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的流亡者

进个人的腰包，可是在这儿，它只是消失了，好像有人就着蜡烛把钞票销毁了，连数目也没记下。

    至于那位密使，他去了又回来，什么也没干成。战争越来越近……终于开始了。流亡者们很不满————年轻人责怪沃尔采尔的同志们无能，懒惰，只想谋取私利，把波兰的大事丢在一边，政治热情衰退。他们的不满发展到了明显的埋怨，大家议论纷纷，打算要求领导中心的成员作出说明，向它公开表示自己的不信任。他们之所以还没有这么做，只是由于尊敬和爱戴沃尔采尔。我通过切尔涅茨基尽力劝阻，但领导中心的错误接连不断，最后必然使任何人都忍耐不住。

    1854年11月又召开了纪念波兰起义的大会，但与去年相比，情绪已一落千丈。英国的一位议员乔舒亚·沃尔姆斯利36被推选担任主席————波兰人已把自己的事业放在英国人的保护下。为了防止过于革命的词句，沃尔采尔向与会者打了招呼，我也收到了类似这样的信：“您知道，我们要在29日召开大会，今年我们不便像去年那样邀请您在会上发表几句鼓舞我们的话：战争以及与英国的接近，使我们的大会不得不采取另一种调子。不论赫尔岑、赖德律-洛兰还是皮安乔尼，都不打算发表演说，发言的大多是英国人，我们中间只有科苏特一人讲话，阐述一下我们的立场……”我回信道：“要我在大会上保持缄默的邀请收到了，它使我感到很轻松，单凭这一点它已值得大大欢迎。”

    但是与英国人的接近并未如愿以偿，让步没有取得效果，甚至捐款也寥寥无几。乔·沃尔姆斯利说，他愿意出钱，但不想在募捐册上署名，他作为议员，不便正式参与募捐活动，它的目的尚未得到政府认可。

    这一切，还有其他一些事，包括我不得在大会上发言的规定，使年轻人的不满达到了极点，他们已在传阅一份抗议书。很不凑巧，正在这时，我的俄文印刷所得迁移地点。原来的房子是津科维奇以自己的名义租的，它与波兰印刷所合在一起，现在津科维奇债台高筑，法院的执行官已来过两次，印刷所随时可能与其他家私一起被没收，抵充债务。我委托切尔涅茨基负责搬迁，但津科维奇反对，不愿交出铅字和什物。我写了一封不客气的信给他。

    沃尔采尔看到我的信，第二天抱病来了，他很伤心，是特地到特威克南找我的。

    “我们内部正在闹矛盾的时候，您却要搬走印刷所，这无异是逼我们走上绝路。”

    “请您相信，这丝毫不包含任何政治原因，也不是由于争吵或示威，事情很简单：我担心查抄津科维奇的全部什物。您能不能向我担保，不致发生这类事？只要您保证，我可以把印刷所留下。”

    “他的事很复杂————这是真的。”

    “那您怎么能指望我把我唯一的武器拿来冒险呢？哪怕以后我能重新购置这些东西，单单时间的损失就多么大？您知道，它的建立是不容易的……”

    沃尔采尔沉默了。

    “我可以为您这么办：我写一封信，说明由于业务上的需要，我不得不迁移印刷所，但这不仅不表示我们的分裂，而且相反，这使我们可以有两个印刷所，而不是一个。您只要愿意，这封信随时可以公开发表，或者给任何人看。”

    我真的按照这意思写了信，是写给扎皮茨基37的，他是领导中心一个不出头露面的人物，负责它的日常事务。

    沃尔采尔留下吃饭。饭后，我请他在特威克南过夜，晚上我们两人一起坐在壁炉前面。他非常忧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一切让步没有带来任何结果，只是导致了内部的分裂，他与科苏特从事的宣传活动也毫无结果，这是一幅阴暗的图画，而它的背景便是波兰国内死一般的平静。

