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德国流亡者1

    卢格和金克尔————硫磺帮2————美国宴会————《领导者》————圣马丁会堂的群众集会————米勒博士

    德国流亡者与其他人不同，他们的特点是枯燥乏味，不好相处，喜欢争吵。他们中间没有意大利流亡者中那种热情洋溢的人，也不会有法国流亡者那种火热的头脑和激烈的言论。

    其他流亡者很少与他们接近；举止、习惯的不同使他们与别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法国人的狂妄自大与德国人的粗鲁蛮横没有共同之点。德国人缺乏公认的文明风度，加上不近人情的迂阔作风，过度的不拘形迹，过度的幼稚天真，使不习惯的人很难与他们相处。他们自己也不愿意与人交往，一方面认为自己在科学水平上远远超过其他人，另一方面又觉得在别人面前不自在，不舒服，仿佛一个乡下佬走进了大都会的沙龙，一个官吏走进了贵族圈子。

    在德国流亡者内部，也像他们的祖国一样四分五裂。他们没有一致的纲领，他们的统一是靠相互仇视和恶意攻击支撑着的。德国流亡者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感觉到了这一点。那些精力充沛的人，纯正的人，聪明的人，如卡·舒尔茨3，奥·维利希4，雷亨巴赫，都去了美国。那些温和的人则躲进了事务堆中，躲到了伦敦郊区，例如弗莱里格拉特5。其余的人，除了两三个领导人，则分裂成一些势不两立的小集团，争争吵吵，甚至不惜利用家庭隐私，以至刑事罪责，彼此诋毁。

    我抵达伦敦不久，便到布赖顿拜望阿诺尔德·卢格，在40年代的莫斯科大学中，卢格是个著名人物，他正在发行著名的《哈雷年鉴》6，我们从这里汲取着激进的哲学思想。1849年，我与他在还没冷却的火山地带————巴黎见过面，那时没有工夫研究个性。他是作为巴登起义政府的一个代表来邀请不懂德语的梅罗斯拉夫斯基7去指挥游击队，并与法国政府举行会谈的，但法国政府根本不想承认革命的巴登。与他在一起的还有卡·布林德8。6月13日后，他和我都不得不逃离法国。布林德迟了几个钟头，便被关进了孔斯耶尔热里监狱。从那时起直到1852年秋，我没再见到卢格。

    在布赖顿，我发现他已成了一个唠叨的老人，满腹怨气，言语刻薄。从前的朋友离开了他，德国也忘记了他，他在政治上已没有影响，流亡者中又争争吵吵，使他沉浸在流言蜚语和说长道短中。与他保持经常联系的只有两三个庸碌无能的新闻记者，舞文弄墨的小报作家，这是些德国舆论界的小投机商，在鏖战激烈的时刻，从来看不到他们的影子，只是到战斗结束之后，这些政界和文化界的五月金龟子才钻了出来，每天晚上津津有味地、不遗余力地搜寻白天留下的残渣。卢格便跟他们一起编写文章，撺掇他们，给他们提供素材，在德国和美国的某些报纸上播弄是非。

    我在他那儿吃了饭，度过了一个晚上。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都在抱怨那些流亡分子，对他们造谣中伤。

    “我们四十五岁的维特9与男爵夫人的事怎么样了，您听到吗？”他说，“据说，他向她表白爱情时竭力说服她，贵族和共产主义者的结合将发生化学反应，生下一个天才的孩子。但是听说，男爵对生理学实验毫无兴趣，结果把他轰走了。不知这是不是真的？”

    “您怎么会相信这种无稽之谈呢？”

    “不过实际上我也不太相信。住在这种穷乡僻壤，我只能听到一些伦敦的小道消息，又都是从德国人那里听到的，这些人，尤其是流亡者，编的谎话真是无奇不有，反正大家都不和睦，都在彼此造谣诽谤。我想，这是金克尔编造的，因为男爵夫人救他出了监狱，他得用这故事向她表示感谢。要知道，他自己也想追求她呢，只是不敢这么做。他的妻子不准他胡搞，对他说：‘你从我第一个丈夫那里夺得了我，现在应该满足了……’”

