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们回头再谈克利西耶夫。在土耳其游荡了一阵，他决定在图尔恰定居；他想在那儿建立一个宣传中心，在分裂派教徒中开展活动，为哥萨克孩子办一个学校，并进行公社生活的实验；在公社中，收益和损失由全体社员分摊，细活和粗活，轻活和重活，也由全体社员共同承担。住房和食物的廉价供应，为实验创造了条件。他结识了涅克拉索夫哥萨克14的老首领冈察尔15，起先把他捧上了天。1863年夏，他的弟弟伊万16来到了他这儿，这是一个漂亮的、很有才干的小伙子。他因为在大学里参加学潮，从莫斯科被放逐到彼尔姆，在那儿遇到一个为非作歹的省长，老是挑他的岔子。后来他又被叫回莫斯科，要为什么事作证；他面临着危险，可能会流放到比彼尔姆更远的地方。于是他逃出警察局，经过君士坦丁堡，到了图尔恰。他的到来使哥哥非常高兴，他正在物色志同道合的人；最后，他把想念他的妻子也叫去了————她一直在我们的照料下住在特丁顿。在我们为她置办行装时，冈察尔到伦敦来了。

    狡猾的老头儿嗅到了骚乱和战争的气息，于是走出自己的山洞，想打听消息，摸摸情况，看自己应该与谁联合，反对谁。除了俄语和土耳其语，他什么话也不会讲；他先是到了马赛，又从那儿去了巴黎。在巴黎，他拜访了恰尔托雷日斯基17和扎莫伊斯基18，据传说，他还被带去会见过拿破仑，不过这事他自己没向我讲。这些会谈毫无结果，于是白发苍苍的老哥萨克摇摇头，眯缝着狡猾的眼睛，用17世纪的笔法写了封信给我，在信上称我为“伯爵”，还问可不可以来看我们，怎样才能找到我们。

    那时我们住在特丁顿，不懂英语是很难找到那个地方的，我特地坐火车到伦敦去接他。一个俄国乡下佬走下了车厢，样子像个土财主，穿一件灰色长袍，留着俄国式胡髭，人不胖，但身体结实健壮，生得相当高，皮肤晒得黑黑的，手里提着一个花布包裹。

    “您是奥西普·谢苗诺维奇吧？”我问。

    “对，老兄，我就是。”他向我伸出了手。外衣敞开了，我瞥见里边衣服上挂着一颗大星形勋章，那当然是土耳其的，俄国的星形勋章不会赐给农民。那件紧身上衣是青色的，镶了阔阔的花边————这在俄国我从未见过。

    “我是赫尔岑，特地来接您上我们家的。”

    “太对不起了，伯爵大人，劳您亲自……您派个人来就成了……”

    “这是因为我不是伯爵。奥西普·谢苗诺维奇，那是怎么回事，您怎么会以为我是伯爵呢？”

    “基督才知道怎么称呼您，不过您在自己的事业中是个头头。至于我，我可是个大老粗……嗯，我说伯爵，那就是指大人物，指头头。”

    不仅谈话的口气，那声音也说明，冈察尔是大俄罗斯的农民。这些人住在偏僻的山沟里，周围尽是外族人，怎么还能讲纯粹的俄语，要是没有旧礼仪派内部的团结，这是不可理解的。分裂派保持着严格的界线，任何外来影响无法跨越这道樊篱。

    冈察尔在我们那儿住了三天。头两天他什么也不吃，只吃自己带来的干粮，喝一点水。第三天是星期日，他允许自己喝一杯牛奶，吃一碗清水煮的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还喝了一盅雪利酒。

    俄国人天生的智慧，东方人的狡猾，猎人的机警，从小处在无权地位，必须与强大的敌人和邻人周旋而养成的克制精神，在斗争中、在艰苦的劳动和危险中度过的漫长生涯————这一切都在白发老哥萨克的身上，透过表面显得纯朴的外貌和简单的谈吐反映了出来。他总是不断修正自己讲的话，运用模棱两可的句子，从《圣经》中寻章摘句，在有意识地夸耀自己的成就时也要装出谦逊的表情；如果说他有时谈到过去难免有些得意，讲得过多，那么对他想保持秘密的事，他是从来不会泄露一句的。

