贴，一般说来没有什么需要提防的，那么他一定会喜欢他。

    但是单单仁慈不足以概括他的性格，也不足以说明他的表情；除了善良和动人以外，还能感到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摧毁的精神力量和一种自我反省的活动，那种沉思的、无限悲伤的心理状态。这忧郁而凄凉的情绪是我以前在他身上没有看到过的。

    谈话有时中断了；像乌云飘过海上一样，他的脸上掠过了一些思索的阴影，那是由于他肩负着人们的命运，因而感到畏惧，还是由于人民对他的神化，他已无法制止，因而感到惶惑？或者是由于他看到了这么多的变节，这么多的堕落，这么多软弱的人以后，内心出现的怀疑？或者是对伟大的向往？但最后这一点我想不是的————他的个人早已融化在事业中。

    我相信，在历史的使命面前，奥尔良姑娘19的脸上，莱顿的约翰20的脸上，一定也出现过这种痛苦的表情————他们是属于人民的，尽管自然的感觉，或者不如说预感，在我们身上已濒于消失，但在人民中间仍很强大。他们的信念中含有宿命论因素，而宿命论本身便是无限忧伤的。“愿你的旨意得到实现。”西斯廷圣母21脸上的每一条线条都这么说。“愿你的旨意得到实现。”她的儿子22，那个平民和救主在橄榄山上忧郁地祈祷时也这么说。

    ……加里波第想起了1854年他在伦敦时，由于时间太迟不能回西印度码头，在我家中过夜的各种细节，我向他提起了这天他怎样与我的儿子一起散步，在卡尔德西那里拍了照给我留作纪念，我们怎样在美国领事馆与布坎南一起吃饭，这次宴会曾经闹得满城风雨，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23

    “我必须向您表示忏悔，因为我这么匆匆忙忙赶来找您不是没有目的的，”我最后对他说，“我担心您周围的气氛太像英国，也就是说雾太重，使您看不清一出戏的幕后机关，而这出戏目前正在议会中演得有声有色……您越往前走，雾也会越浓。您想听我讲吗？”

    “讲下去，讲下去，我们是老朋友了。”

    我向他谈了议会的辩论，报纸的叫嚣，对马志尼的荒谬攻击，以及斯坦斯菲尔德遭到的迫害。

    “请注意，”我又说，“在斯坦斯菲尔德这件事中，托利党和它的同谋者要对付的不仅是革命（他们把马志尼与革命混为一谈），也不仅是帕默斯顿内阁，不仅这些，他们仇视靠自己的才能、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在相当年轻的时候便当上海军大臣的人，一个不是出身贵族，也与贵族没有联系的人24。对您，他们这时还不敢直接发动攻击，但是您不妨瞧瞧，他们谈论您的时候多么没有礼貌。昨天我在考斯买了一份刚出版的《旗帜晚报》，在到这儿的路上我看了一下，您瞧：‘我们相信，加里波第会了解，英国对他的热情款待使他承担了一种责任，那就是不再与他以前的同志发生联系，同时明白应该有一定分寸，不宜前往瑟洛广场35号25。’如果您不这么办，那么他们已有言在先，到时候可别怪他们不客气。”

    “关于这阴谋，我也听到一点风声，”加里波第说，“当然，我要访问的第一批人中，就包括斯坦斯菲尔德在内。”

    “您应该怎么做，您比我更清楚。我只是想让您透过迷雾看到这阴谋的丑恶面貌。”

    加里波第站了起来，我想他希望结束会晤了，便准备与他告别。

    “不，不，现在上我屋里去。”他说，我们一起走去。

    他的脚相当跛，但总的说来，他的身体还是胜利地通过了精神上和外科手术上的种种考验。

    他的衣服，我再说一遍，对他显得非常合适，非常优雅，在他身上没有一点职业军人或资产阶级的气息，一切都那么简单，那么自然。他这种衣着上落落大方、毫不做作的样子，使客厅中的窃窃私议和委婉揶揄再也没有用武之地。在全欧洲，恐怕没有一个人可以像他那么泰然自若地穿着红衬衫出入英国的客厅和宫廷。