    阿诺尔德·卢格的哲学谈话便是这样。

    有一次他改变了话题范围，为了缅怀友情谈到了巴枯宁，但讲到一半便突然停止，说道：

    “不过最近他有些走回头路了，在胡说什么革命的专制主义，泛斯拉夫主义。”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他，决定再也不来看他了。

    过了一年，他在伦敦举办了几次学术讲座，讲德国的哲学运动。讲座效果不好，带柏林口音的英语很刺耳，而且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人名都按照德语发音，英国人简直猜不透伊俄菲斯、尤诺10等等是什么人。第二次讲座来了十个人，第三次五个人，加上我和沃尔采尔。卢格在空荡荡的大厅里走过我的身边，与我紧紧握了手，说道：

    “波兰和俄国来了，可是意大利没有到，等发生新的人民起义时，我不会忘记马志尼和萨斐的这笔账。”

    他走时气呼呼的，带有威胁的神气。我看看沃尔采尔那讥刺的笑容对他说道：

    “俄国请波兰共进晚餐。”

    “那么意大利只好完蛋了。”沃尔采尔说，一边摇摇头。我们走了。

    金克尔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中是最杰出的一个。这人的行为无可指责，工作辛辛苦苦，不论说来多么奇怪，这在流亡者中还是极少见的，然而金克尔却被卢格看作眼中钉，为什么？这很难说明，正如无神论的鼓吹者卢格怎么会成为新天主教派龙格11的朋友一样不可思议。哥特弗里德·金克尔是伦敦德国流亡者千百个派别中一派的首脑。

    看到他，我总觉得奇怪，这个宙斯式雄伟脑袋怎么会生在一个德国教授的肩上，这个德国教授又怎么会跑进硝烟弥漫的战场，后来负了伤，又落进了普鲁士的监狱？也许比这一切更叫人纳闷的是，这一切加上伦敦，丝毫也没有改变他，他还是德国的教授。他身材魁梧，满头白发，胡子也花白了，他天生相貌堂堂，令人肃然起敬————但这副相貌赋予了他一种当官的气派，法官和大主教的威严和架势，使他的眉宇之间显得有些自负。这种气质在现代的牧师，妇科医生，尤其是催眠术家，专门保卫道德的律师，以及英国贵族化大饭店的茶房领班身上，也可以看到，只是表现略有不同而已。金克尔青年时代醉心于神学；摆脱神学后，在待人接物方面依然像个教士。这并不奇怪，哪怕拉梅内12，尽管深深铲除了天主教的根基，直到晚年仍保持着神父的仪表。金克尔讲话深思熟虑，不慌不忙，显得四平八稳，毫无棱角，似乎在诲人不倦地进行说教。他装出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但真正满意的还是他自己。

    他在萨默塞特大厦和几所高等学校教书，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公开讲授美学————这使那些在伦敦挨饿的、游荡的德国三十四个邦的解放者不能宽恕他。在美国各报上，金克尔经常受到攻击，它们成了德国谣言的主要排水沟；在每年照例要为纪念罗伯特·勃鲁姆13，为纪念第一次在巴登举起盾牌、第一次对奥地利人挥舞宝剑14等等而举行的人数不多的大会上，金克尔也总会遭到指责。他的同胞全都在咒骂他，这些人永远不知道吸取教训，永远要向人借钱，又从来不知道归还，谁不肯借，他们便随时准备把他说成间谍或强盗。金克尔从来不屑于回答……那些耍笔杆的家伙叫了一阵，也就像克雷洛夫描写的那样退却了。15不过偶尔还会有一只肮脏的毛茸茸的小狗，从不知哪个德国民主派的地洞里蓦地跳将出来，在一份谁也不读的报纸上发表一篇小文章，向他狺狺而吠，那副咬牙切齿的样子不禁使人想起蒂宾根、达姆斯塔特和不伦斯威克-沃尔芬比特尔16等地纷纷揭竿而起的那个幸福的时代。

    在金克尔的家中，在他的讲堂上，在他的谈话中，一切都是美好而聪明的，但是车轮上似乎缺少一点机油，因此一切都运转不灵，没有吱吱声，但走得没精打采。他的谈吐一向生动有趣，他的妻子是著名的钢琴家，弹的曲子美妙悦耳，可是家中却沉闷得要死。只有孩子们跳跳蹦蹦，带来了一点活跃的气息，他们那明亮的小眼睛，那清脆的嗓音，虽然不够庄重，但……似乎给车轮增加了一点机油。