    彼·泰勒38吩咐公寓的老板娘每月把账单寄给他，包括房租、伙食、洗衣费等等，由他结算，但从未当面付过钱给沃尔采尔。

    1856年秋，大家劝沃尔采尔住到尼斯去，开头先在日内瓦湖畔的温暖地带居住一个时期。我听说后，主动提出路费由我负担。他接受了，这使我们重又接近了，我们又时常见面。但他迟迟没有动身，这时伦敦的冬季开始了，气候变得潮湿，大雾弥漫，令人窒息，空中永远湿湿的，刮起了可怕的东北风。我催他快走，但他对迁移，对活动，已养成了一种本能的畏惧心理；他怕孤独，我建议他带几个人一起上日内瓦，到了那儿，我可以把他介绍给卡尔·福格特……他一切都接受，一切都同意，但什么也没做。他住的底层是地下室，几乎终年不见阳光，他又有气喘病，那里空气不流通，煤烟味很重，这样，他的身体日益衰弱了。

    他要走已经太迟，我提议在布朗普顿肺病疗养院为他租一间舒适的房间。

    “这好是好……但是不成。算了，它离这儿太远了。”

    “这有什么关系？”

    “扎皮茨基住在这儿，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在这儿，他每天早上得向我汇报一天的工作！……”

    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几乎已达到疯狂的边缘。

    “他们准备向我们提出一份抗议书，您大概听到过吧？”沃尔采尔问我。

    “听到过。”

    “这就是我年老以后获得的报答……活到这一天真没意思……”他忧郁地摇摇斑白的头。

    “我看您的话不一定对，沃尔采尔。大家一向爱戴和尊重您，这件事之所以直到今天才发生，只是因为怕您伤心。您知道，他们不满的不是您，让您的同志们自己负责吧。”

    “永远不成，不成！我们一切都是一起干的，我们应该共同负责。”

    “您救不了他们……”

    “半小时前您不是还在讲罗素39背叛了自己的同事们吗？”

    这是晚上。我站的地方离壁炉稍远，沃尔采尔坐在炉边，脸对着炉火，他病容满面，在红红的火光照射下更显得憔悴不堪，饱经忧患————那消瘦的面颊上老泪纵横……在难以忍受的沉默中几分钟过去了……他站了起来，我陪他走进卧室，园子里高大的树木在簌簌作响，沃尔采尔推开窗说道：

    “站在这里，我尽管有不幸的肺部，我的生命可以延长一倍。”

    我握住他的双手。

    “沃尔采尔，”我对他说，“住在我家中吧，我可以分一间屋子给您，谁也不会来打扰您，您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您想单独用早饭，单独用午饭都成；您可以安心休息一两个月……不致受到不断的干扰，以便让精神得到恢复，我是作为朋友，作为您的兄弟劝您的！”

    “谢谢您，我全心全意感激您；我愿意马上接受您的劝告，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这简直不可能……一方面是战争，另一方面，我们的人会以为我抛弃了他们。不，每个人都必须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到最后一天。”

    “好啦，至少目前安静地睡吧。”我对他说，勉强笑了笑。已经没有法子救他了！

    ……战争临近尾声，尼古拉死了，新的俄罗斯开始了，我们终于活着见到了《巴黎和约》，见到《北极星》和我们在伦敦出版的一切全部售罄。我们开始发行《警钟》，它也受到了欢迎……我与沃尔采尔很少见面，他为我们的成功高兴，尽管内心感到压抑，痛苦，像一个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望着别人的孩子在成长……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这正是沃尔采尔所说的“现在或者永不”，可是他闭上了眼睛……

    他临终前三天，切尔涅茨基派人来叫我。沃尔采尔要见我————他已奄奄一息，等待着死亡。我到达时他躺在沙发上，神志不清，接近昏迷状态，脸色蜡黄的，没一丝血色……面颊完全塌陷了，这种情形在他弥留时期曾经几次反复，他已习惯了死。过了一刻钟，沃尔采尔清醒了，声音虚弱，他认出了我，支起身子，半躺在沙发上。

    “您看过报纸了？”他问我。

    “看过了。”

    “您告诉我，纳沙泰尔问题怎么样了40。我什么也不能读。”

    我讲给他听，他全都听清了，也全都理解。

    “啊，多么想睡哟，现在请您离开我，您在这儿我不能睡，可是睡眠能使我轻松一些。”

    第二天他好了一些。他想对我讲什么……两次开了个头，又停止了……直到单独与我在一起时，这个弥留的人才把我叫到身边，用无力的手握住我的手，说道：

    “您是完全正确的……您不知道您多么正确……这一直压在我心头，我必须告诉您。”