    然而这件衣服对他至关重要，人民看到红衬衫就知道这是自己人，是站在自己一边的。贵族以为，抓住他那匹马的辔头，就能要他上哪儿便上那儿，主要是可以使他离开人民；但是人民看到红衬衫，看到公爵、侯爵和勋爵走进马厩，侍候革命领袖，在这位穿平民服装的伟大公民身边担任大管家、书僮和听差的职务，便不由得心花怒放。

    保守派报纸发现了这个问题，为了使加里波第的衣服不致显得太不合规范，不成体统，因此提到这事总是说他穿着蒙得维的亚志愿军制服26。实际上从那时以后，加里波第已把两个王国授予了国王，而国王已把将军的头衔授予了他，27他怎么还会穿蒙得维的亚志愿军的军服呢？

    何况他穿的衣服怎么称得上军服呢？

    既称军装，就得携带某种杀人武器，具有某种权力标志或流血记录。加里波第却从来不携带武器，他不怕任何人，也不希望任何人怕他；加里波第不像军人，正如他也不像贵族和商人一样。他在水晶宫向献给他宝剑的意大利人说道：“我不是军人，也不喜欢军人的职业。我看见我的祖国到处盗贼横行，因此我拿起了武器，要赶走他们。”28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我是工人，出身于劳动人民，我为这点感到自豪。”29

    尽管这样，不能不指出，加里波第丝毫没有平民的粗鲁习气，或者伪装的民主作风。他的态度温和得像女人。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意大利人，站在文明世界的顶端，不仅代表忠于人民本质的平民，而且代表了忠于本民族审美观念的意大利人。

    他的外套是在胸前扣住的，不大像军人的披风，倒像军队中的高级祭司，即先知的法衣。看到他举起手来，人们等待的是祝福和问候，不是作战的命令。

    加里波第谈起了波兰事件30。他对波兰人的勇敢表示惊异。

    “没有组织，没有武器，没有人员，没有公开的界线，没有任何支持，便站起来对抗一个军事强国，坚持了一年多，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如果其他民族也这么干，那就太好了。这样的英雄主义不应该、也不可能毫无结果；我想，加利西亚在准备起义吧？”

    我没作声。

    “匈牙利也是这样————您不信吗？”

    “不，我只是不知道。”

    “嗯，那么在俄国会不会发生什么运动？”

    “不会。自从我去年11月给您写信以来，什么也没有改变。政府觉得它在波兰的一切为非作歹，都能得到支持，因此一意孤行，根本不把欧洲放在眼里；社会的堕落越来越深。人民保持着沉默，似乎波兰事件与他们无关————尽管我们的敌人是一个，是共同的，但对待问题的态度是不同的。何况我们面前有的是时间，而他们却没有。”

    谈话就这么又继续了几分钟，门口出现了几张典型的英国人的脸，传来了妇女衣服的窸窣声……我站了起来。

    “您忙着要上哪儿？”加里波第问。

    “我不想再侵占您接近英国人的时间了。”

    “那么我们在伦敦再见，是吗？”

    “我一定来拜访。您决定住在萨瑟兰公爵府上吗？”

    “是的。”加里波第说，似乎为了解释，又补充道：“我无法拒绝。”

    “那么我上那儿找您，还一定在头上扑些粉，让斯塔福大厦的仆人以为我也是扑发粉的听差。”

    这时桂冠诗人丁尼生31偕同夫人到了————但我看不惯这种桂冠，因此仍冒着下个不停的蒙蒙细雨回到了考斯。

    布景换了，但还是同一场戏。从考斯到南安普敦的轮船刚刚开走，下一班得过三个小时才开，因此我走进附近一家餐厅，叫了酒菜，开始读《泰晤士报》。刚看几行，我便惊呆了。七十五岁的亚伯拉罕由于跟新夏甲勾勾搭搭，两个月前受到了审查，最后只得牺牲哈利法克斯的以撒。斯坦斯菲尔德的辞职被接受了32。这正是在加里波第开始对英国进行隆重访问的时候。跟加里波第谈话时我甚至没想到会这样。