    “我是一个具备各种可能性的人。”金克尔不只一次对我这么讲，用这话说明他介于各派力量之间的地位。他认为，他可能在未来的德国成为未来的部长。我并不相信这一点，但他的夫人约翰娜对此却深信不疑。

    不妨顺便谈谈他们的关系。金克尔经常保持着庄重的外表，她则总是对他惊叹不已。在他们中间，哪怕谈到最平凡的日常事务，也要使用高尚喜剧（德国的市民式文雅喜剧！）和道德小说中的词句。

    “最亲爱的约翰娜，我的天使，”他清晰地、不慌不忙地说道，“你这么善良，再给我斟一杯好茶吧，你煮的茶味道香极了！”

    “这茶这么合你的口味，使我太高兴了，亲爱的哥特弗里德。亲爱的，请给我加几滴奶油。”

    于是他给她滴了几滴奶油，一边含情脉脉地瞧着她，她则报之以感激的目光。

    约翰娜对丈夫的照顾无微不至，坚持不懈，简直叫他受不了；有雾的日子，她总要在一条特制的腰带上给他别一支手枪，叮嘱他千万别吹风着凉，要当心坏人，不要吃不卫生的食物，尤其要提防女人的眼睛————这是比所有的风和鹅肝馅饼更危险的……总之，她用自己强烈的嫉妒和不可克制的、永不衰退的爱情害苦了他。但另一方面，她让他相信，他是天才，至少不比莱辛差，他将成为德国未来的施泰因17。金克尔相信这是真的，但在外人面前，当她的吹捧超过限度时，不得不亲切地制止她。

    “约翰娜，您听到海涅的事吗？”一天夏洛特18伤心地跑进屋子问她。

    “没有。”约翰娜回答。

    “他死了19……这是昨天夜里……”

    “真的？”

    “千真万确！”

    “啊，这下可好了————我总是担心，他会写出什么刻毒的讽刺诗，讽刺哥特弗里德，他的语言那么尖刻。”接着突然清醒了，又道：“您使我吃了一惊，这对德国是多大的损失。”20

    ……厌恶，这是出自嫉妒的痛苦感情。21

    这些仇恨的根源，一部分在于意识到祖国德国在政治上处于二流地位，又竭力想扮演第一流的角色。法国人的民族自大狂也是可笑的，但是他们还能够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为人类流了血”……然而学识渊博的德国人流的只是墨水。提高民族地位的奢望与学究式世界主义相结合，尤其显得可笑，因为它提不出任何权利，只是不相信别人能尊重自己，自己能有所作为而已。

    “为什么波兰人不喜欢我们？”一个德国人在一些书呆子的集会上一本正经地问。

    正好有一个新闻记者参加了这次集会，他是个聪明人，早已迁居英国。

    “哦，这是不难理解的，”他答道，“您不如说，谁喜欢我们？或者为什么大家讨厌我们？”

    “怎么大家讨厌我们？”惊奇的教授问道。

    “至少与我们相邻的国家都这样：意大利人，丹麦人，瑞典人，俄国人，斯拉夫人……”

    “对不起，博士先生，也有例外。”书呆子有些不好意思，坐立不安地反驳道。

    “毫无疑问，在一定程度上，法国和英国是例外。”

    学者开始神采焕发了。

    “可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法国不怕我们，而英国瞧不起我们……”

    德国人的处境确实令人伤心，但他们的伤心不能使人同情。大家知道，他们有力量应付一切————内部的和外部的敌人，然而他们却办不到。例如，与他们同一种族的英国、荷兰、瑞典等民族都是自由的，德国人却不是。无能也必然对人（例如对贵族）发生影响，尤其可以使人感到自卑。德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为了抬高自己便不择手段，甚至把英国和北美共和国当作了国家事务方面日耳曼精神的代表。埃德加·鲍威尔22写了一本谈俄国的空洞的小册子（题目大概是《教会和国家》23），卢格便对他大为恼火，怀疑是我怂恿他写的，于是写信给我（后来还把这信发表在《泽西文集》上），说俄国只是一种粗糙的材料，既野蛮，又混乱不堪，它的力量、荣誉和美都来源于日耳曼的天才，是后者向它提供了范例和榜样。

