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我们的哲学博士便站了起来，把餐巾丢在桌上作为决裂的物质表现，铁板着脸走了……从这时起我们再也没有见面。

    早在1847年我与他就不分彼此，常常一起在柏林宪兵广场的斯坦利酒家喝酒。在我看到过的一切游手好闲的德国人中，他是最好、最幸运的一个。他没有到过俄国，但一生都在跟俄国人打交道，他的生平也许对我们不是毫无趣味的。

    米勒与一切不用双手劳动的德国人一样，多年来孜孜不倦地学习古代语言，在这方面他知识丰富，懂得很多，因此他的教育是清一色古典式的；他从来没有时间翻一下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虽然他尊重自然科学，知道洪堡一辈子研究的都是这些东西。米勒像一切语文学者一样，如果不知道中世纪或古代的某一本无关紧要的书，便会羞得无地自容，然而可以毫无愧色地承认，例如，他对物理、化学等等一无所知。米勒作为音乐的热烈爱好者，却不懂得钢琴的指法，不会唱歌，作为柏拉图美学的研究者，却从来不会拿起铅笔描图，也从不留心柏林的绘画和雕塑；他的事业是从在《斯佩尔日报》上写深奥的文章，谈论天才的、但始终不出名的演员开始的，他也是个热心的戏剧爱好者。然而戏剧并未妨碍他爱好其他一切娱乐，从动物园里衰老的狮子，用爪子洗脸的白熊，变戏法，到全景图，敞景图，马戏团，双头人，蜡像，驯狗表演等等，他都喜欢看。

    我一生中还从未见到过这种活跃的懒汉，这些人整天忙忙碌碌，又无所事事。晚上十一点多钟，他筋疲力尽，满头大汗，满身灰尘，没精打采，气喘吁吁地走进了屋子，朝沙发上一躺————你以为他这是回到了自己屋里吗？根本不是，他是走进了斯坦利酒家的文学沙龙，在那儿开怀畅饮……他的酒量大得惊人，不断敲打壶盖，堂倌不用问，便知道又得给他添酒了。这里全是些退出舞台的演员，不写文章的文学家，他便在这些人中间高谈阔论，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什么考尔巴赫71和科内利乌斯72画得怎么样，拉博切塔73（！）今晚在王家歌剧院唱得怎么样，以及思想怎么扼杀了诗歌，破坏了绘画，减少了它们的直感性等等，然后他突然一跃而起，想到明天早上八点他还得去找帕萨拉尼埃74，一起上埃及博物馆参观新发现的木乃伊————这必须八时到达，因为九点多钟一个朋友答应带他去参观英国公使的马厩，看看英国人怎么饲养马。蓦地想起这些以后，米勒慌忙向大家道一声歉，喝干了杯中的酒走了；临走，不是忘了眼镜，就是忘了手帕或小鼻烟匣。他跑进斯普里河那边的一条小街，登上四层楼，匆匆睡了一觉，又赶紧起床，免得既不需要帕萨拉尼埃、也不需要米勒博士的那个三四千年前去世的木乃伊等得不耐烦。

    他的口袋里总是空空如也，因为他把钱都花在喝酒和看赛马上了，只得过半饥半饱的日子，对山珍海味和精美的饮食一直怀着无限向往的心情。然而当命运向他露出笑脸，那不幸的向往可以变为现实时，他能庄严地证明，他不仅对质量怀有敬意，也同样重视数量。

    尽管命运对德国人并不宽厚，尤其在语文学领域，但米勒还是幸运的。他偶然落进了俄国的流动社会75，那里的人大多年轻而富有教养，于是他如鱼得水，可以在那儿大吃大喝。这是他一生中最悠闲自在的诗意阶段，那享乐的年代！人不断变换，筵席却继续不断，不变的只有米勒一人。从1840年起，谁没有在他的带领下游览过博物馆，谁没有听他介绍过考尔巴赫，谁没有跟他一起参观过高等学府？那是崇拜日耳曼文化的黄金时期，俄国人怀着景仰的心情来到柏林参观访问，在这片哲学的土地上，这片黑格尔踩踏过的土地上流连忘返，与米勒一起喝祭神旨酒，吃斯特拉斯堡馅饼，一起怀念黑格尔和他的学生们。