    斯坦斯菲尔德看到对他的迫害没有停止，第二次提出了辞呈，这是很自然的。他应该一开始就挺起腰板，抛弃大臣的职位。斯坦斯菲尔德做得对。但是帕默斯顿怎样对待自己的同僚呢？他后来在演说中胡诌什么啦？……他那么卑躬屈膝，甜言蜜语，赞扬了他的同盟者33的宽宏大量，衷心希望他长命百岁，幸福无量，永远健康。仿佛人们真的相信警察就格列戈和特拉布戈34等人制造的这出闹剧似的。

    这也是一次马真塔战役35。

    我要了一张纸，给格尔卓尼写了一封信，我当时正在气头上，所以请他把《泰晤士报》念给加里波第听；我指出，把加里波第奉为神明，同时却任意侮辱马志尼，这是无耻。

    我写道：“我已五十二岁，但我得承认，想到这种不公正的事，愤怒的眼泪便不禁从我眼中夺眶而出……”

    这次旅行前几天，我去拜访过马志尼。这个人历尽忧患，善于忍受一切，是个老战士，什么也不能使他困倦，什么也不能使他灰心。但这次我发现他非常伤心，因为敌人正是选中了他，要用他作手段，把他的朋友36打下马背。在我给格尔卓尼写信的时候，我仿佛看到那个清癯的、正直的老人闪动着明亮的眼睛便站在我面前。

    信写完后，饭菜端来了，我突然发现我不是一个人，还有个身材不高、淡黄头发、留着唇髭、穿着水手的蓝上衣的年轻人坐在壁炉旁边，像美国人似的把脚巧妙地举得跟耳朵那么高。他口齿伶俐，讲话很快，带有明显的外省口音，以致我一点也听不清他的话，这更使我相信，他是上岸来饮酒作乐的水手。我不再注意他，因为他没同我搭讪，只是跟堂倌在谈天。我们的交往只限于我给他递了盐，而他作为答谢向我点了点头。

    不久又来了一个黑黑的年纪不轻的教士，与他坐在一起，这人穿一身黑衣服，纽扣一直扣到了下巴那儿，脸上带有一种特殊的癫狂神气，这是经常与上天打交道的结果————紧张的宗教狂热情绪在他身上已从习惯变成自然现象。

    他与水手似乎很熟，到这儿来只是为了与他见面。谈了三四句话，他便不再说什么，开始讲道了。“我看到了马加比和基甸37……”他说道，“他们是上帝手中的工具，他的剑，他的投石器……我望着他们，越看越感动，我含着眼泪反复道：‘上帝的剑，上帝的剑啊！’上帝挑选了软弱的大卫，可是他打败了歌利亚38。正因为这样，英国人民，上帝的选民，要去迎接他，像迎接黎巴嫩来的新娘一样……人民的心在上帝手里，它告诉大家，这是上帝的剑，上帝的工具，基甸！”

    ……门开了，进来的不是黎巴嫩的新娘，却一下子出现了十来个相貌堂堂的不列颠人，其中有沙夫茨伯里勋爵和林赛39。他们全都在桌旁坐下，要了些吃的，宣称马上得去布鲁克大厦。这是伦敦的正式代表团，是特地来迎接加里波第的。传教士闭上了嘴，但是水手在我眼中变得高大了，他露出不容置疑的厌恶表情，望着刚才进屋的代表团，以致我想起他的朋友刚才的讲道，不禁担心，如果他不是把他们当作魔鬼手中的剑和大刀，至少会当他们是削笔刀和刺血针。

    我问他寄往布鲁克大厦的信该怎么写，单单写房子的名称成不成，是否还要加上附近的镇名。他说，什么也不必加。

    代表团中一个头发花白、身体胖胖的老人问我，我写信到布鲁克大厦是寄给谁的？

    “给格尔卓尼。”

    “他好像是加里波第的秘书吧？”

    “对。”

    “那您不必费心，我们马上去那儿，我愿意为您捎信。”

    我取出名片，把它与信一起交给了他。在大陆上会有这样的事吗？你们想想，如果在法国，一个人在旅馆里问你要寄信给谁，当他知道信是寄给加里波第的秘书的，他还会给你捎信吗？

    信送到了，第二天我在伦敦收到了回信。

    《明星晨报》国外版的编辑认出了我，开始问我，我是怎么找到加里波第的，他的健康状况如何等等。与他谈了几分钟，我便走进了吸烟室。我发现，淡黄头发的水手和他那位黑皮肤神学家，正坐在那儿喝啤酒，吸烟斗。

