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的流亡者

    阿洛休斯·别尔纳茨基————斯坦尼斯拉夫·沃尔采尔————1854至1856年的宣传活动————沃尔采尔之死

    我看到了新的苦难和新的受难者！

    《地狱篇》1

    另一些不幸，另一些受难者等待着我们。我们是生活在昨天的战场上————周围尽是医院、伤员、俘虏和垂死的人。波兰人的流亡史比所有的人古老，他们受的折磨也比别人大，但他们顽强地生活着。离开国境时，波兰人与丹东相反2，心中怀着自己的祖国，他们没有低下头，却高傲地、森严地带着它走向世界各地。欧洲露出敬意，在英勇的战士的庄严行列面前敞开了大门。人民向他们致意问候，国王扭转了脸，不闻不问，让他们通过，佯装没有看见。他们的脚步声一时间惊醒了欧洲，它流出了眼泪，表示了同情，资助和鼓舞了他们。3波兰流亡者，这民族独立的义士的忧伤形象，始终留在人民的记忆中。在异国的二十年中，他们的信念没有削弱，在一切危急的时刻，在为自由而斗争的日子里，波兰人总是闻风而动，首先响应，正如沃尔采尔和老达拉什在1848年向法国临时政府所说的一样。

    但是拉马丁的政府不需要他们，也根本没有想到他们。哪怕名副其实的共和主义者想起波兰，也只是为了在1848年5月15日利用它的名义发出战争和起义的虚伪叫嚣4。大家明白这出戏是假的，但是从那时起，法国的资产阶级已把波兰（波兰只是供它任意玩弄的一张牌，正如意大利之于英国一样）撇在一边。巴黎不再有人谈论“被蹂躏的华沙”，只有关于波尼亚托夫斯基5的传说，还与波拿巴的其他故事一起在人民中流传，在民间木板画上还能看到这位将军戴着波兰军帽，骑着马在河中淹死。

    从1849年开始，波兰流亡者经历了一段消沉苦闷的时期。这段时期在苦难重重中一直延续到克里米亚战争和尼古拉的去世。他们看不到一点真正的希望，找不到一点生活的力量。克拉辛斯基6所预言的启示时代似乎到来了。流亡者与祖国切断了联系，被丢在河对岸，像树木无法汲取新鲜的树液一样萎谢了，干枯了，在自己的人民眼中成了外国人，可是在他们所居住的国家中也仍然是外国人。这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他们，但是他们的不幸时间太长了，人们心中的善良感情从来不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何况波兰问题首先是民族问题，只在表现形式上，也就是在反对外国压迫者这一点上才具有革命意义。

    流亡者向前看，同样也向后看，他们总是期待着复兴，仿佛在过去除了独立，还有什么值得复兴的东西，可是独立本身并不包含别的什么，这只是一个否定的概念7。难道还有比俄国更独立的国家吗？对复杂的、难以设想的未来社会组织方式，波兰从未提出过新的观念，它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历史权利，以及按照互相帮助的正义要求帮助别国人民的意愿。为独立而斗争，这永远能赢得热烈的同情，但不可能成为其他民族本身的事业。只有在本质上不属于民族的事，才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例如，天主教和新教问题，革命和反动问题，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问题。

    1847年，我认识了波兰民主主义领导中心8的人。那时领导中心设在凡尔赛，根据我的了解，它里边最活跃的分子是维索茨基9。我与他们不可能特别接近。他们希望从我口中听到的，是符合他们的愿望和他们的假设的话，不是我所了解的事实。他们想知道的消息是哪里在组织暴动，准备摧毁俄国的国家机器，总是问我叶尔莫洛夫10参加没有……可是我能告诉他们的，只是当时青年中的激进主义思潮，格拉诺夫斯基的宣传，别林斯基的巨大影响，当时在文学界和社会上斗争的两派，即西欧派和斯拉夫派在社会观点上的差异。然而这在他们看来不是重要的。