    不论哪一位德国人的世界观，恐怕都经不起这类事件的冲击。德国人不能单靠对立统一法则，把黑格尔研究，哪怕是根据马海内克、巴德尔、韦尔德、沙莱尔、罗森克兰茨76，以及一切早已销声匿迹的40年代名流的小册子进行的研究，与斯持拉斯堡馅饼和香槟酒统一在一起。对他们说来还是这样：如果要斯特拉斯堡馅饼，就得当银行家，如果要香槟酒，就得当普鲁士军官。

    米勒很满意，他找到了科学和生活结合的巧妙途径，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一天可以安静。一个俄国家庭坐上驿车（后来是火车）前往巴黎时，便像打羽毛球似的把他丢给了另一个刚从肯尼斯堡或什切青来的俄国家庭。送走了一家，他又赶紧迎接另一家，告别的苦酒之后接着便是新朋友见面的甜酒。但是哲学炼狱的导游人维吉尔，他把北方的新信徒领进柏林生活，同时打开了纯粹思维和德国酒会的大门。我们那些心地纯洁的同胞，丢下了旅馆里整洁的房间和精美的饮食，怀着仰慕之心与米勒一起走进了乌烟瘴气的小酒店。他们全都陶醉在无拘无束的大学生生活中，德国烟草的恶劣气味对他们也是甜蜜而愉快的。

    在1847年，我也分享过这种乐趣，仿佛我的社会价值也一下子提高了，因为每天晚上我都能在酒店里遇到奥尔巴赫77，他在那里用漫画风格朗诵席勒的《人质》，讲有趣的名人轶事，例如，有一位德国将军在杜塞尔多夫为宫廷购买几幅名画，将军对画的大小不满，认为画家想糊弄他，少给了尺寸，于是说道：“很好，但是太小。皇上喜欢大些的画，皇上洞察一切；上帝更聪明，但是皇上还年轻”等等。除了奥尔巴赫，那儿还有两三个柏林的（这地名对40年代的俄国人多么富于魅力啊！）教授，其中一人穿着军装式礼服，还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演员，对当代的舞台艺术很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是得不到赏识的天才。这位怀才不遇的塔尔马78只得每晚在这里大唱“菲埃希行刺路易-菲力普”，唱到切赫对普鲁士国王的枪击79，便压低了一点嗓音：

    镇长切赫的失败，

    叫人永远无法忍受，

    他的子弹只打穿了

    一国主母的上衣里子。

    这就是自由欧洲的声音！……施普雷河上的雅典娜战神！我不禁为来自特维尔林荫大道和涅瓦大街的朋友们感到可怜。

    为什么这种无知、惊讶和崇拜的心情，这些充满北国清新气息的感情，原封未动地消失了呢？……但这一切都是视觉上的骗局，那么何必惋惜呢……难道我们走进剧场，不也是为了寻求这类幻觉吗？只是在这里，我们是与欺骗者在一起活动，在戏剧里即使有欺骗，但却没有欺骗者。事后每人发现了自己的错觉……只得一笑置之，有些不好意思，于是骗自己道，这是永远不可能的……不过那毕竟是一些快乐的时刻。

    为什么要一下子把什么都说穿呢？我还是多么希望回到从前的布景中间，从表面上欣赏一切……“露伊斯……骗我吧，不要说真话吧，露伊斯！”80

    但是露伊斯（还有米勒）不想理睬老人，噘起嘴唇道：“啊，看在老天分上，别说傻话啦，走自己的路吧！”于是你只得在鹅卵石的大街上漫步，在尘土、喧闹和忙乱中，在不必要的、没有欢乐、没有希望的聚会中消磨光阴，既不感到快活，也不感到惊奇，只是匆匆忙忙奔向出口————为什么？因为这是谁也不能避免的。