    “不必再谈这些了。”

    “走您自己的路吧。”他抬起头，那对垂死的、但是明亮的、闪闪发光的眼睛望着我。他不能再说其余的话。我吻了他的嘴唇————这做得很对，以后我们就永别了。晚上他起床走到另一间屋里，与老板娘一起喝了一点掺温水的杜松子酒，这是一个单纯的、好心的女人，把沃尔采尔当作神一般尊敬，认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喝完酒，他又回卧室睡了。第二天早上，扎皮茨基和老板娘来问他，要不要吃点什么。他请他们生了火，让他再睡一会儿。火生着了，沃尔采尔却没有醒来。

    我去时，他已死了。他那消瘦不堪的脸和身体用一块白被单覆盖着，我望着他，与他告别后，便去找雕刻师的助手，要为他拓一个石膏面型。

    我与他的最后会见，他经历的巨大痛苦，我已在别处讲过了。41现在我只想再给它增加可怕的一笔。

    沃尔采尔从不谈起自己的家庭。有一次他为我找一封信，在桌上翻了半天，又打开抽屉。那儿放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年轻人，留着军官的小胡子。

    “这也是波兰的爱国者吧？”我说，主要是开玩笑，而不是询问。

    “这……”沃尔采尔赶紧从我手中取下了照片，望着旁边说道，“这……这是我的儿子。”

    后来我知道，他是华沙的俄国官员。

    他的女儿嫁给一个伯爵，过得相当阔绰，但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临终前两天，他向马志尼口授自己的遗嘱————对波兰的遗言，向它致敬，向朋友们问候……

    “现在都做完了。”垂死者说。马志尼没有放下笔。

    “您再想想，”他说，“现在您是不是希望……”

    沃尔采尔没有开口。

    “您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对什么人说？”

    沃尔采尔明白了，脸上布满一层阴影，他答道：

    “我对他们没什么说的。”

    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比这句简单的话更可怕、更严厉的诅咒。

    随着沃尔采尔的去世，伦敦波兰流亡者中的民主派变得无足轻重了。它是靠他的正直和威望维持的。一般说来，急进派分裂之后几乎总会互相仇视。一年一度的大会分崩离析，人数少得可怜，已无人注意……它只是例行公事式的先人祭42，追思老的和新的亡灵，正如一切安灵弥撒一样，无非是祝祷死者的复活和来世的永生————祝祷波拿巴的再度来临43和“波兰共和国”的新生44。

    两三个德高望重的老人，依然作为庄严而悲哀的民族传统的象征活在人们中间；他们像飘着长须、满头白发的犹太长老伏在耶路撒冷城墙边哭泣，不能成为引导民族前进的领袖，只是指着坟墓向我们呼号的僧侣：“站住，赶路的，瞧，英雄的墓地在这儿呢……”

    在他们中间，优秀者中最优秀的一个45在衰弱的身体中还保留着年轻的心。蓝色的眼睛中还流露出纯洁得像孩子的、充满青春活力的慈祥目光，但是他的一只脚已跨进坟墓，即将离开我们，他的对立面亚当·恰尔托雷斯基也不久于人世了。

    这真的已到了“波兰的末日”46吗？

    ……在我们把令人感动和同情的沃尔采尔完全留在凄凉的海格特墓园以前，我还想讲几件关于他的小事，正如人们送葬回来，一边克制着悲痛，一边难免要谈到死者的一些往事。

    沃尔采尔对生活琐事一向心不在焉，总是把眼镜、眼镜套、手帕、鼻烟匣等等忘在哪儿，然而，如果他的旁边有一块手帕不是他自己的，他也会把它揣进口袋，因此有时他的口袋里会出现三只手套，有时又只有一只。

    在他迁居猎人街以前，他住在伯顿新月街43号，那是一排半圆形小屋子的旁边，离新马路不远。按照英国风气，新月街的房屋都是同一格式。沃尔采尔住的房子从一端算起是第五栋，他知道自己心不在焉，因为每次回家总得数门。有一次他从另一端回家，数到第五栋便敲门了，门一开，他便朝自己屋里走。屋里出来一个姑娘，大概是主人的女儿。沃尔采尔径直走到没生火的壁炉旁边，坐下休息，背后有个人咳嗽了两次，他发现那儿的安乐椅上坐着一个与他素不相识的人。