    “怎么，”他对我说，“您瞧见这些家伙啦？……真是妙极了：沙夫茨伯里勋爵、林赛作为代表来邀请加里波第。好一出喜剧！他们是不是知道，加里波第是什么人？”

    “他是上帝的武器，他手中的剑和投石器……因此上帝才选拔他，让他永远显得神圣而单纯……”

    “这一切都很好，但是这些先生跑来做什么？我得问问他们每一个人，他们在‘亚拉巴马号’上投入了多少资金？40……还是让加里波第到泰因河畔纽卡斯尔和格拉斯哥走走吧，他在那里可以更接近人民，不致受到公爵和勋爵的干扰。”

    这人不是水手，是造船工人，多年住在美国，了解南北之间的问题，认为那里的战争没有什么希望。为此，神学家安慰他道：

    “如果上帝要叫这些人民分成两部分，让他们兄弟相斗，那么他是有自己的意图的，如果我们暂时不理解，便应该服从他的意志，哪怕这使我们感到痛苦。”

    黑格尔那句名言：“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在这里又通过这样的方式，向我作了最后一次解释。

    我与水手和他的牧师友好地握了手，便回南安普敦了。

    在轮船上，我遇到了激进派记者霍利约克；他在我后面会见了加里波第，加里波第通过他向马志尼发出了邀请；他已经拍了电报，请他前来南安普敦；霍利约克打算与梅诺蒂·加里波第和他的弟弟41一起在那里等他。霍利约克急于在当天晚上把两封信送到伦敦（邮寄只能在次日早上送到）。我为他解决了这难题。

    晚上十一点我到了伦敦，在滑铁卢车站附近的约克旅馆订了个房间，便去送信了，很奇怪，这时雨还没有停。在一点钟或一点多一些，我回到旅馆，它已关了门。我用力敲门……一个躺在酒店栅栏外过夜的醉汉告诉我：“别在这儿敲门，胡同里有夜间用的门铃。”我拐进胡同，找到门铃，打了铃。门没有开，只有一个睡眼惺忪的脑袋从地下室钻出来，恶狠狠地问我要做什么？

    “住店。”

    “已经客满了。”

    “我已在十一点钟亲自预订了房间。”

    “对你说已经客满了！”随即砰的一声关上了地下室的门，甚至不等我骂他，这样，我的骂毫无作用，他早已听不到。

    事情不好办，半夜两点要在伦敦，特别是这一带找到房间，谈何容易。我想起了一家不大的法国饭店，便朝那儿走去。

    “有房间吗？”我问老板。

    “有，不过不太好。”

    “让我看看。”

    确实，他讲的是真话：房间不仅不太好，而且非常脏。无法可想，我打开了窗，便到餐厅待一会儿。那儿还有些法国人在喝酒，叫嚷，玩扑克，打多米诺牌。一个身材魁梧的德国人是我认识的，他走到我面前，问我有没有时间跟他单独谈谈，他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要对我说。

    “当然可以，我们到隔壁屋里去，那儿没有人。”

    德国人在我对面坐下，开始伤心地向我诉说，他的主人，一个法国人，怎么欺骗他，怎么剥削了他三年，强迫他干三倍的活，答应让他当合伙人，可是突然连一句不满的话也没说便回了巴黎，在那儿另找了一个合作者。由于这样，他写信给他，他决定辞职不干了，可是主人还不回来……

    “可是您为什么无条件相信他？”

    “因为我是个愚蠢的德国人。”

    “不过这是另一回事。”

    “我想关闭铺子，离开这儿。”

    “注意，他会控告您，您知道这儿的法律吗？”

    德国人摇摇头。

    “我得给他点厉害瞧瞧……您大概去见过加里波第吧？”

    “是的。”

    “嗯，他怎么样？这人是好样的！……您知道，要是多年来他不是老向我许愿，我不会这么卖力……这简直没想到，没想到……他的伤势怎么样？”

    “我想，没什么。”

    “这混蛋一直不作声，直到最后一天才对我说，他已经找到了合伙人……我这么啰唆，您不讨厌吧？”