    他们有丰富的过去，我们却怀着伟大的希望；他们的胸口布满了刀伤，而我们只是在锻炼身体，要为未来的刀伤做好准备。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好像后备军人在久经沙场的老将面前。波兰人是神秘主义者，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吸引他们的是朦胧的神秘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模模糊糊，像影子一般浮动，人们可以把它想象得无限深远，无限高大，因为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们可以生活在这种半睡眠状态，不需要分析，不需要冷静的研究，不需要锲而不舍的怀疑。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正如一个人在军营中一样，只能看到我们所不熟悉的中世纪的反光，或者他们可以在困难和疲倦的时刻跪在面前祈祷的十字架。在克拉辛斯基的诗篇中，《圣母痛苦经》11取代了民族的赞歌，它不是把我们引向生命的胜利，而是引向死亡的胜利，引向最后审判的一天……我们不想在信仰中变得更愚昧，便得在怀疑中变得更聪明。

    在拿破仑的时代之后，神秘主义思潮已愈演愈烈。密茨凯维奇，托维扬斯基，甚至数学家弗龙斯基，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弥赛亚救世主义的发展。从前有天主教徒和百科全书派，但是没有神秘主义者。受过18世纪熏陶的老人，与神智学的幻想是无缘的。古典传统的锤炼给人们带来了伟大的世纪，它像大马士革钢一样永不磨损。我还见到过两三个百科全书派的波兰老人。

    在巴黎的昂坦大道，从1831年起住着阿洛休斯·别尔纳茨基伯爵，他担任过波兰议会的使节，在革命时期是财政总长，当亚历山大一世1814年在波兰实行自由主义政策时，别尔纳茨基还担任过一个省的贵族领袖，在沙皇面前代表自己的阶级。12

    从1831年起他迁居巴黎，他的财产已全部被查抄，他便住在我提到的昂坦大道上那幢小小的寓所中。每天早上，他穿一身深棕色衣服出外散步，然后读读报纸，到了晚上便穿上金纽扣的青燕尾服，到别人家中消磨时间。1847年我便是在那儿认识他的。他的住房相当旧了，女房东想把它翻造。别尔纳茨基给她写了一封信，使那个法国女人非常感动（事情涉及钱的问题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她赶去与他商量，答应他迁往别处只是暂时的。房屋修好后，她仍以原价租给了别尔纳茨基。他看到油漆一新的漂亮楼梯，新的壁纸，新的窗框和家具，有些惭愧，但还是服从了命运的安排。

    老人对一切事都从容不迫，心地光明磊落，正直高尚，他崇拜华盛顿，又是奥康内尔13的朋友。他是真正的百科全书派，宣传合理的利己主义，终生过着自我牺牲的生活，抛弃了一切，从家庭、财富到祖国和社会地位，从未流露过特别的惋惜，也从未发出过怨言。

    法国警察没有打扰他，甚至还很尊敬他，知道他当过总长和大使；巴黎的警察总监真的认为波兰议会的使节与教皇的使节是相同的。在流亡者中，大家知道这事，因此朋友和同胞们不断找他帮忙，要他为他们说情。别尔纳茨基从不推辞，到了警察局总是客客气气，恭维备至，弄得警官们终于厌烦了，只得让步，以便摆脱他。二月革命完全平定后，气氛变了，不论笑容、眼泪、恭维和满头白发，都不再发生作用，但正在这时，仿佛命运故意与他作对，一个波兰将军的遗孀来到了巴黎，这位将军是在匈牙利战争14中阵亡的，他的遗孀生活非常困难。别尔纳茨基为她向警察局申请补助。他们虽然大声称呼他“最尊贵的使节先生”，还是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老人只得找卡利埃15本人，卡利埃为了摆脱他的纠缠，同时也为了侮辱他，向他指出，补助只给予1831年流亡的人，还说：“如果您如此关心这位夫人，不妨由您提出申请，要求发给您困难补助费，这样我们可以每月给您二十法郎，至于您把钱给谁，这悉听尊便！”

    卡利埃让他钻了空子。别尔纳茨基只当局长的话是真的，马上表示同意，还再三道谢。从此老头儿每个月上警察局一次，坐在前厅恭候一两个小时，领到二十法郎后便把钱送交那位寡妇。