    “对不起，”沃尔采尔说，“您大概在等我吧？”

    “请别见怪，”那个英国人说道，“在我回答以前，先得问一下，阁下是谁？”

    “我是沃尔采尔。”

    “我不认识您，请问，您有何贵干？”

    这时沃尔采尔才蓦地想起，他可能走错屋子了，向周围打量了一下，发现家具等等都是陌生的。他向英国人说明了自己的困境，道了歉，回到了从另一端算起的第五栋房子里。幸好这个英国人很有礼貌，没有计较，但这在伦敦不是经常可以遇到的。

    过了三个来月，这事又发生了一次。这次他敲门后，开门的女用人看到这位体面的老先生，马上把他领进了起居室，英国人正在那儿跟妻子一起吃饭，见到沃尔采尔，立刻兴高采烈地伸出了手，说道：

    “您走错了，您住在43号。”

    尽管这么粗心大意，沃尔采尔一生却保持着非常好的记忆力。我常常把他当作词典或百科全书，向他查询一些事。他什么书都读，对什么都感兴趣：机械学和天文学，自然科学和历史。他毫无天主教徒的偏见，但由于波兰人在智力上的特殊气质，他相信精神世界，那个朦胧的、不必要的、不可能的、与物质世界隔绝的天地。然而这不是摩西、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宗教，这是卢梭、乔治·桑、皮埃尔·勒鲁、马志尼等等的宗教。不过沃尔采尔比他们每一个都更没有权利信仰这宗教。

    当他的气喘病不太严重，心情不太忧郁的时候，他在人们中间是非常可爱的。他很会讲话，谈到波兰贵族古老的生活习惯时，他的故事尤其引人入胜。塔杜施先生47的世界，墨德利奥48的世界，马上在我们眼前出现了，对它的灭亡你不会感到惋惜，相反，只会高兴，但是你不能不对它那色彩斑斓、粗犷豪放的诗意感到神往，这完全不是我们那些地主老爷的生活方式。实质上，我们与西方的贵族截然不同，我们那些大人物的故事讲的无非是粗野的阔绰举止，整个城市的纵酒豪饮，奴仆成群，对农民和穷苦邻居的任意欺压，以及对皇帝和皇亲国戚的奴颜婢膝、百般奉承等等。舍列梅捷夫家族和戈利岑家族49，尽管他们拥有公馆和庄园，他们与自己的农民实质上并无不同，只是他们穿着德国人的长袍，读着法国人的书报，享受着沙皇的恩宠和财富而已。这些人只是在一再证明保罗一世的那句话：他的身边只是一些高等仆人————那便是他在讲话时所面对的那些人……这一切都没什么，但必须知道这一点。我所见到的俄国贵族和大臣的最后一个代表便是那位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难道还有比他更可怜，更缺少贵族气质的吗？难道还有比那个伊斯梅洛夫50更讨厌的人吗？

    波兰地主的作风是丑恶的，粗野的，今天的人几乎很难理解，但这是另一种气质，另一种性格的人，他们没有一点奴才气。

    “您知道通往罗亚耳宫的街道，为什么叫拉济韦尔街吗？”有一次沃尔采尔问我。

    “不知道。”

    “您记得摄政王51的朋友拉济韦尔52吧？他从华沙坐马车到巴黎，一路上在每个地方过夜都得买一幢房子作公馆。摄政王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酒量之大使那位身体虚弱的主人大吃一惊。公爵几乎离不开他，尽管每天见面，早上还要送便条给他。一天拉济韦尔要告诉摄政王什么。他派了一个仆人去送信。仆人东找西找，还是没找到，只得回家请罪。主人说：‘傻瓜，到这儿来，从窗口望，瞧见这大房子（罗亚耳宫）没有？’‘见到了。’‘这儿的头号大老爷便住在这幢房子里，每个人都会指给你看。’仆人去了，东找西找，还是没有找到。原因在于：拉济韦尔住的地方与王宫隔着许多房子，必须从圣奥诺莱街绕过去……于是拉济韦尔说道：‘嗨，真讨厌，吩咐我的管家，把我的公馆和王宫之间的房子统统买下拆掉，开辟成一条街，这样，我再派这个傻瓜找摄政王时，他就不致找不到了。’”

