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把我们与他们焊接到了一起。对天主教徒和青少年的屠杀，对教堂和孩子们的袭击，对唱赞美诗和祈祷活动的镇压，使一切问题都沉寂了，一切分歧都消失了……那时我含着眼泪和悲痛写下了一系列文章，它们深深感动了波兰人。35

    亚当·恰尔托雷日斯基老人从垂危的病榻上派儿子给我送来了热情的信；在巴黎，波兰人推举代表团向我递交了致敬信，在信上签名的有四百来人，其中有的还是住在阿尔及利亚和美国的波兰流亡者。看来我们的结合已牢不可破，但是深入一步，分歧，明显的分歧便出现了。

    ……一天，克沙堆里·布拉尼茨基，霍耶茨基36和另外几个波兰人到我家来，他们都是路过伦敦，特地为那些文章跑来向我致谢的。我们谈到了对康斯坦丁的枪击事件。37

    “这次暗杀会给你们带来很大危害，”我说，“本来政府也许会作出一些让步，现在它决不会退让，只会变得加倍残酷。”

    “可我们就希望它这样！”霍耶茨基说，情绪激烈，“对于我们，最大的不幸便是让步……我们希望彻底决裂……公开战斗！”

    “我衷心希望你们不致为此后悔。”

    霍耶茨基露出了讥笑，没有人再讲一句话。这是1861年夏。过了一年半，帕特列夫斯基38取道彼得堡回波兰时，讲的也是这番话。

    争吵是不可避免的！

    巴枯宁相信，在俄国可能爆发农民的武装起义，我们也有一部分相信————连政府也这么相信呢，这从它后来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官方授意写的文章和官方判处的一些刑罚，都可得到证明。社会不安，人心浮动，这是无可争辩的，那时谁也没有预见到这种情绪会转变成疯狂的爱国主义。

    巴枯宁不善于深入地分析形势的各个方面，只看到一个遥远的目标，往往把两个月的妊娠当作九个月。他不是用证据，而是用愿望来打动人们。他希望相信，便相信日穆德39和伏尔加，顿河和乌克兰都会像一个人一样站起来；一听到华沙出事，便相信我们的旧礼仪派可以利用天主教徒的运动，为分裂派争取合法的地位。

    驻在波兰和立陶宛的俄国军队中，军官们的组织（波捷布尼亚便属于这个组织）在发展和壮大，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波兰人主观上指望它具有的，巴枯宁天真地相信它具有的那种力量，它却还远远没有达到。

    9月底，巴枯宁来找我，神色特别郑重，也有些得意。

    “华沙中央委员会派了两个委员来同我们商谈，”他说，“其中一个是你认识的，这是帕特列夫斯基，另一个叫基列尔40，是个久经考验的战士，曾戴着镣铐，从波兰被押送到矿上做工，刚一回来，马上又投入了工作。今天晚上我带他们来看你们，明天大家在我那里开个会————我们得最终决定我们的态度。”

    那时我的答军官们的信正在排版。41

    “我的纲领是现成的，我可以向他们宣读我的信。”

    “我同意你的信，这你知道……但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都对它感到满意；不论怎样，我想，这不能完全满足他们。”

    晚上，巴枯宁带来的是三个人42，不是两个人。我念了我的信。在交谈和读信时，巴枯宁坐在那儿显得心神不定，仿佛他的亲戚正在接受考试，也有些像提心吊胆的律师，生怕当事人讲错了话，以致即使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可望获得最后胜利的整个辩护前功尽弃，归于失败。

    我从他们的脸色看到，巴枯宁猜对了，我念的信并不使他们特别高兴。

    “首先，”基列尔说道，“我们得给您念一下中央委员会给您的信。”

    米洛维奇念了信；《警钟》的读者已经看到这文件，它是用俄文写的，文字并不通顺，但意思是明确的。有人说，它是我从法文译出的，把内容歪曲了，这不是真的。这三个人都能讲流利的俄语。

    这封信的意图是要通过我们告诉俄国人，波兰临时政府与我们观点一致，并把下列原则作为它的行动的基础：“承认农民有权取得他们所耕种的土地及任何民族享有支配自己的命运的充分自主权”。米洛维奇说，根据这个声明，我有责任减少我信中那种带有疑问的、“模棱两可”的语气。我同意作一些修改，同时也同他们建议，各省的自决权应提得更突出些，更明确些。他们也同意了。这些关于文字上的争论说明，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态度不是一致的。