    回头再谈米勒，我得说，他也不是像蝴蝶那么生活，在王冠花园和菩提树下大街飞来飞去。不，他的青年时代也有英雄的乐章，他曾在监狱中蹲过整整五年，但从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正如把他送进监狱的那个哲学政府81也不知道一样；这时先后传出了汉巴赫节日82的回声，大学生的慷慨演讲，团结友爱的祝酒词，年轻人无拘无束的言论和对道德同盟83的回忆。大概，米勒也有什么可回忆的，因此才被关进监狱。当然，在整个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以及莱茵河各州，对政府说来，没有一个人比米勒更少危险性。米勒生来就是旁观者，婚礼中的傧相和客人。在1848年的柏林革命中，米勒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从这条街跑到那条街，冒着枪弹和被捕的危险，只是想看看热闹，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

    革命失败后，国王、神父和哲学家慈父般的统治加强了，于是米勒又回到了斯坦利酒家和帕萨拉尼埃身边，开始感到寂寞，这大约有半年之久。不过他的运气不坏，随时都会出现救星。波利娜·维娅朵-加西亚84邀请他前往巴黎。她在俄国的冰天雪地中赢得了盛誉，到处受到爱戴，几乎有权称自己为俄国人，因而到了柏林也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可以得到米勒作她的导游人。

    维娅朵请他前去做客。在聪明、时髦而有教养的维娅朵家做客，这便使他一下子跨过了那条把一切旅游者与巴黎和伦敦的社交界隔开，把每个没有特殊头衔的德国人与法国人隔开的鸿沟。进入她的家庭，也就是进入了艺术家、马拉斯特式自由派人士、文学家，以及乔治·桑等等人物的圈子。谁不羡慕米勒和他在巴黎的一举成名呢。

    他到达后的第二天跑来找我，显得风尘仆仆，疲惫不堪，还没讲两句话便喝完了一瓶酒，打碎了一只杯子，拿了我的望远镜上剧院去了。在戏院里，他把望远镜丢了，在各种警察机关转悠了一夜，然后带着歉意来找我。我宽恕了他丢失望远镜的事，因为不管怎样，他在巴黎的幸福的第一个月给了我不少乐趣。直到这时，他才表现了广泛的才能，他对世上的一切：图画，宫廷，声音，景色，动乱，菜肴，饮料，无不怀有不知膺足的爱好。他吃东西狼吞虎咽，吃了三客牡蛎，还得吃三客，然后又吃龙虾，再加几道菜，喝了一瓶香槟，还会津津有味喝一大杯啤酒；他刚跑下旺多姆纪念柱的楼梯，又走上了先贤祠的穹顶；不论在哪里，他都会拉开洪亮的嗓门啧啧赞叹，表现了德国乡巴佬天真的个性。黄昏时分，他跑到我家，喝了一加仑啤酒，随便吃了些菜，天黑之后已坐在一家戏院的顶层楼座里，一边从喉头发出哈哈大笑，一边让汗水淌了一脸。

    米勒在巴黎还没玩够，已变得惹人讨厌，叫人受不了了，于是乔治·桑把他带到了诺昂。对于高雅的维娅朵，时间一长，米勒便成了累赘；在她的客厅中，他常常叫人哭笑不得，有一次他转眼之间就把一篮子特制的精美糕点吃个精光，这本来是款待十来个客人的茶点，结果等维娅朵吩咐送上茶点时，篮子里只剩了一些碎屑，还有一些则挂在米勒的胡子上。85

    维娅朵把他交给了乔治·桑。乔治·桑在巴黎待腻了，要回农庄过几天清闲日子……在米勒身上她创造了奇迹：使他变得清洁了，整齐了，生活有规律了，淡黄胡子上半部的深黄烟草颜色也消失了，一些德国酒店的歌在他嘴上变成了法国歌，如“潘朵拉回答军官先生道”之类。在诺昂，米勒还用上了双框夹鼻眼镜，变得年轻了。当他休假来巴黎时，我几乎不认识他了。

    为什么他不在诺昂河中洗澡时淹死？为什么不在哪儿给火车轧死呢？那么他就可以不知道忧愁，在古物陈列室和小吃部，在碟子和音乐之间，逍遥自在地结束自己的一生了。

    1849年6月13日以后，我离开了巴黎；米勒在昂坦大街高呼“拿起武器！”的壮举，我已在别处谈过。1850年我回到巴黎，没有见到米勒，他在乔治·桑那里；不久我便被赶出了法国。两年以后，我在伦敦，走过特拉法尔加广场。有位先生举起夹鼻眼镜，正目不转睛地观看纳尔逊雕像，看过前面以后，又看它的右面。