    “一点也不，只是我有些倦了，想睡觉，我六点钟就起身了，现在已经两点多。”

    “我该怎么办呢？您进屋时我高兴极了，我心里想，这个人一定可以告诉我该怎么办。那么不能让铺子歇业？”

    “不成。既然他在巴黎流连忘返，您明天就写信通知他：‘店铺已经关闭，您何时可来接收？’这一定有效，他会马上丢下老婆和证券投机，赶回这儿，这才发现铺子没有关门。”

    “就这么干！这主意好极了，简直再妙不过！我马上回信。”

    “我得去睡了，晚安。”

    “晚安，祝您睡得好。”

    我要一支蜡烛。老板亲手递给了我，又向我说，他得跟我谈谈。我好像成了忏悔牧师。

    “您有什么事？时间不早了，但我可以奉陪。”

    “只有几句话。我想向您请教，如果明天我陈列一个加里波第的胸像，当然，披着鲜花，还有桂冠，您认为好不好？我已经想好了题词……用三色字母拼写：‘解放者加里波第！’”

    “这没有什么，当然可以！只是法国大使馆会禁止法国人上您的饭店，可这饭店的主顾从早到晚都是法国人。”

    “确实这样……可是有了胸像，我会多挣多少钱啊……反正以后谁也不会记得……”

    “但是要注意，”我说，坚决打断了他的话，想快些走开，“别跟任何人讲，当心别人抢先实行这个别出心裁的主意。”

    “我不告诉任何人。我希望您也别讲，我们的谈话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您不用担心。”于是我回到了不干净的寝室。

    我在1864年与加里波第的第一次会晤便到此结束。

    2．在斯塔福大厦

    加里波第到达伦敦的当天，我没能见到他，我见到的只是人民的海洋；大街上挤满了人，长达几英里，正在拥向各个广场，屋檐下，阳台上，楼窗口，到处是人。大家在等他，有的地方人们站了六小时……加里波第是在两点半钟抵达九榆树火车站的，但直到八点半才来到斯塔福大厦门口，萨瑟兰公爵夫妇在大门口迎接他。

    英国的群众是粗鲁的，凡是人数众多的场合都难免发生打架、酗酒，以及其他种种丑恶现象，主要是有组织的大规模盗窃活动。但是这一次却秩序井然，令人惊讶；人民知道，这是他们自己的节日，他们欢迎的是自己人，他们在这里不仅仅是看热闹。你们不妨看看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栏，在威尔士亲王的新娘到达那天发生了多少起盗窃案，而加里波第经过时发生了多少起42，而且出动的警察也少得多。扒手们都上哪儿去了呢？

    议会大厦附近威斯敏斯特桥一带，人们挤得水泄不通，本来慢得跟步行差不多的马车只得停下；长达一公里的队伍由旗帜和乐队等等开路，向前缓缓移动。“万岁”的欢呼声追随着马车，凡是能挤到车旁的人都向前伸出了手，或者亲吻加里波第的外套下摆，高喊：“欢迎！”大家兴高采烈地端详着这位伟大的平民，简直想解下那些马，自己来拖车，但被拦住了。他周围的公爵和勋爵却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他们已降低到了随从和听差的地位。这个热烈的场面持续了大约一小时，客人的马车在潮水般涌来的一批批人群中移动，刚前进几步，又被另一批挡住了。

    大陆各国保守派的仇恨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加里波第受到的接待，不仅是对等级制度和宫廷贵族的侮辱，而且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为三个皇帝43和一个“王家”托利党效劳的报纸简直发了疯，忘记了一切分寸，首先是礼节上的分寸。它们的眼睛气糊涂了，耳朵也听不清了……王家的英国，财阀的英国居然不顾体面，伙同工场的英国欢迎一个冒险家————一个捣乱分子，要不是他解放了西西里，他就得上断头台。《法兰西报》竟然大言不惭地说：“佩利西耶元帅44的丰功伟绩无可非议，为什么伦敦从未这么欢迎过他？”然而它忘记了，这位元帅烧死过几百个阿拉伯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像我们烧死蟑螂一样。