    这种百折不挠的性格在西方几乎不存在。它不需要这样的人，正如那里的刀剑不需要用大马士革钢一样……在欧洲，一切都靠群众，靠人多势众，个人的力量和谨慎并不这么重要。

    他对波兰事业的胜利已不抱希望，谈到自己在巴黎的会谈便频频摇头。

    “当然，这种事我们没法猜想，我们是小人物，没有知识，他们可不同，那都是大人物，应该由他们考虑，只是他们未免看得太容易……他们对我说：‘冈察尔，不要怀疑，我们就这么办，例如这件事或那件事，你放心，我们都会替你办好。明白吗？……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当然，他们都是好人，问题是什么时候才能办好……这个巴勒斯坦19可不是好对付的。”

    他想打听，我们与分裂派教徒联系得怎样，在边区得到了什么人的支持；他急于知道，旧礼仪派与我们联合能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对他说来，采取什么途径都一样————他可以跟波兰和奥地利联合，也可以跟我们和希腊人，跟俄国或土耳其联合，只要这对他的涅克拉索夫哥萨克有利就成。他离开我们时，也是摇着头走的。后来他写过两三封信给我们，信中除了其他，还抱怨克利西耶夫，并且不听我们的劝告，上书给了沙皇。20

    1864年初，两个俄国军官到了图尔恰，他们都是流亡者，名叫克拉斯诺彼夫采夫和瓦西里耶夫（？）21。起先这不多几个移民还同心协力，和衷共济。他们教孩子读书，腌黄瓜，补衣服，种菜园。克利西耶夫的妻子煮饭，给他们缝衣服。克利西耶夫很满意这个开端，对哥萨克和分裂派教徒，对同志们和土耳其人也很满意。22

    克利西耶夫还给我们写过一些幽默故事，谈他们在那儿定居的情形，可是就在这时，命运的黑手已伸到了图尔恰这个小团体的上空。1864年6月，伊万·克利西耶夫在到达后刚满一年，便因恶性伤寒症死于哥哥的怀中，年仅二十三岁。他的死对哥哥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自己也得了病，但总算逐渐痊愈了。他那时的信是骇人的。支持这些隐修士的精神瓦解了……忧郁和烦恼主宰了他们……摩擦和争吵开始出现了。冈察尔在信上说，克利西耶夫拼命喝酒，克拉斯诺彼夫采夫终于自杀，瓦西里耶夫走了。克利西耶夫再也不能忍耐，带着妻子儿女（他那时又生了一个孩子）离开了那里，他既没有钱，也没有目的，起先到了君士坦丁堡，后来前往多瑙河两公国。他与所有的人断绝了一切联系，甚至我们一时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不再与土耳其的波兰流亡者保持任何来往。他找不到糊口之计，无可奈何地望着瘦弱不堪的妻子儿女。有时我们寄些钱给他，这不足以解决他的问题。他的妻子死前不久在信上说：“我们有时连一块面包也没有。”最后几经周折，克利西耶夫总算在加拉茨找到了职业：“修建公路的监工员”。苦闷折磨着他，咬啮着他……他不能不为家庭的处境责备自己。愚昧粗野的东方世界使他感到委屈，绝望，他想跳出这个世界。他丧失了对分裂派教徒的信心，对波兰人的信心……对人、对科学、对革命的信心也摇摇欲坠，可以预言，它不久就会彻底崩溃……他唯一盼望的便是尽一切努力脱离那个环境，回到我们这儿，但他惊惶不安，不能抛开他的家庭。他几次在信上说：“如果我是单身一人，我可以背起一只照相机或者一架手摇风琴，在世上漂泊，步行到日内瓦。”

    救星出现了。

    “米卢莎”（大家这么叫他的大女儿）躺下睡觉时还好好的……半夜醒来突然病了，到早晨便因霍乱死去。过了几天，二女儿也死了；母亲被送进医院，发现她的肺病已到了晚期。

    她对他说：“你可记得，你答应过我，在我快死时，告诉我这便是死。现在这是死吗？”

    “是的，我的朋友，这是死。”

    她又笑了笑，便昏迷不醒，终于死了。23

    1 克利西耶夫自首后写了回忆录《经历和反省》，它在经过审查后以《忏悔录》的名义发表。

    2 指普希金的《波罗金诺周年纪念》和《致俄罗斯的诽谤者们》等诗，在这些诗中，诗人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因而被认为背离了热爱自由的立场。

    3 在俄国和罗马尼亚边境，1867年5月，克利西耶夫便是坐了小船在这儿向俄国的边防检查站自首的。

    4 锡特卡和乌纳拉斯卡都是阿留申群岛的小岛，当时属于俄国。

    5 我国最用功的青年人最后往往成为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追随者，他们可以说是俄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最年轻的一代。————作者注