    任何俄国人一旦登上舞台，德国人便会愤愤不平，表示惊讶；不久前他们还对我们的学者感到诧异，因为这些人居然想在俄国的大学和俄国的科学院中成为教授。在外来的“同仁”眼中，这简直是胆大包天，忘恩负义，侵占了别人的位置。

    马克思对巴枯宁非常熟悉，知道他几乎为德国人丧生，死在萨克森刽子手的屠刀下，然而他却把巴枯宁说成了俄国间谍。他在自己的报上编了一大篇故事24，说这是乔治·桑听赖德律-洛兰讲的，后者在当内政部长时看到了一份对他的名声不利的书信。巴枯宁那时蹲在监狱里等待判决25，压根儿没想到这种事。诽谤要把他推向断头台，最终切断殉难者与暗中同情他的群众之间感情上的联系。巴枯宁的朋友阿·雷海尔写信到诺昂，问乔治·桑是怎么回事。她马上答复了雷海尔，并向马克思的报纸的编辑部写了信，对巴枯宁表现了伟大的友谊，声明她从来没有与赖德律-洛兰谈到过巴枯宁，因此她不可能复述报上谈到的事。马克思很有办法，他发表了乔治·桑的信，加了个注，说那则关于巴枯宁的消息是他“不在的时候”登载的。

    收场完全是德国式的，它不仅在法国不可能（因为那里对名誉问题一丝不苟，发行人会用一大堆漂亮的词句、拐弯抹角的语言和道德说教，掩盖这种肮脏勾当，最后表示别人恶意利用了他的信任，他为此表示失望），甚至在英国，尽管那里的报刊发行人毫无礼貌，他也不敢把责任推在同事身上。26

    我到伦敦后过了一年，马克思一派对巴枯宁又进行了一次肮脏的诬蔑，而当时巴枯宁已关在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中。27

    英国自古以来就号称是受迫害者的祖国，可是在这里却出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戴维·厄克特28便属于这种现象，这是一个有才能的、精力充沛的人，保守派中一个激进的怪物。他被两个思想搞糊涂了，一个是：土耳其是最优异的国家，有着远大的前途，因此他吃土耳其的饮食，洗土耳其的澡，坐土耳其的沙发……第二个思想是：俄国的外交手腕是全欧洲最狡猾的，神秘莫测，它收买和欺骗了世界各国所有的国务活动家，尤其是英国的政界人物。厄克特花了几年工夫想寻找证据，证明帕默斯顿已被彼得堡政府收买。他就这事发表了文章和小册子，向议会提出意见，在大会上呼吁。起先大家听了他的话很生气，驳斥他，咒骂他，后来习惯了，不论被指责的人还是听的人都一笑置之，不再理会……等他讲完便哄堂大笑。

    在一个主要组织的一次大会上，厄克特又大放厥词，发挥自己的先入之见，竟然忘乎所以，指责科苏特是个不可信任的人，如果他还没有被俄国收买，那么一定处在一个显然在为俄国卖力的人的影响下……这个人便是马志尼！

    厄克特像但丁的弗兰采斯加29，这天再也讲不下去了。他提到马志尼的名字，便引起了震耳欲聋的嘲笑声，以致戴维本人也发现，他不仅不能靠弹石器打死这个意大利的歌利亚30，还会扭伤自己的胳臂。

    如果有个人认为，并公开宣称，从基佐和德比到埃斯帕特罗31、科布登32和马志尼，都是俄国间谍，这对马克思（天下第一号怀才不遇的天才）周围那帮得不到大家承认的德国政治家说来，自然如获至宝。这些人出自无法施展的爱国抱负和骇人听闻的自命不凡，建立了一所高等学府————造谣学校，对政治舞台上一切比他们幸福的人，无不百般猜疑。他们缺少的只是光明正大的名义，厄克特把它给了他们。

    戴·厄克特那时对《广告晨报》33（一份靠最奇怪的方式维持的报纸）有很大影响。这份报纸不论在俱乐部里，在大书报摊上，还是在正派人的案头，都不能找到，但它的发行量却超过了《每日新闻》，直到最近才在《每日电讯报》《明星晨晚报》等廉价报纸的竞争下退居次要地位。《广告晨报》纯粹是英国现象，这是饮食业的报纸，任何一家酒店都不会没有它。