    很可惜，加里波第接受了萨瑟兰公爵的款待。公爵声望不高，政治上碌碌无能，这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恰好可以担当“消防队员”的任务，让斯塔福大厦成为加里波第的居留地……然而环境对此不利，在他到达伦敦以前策划的阴谋已在宫廷找到适当的土壤。它的目的在于不让加里波第接近人民，亦即工人，切断他与依然忠于从前的旗帜的朋友和熟人的联系，当然，首先是与马志尼的联系。这些障碍，由于加里波第光明磊落、爽朗豁达的天性，大半不能发挥作用，但另一半依然有效，那就是他无法在没有旁观者的场合下与别人谈话。如果加里波第不在早上五时起身，六时接待客人，那么那种意图就可能获得完全成功；幸好那些阴谋者尽管热心，无法在八时半以前起身；只有在他离开的一天，夫人们才提早一小时闯进他的卧室。有一天，莫尔蒂尼在整整一小时中无法与加里波第讲一句话，他笑着对我说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加里波第更容易见到，但要跟他谈话却比登天还难。”

    公爵的待客方式是远远不够的，显得寒酸小气，与贵族的豪华排场并不相称。他只给加里波第和替他包扎腿伤的年轻人每人一间屋子，至于其他人，即加里波第的两个儿子，格尔卓尼和巴齐利奥45，主人打算在旅馆里包几个房间。他们当然谢绝了，自己出钱住在巴思饭店中。必须知道斯塔福大厦有多大，才能明白这件事的荒唐程度。公爵的父亲曾使许多农民流离失所，但是哪怕把这些农民家庭统统安置在公馆中，也不致影响主人的舒适生活。

    英国人是拙劣的演员，这应该说是他们最大的优点。我第一次上斯塔福大厦找加里波第时，当局对他的监视已一目了然。形形色色的费加罗46和代理人，小工友和侦察员川流不息。一个意大利人担当了警察长，典礼官，司务长，大管家，舞台监督和节目主持人47。说真的，谁不愿意担任这种体面的角色，与王公贵族平起平坐，共同采取措施，防止和阻挠加里波第与人民的一切来往，和公爵夫人们一起编织蛛网，把意大利人的领袖束缚在网里，尽管这位瘸腿将军我行我素，每天都在挣脱这张网。

    例如，加里波第去拜望了马志尼。这怎么办？如何掩盖真相？舞台监督和代理人立即出动，找到了办法。第二天早上，伦敦各报登出了消息：“昨天某时某刻，加里波第在昂斯洛街访问了约翰·弗朗斯。”你以为这是捏造的名字吗？不，这是马志尼的房东的姓名。

    加里波第不想放弃与马志尼的联系，但他可以避开这个漩涡，不当着众人的面与他会见，也不公布这事。然而加里波第住在斯塔福大厦，马志尼拒绝上那儿找他。他们最好在人不多的场合见面，但是谁也没有主动提出这一点。我考虑了一下，写信给马志尼，问他加里波第肯不肯接受邀请，到特丁顿48这么远的地方来，如果不，那么我就不请他，事情便这么了结，但如果他肯来，那么我非常希望他们两人一起光临。马志尼第二天给我回信说，加里波第非常愿意，如果没有什么事妨碍他，他们可在星期日一时前来。最后马志尼还加了一句，说加里波第很希望也能在我家中见到赖德律-洛兰。

    星期六上午我去找加里波第，他不在家，我留在那儿，与萨斐、格尔卓尼等人一起等他。他回来后，一群等在前厅和走廊中的访问者便向他拥去。一个勇敢的英国人夺下他的手杖，把另一根塞在他手里，一边热情洋溢地说道：

    “将军，这根好一些，请您收下，您瞧，这根是好一些。”

    “可这是为什么呢？”加里波第笑着问道，“我已用惯了我的手杖。”

    但是看到不经过斗争英国人不会还给他手杖，他只得稍微耸耸肩膀走过去了。

    在客厅里，我听见背后有人在郑重其事地争论。我本来毫不在意，但忽然听到了一再重复的几句话：

    “您要明白，特丁顿离汉普顿宫只两步路。请原谅，这不可能，确实不可能……离汉普顿宫只两步路，而且离这儿有十六至十八英里。”

    我转身一看，这个如此关心伦敦至特丁顿的距离的人是我根本不认识的，于是我对他说道：

    “不，这是十二或十三英里。”