    “啊，这是他？好像是他。”

    这时那位先生已在端详海军上将的背影。

    “米勒！”我大声喊他；他没有马上理会：一个不高明的人塑造的不高明的雕像居然使他看得津津有味，但过不一会儿他便大喊一声“我的天！”扑到了我的身上。他已搬到伦敦居住，幸运之星变得暗淡了。不过很难说清楚，为什么他正好也跑到了伦敦。一个浪荡子，只要身边有钱，不可能不上伦敦逛逛，否则便留下了一个空白点，难免遗憾终身，但是他即使有钱在伦敦也住不下去————没有钱更是连想都别想。

    在伦敦必须货真价实地工作，像火车头一样不停地奔走，像机器一样正常地运转。如果一个人离开了一天，他的位置就会有另外两个人争夺，如果他病了，那些给他工作做的人就会认为他死了，而那些该向他要钱的人却认为他还身强力壮。

    米勒，米勒……你不再充当柏林的维吉尔，离开了维娅朵的沙龙，走出了乔治·桑的舒适农庄，还能上哪儿！你再也吃不到诺昂的鲜羊肉和阉母鸡了，再也享受不到从早上吃到晚上的俄国式早餐，从晚上吃到明天的俄国式晚餐了，再也见不到真正的俄国人了————在伦敦的俄国人都匆匆忙忙，局促不安，走投无路，哪有工夫照顾米勒。对，顺便说一句：再也见不到太阳了————在没钱买室内取暖的燃料时，它可以把你照得暖洋洋的，舒舒服服……这里有的只是雾和烟，永恒的工作，争夺工作的战斗！

    过了三年，米勒显著衰老了，一条条皱纹越来越深————他落魄了，教课没有生意（尽管从德国人的标准看，他还是相当有学问的）。为什么他不回德国？这很难说，但是就德国人而言，尤其是米勒这种疯狂的爱国者，只要在德国以外住过几年，便会对祖国怀有不可克服的厌恶心理，与怀恋祖国正好相反。在伦敦他总是入不敷出。将近十年的谢肉节的狂欢生活就此结束，严峻的大斋期开始了，它把善心的浪荡子弄得无可奈何，神不守舍，每天得张罗生活费用；他东奔西走借些小钱，显得那么可怜，成了狄更斯笔下的人物，然而他还在写他的《厄利克》，还在幻想，一旦出书便可名利双收……但是《厄利克》还是难产，迟迟不能完成。米勒的消遣，除了啤酒，已只剩了一种：星期日搭廉价火车旅行。他花极少的钱坐极长的路，可惜什么也没看到。

    “我上怀特岛，买的来回票（记得是四先令），明天一早就可返回伦敦。”

    “你在那儿能看到什么？”

    “是的，然而这只要四先令呢……”

    可怜的米勒，可怜的浪荡子！

    不过，让他去怀特岛吧，哪怕什么也看不到，只要也看不到未来就好：在他的占星图上已没有一点光明，一个机会。这个可怜虫，他将凄凉寂寞地、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伦敦的大雾中。

    1 这一章在赫尔岑生前没有发表过，这主要是由于赫尔岑在一生的最后几年，对马克思的态度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赫尔岑与马克思不认识，但由于思想上的距离，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以及巴枯宁和卡尔·福格特等人的影响，赫尔岑一直对马克思抱着很深的成见，不理解马克思的活动，并对他作了多次攻击，马克思也一再还击，这一切使两人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但他们的矛盾，根据后人的研究，大多只是出于误解，因此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来理解这一章。

    2 原文为德文，这本来是德国一些大学生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1849至1850年流亡在日内瓦时的一个小团体，这些人放浪不羁，酗酒闹事，自以为这便是与社会对抗的革命行动。1859年，卡尔·福格特在《我对〈总汇报〉的控告》中，竟用“硫磺帮”来称呼马克思等人，诬蔑他们是流亡者中的“诈骗集团”。这激起了马克思的愤怒，马克思于1860年发表了《福格特先生》一文给予还击。赫尔岑当时与福格特站在一边，这里的所谓“硫磺帮”也就是指马克思等人。