    别尔纳茨基早已过了七十岁，但身体保养得很好，喜欢与朋友一起吃饭，晚上要一直坐到两点钟，有时还喝一两杯葡萄酒。一天很迟了，大约已经三点钟，我与他一起回家，路上得经过勒佩勒蒂埃街。歌剧院灯火辉煌，一些戴了丑角面具、穿着宽大衣衫的人裹紧了围巾正在入场，龙骑兵和警察挤满了过道。我以为别尔纳茨基会拒绝，故意逗他：

    “机会难得，我们进去瞧瞧，怎么样？”

    “太好了，”他答道，“我已有十五年没参加化装舞会了。”

    “别尔纳茨基，”我与他一边挤进过道，一边开玩笑道，“您什么时候才老啊？”

    “教养良好的人年纪会大，”他笑笑答道，“但永远不会老！”

    他终生保持着这样的性格，最后，作为一个修养良好的人，在安静的气氛中悄悄告别了生活：他早上觉得身体不舒服，晚上便死了。

    别尔纳茨基死的时候我已在伦敦。我到达那里不久便开始与一个人接近，他留给了我宝贵的记忆，他的棺木也是由我和别人一起抬进海格特墓园的，这便是沃尔采尔。在那时跟我来往的所有波兰人中，他是我最喜欢的，或许也是与我们的对立情绪最少的。这不是说他喜欢俄国人，但是他对事物总是抱着合情合理的态度，因此全盘否定和狭隘的仇恨心理与他是无缘的。我与他最早谈起建立俄文印刷所的事。听完我的话，这位病人很兴奋，拿起纸和铅笔，开始计算费用，估计需要多少铅字等等。他推测了主要的订户，还介绍我认识了切尔涅茨基16，我们以后合作得很好。

    当他拿到第一张校样时，兴奋得喊道：“我的天，我的天！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在伦敦诞生了……这一张纸，一张沾满油污的纸，勾销了我心头多少不愉快的回忆啊！”17

    这以后，他时常把消瘦的手搭在我的肩上，说道：“我们应该合作，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干的是同一件事……”

    1853年11月29日波兰起义纪念日，沃尔采尔在汉诺威公寓召开了大会，我在会上发了言。我讲完后，沃尔采尔在热烈的掌声中拥抱了我，噙着眼泪与我亲吻。

    “沃尔采尔和您刚才在讲台上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一个意大利人（纳尼伯爵）临走时对我说，“我觉得，那个瘦弱、高尚、头上已白发苍苍的老人，拥抱着您强壮结实的身体，似乎是波兰和俄国的缩影。”

    “我得补充一句，”我说，“沃尔采尔向我伸出手，拥抱了我，这是他以波兰的名义宽恕了俄国。”

    确实，我们可以一起前进，但事实不是这样。

    沃尔采尔不是一个人……不过我们首先要谈的还是他。

    沃尔采尔出生时，他的父亲（立陶宛一个富裕的贵族，与埃斯泰哈泽家和波托茨基家18，也许还有别的大家族，都有亲戚关系）通知了五个庄园的管家，要他们带着自己年轻的妻子都来参加斯坦尼斯拉夫小伯爵的洗礼，以便终生记住老爷为这件大喜事给予他们的款待。这是在1800年19。伯爵给了儿子最光辉的多方面的教育。沃尔采尔是数学家，语文学家，熟悉五六国的文学，早年就获得了渊博的知识，同时又是一个富家公子，属于1815至1830年（也就是没落的波兰几个最兴旺的时期之一）波兰社会的最上层。沃尔采尔很早就结了婚，但是直到1831年起义爆发时，才开始“真正的”生活。这时，沃尔采尔抛开了一切，把整个身心投入了政治运动。起义遭到了镇压，华沙陷落了。斯坦尼斯拉夫伯爵与其他人一样丢下家庭和财产逃出了国境。

    他的妻子不仅没有跟他一起出走，而且断绝了与他的一切关系，因而得到宽恕，保留了一部分财产。他们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我们将会看到，她怎样教育他们，但首先，她是教育他们忘记自己的父亲。