    第二天早上，巴枯宁已来到我家中。他对我不满，认为我太冷静，仿佛不太信任他们。

    “你还希望什么？波兰人从未作过这么大的让步。他们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但这些话对他们是像教义问答一般神圣的；他们不能在举起民族大旗的时候，第一步便使敏感的民族感情受到伤害……”

    “我总觉得，他们实际上并不太关心农民的土地问题，又太关心各省的问题。”

    “亲爱的朋友，文件会交到你的手中，它是经过你修改，并当着大家的面签字的，你还要怎样呢？”

    “似乎还缺少点什么。”

    “对你说来，每一步都这么困难，你太不切实际了。”

    “这种话萨佐诺夫比你讲得更早。”

    巴枯宁把手一挥，走进了奥加辽夫的房间。我伤心地望着他的背影；我看到，他已陶醉在自己的革命中，一时无法使他清醒。他穿着一步跨七里的靴子43，跨过了崇山峻岭和汪洋大海，越过了无数春秋和世纪，在华沙起义的后面已看到了他的“光辉的斯拉夫联盟”，可是波兰人谈到它却有的害怕，有的厌恶……他已看到“土地与自由”44的红旗飘扬在乌拉尔和伏尔加，乌克兰和高加索，甚至冬宫和彼得保罗要塞的上空了，于是他觉得当务之急是用一切办法减少阻力，消灭矛盾，不是填平山谷，而是在山谷上架起一座幻想的桥梁。

    后来我们在他家里与波兰委员会的代表们会谈时，巴枯宁有些恼火地对我说：“你简直像维也纳会议上的外交官，老是咬文嚼字，在表达方式上找碴儿。要知道这不是杂志上的文章，不是文学作品。”

    “就我而言，”基列尔说，“我不想为几句话争论不休，您爱怎么改就怎么改，只要基本意义不变就可以。”

    “这才是好样的，基列尔！”巴枯宁兴奋地喊道。

    我心想：“这家伙来的时候已胸有成竹，作好准备，在实质问题上寸土不让，因此才在文字上这么迁就。”

    文件作了修改，委员会的代表都签了字。我把它交给印刷所了。

    基列尔和他的伙伴们相信，我们代表一个俄国组织45的国外中心，这组织受我们支配，它是否与他们联合行动便取决于我们的意见。对他们说来，问题确实不在于文字，也不在于理论上是否一致；他们声明的信念，随时可以通过解释给予修正，这样，原来的鲜明色彩就会冲淡，变得若隐若现，以至消失。

    这个组织在俄国已建立了第一批支部，这是没有疑问的————各种迹象和线索连肉眼也能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顺利的情况下便可能组成一张大网；这一切都不假，问题是这张网还没有形成，万一遇到强大的打击，整整一代人的努力便会付诸东流，刚开始编织的蛛网也会毁于一旦。

    把委员会的信付印之后，我向基列尔和他的同志们谈的便是这些，我提到了起义的不合时宜。帕特列夫斯基相当清楚彼得堡的情况，因此对我的话并不感到惊异，但仍竭力说服我，认为“土地与自由社”拥有的力量和分支机构，比我们设想的强大得多。但基列尔开始思考了。

    “您以为，”我笑道，“我们很强大……是的，基列尔，这没有错；我们的力量是巨大的，也是有影响的，但是这力量完全是依靠舆论的支持，也就是说，它随时可能化为乌有，我们之所以有力在于人民对我们的同情，与我们采取一致的步调。不要以为我们说‘向左走，或者向右走’，人们便会跟着我们向左或向右，这样的组织我们是没有的。”

    “是的，亲爱的朋友……不过……”巴枯宁不安地在屋里踱了几步，说道。

    “怎么样，难道有这样的组织吗？”我向他提出，没再往下说。

    “得啦，你喜欢怎么称呼它都可以，因为当然，如果从外表的形式看……这完全不符合俄国人的观念……但你看到……”