    3 舒尔茨（1829——1906），德国革命者。1848年因参加巴登起义被捕，后越狱逃脱，1852年到美国定居，入美国籍，成为政界的重要人物。

    4 德国巴登起义的参加者。

    5 弗莱里格拉特（1810——1876），德国诗人，19世纪德国革命诗歌的代表者，与马克思一起编过《新莱茵报》。1851年起流亡在英国。

    6 即《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哲学杂志，1838至1841年在哈雷出版，1841年后改名为《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年鉴》。

    7 波兰革命者，他于1849年曾应邀在德国西南部指挥革命军队。

    8 德国革命家。

    9 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主人公，这里指奥·维利希，据说他与一位男爵夫人有过暧昧关系。这个男爵夫人同情民主运动，曾协助金克尔越狱潜逃；德国革命失败后，她也流亡至英国。

    10 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和朱诺。

    11 在德国发起新天主教运动的神父。

    12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

    13 勃鲁姆（1807——1848），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领袖，在1848年10月的维也纳起义中直接参加了街垒的战斗，后被奥地利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14 指1848年4月的第一次巴登起义和3月的维也纳起义。赫尔岑是故意模仿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口气讽刺他们。

    15 见克雷洛夫的寓言《过客和猎狗》，一群猎狗跟在过客后面汪汪直叫，过客不去理睬它们，它们叫了一阵便不叫了。

    16 这都是1848至1849年在德国发生起义的地方，赫尔岑这些话也都是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讽刺。

    17 施泰因（1757——1831），19世纪普鲁士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参加过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他又是历史学家，退休后致力于历史研究。

    18 金克尔家的一个女友。

    19 海涅于1856年2月17日在巴黎逝世。

    20 不过我写了这几行，感到很遗憾。过了不久，这个可怜的女人便从四层楼的窗口跳到院子的石板地上死了：嫉妒和心理失常使她走上了可怕的自杀道路。————作者注

    21 这前面的原稿缺了几页。

    22 应是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代表，主要以研究基督教史闻名，曾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1848年后成为保守派。（埃德加·鲍威尔是他的弟弟，也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但与赫尔岑讲的事无关。）

    23 应是《俄国与日耳曼世界》，1853年出版，在这书中，布鲁诺·鲍威尔出于对欧洲文明的失望，主张依靠沙皇俄国的“原始力量”革新欧洲。这观点也遭到了马克思的批评。

    24 关于巴枯宁是俄国间谍的谣言是俄国大使馆散布的，在巴黎曾流传很广。马克思的《新莱茵报》驻巴黎记者艾韦贝克在通信中报道了这事，《新莱茵报》便登载了这消息。但是在收到巴枯宁的抗议和乔治·桑的声明信以后，马克思马上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这些抗议和声明，并表示了歉意。这是1848年7月的事。8月底马克思与巴枯宁在柏林重又会面时，已完全恢复了过去的友谊。因此这件事可以说只是误解，而且早已过去，赫尔岑在这里未免夸大了它的意义。

    25 巴枯宁是在1949年5月因参加德累斯顿起义而被捕的，因此是在一年之后，与这里谈的事并非同时。

    26 虽然他们干的事常常令人发指。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不妨讲一件事，这是路易·勃朗遇到的。《泰晤士报》载文道，路易·勃朗从前在临时政府任职时，把“法国国库的一百五十万法郎”用于在工人中间组织自己的政党。路易·勃朗写信给编辑部，它登载的关于他的报道是不确实的，他说，哪怕他想做，他也无法盗取或使用一百五十万法郎，因为在他主持卢森堡委员会期间，他有权动用的钱不超过三万法郎。《泰晤士报》没有登出他的信。路易·勃朗便亲自前往编辑部，要求会见总编辑。他们回答道，根本没有总编辑，《泰晤士报》是由编辑委员会编的。路易·勃朗要求会见编辑委员会的负责人，他们回答他，没有具体的负责人。“那么我究竟该找谁，我的信涉及我的名声问题，它没有见报，这该由谁负责？”“这里与法国的情形不同，”《泰晤士报》的一个官员对他说，“我们没有负责的总编辑，按照法律，我们也不必非登载来信不可。”“绝对没有负责的编辑吗？”路易·勃朗问。“没有。”“非常非常遗憾，”路易·勃朗露出讥笑说道，“你们没有总编辑，否则我非狠狠打他一记耳光不可。再见，先生们。”“再见，先生，再见。上帝保佑您！”《泰晤士报》的官员一再说，尊敬地、安详地推开了门。————作者注