    这时期，沃尔采尔经过奥地利到了巴黎，开始了无限期的流亡生涯，身无分文。但什么也不能使他动摇，他像别尔纳茨基一样过着隐修士节衣缩食的日子，热烈地开展使徒式的宣传活动，这工作他一直干了二十五年，直到他在阴暗的猎人街上一幢简陋的公寓中潮湿的底层房间里停止呼吸为止。

    改组领导波兰革命运动的政党，加强宣传工作，团结一切流亡者，准备新的起义，为此而从早到晚奔走鼓吹，为此而生活，这便是沃尔采尔一生的主题，他从未离开它一步，一切都从属于它。为了这个目标，他结识了法国的一切革命活动家，从戈德弗洛瓦·卡芬雅克20到赖德律-洛兰；也为了这个目的，他成了共济会员，与马志尼的拥护者，后来又与马志尼本人建立了密切联系。沃尔采尔坚定地、公开地举起了波兰的革命旗帜，与恰尔托雷斯基21一派对抗。他相信，起义是葬送在贵族手中的，把古老的地主阶级看作波兰解放事业的敌人，要建立纯粹的民主主义新波兰。

    沃尔采尔是正确的。

    波兰的大贵族真诚地忠于自己的事业，但在许多方面与我们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他们的眼睛看到的始终是旧的波兰，不是新的波兰，他们的理想便是恢复旧的波兰，它建立在回忆上，也同样建立在主观愿望上。单单以天主教为立国之本这一点，就足以使波兰停留在落后状态，加上骑士的盔甲，它就再也不能前进一步了。沃尔采尔与马志尼合作，是为了把波兰的事业与全欧洲的共和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结合在一起。很清楚，他必须在波兰的小地主、城市居民和工人中寻找基础。起义只能从这些阶级中发动。贵族可以参加运动，农民可以吸收，但领导权永远不能掌握在他们手中。

    也许，沃尔采尔应该受到责备，因为他要走的是西欧革命已走过、但走不通的老路，把这条路看成了唯一的拯救之路；但是他一旦选择了这条路，便坚决地走到底。客观情况证明他是完全正确的。在波兰，真正的革命力量，如果不是沃尔采尔经常面向的那些阶层，那些在1831年和60年代之间成长和壮大的阶层，那么它还在哪里？

    不论我们对革命和革命的途径在看法上存在什么分歧，但不可否认，革命的一切成果是由社会的中等阶层和城市工人取得的。没有城市爱国力量，马志尼能做什么？加里波第又能做什么？要知道，波兰问题纯粹是爱国主义问题，沃尔采尔本人最关心的也只是民族独立问题，不是社会变革问题。

    二月革命前的一年半中，使沉睡的欧洲惊醒的几次震动是：克拉科夫事件22，梅罗斯拉夫斯基案件23，然后是分离主义者联盟的战争24和意大利的“复兴运动”25。奥地利以帝国的大屠杀回答了起义，尼古拉拿不属于他的克拉科夫酬谢了它，但是平静没有恢复。路易-菲力普在二月革命中下台了，波兰人烧毁了他的宝座。沃尔采尔带领波兰民主派向临时政府提出了波兰问题。拉马丁用冷淡的外交辞令接见了他。共和国与帝国不同，重视的是和平。

    希望的时刻一眨眼便过去了，波兰错过了机会，整个西欧也错过了机会；帕斯克维奇26报告尼古拉，匈牙利已匍匐在他的脚下。

    匈牙利陷落之后，已没有什么可等待了。沃尔采尔不得不离开巴黎，迁移到了伦敦。

    1852年末，我在伦敦见到他时，他是欧洲委员会27的成员。他敲着所有的门，写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继续工作和希望，劝说和请求，然而除了这一切，他还得吃饭，于是他开始教数学、绘图、甚至法语。他咳嗽，气喘，为了挣两个先令，至多半个克朗，得从伦敦的一头跑到另一头。然而他还得把一部分收入分给自己的同志们。