    “让我把话讲完。我希望向基列尔说明，为什么我要这么字斟句酌。如果俄国人在你们的旗子上看不到给农民以土地，给各省以自由，那么我们的同情不能带给你们任何利益，只能徒然毁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全部力量便在于心脏跳动的一致，如果它在我们这里跳得快一些，我们的脉搏就会比我们朋友们的提前一秒钟，可是他们与我们的结合靠的是观念上的一致，不是组织上的约束！”

    “我们不会叫你们为难的。”基列尔和帕特列夫斯基说。

    过了一天，他们中的两人便回华沙了，另一人去了巴黎。

    暴风雨前的静寂开始了。这是沉闷而痛苦的时期，乌云仿佛即将过去，又像正在集结；这时政府颁布了“倒行逆施”的征兵令，它成了引起变故的导火线；46在铤而走险面前彷徨不定的人们，终于也断然投入了战斗。现在，连白派47也站到了革命运动一边。

    帕特列夫斯基又来了。等了两天，征兵令没有取消。帕特列夫斯基去了波兰。

    巴枯宁准备前往斯德哥尔摩（这与拉平斯基48的远征毫无关系，当时还没有人考虑过这件事）。波捷布尼亚来了没几天，便跟在巴枯宁之后走了。

    在波捷布尼亚之后，“土地与自由社”的全权代表49从彼得堡来了，他曾路过华沙，据他说是波兰人请他去的，可是去了以后什么事也没有，他为此很生气。这是第一个看到波兰起义开始的俄国人。他说，一些士兵被杀害了，一个属于“土地与自由社”的军官受了伤。士兵们认为这是背信弃义，开始残忍地枪杀波兰人。帕特列夫斯基是科夫诺的主要领导人，可是他束手无策，不敢公开站出来制止自己手下的人……

    全权代表认为自己担负着重大的使命，要求我们成为“土地与自由社”的代理人50。我拒绝了，这不仅使巴枯宁，也使奥加辽夫大为惊异……我说我不喜欢这个用滥了的法国称呼。全权代表对待我们，就像1793年国民议会的特派员对待边区军队的将军们，这也使我感到不快。

    “你们的人多不多？”我问他。

    “这很难说……在彼得堡有几百人，在各省有三千人。”

    “你相信吗？”后来我问奥加辽夫。

    他不作声。

    “你相信吗？”我问巴枯宁。

    “当然。”但接着又说：“即使目前没这么多，以后会有的！”说完便哈哈大笑。

    “这是另一回事。”

    “但正因为开头力量软弱，才需要我们支持；如果他们已经强大，那就不需要我们了……”奥加辽夫说，遇到这种场合，他对我的怀疑主义总是感到不满。

    “那么他们应该老老实实向我们承认他们力量不足，希望得到友好的帮助，不是提议我们担任什么愚蠢的代理人。”

    “这是年轻没有经验……”巴枯宁说，接着便去了瑞典。

    在他之后，波捷布尼亚也走了。我依依不舍地与他告别————我一秒钟也没怀疑过，他这次决无生还之理。51

    ……巴枯宁动身前几天，马尔季亚诺夫来了，他的脸色比平常苍白，也比平常忧郁，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他怀念俄罗斯，正在考虑回国的事。我们争论着波兰的起义。马尔季亚诺夫默默听了一会儿便站起来打算走了，这时蓦地停在我面前，忧郁地对我说道：

    “请您别生我的气，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不论事情怎么样，您这是在使《警钟》走上毁灭的道路。您为什么要干预波兰的事……也许波兰人是对的，但是波兰的事应该由波兰的绅士管，您不必过问。您没有替我们想想。上帝保佑您，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请您记住我的话，我自己看不到了————我要回家了。我在这儿没什么好干的。”

    “您不应回俄国，《警钟》也不会毁灭。”我回答他。

    他默默走了，他的第二个预言使我笼罩在沉重的阴影中，我隐隐觉得仿佛我做错了什么。

    马尔季亚诺夫怎么说就怎么做，1863年春天他回了俄国，被自己的“农民的皇上”送到西伯利亚，为了对俄国的爱，为了对沙皇的信任，在苦役中死去了。

    1863年底，《警钟》的发行量从二千五百份、二千份，跌到了五百份，从此再也没有超过一千份。

    从奥廖尔来的夏洛特·科尔台52和从农民中来的但以理53是对的！

    （1865年末写于蒙特勒和洛桑）

    附录  给波兰的俄国军官委员会的信

    朋友们：

    我们怀着深深的爱和深深的忧虑，送别了前来参加战斗的你们的同志；只是我们的内心还是希望这次起义能够延期，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你们的命运和整个事业的前途感到安心。