    6 指尼古拉一世的严酷统治时期（1825——1855）。

    7 克利西耶夫的妻子跟随丈夫到了君士坦丁堡，子女都死了，她也于1865年死在罗马尼亚的加拉茨，至死仍相信她的丈夫是忠于革命思想的。赫尔岑显然很同情她，为她写了悼念文章。

    8 俄国正教会中的分裂派是在反对官方教会的斗争中形成的，主要表现为反对教会最高当局规定的仪式，因此又称旧礼仪派。旧礼仪派在偏远地区和下层群众中特别流行，而且往往与他们的社会政治要求结合在一起，因此旧礼仪派中的不少派别带有原始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但总的说来它还是落后和反动的。

    9 反正教仪式派和莫罗勘派都属于分裂派，兴起于18世纪，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反对官方教会的礼仪和教会等级制度。

    10 旧礼仪派中的一派，兴起于18世纪，主要流行于俄国西北地区。

    11 当时属于奥地利的布科维纳地区的一个地方，俄国分裂派教徒聚居之处。

    12 恺撒曾把自己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比较，说道：“亚历山大在我这年纪已统治着这么多民族，可是我至今还没有完成辉煌的业绩！”唐·卡洛斯也曾慨叹道：“我已二十三岁，可是为不朽的业绩作出了什么？”瓦季姆·帕谢克也发出过类似的叹息。现在克利西耶夫却踌躇满志，认为自己年纪虽轻，已负起了重大的责任，与恺撒等正好相反。这是赫尔岑对克利西耶夫的讽刺，显然，赫尔岑认为，克利西耶夫正是在这种自不量力的野心驱使下走上歧途的。

    13 马尔季亚诺夫（1835——1865）是一个农奴出身的知识分子。1862年他来到伦敦，在《警钟》上发表了《致亚历山大二世的信》，又在特鲁布南的书店里出版了《人民与国家》的小册子。马尔季亚诺夫对贵族地主和官僚充满仇恨，但对沙皇抱有幻想，希望沙皇能励精图治，改革政治。正因这样，他于1863年4月自动返回俄国，随即被捕，由最高法院判处五年苦役，终生流放西伯利亚。1865年9月，他病死于伊尔库茨克的监狱中。

    14 顿河哥萨克的一支，由分裂派教徒组成。

    15 正式名字是：奥西普·谢苗诺维奇·冈察洛夫（1796——1880），哥萨克人，聚居在土耳其的分裂派教徒的领导人之一。他为了反对俄国，与土耳其、波兰流亡者和法国外交界都保持着一定联系，但后来又与俄国政府建立了秘密联系。

    16 伊万·克利西耶夫（1840——1864），俄国革命家，赫尔岑和奥加辽夫都十分器重他。他与他的哥哥不同，具有坚定的信念和成熟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17 波兰流亡者的领导人。

    18 波兰流亡者，伯爵，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曾企图在土耳其组织志愿军。

    19 巴勒斯坦在古代是一个广大的地区，这里是指俄国。

    20 克利西耶夫出于个人的动机，夸大了旧礼仪派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他的土耳其之行便是由此而来。赫尔岑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在与冈察尔谈话之后，更不相信旧礼仪派可以成为革命的可靠同盟者。后来克利西耶夫企图在君士坦丁堡建立自由俄罗斯印刷所，也遭到了旧礼仪派上层的拒绝，这造成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同时旧礼仪派还向沙皇写了请愿书，表现了与沙皇妥协的意图。这一切使克利西耶夫逐步接受了赫尔岑的观点，但他在对旧礼仪派失望之后，也对整个革命事业失去了信心，这导致了他最后的自首投敌。

    21 这是两个在驻波兰的俄国军队中服役的军官，克拉斯诺彼夫采夫参加了1863年波兰人的起义，起义失败后逃亡国外；瓦西里耶夫则因不愿参与镇压波兰起义而出走。

    22 这就是那个可怕的“图尔恰叛乱集团”，据说它与全世界的革命保持着联系，从马志尼的金库中领取了经费，放火焚烧俄国的乡村。它消失之后过了两年，据说它仍在进行恐怖活动……直至今日，密探们的文件和卡特科夫的《警察公报》还不断提到它。————作者注

    23 在赫尔岑的原稿后附有一段剪报，它来自1867年6月11日的《莫斯科新闻》，内容如下：“据本报彼得堡消息，目前斯库利尼海关负责人收到了一封署名‘瓦·克利西耶夫’的信，信上说，一个持有正式土耳其护照，护照上姓名为伊万·热卢德科夫之旅客并非别人，即他克利西耶夫本人；他即将前来海关，向俄国政府投诚，希望该官员届时逮捕他，并将他移送至彼得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