    他没有灰心，但身体搞坏了。伦敦的气候（潮湿，煤灰，见不到阳光）对他的肺病是不利的。沃尔采尔逐渐衰弱，但还是坚持着。这样，他活到了克里米亚战争，但我几乎想说，他不能，也不应该活过这次战争。他和科苏特一起前往英国各地巡回演讲时曾对我说：“如果波兰现在不能有所作为，一切便都完了，即使不是永远完了，也得经过很长很长的时期才能翻身，我最好还是闭上眼睛。”在各个主要城市的群众大会上，科苏特和沃尔采尔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募集到不多的一些钱，但也仅此而已。英国议会和政府十分清楚，人民的浪潮什么时候只是表面上轰轰烈烈，什么时候才真的构成威胁。强大稳定的内阁由于提出了“阴谋法案”，便在海德公园群众大会的阴影中垮了台。但科苏特和沃尔采尔召集的群众大会，目的是要促使议会和政府承认波兰的权利，向波兰的解放事业表示同情，它们没有明确的目的，也没有力量。保守派作出的可怕回答是无法反驳的：“在波兰一切都平安无事。”现在要政府做的不是承认既成事实，而是发出号召，鼓动革命，唤醒波兰。英国的社会舆论还不能走得这么远。何况大家希望的是尽快结束这场刚刚开始的战争，它的代价太昂贵，实际上毫无益处。

    在群众大会之间，沃尔采尔不时返回伦敦。他太聪明了，不可能不明白事情毫无指望，他显然老得多了，心情抑郁，火气很大；他展开了狂热的活动，像垂危的病人在寻找一切医疗方法，怀着不祥的预兆和顽强的意志，重又回到伯明翰或利物浦，从讲坛上为波兰发出悲歌。他在我心头引起了深深的哀痛。但是他怎么会相信英国会拯救波兰，拿破仑的法国会号召革命呢？他怎么会对那个允许俄国进军匈牙利，允许法国进军罗马的欧洲寄予希望呢？难道马志尼和科苏特在伦敦的存在本身，还没有响亮地提醒他，它已经堕落了吗？

    ……大约就在这时，在年轻的波兰流亡者中间长期蕴积的对中央领导机构的不满，开始发出了声音。沃尔采尔愣住了————他没有料到这个打击，然而它的出现是十分自然的。

    聚集在沃尔采尔身边的一小群人，根本达不到他的水平。沃尔采尔明白这一点，但与这个合唱队相处惯了，不免处在它的影响下。他以为是他在领导他们，可是他们作为合唱队，站在他的后面，却要把他推向他们想去的地方。唯有沃尔采尔达到了他可以自由呼吸，感到心情舒畅的高度，他的合唱队却行使着小市民亲族的任务，拼命在把他向下拉，要把他拉进流亡者中卑污庸俗、争名夺利的圈子。早衰的老人在这个圈子中，不仅身体上的气喘医不好，还得了精神上的气喘。

    这些人不理解我提出的联合28的重大意义。他们把这看作给他们的事业涂上一层新的色彩的手段：陈词滥调的不断反复，爱国主义的老生常谈，公式主义的回忆往事————他们已觉得这一切索然无味，有些厌倦了。与俄国人的联合提供了新的兴趣。此外，他们指望依靠俄国人的宣传，使自己濒临绝境的事业重振声威。

    我与波兰民主主义领导中心的成员之间，一开始就没有取得真正的理解。他们对俄国的一切都持怀疑态度，因此要我写一份“信仰声明”之类的东西予以公开发表。我写了《波兰人宽恕我们》，他们要求在措辞上做些修改，我照办了，尽管我根本不同意这些意见。作为对我的文章的答复，莱·津科维奇29写了一份对俄国人的呼吁书，把原稿送给我看。它毫无新意，还是几句老话，搬弄一些过去的事，加上一些天主教的调子。把它译成俄文以前，我向沃尔采尔指出原稿的荒谬之处。沃尔采尔同意我的看法，请我晚上向领导中心的成员们说明这一点。