    我们知道，不论波兰起义采取什么方式，你们不可能不与它站在一起，你们是在为俄国沙皇统治的罪恶赎罪；不仅如此，听任波兰遭到摧残，俄国军队方面不表示任何抗议，这无异是对彼得堡的屠杀无动于衷，表现了俄国甘心俯首帖耳、为虎作伥的卑劣行径。

    尽管这样，你们的处境是悲惨的，没有指望的。我们看不出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即使华沙能获得一个月的解放，那也只是表示你们尽了责任，参加了这次民族独立运动，但是高举“土地与自由”的俄国社会主义旗帜，不会使波兰得到什么，何况你们的人数还太少。

    目前起义的时机尚未成熟，波兰显然只能失败，而俄国的事业也会因而长期湮没在民族仇恨（它会与对沙皇的忠诚发生共鸣）的感情中，要很久很久以后，直到你们的英勇业绩成为12月14日那样的传统，鼓舞了今天还没诞生的那一代人的思想，才能重整旗鼓，东山再起。

    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明确的：把起义推迟到更好的时期————各种力量团结一致的时期；你们要运用你们的一切影响力推迟它，包括对波兰委员会的影响和对政府的影响————政府出于害怕，还可能取消征兵令；总之，你们要运用你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推迟它。

    如果你们的努力没有成效，那就无法可想，只得听凭命运的安排，接受不可避免的苦难了，尽管它的后果将造成俄国十年的停滞。最低限度，你们要尽可能保存人力和物力，以便从这场不幸的失败的战斗中，为未来遥远的胜利积蓄一些有生力量。

    如果你们成功了，起义推迟了，那么你们必须为自己制定一条坚定的路线，一步也不离开它。

    这时你们必须始终保持一个观念：把俄国的事业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单单看到波兰。要像你们在致俄国军官的信中所说的，在“土地与自由”以及地方自治会议的名义下，与所有的军队建立起一条牢不可破的秘密联系的铁索。为此必须使俄国军官委员会成为独立的组织，它的中心应该设在波兰境外。必须由你们以外的人组成这个中心，而你们自己从属于它，到那时你们才能控制局势，领导一个灵活机动的组织，投入起义，而且不仅仅是在波兰民族的名义下，而是在“土地与自由”的名义下，也不是为了一时的需要，而是在充分估计了力量，具有必胜的把握以后，举行起义。

    对于我们，这计划是相当清楚的，你们不可能不明白应该怎么办。

    不论要花多大力气，尽量完成这计划吧。

    尼·奥加辽夫

    朋友们和弟兄们：

    我们的朋友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奥加辽夫信中的每一行，都贯穿着对我们人民的和全体斯拉夫民族的伟大解放事业的真正的、无限的忠诚。不能不同意他的观点：在时机不成熟时波兰单独起义，会使整个斯拉夫族的，尤其是俄国的进步运动有条不紊的发展，面临中断的危险。应该承认，在整个欧洲和俄国目前的情绪下，这种起义成功的希望实在太小了，而波兰运动方面的失败，必然带来的后果便是沙皇专制统治在俄国的暂时胜利。但是另一方面，波兰人已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很难再长时期忍受下去了。政府方面手段卑劣而继续不断的残酷压迫，仿佛是在怂恿他们发动起义，正因为这样，推迟起义不仅对俄国是必要的，对波兰也是有利的。总之，毫无疑问，把起义推迟到更远的时期，对他们和我们都只有百利而无一害。你们必须为此尽一切努力，然而同时，不能侮辱他们的神圣权利，损害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你们要在形势许可的条件下尽可能劝导他们，同时不应浪费时间，要好好宣传，组织力量，作好准备，迎接决定性的时刻。如果我们不幸的波兰弟兄们终于被逼得走投无路，忍无可忍，举行了起义，那么你们应该支持他们，而不是反对他们，你们要为了俄国的荣誉，为了斯拉夫民族的责任，为了俄罗斯人民的事业，高喊着“土地与自由！”与他们并肩战斗。如果你们注定要牺牲，你们也是为共同的事业牺牲的。上帝知道一切！也许，你们的英勇行为与冷漠的理性的打算背道而驰，但说不定它也能获得意外的成功呢……