    马克思集团和他们的朋友们便是靠厄克特和饮食店顾客与《广告晨报》搭上关系的34————“哪里有啤酒，哪里便有德国人”。

    一天早上，《广告晨报》突然提出了问题：“巴枯宁是不是俄国的间谍？”35————很清楚，答案是肯定的。这行径如此卑鄙，甚至并不特别同情巴枯宁的人也被激怒了。

    对此事不能置之不理。尽管不愿意，我还是与戈洛36一起在联合抗议书上签了名，此外别无选择。我又请马志尼和沃尔采尔一起签名，他们马上同意了。看来，有了波兰民主派领导中心主席和马志尼这样的人物作证，一切总该解决了。但是德国人还不肯就此罢休。他们与戈洛温展开了最无聊的论争37，而后者之所以乐此不疲，也只是为了给伦敦酒店里的读者消闲解闷。

    我的抗议，我给马志尼和沃尔采尔写的信，一定引起了马克思对我的不满。大致正在这个时候，德国人突然改变了对我的态度，从大肆吹捧变成了大肆挞伐。现在他们不再给我写颂词，像《来自彼岸》和《意大利书简》38出版的时候那样，而是这么谈论我，说我“像一个狂妄的野人，居然敢于高高在上地对待德国”。39马克思集团的一个小徒弟写了一本书攻击我，寄给霍夫曼和卡佩出版社，后者不愿出版。于是他在《领导者》40上发表了上面谈的那篇文章（我是过了好久才知道的）。他的名字我记不起了。

    不久，马克思集团中又添了一员戴脸甲的骑士，他名叫卡尔·布林德，当时他是马克思的随从，现在则是他的敌人。由于美国驻伦敦领事为我们举行了一次宴会，布林德便在纽约报纸的通讯上说道：“在这次宴会上有一个俄国人，他便是亚·赫，一位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的人。赫与马志尼、科苏特、萨斐等有密切关系……这些人都站在运动的领导地位，从这一点看，他们让一个俄国人接近他们是很不谨慎的。我但愿他们的悔悟不致太迟。”

    这是布林德本人写的，还是他的助手写的，我不知道————我手边现在没有它的原文，但我可以保证意思无误。

    在此我必须指出，不论布林德也好，马克思也好，我与他们都素不相识，这仇恨纯粹是精神上的，也就是说并非出自个人恩怨，我只是他们献给祖国的祭品————出于爱国主义的需要。再说，在美国领事的宴会上没有德国人，这叫他们恼火，他们便向俄国人发泄怨气。41

    这次宴会使大西洋两岸的人都议论纷纷，原因是这样的。皮尔斯总统42为了与旧欧洲各国政府赌气，干了各种幼稚行为。这一方面可以在国内赢得更大声誉，另一方面可以转移欧洲各激进党派的视线，掩盖他的全部政策的主要立足点————悄悄地巩固和扩大奴役制度。

    这是索雷43担任驻西班牙大使，罗伯特·欧文的儿子44任驻那不勒斯公使的时候，这以前不久，索雷与杜尔戈进行了决斗45，还不顾拿破仑的命令，坚持要通过法国前往布鲁塞尔，使法国皇帝难以拒绝。美国人说：“我们的大使不是给各国国王，而是给各国人民派出的。”正是出于这个思想，他们才给一切现存政府的敌人举行了这次外交宴会。

    这次宴会我事前毫无所知；一天突然收到了美国领事桑德斯的请帖，请帖中还附了马志尼的一张小小便条，他请我不要拒绝，举办这次宴会的目的只是要气气某些人，向另一些人表示同情。

    参加宴会的有：马志尼，科苏特，赖德律-洛兰，加里波第，奥尔西尼，沃尔采尔，普尔斯基46和我，英国人中有一个激进派议员乔舒亚·沃尔姆斯利，另外便是布坎南大使47和大使馆的一些官员。