    这时便出现了特利索坦和瓦迪乌丝的不朽场面30————正是我所批评的那些地方，他们却认为是拯救波兰所必不可少的。至于天主教的用语，他们说，不论他们个人的信仰如何，他们希望与人民站在一起，而人民热爱自己受迫害的母亲————天主教会。

    沃尔采尔支持我。但是他刚开始发言，他的同志们便大叫大喊。沃尔采尔被烟味熏得不断咳嗽，什么也讲不成。他答应我会后与他们谈一下，坚持作重要修改。过了一星期，《波兰民主者》31出版了，呼吁书照登不误，没有改一个字，我拒绝把它译成俄文。沃尔采尔对我说，他也对这件事感到奇怪。我向他指出：“您觉得奇怪，这还不够，您为什么不制止它发表？”

    我已看得很清楚，对沃尔采尔说来，问题迟早会变成这样：或者与领导中心当时的成员分手，与我保持密切联系，或者与我分手，照旧与自己的“革命未成年人”待在一起。沃尔采尔选择了后者，我为此感到忧伤，但从未埋怨他，也没对他生气。

    现在我得谈到那些令人痛心的枝节问题了。在我建立印刷所的时候，一切是这么决定的：全部印刷开支（纸张、排工、房租、薪金等等）由我负担。领导中心按照他们运送波兰小册子的路线运送我的俄文书报。我免费供应他们负责输送的一切，我认为，我已承担了大部分责任，但是结果他们认为这还不够。

    领导中心为它自己的事，主要是为了募捐，决定向波兰派遣密使。它甚至要求他前往基辅，可能的话还上莫斯科，以便在俄国人中进行宣传，因此要我写几封信。我拒绝了————怕给朋友们惹来麻烦。他出发前三天的晚上，我在街上遇到了津科维奇，他当即问我：

    “您为派遣密使出多少钱————指您本人？”

    我觉得这问题有些奇怪，但我知道他们的拮据状况，因此说，我愿意出十镑（二百五十法郎）。

    “怎么，您这是开玩笑不是？”津科维奇问，皱起了眉头，“他至少需要六十镑，可是我们还缺四十镑。这件事不能就此罢休，我跟大伙商量一下再来找您。”

    真的，第二天，他与沃尔采尔，还有领导中心的两个人来了。这一次，津科维奇干脆指责我不愿为派遣密使提供足够的资助，尽管我同意把俄文书刊交给他带去。

    “对不起，”我答道，“你们决定派遣密使，你们认为这是必要的，那么费用也应该由你们负担。沃尔采尔在这里，让他来提醒你们当初讲定的条件。”

    “废话少说！难道您不知道我们现在身无分文？”

    这种口气终于使我感到厌恶。

    “您好像没有读过《死魂灵》，”我说，“要不，我得请您想一想诺兹德廖夫，他给乞乞科夫看他的领地时说，边界这边是他的，边界那边也是他的。32这与我们现在的情形十分相似————我们分摊了工作和负担，可是您却要把这两部分全都算在我的账上。”

    这位身材瘦小、脾气很大的立陶宛人克制不住了，开始大声嚷嚷什么荣誉等等，讲了不少毫无意义、毫不客气的话，最后问我：

    “那么您希望怎样？”

    “很简单，请您不要把我当作专管掏钱的大老板，也不要像一个德国人在他的小册子中称呼我的那样，把我当成民主派的银行经理。你们对我的财产考虑得太多，对我本人又考虑得太少……你们错了……”

    “等一下，等一下……”立陶宛人气得脸色发白，急忙说。

    “我不能让这谈话再继续下去了。”沃尔采尔终于站起来讲话了，他一直愁眉不展地坐在墙角边。“否则我只得走开。赫尔岑先生，您是对的，但是请您考虑一下我们的处境：密使必须派遣，可是钱却没有。”

    我打断了他的话。

    “如果这样，应该先问我一下，我可以做些什么，但不应强迫我做什么，这种粗暴的方式叫我讨厌。我可以付钱，这纯粹是为了您，至于你们，先生们，请注意，这是最后一次。”