    27 巴枯宁于1849年5月参加德累斯顿起义后被捕，接着被引渡到俄国，关在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的阿列克谢耶夫三角堡中。

    28 厄克特（1805——1877），英国外交家和政论家，积极鼓吹亲土耳其的观点，反对俄国。

    29 见但丁的《神曲·地狱篇》第五歌。

    30 歌利亚是《圣经》中非利士的巨人，以色列王大卫用弹石器打死了他，见《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

    31 埃斯帕特罗（1793——1879），西班牙国务活动家。1854至1856年的西班牙首相。

    32 科布登（1804——1865），英国政治家，国际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对英国政治发生过重大影响。

    33 伦敦的一份古老报纸，它的宗旨主要是维护商业利益，原由伦敦饮食业公会创办，因此主要靠伦敦各大饭店和旅馆支持。

    34 其实马克思与《广告晨报》并无特殊关系，相反，认为它只是一份商业报纸，还多次对它的政治面貌提出过批评。马克思认识厄克特也是在这事以后几个月，即1854年2月。不仅如此，当时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厄克特时，称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恩格斯也称厄克特为“发疯的议员”。但是厄克特分子控制的一些报纸转载过马克思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这可能使赫尔岑产生了错觉，认为马克思和厄克特，以及《广告晨报》有联系。

    35 1853年8月2日《广告晨报》上登出了署名“弗·马”的信，这人在信中说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间谍。赫尔岑怀疑这人便是马克思，其实这人虽然也姓马克思（弗兰西斯·马克思），却是英国的一个地主和反动政论家。

    36 俄国流亡者，赫尔岑对他的印象很不好，因此这里说不得不与他一起签名。

    37 那份联合抗议书是戈洛温起草的，它提到了1848年对巴枯宁的诽谤。接着，阿诺尔德·卢格出于对马克思的仇恨，在给《广告晨报》编辑部的信中也提到了1848年的事，并且说，尽管《新莱茵报》的发行人“马克思博士”知道这是假的，也照登不误。这样，就把《广告晨报》的事硬与1848年的事扯在一起了，因此马克思进行了反驳，详细说明了1848年的情况，戈洛温又作了答复，论争延续了一两个月。最后，《广告晨报》承认对巴枯宁的怀疑是毫无根据的，事情才结束。

    38 即《法意书简》中的意大利部分，它像《来自彼岸》一样，最初都是于1850年以德文本在汉堡出版的，出版者即下面提到的霍夫曼和卡佩出版社。

    39 这是一个叫科拉切克的人在《俄国革命思想史》法文本再版时，在美国一张报纸上写的。它的有趣之处在于：这本书的德文译文曾全文刊登在《德意志年鉴》上，而年鉴的发行人……就是那同一个科拉切克。————作者注科拉切克（1821——？），德国政论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成员，1848年起在斯图加特发行《德国政治、科学、艺术和生活月刊》，1853年去美国。赫尔岑有些文章曾登载在他的这本月刊上（不是登在《德意志年鉴》上）。

    40 英国实证主义理论家刘易斯创办的周刊。

    41 宴会上没有一个德国人，使我想起加里波第的母亲的葬礼。她是1851年在尼斯去世的，她儿子的朋友们邀请各国的流亡者去为死者执绋，其中也邀请了我。我们在过道中聚集时，看到被邀请者中有两个罗马人（其中一人是奥尔西尼），两个伦巴第人，两个那不勒斯人，两个法国人，霍耶茨基是波兰人，我是俄国人。霍耶茨基说：“先生们，请注意，整个欧洲都有代表在这儿了，缺少的只是一个德国人！”————作者注

    42 皮尔斯（1804——1869），美国第十四任总统，在国内采取与南方和解的方针，支持奴隶制度和《逃亡奴隶法》（可以捉拿逃亡奴隶并判刑的法律，南北战争中废除）。