    应该指出，这次由黑色奴隶制度保卫者举办的红色宴会，目的之一在于促使科苏特和赖德律-洛兰接近。这不是要为他们调解什么，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争吵过，而是要使他们正式认识。他们从未见过面，原因是这样的。科苏特从土耳其来到伦敦时，赖德律-洛兰早已在这儿。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谁先拜访谁，是赖德律-洛兰先去拜访科苏特，还是科苏特先去拜访赖德律-洛兰，他们的朋友、同志、随从、卫队和群众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势均力敌。一个是匈牙利的独裁者，另一个虽不是独裁者，但是法国人。一个是英国的贵宾，第一流的风云人物，誉满四海的英雄，另一个在英国已像在家中一样，理应受到新来者的谒见……总之，这件事正如方圆转化和永动等等问题一样48，在两派人物之间无法解决……于是只得决定谁也不去拜访谁，一切听其自然……三四年过去了，赖德律-洛兰和科苏特住在同一个城市里，有共同的朋友，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事业，却只得彼此隔绝，而自然的见面机会始终没有出现。马志尼便决定给命运助一臂之力。

    宴会开始前，在布坎南已经与我们一一握手，表示三生有幸，得以与大家见面以后，马志尼挽住赖德律-洛兰的手，同时布坎南也对科苏特如法炮制，这样，把两个罪魁祸首拉到了一起，使他们差点撞个满怀，然后向彼此介绍了姓名，两位新朋友也不甘落后，互相表示了仰慕之意，伟大的匈牙利人用的是带有东方风味的华丽辞藻，伟大的高卢人则用的是国民议会上色彩强烈的演说口气……

    在这整个表演过程中，我和奥尔西尼站在窗口……我看了看他，不觉高兴极了，我看到他露出了微笑————但主要在眼睛中，不在嘴唇上。

    “告诉您，我头脑里出现了一个多么无聊的场面，”我对他说，“1847年，我在巴黎历史剧院看一出毫无意义的军事剧，这出戏的主要角色可以说只是硝烟和射击，次要角色是马、大炮和战鼓。在一场戏里，双方军队的统帅为了谈判，从舞台的相反方向出场，英勇地朝对方走去，走近以后，一个脱下帽子答道：‘苏沃洛夫————马塞纳！’另一个也脱下帽子答道：‘马塞纳————苏沃洛夫！’”49

    “我自己也忍不住要笑呢。”奥尔西尼对我说，脸色变得相当严肃。

    狡猾的老人布坎南尽管已将近七十岁，还在觊觎总统的宝座，因此总是大谈安度晚年、田园生活和自己年老体弱等等。在宴会上，他不断跟我们套近乎，就像当初当驻俄大使时，在尼古拉的冬宫跟奥尔洛夫和本肯多夫拉关系一样。他以前就认识科苏特和马志尼；跟其他人，他大多谈些非常得体的奉承话，使人觉得这是一个熟悉官场应酬的老练外交家，不像来自民主共和国的严峻公民。对我，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告诉我，他在俄国住过很久，他得到的印象是它会有很伟大的前途。当然，关于这一点我不能对他说什么，我便告诉他，在尼古拉加冕时我就见过他：“那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是您很引人注目————穿着您那套普通的黑燕尾服，戴着大礼帽，站在穿绣金官服的一大群显要中间。”50

    对加里波第，他说道：“您在美国像在欧洲一样著名，只是在美国您还有一个新头衔。那里人们说您……说您是一位杰出的水手……”

    用过甜点后，桑德斯夫人便走了，这时送上了雪茄，还有大量的酒。布坎南坐在赖德律-洛兰对面，告诉他，他在纽约有个熟人曾这么对他说：为了认识您，要他特地从美国赶到法国，他也愿意。

    不幸布坎南讲得含糊了些，赖德律-洛兰又不太懂英语，结果弄得张冠李戴，十分有趣：赖德律-洛兰以为布坎南在谈他自己，便露出法国人热情洋溢、感激不尽的表情，连声道谢，还隔着桌子向他伸出了自己的大手。布坎南接受了感谢，握了手，带着不动声色、安详自若的神态（这种神态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哪怕遇到轮船失事或者失去一半家产等等险情时也不会改变的）对他说道：“我想，这是弄错了，不是我这么想，是我在纽约的一位好朋友这么说。”