    1 引自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第六歌。

    2 据说丹东于1791年逃亡伦敦时，曾垂头丧气，不想再回法国。

    3 巴·达拉什医生给我讲过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他作为医学院的学生参加了1831年的起义。华沙陷落后，他所在的队伍撤出波兰，分成小分队越过边境前往法国。每到一个城市或乡村，男女老少都走到大路上招呼逃亡者进屋休息，给他们提供住房，往往还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们。在一个小镇上，一位主妇发现他的烟袋破了（我记得是这样），拿去缝补。第二天出发后，达拉什在烟袋里发现了别的东西，原来是两枚金币小心地缝在袋子上。达拉什没有一文钱，还是跑回那家人家，把钱交还主妇。主妇起先不承认，说她什么也不知道，后来便哭了，要求达拉什收下钱。应该知道，在德国的小城镇中，两个金币对并不富裕的妇女意味着什么。也许这还是扑满的功劳，是一个个克里泽和芬尼，一个个良币和劣币在几年中积累而成的……现在，绸衣服和花布衫，以及漂亮的围巾，都甭想啦！在这种行为面前，他感动得跪了下来！————作者注达拉什（1809——1871），波兰革命者，1830至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在国外。下面提到的老达拉什是他的父亲。

    4 1848年5月15日巴黎的工人和手工业者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制宪议会的各种反动措施，示威中提出的口号有援助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等。

    5 波尼亚托夫斯基（1762——1813），波兰爱国者和军人，为争取波兰民族的解放，参加了拿破仑军队对俄国的进攻，并被拿破仑任命为华沙公国总司令，1813年随拿破仑军队撤退时，在德国埃尔斯特河淹死。

    6 波兰浪漫主义诗人，他于1848年发表的《未来的赞美诗》用神秘主义宗教观点描绘了世界末日到来时的波兰。

    7 “独立”原文是不受约束之意，因此说这是个否定的概念。

    8 波兰民主派的领导机构，成立于1832年，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起过重要作用。

    9 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0 俄国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英雄。

    11 天主教悼念圣母的赞美歌。

    12 革命时期指1830至1831年起义时期。1814年亚历山大一世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允许波兰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

    13 英国著名政治家。

    14 指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

    15 当时巴黎的警察局长。

    16 波兰流亡者，后来负责自由俄罗斯印刷所的工作。

    17 见切尔涅茨基编的文集《伦敦自由俄罗斯印刷所的十年》第8页。————作者注

    18 埃斯泰尔哈泽是马扎尔民族的贵族世家，波托茨基是波兰的贵族世家。

    19 沃尔采尔出生于1799年。

    20 法国共和主义革命家，六月起义的刽子手欧仁·卡芬雅克的胞兄。

    21 恰尔托雷斯基（1770——1861），波兰贵族政治家，18世纪在波兰掌权的立陶宛皇室后裔。1830年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831年流亡巴黎，被称为“流亡的波兰国王”。

    22 1846年克拉科夫地区发生农民起义，该地区按照1815年的维也纳决议，由奥、普、俄三国共同保护，因此奥地利出兵镇压了起义，把它并入加利西亚。

    23 梅罗斯拉夫斯基（1814——1878），波兰爱国者，1830年起义的参加者。1845年计划在波兹南举行起义，因而被捕，受到审问，1848年柏林起义后获释。

    24 分离主义者联盟系瑞士天主教各邦的组织，1847年发动叛乱，被联邦政府镇压。

    25 意大利4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称为“复兴运动”（以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刊物《复兴运动》为喉舌）。

    26 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国将军。

    27 马志尼，科苏特，赖德律-洛兰，阿诺尔德·卢格，布勒蒂亚努和沃尔采尔。————作者注布勒蒂亚努（1821——1891），罗马尼亚政治家，曾在布加勒斯特参加1848年革命，后流亡巴黎及伦敦。