    至于我个人，不论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是成功还是死亡，我希望我能分担你们的命运。再见，但愿我们不久便能见面。

    米·巴枯宁

    1 巴枯宁于1849年5月因参加德累斯顿起义被捕，关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监狱中，后被引渡回俄国，1861年从西伯利亚潜逃，经过日本、美国到达伦敦，这是他在逃亡途中写的信。

    2 斯拉夫派诗人。

    3 关于巴枯宁，见《往事与随想》第四册《萨佐诺夫》一章。————作者注按：这里的第四册指第五卷。

    4 艾吕扎尔是巴枯宁在1842至1848年使用的笔名，当时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句纲领性的话。

    5 萨克森公国的监狱，德累斯顿当时属于萨克森公国，巴枯宁因领导起义被捕后，关在这里。

    6 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间罗马和迦太基的战争。

    7 1848年5月31日至6月12日在布拉格举行了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巴枯宁参加了大会，站在激进的左派一边。但大会的领导权掌握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手中，他们提出了在哈布斯堡王朝庇护下建立斯拉夫各国联盟的主张。

    8 法国共和主义政治活动家。

    9 1847年11月29日在巴黎召开了纪念波兰起义十七周年纪念大会，巴枯宁在会上发表演说，号召俄国人民与波兰人民联合起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

    10 法国革命活动家，二月革命后成为临时政府成员。

    11 指1848年3月末巴枯宁为了发动波兰人举行起义，前往波兹南。但由于柏林警察当局的阻挠，他没有到达目的地，于5月折回布拉格，在那里参与组织斯拉夫人大会。

    12 我曾对科西迪耶尔的朋友开玩笑道：“请你们转告他，巴枯宁与他的不同就在这里；科西迪耶尔是个杰出的人才，但是最好在革命前夕把他枪毙。”后来，1854年在伦敦，我向他提到了这事。这位流亡的警察局长只是举起大拳头，像打木桩似的朝自己结实的胸膛捶了一下，说道：“巴枯宁压在我这儿……这儿！”————作者注

    13 温迪施格雷茨（1787——1862），奥地利陆军元帅。1848年率军镇压布拉格革命和维也纳革命。

    14 1848年6月温迪施格雷茨指挥奥地利军队攻打起义者时，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双方互相射击时，温迪施格雷茨的妻子正走到窗口，以致被流弹击中身亡。

    15 牟利罗（1618——1682），西班牙著名的巴罗克派宗教画家。

    16 当时的第三厅长官。

    17 按照基督教规定，神父对教徒所讲一切均应严守秘密。

    18 巴枯宁于1851年夏向沙皇呈交的是一份“忏悔书”，他怕它会引起革命者们的不满，因此一直掩盖这事，在给赫尔岑的信中只说这是“一封坚定而勇敢的信”，因此赫尔岑才会在这里把它说成“报刊社论”。

    19 内皮尔（1786——1860），英国海军将领。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对俄国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构成了威胁。

    20 俄国的反动大官僚。

    21 指尼·尼·穆拉维约夫，这是个怪人，既民主又专制，既是杰出的探险家，又是个大官僚。

    22 米哈伊洛夫（1829——1865），俄国诗人和政论家，因散发革命传单被捕，后死在流放地。

    23 1861年起任东西伯利亚总督的一个官员，这年6月他批准巴枯宁前往阿穆尔河旅行，巴枯宁便利用这次机会逃走。事后科尔萨科夫受到严惩。

    24 巴枯宁到达伦敦后，与赫尔岑逐渐产生了矛盾。1862年2月，巴枯宁在《警钟》的附刊上发表了《告俄国、波兰和一切斯拉夫族友人书》，宣称当前的任务不仅是宣传，主要应是进行实际的革命活动，如成立小组，组织党派，建立起义的准备工作等。同时巴枯宁还企图成为《警钟》的“第三个出版人”，实际干预《警钟》的编辑工作、反对赫尔岑以宣传为主的方针，主张使刊物成为运动的领导中心等。对这一切冒险主义的做法，赫尔岑作了坚决抵制。在1863年波兰起义前夕，这些矛盾加深了。