    宴会结束时已到深夜，布坎南走了，接着，科苏特认为他也不能再留下，便带了自己没有任所的大臣走了。桑德斯请我们重又走进餐厅，要亲自用肯塔基陈威士忌给我们调制潘趣酒。况且他觉得意犹未尽，必须为未来的世界共和国（无色的）等等举杯祝酒，表示庆贺，而谨慎的布坎南大概是不肯做这一切的。宴会后的祝酒，只有两三个客人和他在一起……不用演说。

    他在酒上点了火，加了各种香料，一边提议合唱《马赛曲》，代替祈祷。谁知只有沃尔采尔一人熟悉这支曲子，但他的嗓子哑了，马志尼只会唱一点儿，于是只得把美国人桑德斯夫人请来，由她用吉他弹《马赛曲》。

    这时她的先生已完成了烹调任务，尝了一口，觉得很满意，给我们每人斟了一大茶杯。我什么也不怕，一下子喝了一大口，呛得差点喘不出气。等我好过一些，看看赖德律-洛兰，发现他也想大口喝酒，我赶紧喊住他：

    “如果您还想活下去，对这种肯塔基饮料得当心一些才好。我是俄国人，我喝了它，上颚、咽喉和整个食道尚且像火烧似的，您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的肯塔基潘趣酒一定是用红辣椒做的，简直跟浓硫酸差不多。”

    美国人很得意，对欧洲人的虚弱发出了嘲笑。我从年轻时起就是米特拉达梯51的模仿者，因此只有我一个人喝干了酒，还嫌不够。我与酒精的这种化学亲和性，大大提高了我在领事眼中的地位。“对，好样的，”他说，“只有在美国和俄国，人们才真正懂得喝酒。”

    我心里想：“对，还有一个更值得引以为荣的相似之处：只有在美国和俄国才能把奴隶鞭打致死。”

    这次宴会便以七十度的潘趣酒结束，它没有损害赴宴者的胃肠，却触犯了德国小报记者的尊严。

    在美国宴会之后，出现了成立国际委员会的尝试————这是英国宪章派和各国流亡者试图采取联合行动，宣布自己的存在和统一的最后一次努力。委员会的倡议者是厄内斯特·琼斯52。他企图挽救过早衰老的宪章运动，使英国工人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携起手来。为促进这种真诚的合作，双方决定采取一次共同行动————召开纪念1848年2月24日的大会。53

    国际委员会选举了我和其他十人作委员，并要求我在大会上谈谈俄国，我写信感谢了他们，但表示不想发言————要是马克思和戈洛温没有迫使我为了故意与他们作对，走上圣马丁会堂讲坛的话，事情本来可以这么结束。54

    起先琼斯收到了一个德国人的信，抗议我的当选。他写道，我是著名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我写过必须征服维也纳，并把它称作斯拉夫民族的首都，我还宣传俄国的农奴地位，把它作为全体农民的理想社会。他提出这一切的根据，便是我给林顿的信（《旧世界与俄国》）55。琼斯没有把这种爱国主义的诬蔑放在心上。

    但是这封信只是试探性的前奏。在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马克思便提出，他认为我的当选不符合委员会的宗旨，建议取消我的资格。琼斯指出，这不像他想的那么容易，委员会选举了一个根本不想当它的委员的人，而且正式通知了他，现在便不能凭一个委员的意愿便改变这个决定，马克思不妨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他可以立即把它提交委员会讨论。

    对此，马克思说道，他并不认识我，他的指责丝毫不带个人意气，但是他认为，我是俄国人，又是在所写的一切中支持俄国的俄国人，单单这一点已经够了；最后他说，如果委员会不取消我的名字，那么他马克思和他所有的人，都只得退出这个委员会。

    厄内斯特·琼斯，法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还有两三个德国人，以及英国人，在表决时都支持我。马克思落到了极少数的地位。他与自己的同伙离开了委员会，再也没有回来。