    28 波兰与俄国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

    29 津科维奇（1803——1871），波兰革命家，于1852年被选入波兰民主主义领导中心。

    30 这是莫里哀的喜剧《女学究》中的场面：两个女学究在谈话中互相恭维，但接触到具体问题时，便互相挑剔和指责，终于大吵一场。

    31 波兰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

    32 见果戈理的《死魂灵》第四章。

    33 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的部下。

    34 一个英国律师的女儿，曾担任马志尼的翻译和秘书。

    35 意大利流亡者是没有任何嫌疑的。法国流亡者中却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在巴泰勒米的决斗事件中，我谈到过一个叫巴罗内的人，他根据赖德律-洛兰的指示募集过一些钱，把它们花光了。这以后，返回伦敦毫无指望了，于是他要求准许他留在马赛。比约答复道，巴罗内作为政治人物并无危险，可以留下，但是他对他的政党的不忠诚行为说明他不是一个可靠的人；这样，他拒绝了他的要求。在这方面德国人也是光明磊落的。我记得，他们在美国和曼彻斯特募集了两万法郎，把它存在伦敦一家银行中，并公推金克尔、卢格和奥斯卡·雷亨巴赫伯爵三人共同管理。这是三个誓不两立的仇人，他们马上意识到，他们保管的这笔钱隐藏着使他们互相争吵的根源，因此当即订立了取款的条件：没有三人的一致同意，银行不得支付任何数目的钱。一张支票，哪怕一个人，甚至两个人签了字，第三个人不同意，还是没有用。不论德国的流亡者组织怎么设法，始终不能做到三人一致。这样，这笔钱至今仍存在银行里没有动————也许得等将来条顿共和国成立以后交给它了。————作者注雷亨巴赫（1815——1893），德国民主主义者，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后流亡在英国。

    36 沃尔姆斯利（1794——1871），英国自由派政治家，支持各国的民主运动。当时由于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波兰人希望依靠英、法与俄国对抗，因此竭力争取英国的同情。

    37 扎皮茨基（1810——1871），波兰革命家，流亡在伦敦。

    38 泰勒（1819——1891），英国激进派政治活动家，马志尼的朋友，英国“意大利之友社”的主席。朋友们（其中包括赫尔岑）资助沃尔采尔的钱，均由泰勒经手，但这事是瞒着沃尔采尔本人的。

    39 罗素（1792——1878），英国政治家，辉格党领袖，曾两度担任首相。1855年在阿伯丁内阁中担任外交大臣时，违反内阁共同负责的成规，单独提出辞职，导致阿伯丁内阁的下台。

    40 纳沙泰尔是瑞士的一个邦，1856年9月亲普鲁士的贵族发动政变失败被逮捕，普鲁士准备出兵干预，因此一时战云密布，直至1857年3月才渡过危机。

    41 见《印刷所文集》第163——164页。————作者注按：《印刷所文集》即《伦敦自由俄罗斯印刷所的十年》，赫尔岑悼念沃尔采尔的文章《沃尔采尔之死》于1857年发表在《北极星》第三集上，后又收入这本文集。

    42 东正教追荐祖先的仪式。

    43 拿破仑于1807年打败俄、普，进军华沙，建立了华沙大公国，因此波兰人一直把拿破仑看作对抗俄国的“保护神”。

    44 1569年波兰和立陶宛为对抗俄国的威胁，联合为统一的国家，号称“波兰共和国”，实际上是中世纪式的贵族共和国，由贵族选举国王，设有议会和宪法。1772至1795年俄、普、奥三国完成了对波兰的瓜分，“波兰共和国”宣告灭亡。

    45 指莱维尔（1786——1861），他是波兰历史学家，在1830年的起义中成为革命派的领导人，后流亡国外，在波兰民主派流亡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6 这是波兰民族英雄柯斯丘什科的话。柯斯丘什科（1746——1817），波兰将军和政治家，1794年波兰反俄起义的领导人，起义失败时他讲了这样的话。

    47 密茨凯维奇《塔杜施先生》中的主人公，这部长诗描写了19世纪初年波兰贵族的生活。

    48 波兰作家卡奇科夫斯基（1825——1896）的小说《墨德利奥》的主人公，这小说描写了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波兰贵族的生活方式。

    49 俄罗斯两个古老的著名家族。

    50 俄国梁赞省一个以野蛮残酷出名的大地主。

    51 在1715至1723年法王路易十五年幼时摄政的奥尔良公爵菲力普（1674——1723）。

    52 拉济韦尔家是波兰立陶宛的大贵族世家，在“波兰共和国”时期出过不少左右朝政的大人物，这里只是指这个家族的一个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