    25 弗里奇（1829——1890），捷克政治活动家和作家，参加过1848年的布拉格起义，1858年后流亡在伦敦等地，创作主要为诗歌。

    26 法国天文学家。

    27 在与人争论时，巴枯宁一旦头脑发热，会冲着对方声色俱厉地破口大骂。要是别人，这一定不能得到原谅，但大家原谅巴枯宁，我首先就会原谅他。马尔季亚诺夫常对我这么说：“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小姑娘，怎么能对孩子生气呢！”————作者注

    28 赫尔岑当时在伦敦的住处。

    29 在罗马尼亚东北部，当时为摩尔达维亚首府。

    30 法国通俗小说家普雷沃（1697——1763）的小说《德·格里欧骑士和曼侬·列斯科的故事》中的人物，一个轻佻的女子，几次与人私奔，最后被流放美洲。这里显然是指那个送信的人并无坚定的立场。

    31 巴枯宁的妻子没有带给他任何嫁妆。————作者注

    32 波捷布尼亚（1838——1863），驻波兰俄军部队的军官，曾在军官中组织支援波兰起义的活动。

    33 在1863年的波兰起义问题上，赫尔岑与巴枯宁的态度不同，这构成了两人意见分歧的一个重要方面。赫尔岑认为当时波兰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带有冒险盲动性质，巴枯宁虽也同意这种分析，但认为迫不得已时不妨试试。但后来赫尔岑迁就了波兰同志的意见，希望起义能得到俄国农民的支持，从而爆发农民的武装起义，有力地打击沙皇政权。但事实证明这只是幻想，赫尔岑也承认自己错了。

    34 指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要恢复18世纪以前，即被俄、普、奥三国瓜分以前的状况。

    35 1861年波兰各地发生示威抗议活动，有的是在教堂中以祈祷和唱赞美歌的方式进行的，这些活动一概遭到沙皇军队的镇压和屠杀。为此，赫尔岑在《警钟》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予以揭露和抨击。

    36 两人都是波兰流亡者中的领导人。

    37 尼古拉一世的儿子康斯坦丁大公1862年被任命为波兰总督，在到达华沙的第一天即遭到枪击。

    38 帕特列夫斯基（1835——1863），波兰流亡者，1863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862年他从伦敦经彼得堡回波兰。

    39 立陶宛西北部的一个地区。

    40 基列尔（1831——1887），波兰作家，1863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41 见《警钟》，1862年。————作者注按：这封信题为《致驻波兰的俄国军官们》，发表在1862年10月15日的《警钟》上。

    42 第三个人即下面提到的米洛维奇，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分子，当时驻在国外，为1863年的起义作准备。

    43 童话中巨人穿的靴子，一步可跨七英里。

    44 “土地与自由社”是1861年在俄国形成的秘密组织，代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主张给人民以土地和自由，针对沙皇的农奴解放，指出对农民而言，没有土地就没有自由。它的主要成员有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等，1862年随着这些人的被捕和反动高潮的到来，逐渐没落，于1864年自动解散（这与十多年后兴起的民粹派的“土地与自由社”不是一个组织，因此习惯上又称为第一个“土地与自由社”）。

    45 指“土地与自由社”，赫尔岑和奥加辽夫确实在国外代表这个组织，《警钟》也主要是通过它流传到俄国各地的。

    46 沙皇政府为了扼杀波兰的革命运动，于1862年秋颁布了紧急征兵法令，企图把大批青年送进军队，这促使了起义的爆发。

    47 在当时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形成了“红派”和“白派”，前者主张采取革命行动，后者比较温和，以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为主。

    48 拉平斯基（1826——1886），波兰革命者。

    49 指斯列普佐夫（1835——1906），俄国革命家，“土地与自由社”的组织者之一，“土地与自由社”失败后便脱离革命。

    50 斯列普佐夫提出要把《警钟》变成“土地与自由社”的机关刊物，赫尔岑拒绝了这个要求，但同意在伦敦建立一个它的组织。

    51 波捷布尼亚回到波兰后即参加了起义，1863年3月死于战斗中。

    52 见本卷第一章第三节，她对赫尔岑说过：“您的朋友和支持者会离开您。”

    53 《圣经》中的先知，马尔季亚诺夫是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