    我把钱交给了沃尔采尔，大家便闷闷不乐地分手了。

    在我们的圈子里，关于财务问题通常是怎么办的，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1852年我到达伦敦后，与马志尼谈到意大利党内资金短缺时，我告诉他，在热那亚，我曾劝他的同志们对各人的收入实行征税，无家的人征百分之十，有家的少征一些。

    “这大家都会同意，”马志尼说，“但真正付款的恐怕很少。”

    “等他们感到不好意思的时候就会付了。我早已想为意大利事业贡献一点力量，它对我就像祖国一样亲切，因此我愿意从收入中拿出百分之十，一次付清。这大约有两百镑，现在先付一百四十镑，还有六十镑暂时欠着。”

    1853年初，马志尼走了。他离开不久，便有两个身强力壮的流亡者来找我，一个穿着皮领圈的大氅，因为他十年前到过彼得堡，另一个虽然没有皮领圈，但留着灰白的唇髭和军人气概的大胡子。他们是赖德律-洛兰派来的，想知道我是否打算捐一笔钱给欧洲委员会。我承认我没有这打算。

    过了几天，沃尔采尔又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赖德律-洛兰怎么会有这想法的？”

    “这也难怪，您给了马志尼捐款。”

    “但这正是我不能再给别人提供捐款的理由。”

    “据我知道，您还留着六十镑吧？”

    “这是答应给马志尼的。”

    “反正一样。”

    “我不认为一样。”

    ……过了一星期，我收到了马佐莱尼33的信，他通知我，他得悉我不知道该把留在我处的六十镑交给谁，为此他要求我把钱交给他，他是马志尼在伦敦的代表。

    确实，马佐莱尼是马志尼的秘书。这人天生是当官的，一位官僚，他那副大臣的架势和外交官的作风叫我觉得可笑。

    记得1853年2月3日米兰起义的电讯在报上登出后，我便找马佐莱尼，向他打听消息。马佐莱尼要我稍候，过了一会儿，他带着忧虑而兴奋的脸色拿着一些文件，与布勒蒂亚努一起出来了————他与后者正在进行重要的谈话。

    “我找您是想了解些消息。”

    “没有消息，我也是从《泰晤士报》知道这事的，我随时在等待着紧急电报。”

    又来了两个人。马佐莱尼很得意，因此皱紧眉头，抱怨工作太忙。后来他谈得起劲，才透露了一点消息，还作了解释。

    “您这是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这……这，当然是我的想象。”马佐莱尼答道，有些含糊其辞。

    “明天早上我再来找您……”

    “如果今天有什么消息，我会通知您。”

    “那太感谢您了————七点和九点之间我在伟利饭店。”

    马佐莱尼没有忘记。七点多钟，我在伟利饭店用膳，一个我见过两次的意大利人进来了，走到我跟前，向周围打量了一下，等仆欧去取什么时，他对我说，马佐莱尼要他转告我，什么电报也没有，然后便走了。

    ……在收到这位革命的御前大臣来信后，我回信与他开玩笑道，他不必替我担心，以为我在伦敦举目无亲，无依无靠，以致不知该把那六十镑钱交给谁————没有马志尼的信，我不打算把它交给任何人。

    马佐莱尼回了一封长信，字里行间显得有些怒意，但既不致损害发信者的尊严，又可以对收信者发生讥刺作用，同时又不致越出官场礼节所许可的范围。

    这些交涉之后还没过一星期，一天早上，艾米莉亚·霍克斯34来找我了，她是对马志尼最忠诚的妇女之一，也是与他十分接近的朋友；她通知我，伦巴第的起义失败了，马志尼还隐藏在那儿，要立即汇钱给他，可是没有钱。

    “我这儿有，”我对她说，“这是著名的六十镑，但别忘了通知御前大臣马佐莱尼，还有赖德律-洛兰（如果遇到他的话），告诉他们，我没有把这一千五百法郎丢在欧洲委员会的无底洞中，这事还是做得不坏的。”

    为了防止我们俄国人从我讲的故事中得出具有民族特色的结论，我得声明，从没有人私自动用过这些募集到的钱。35要是在我们俄国，它会落进个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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