    在委员会遭到失败后，马克思集团退进了自己的堡垒————《广告晨报》。赫斯特与布莱克特出版了《往事与随想》一卷的英译本，其中收入了《监狱与流放》。56为了有个动听的书名，他们毫不犹豫地把它改成了《我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快报》首先指出，这是吹牛。我给出版商写了信，也给《快报》写了信。赫斯特和布莱克特声明，书名是他们改的，原稿上没有这名称，但霍夫曼和卡佩在德文本上也用了“在西伯利亚”等字。《快报》把这一切都发表了。看来事情已经了结。但是《广告晨报》却开始攻击我，一星期有两三次。它说，我用“西伯利亚”这词，是为了使书容易出售，说我在书出版后过了五天才提出抗议，是为了让书有个推销的时间。我作了答复；他们发表时加了标题：“赫尔岑先生事件”，仿佛这是给杀人案件或刑事案件加按语……《广告晨报》的德国人不仅不相信“西伯利亚”是书商加的，而且对流放本身提出了怀疑：“在维亚特卡和诺夫哥罗德，赫尔岑先生是在沙皇衙门里当官，他在何时何地被流放过？”

    最后，兴趣消失了……《广告晨报》才忘记了我。

    过了四年，意大利战争57开始了；这时红色的马克思忽然看中了最黑最黄的《奥格斯堡报》58，在它上面宣称（匿名），卡尔·福格特是拿破仑亲王的奸细，科苏特、山·泰莱基59、普尔斯基等等都已被拿破仑收买。接着他又写道：“根据最可靠的消息，赫从拿破仑那里领取巨款。他与罗亚耳宫的密切关系早已不是秘密……”60

    我没有答复，他便自以为得计，不久伦敦那份营养不良的周刊《海尔曼》又登出了一篇小文章，文章说（尽管我已声明过十来次，我从未写过这类话）我“建议俄国占领维也纳，认为它是斯拉夫世界的首都”。61

    我们在一起吃饭，大约十个人，有人谈到了报上报道的乌尔班和他的滂陀尔62在科摩湖一带的暴行。加富尔公布了这些事件。对于乌尔班的行径，那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来历不明的亡命之徒是雇佣兵出身，后来不知混进了哪个兵营，又在哪个军队中青云直上；这是男性的营妓，生来就是在战场上厮杀的大兵，滂陀尔和匪徒。

    那是在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战役63前夕。当时德国人的爱国思想已到了恶性膨胀时期；对意大利的古典主义式的好感，对奥地利的爱国主义的仇恨，在骄傲的日耳曼民族自大狂面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自大狂只指望不惜一切长期侵占别国的“四要塞防御区”64。巴伐利亚人已整装待发，尽管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命令，听到任何号召，接到任何指示……可是他们挥舞着解放战争65时期生锈的军刀，用啤酒灌醉了克罗地亚人和达尔马提亚人，给他们撒鲜花，让他们为了奥地利，也为了让自己永远遭受奴役去攻打意大利人。自由派流亡者布赫尔66，还有一个应该是红胡子67的旁系子孙、名叫罗德贝尔图斯68的人，都发出了叫嚣，指责一切外国人（也就是意大利人）企图占领威尼斯……

    在这种不和谐的气氛中，在肉汤和煎鱼之间，乌尔班的暴行问题引起了争论。

    “嗯，如果这不是真的呢？”米勒-斯特鲁宾69提出，脸色有些发白，这人从身体来说是出生在梅克伦堡70，但从精神来说是出生在柏林的。

    “然而加富尔的照会……”

    “这什么也不能证明。”

    “如果这样，”我指出道，“那么也可以怀疑在马真塔是奥地利人击溃了法军，因为我们中间谁也没有在那儿。”

    “这是另一回事……那儿有千万个证人，其中也有意大利农民。”

    “您又何苦要为奥地利将军辩护呢……难道在1848年，我们还没有吃够这些人和普鲁士将军、普鲁士军官的苦头吗？这些该死的容克军官自高自大，骄横跋扈……”

    “先生们，”米勒说道，“普鲁士军官是不允许侮辱的，不能把他们与奥地利人同等看待。”

    “我们不知道这种微妙的区别；他们同样讨厌，同样可恶，我觉得，所有这些人，还有我们的近卫军，都是一丘之貉……”

    “谁侮辱普鲁士军官，便是侮辱普鲁士民族，他们与它是不可分割的。”米勒说，脸色气得煞白，用生平第一次发抖的手放下了斟得满满的酒杯。

    “我们的朋友米勒是德国最伟大的爱国者，”我说，仍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他在祖国的祭台上不仅要献出生命，献出烧伤的手，还献出了自己健全的思想。”

    “他的脚不会再踏进侮辱德意志民族的地方。”说完这话，我们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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