    争论者马上对我说道：

    “十三英里已经够了。将军在三点钟必须在伦敦……特丁顿的事无论如何只能延期再说。”

    格尔卓尼再一次告诉他，加里波第希望去，一定得去。

    除了这位意大利保护人，又有一个英国人出来帮腔了，他认为应邀前往这么远的地方，会成为一个有害的先例……为了提醒他们，当着我的面争论这问题是不礼貌的，我向他们说：

    “先生们，请不必再争了。”我当即走到加里波第面前，对他说：“在我说来，您的访问是非常宝贵的，目前尤其这样，因为俄国正处在黑暗时期，您的访问具有特殊的意义，您访问的不仅是我，也是我们的朋友们，那些关在监狱里和流放在苦役地的人们。我知道您多么忙，因此不敢邀请您。但是据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说，您吩咐他转告我，您愿意去。这对我是双倍的荣誉。我相信您是希望去的，但是我不想强迫您，因为据这位我不认识的先生说，”我用手指了指那个人，“这事会牵涉到一些不可克服的困难。”

    “什么困难？”加里波第问。

    节目主持人走到前面，匆匆忙忙向他罗列了种种理由，说明如果次日十一点钟前往特丁顿，三点钟便赶不回伦敦。

    “这很容易解决，”加里波第说，“那就是说，我们不应在十一点，而应在十点动身，这不是很清楚吗？”

    节目主持人走了。

    “既然这样，为了免得浪费时间，互相等待，发生新的困难，”我说道，“请允许我在明晨十时到这儿来接您。”

    “这太好了，我等着您。”

    离开加里波第，我便去找赖德律-洛兰。我与他已有两年不见。这不是因为我们之间产生了什么误会，只是因为我们很少共同的事。何况伦敦的生活，尤其是居住在郊区，往往使人们不知不觉疏远了。最近这段时间，他独自住着，很少活动，虽然依旧相信法国不久又会爆发革命，而且对它的关心并不比1849年6月14日差。我不相信这种可能性几乎也有这么久了，而且至今仍不相信。

    赖德律-洛兰对我非常客气，但拒绝了邀请。他说，与加里波第再次会面，他衷心感到高兴，按理说，他应该上我家去，但是他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代表，作为曾为罗马而蒙难的人（1849年6月13日）49，他与加里波第的首次会面只能在他自己家里，不能在别处。

    他说：“如果加里波第的政治观点不允许他向法兰西共和国正式表示好感（不论是以我为代表，还是以路易·勃朗或我们中的任何人为代表都一样），我不会责怪他50。但我拒绝与他会面，不论这是在什么地方。作为个人，我希望见到他，尽管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要找他。法兰西共和国不是妓女，需要暗中指定一个会面的地点。您不妨暂时把您的邀请搁在一边，坦率告诉我，您是否同意我的这种考虑。”

    “我认为您是对的，我想，您不致反对我把我们的谈话转告加里波第吧？”

    “恰恰相反。”

    接着我们便谈别的了。二月革命和1848年又从坟墓中走了出来，通过当时的这位保民官的形象呈现在我眼前，只是这位保民官脸上的皱纹增多了，白发增加了。但他还是同样的语言，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态度，主要是仍抱着同样的希望。

    “形势非常好。帝国已束手无策。它走进了死胡同。今天我还得到消息：舆论获得了难以置信的胜利。不过已经够了；谁能想到，这种荒唐的局面会维持到1864年。”

    我没有反驳他，我们在彼此相当满意的情况下分手了。

    第二天我到了伦敦，先雇了一辆由两匹强壮的马拉的马车，然后上斯塔福大厦。

    我到加里波第屋里找他，他不在。那位热心的意大利人还不罢休，仍在宣传特丁顿之行是完全不可能的。

    “难道您以为，”他对格尔卓尼说，“公爵的马受得了十二英里或十三英里的来回奔波吗？他们肯定不同意给马的。”

    “不用他们的马，我有马车。”

    “但回来的马呢，还是原来的吗？”

    “这不必您操心，如果马累了，可以换马。”

    格尔卓尼气呼呼地对我说：

    “这种折磨什么时候才结束！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他们管，也得听他们的。”

    “您这是在讲我吗？”意大利人气得脸色煞白，嚷道，“亲爱的先生，我不允许任何人对我像对仆人一样讲话！”他从桌上抓起一支铅笔，一折两段，扔在地上，“既然这样，我可以什么也不管，马上就走！”

    “您能这样，太感谢了。”

    热心的意大利人匆匆走到门口，但在那里遇到了加里波第，他平静地看看他们，又看看我，然后说道：

    “时间到了吗？现在我可以跟您走了，只是请您在两点半或三点送我回伦敦，现在让我接待一下我的老朋友，他刚到这儿，您大概也认识他，这是莫尔蒂尼。”

    “岂但认识，我与他还是好朋友呢。如果您不反对，我可以邀请他。”

    “好吧，我们一起去。”

    莫尔蒂尼来了，我与萨斐走到窗口。突然那位代理人改变了主意，跑到我跟前，勇敢地问我道：

    “对不起，我什么也不了解，您雇了马车，预备坐车去，可请您点一下人数：将军，您，梅诺蒂，格尔卓尼，萨斐，还有莫尔蒂尼……这怎么坐得下？”

    “如果必要，可以再雇一辆车，两……”

    “但来不及雇车了……”

    我看看他，转身对莫尔蒂尼说道：

    “莫尔蒂尼，我有个要求，请您和萨斐叫一辆街车，立即上滑铁卢车站，从那儿搭火车走，免得这位先生担心我们的马车坐不下，又没时间再雇一辆。要是昨天我早知道有这么多困难，我就会请加里波第坐火车走，可现在来不及了，因为我不能保证在特丁顿车站能雇到街车或者马车。我不能要他步行前往我的住处。”

    “很好，我们这就动身。”萨斐和莫尔蒂尼回答。

    “我们也可以走了。”加里波第说，站了起来。

    我们走到屋外。斯塔福大厦前面已挤满了群众，响亮的“万岁”声继续不断地追随着我们的马车。

    梅诺蒂不能和我们同行，他得与他的弟弟上温莎宫。我听说，女王很想见见加里波第，但是在整个不列颠王国，她是唯一无权见他的人，于是她突然想起，她得见见他的两个儿子。在这种分配方面，女王是得不到最好的一份的……

    3.在我们中间

    那一天51收获非常大，这是碧空无云的一天，是最近十五年中最光明、最美丽的日子之一。它光辉灿烂，丰富多彩，它所包含的审美价值和完美程度是无与伦比的。迟一天的话，我们的节日就不可能具有那样的性质。除了意大利人，多一个的话，气氛便会不同，至少要担心它会中途恶化。这样的日子像山顶一样耸峙着……仿佛嘹亮的歌声，盛开的花朵，再没有比它更高、更远、更丰满的东西了。

    从离开斯塔福大厦门口的台阶，离开萨瑟兰公爵的那些代理人、仆人和门房的时刻起，从群众向加里波第欢呼“万岁”的时候起，大家的心情便那么轻松，仿佛进入了自由的王国，这一直持续到加里波第重又在群众的簇拥下、包围下，在人们的亲吻肩膀和亲吻下摆中，坐进马车，返回伦敦为止。

    一路上，大家谈到了各种各样的事。加里波第觉得奇怪，为什么德国人不明白，在丹麦战胜的不是他们的自由，他们的统一，只是专制王国的两支军队52，今后他们将无法对付它们。53

    “如果丹麦在斗争中得到支持，”他说，“如果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受到牵制，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在北面的海岸上开辟了另一条战线。”

    我对他说，德国人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人们给他们贴上世界主义的标签，只是因为对他们的了解都来自书本。他们的爱国精神不比法国人差，但是法国人比较冷静，知道大家怕他们。德国人却明白，别国人民对自己抱着不利的看法，因此千方百计想提高自己的威信。

    我接着又道：“难道您以为，德国人会愿意放弃威尼斯和四要塞防御区吗？也许，威尼斯还可以————这个问题太明显了，它的不合理一目了然，贵族的体面对他们还是重要的；但是提到的里雅斯特，那么为了经商，他们需要它，至于加利西亚或波兹南，他们也需要，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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