    43 索雷（1800——1870），法国人，后移居美国，1858年起任美国驻西班牙大使。

    44 罗伯特·保尔·欧文（1801——1877），1825年随父赴美，后定居该国，宣传其父的思想，1853年任驻两西西里王国公使。

    45 杜尔戈是法国驻西班牙大使，于1854年1月与索雷决斗受伤，这在当时外交界是一件大事。

    46 普尔斯基（1814——1897），匈牙利作家。

    47 布坎南（1791——1868），美国政治活动家，曾任驻俄公使、驻英大使，1857年继皮尔斯之后当选为美国第十五届总统。

    48 方圆转化是研究怎样使圆变成方，“永动”是中世纪幻想的“永动机”，这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49 马塞纳（1758——1817），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主要将领，1799年曾与俄军元帅苏沃洛夫在意大利北部对阵，不分胜负。这里是写两人在谈判时争名次。

    50 那时我还不会讲英语。布坎南又不太懂法语。我的话是沃尔采尔翻译给他听的。————作者注

    51 米特拉达梯六世（？——公元前63），古代黑海地区本都王国的国王。据说他为了防备别人下毒，从年轻时起就每天服用微量毒剂，使肠胃能抵制毒药，以致最后兵败，服毒自杀时，毒药竟然无效，只得请卫士将他杀死。

    52 琼斯（1819——1869），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诗人，1845年参加宪章运动，成为左派领导人，并与马克思建立了亲密友谊，后来由于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站在一起，马克思与他断绝了关系。

    53 纪念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大会，于1855年2月27日在圣马丁会堂举行。

    54 戈洛温在1855年2月13日的《广告晨报》上提出，赫尔岑不能代表俄国在大会上发言。至于马克思，琼斯在发起成立国际委员会的时候，就邀请马克思参加，马克思表示反对，认为这是把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让给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后来在琼斯的敦请下，马克思参加了一次会议，但提出了赫尔岑的问题，认为赫尔岑是个斯拉夫主义者，这对国际运动是有害的，此后马克思没再参加委员会的活动。在圣马丁会堂的大会上，赫尔岑的发言虽然表现了对沙皇俄国的革命立场，但也表现了一定的俄国民粹主义观点。

    55 即科尔德罗依提到的那些信，赫尔岑在这些信中表现了俄国民粹主义观点，正因为这样，才得到了科尔德罗依的重视。

    56 《往事与随想》的这个英译本于1855年10月由伦敦的赫斯特与布莱克特出版社出版。同年11月《广告晨报》为书名和“流放”问题对赫尔岑展开了攻击。赫尔岑把这件事也算到了马克思的账上。

    57 指1859年4月开始的意大利民族解放战争，这次战争由撒丁王国联合法国对奥地利宣战，主要目的是驱逐奥地利在意大利的侵略势力。

    58 即《奥格斯堡总汇报》，它与马克思没有任何关系。赫尔岑在第五卷第三十六章提到它时，也称它是“黑色的和黄色的”，黑色是指它的反动性，黄色是指它没有原则。

    59 匈牙利革命者。当时匈牙利人为了反抗奥地利统治，对拿破仑三世抱有一定的幻想，甚至希望争取拿破仑的帮助，因此关于这些匈牙利人“已被拿破仑收买”的谣言，在伦敦的流亡者中是很流行的。

    60 这篇文章并非马克思所写，它是一个匿名作者根据布林德提供的教材写成，也可能是布林德自己写的，本来投给宪章派的《人民报》，后来由李卜克内西把它转寄给《总汇报》。但是马克思确实早已根据福格特的言论，断定福格特与拿破仑三世有关系，至少是在推行拿破仑的政策，因此在1860年写了《福格特先生》一文，予以揭露。后来发现的一些材料也证明马克思是对的，但当时赫尔岑完全站在福格特一边，并为他辩护。

    61 《海尔曼》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右翼在伦敦出版的机关刊物，主编金克尔曾受到马克思的多次批评，马克思与这刊物毫无关系，赫尔岑这里的话都是猜测之词。

    62 乌尔班是奥地利驻意大利侵略军的统帅，1859年在意大利北部与加里波第对阵。滂陀尔是乌尔班手下的一支雇佣兵，大多由匈牙利等族人组成，以残酷闻名。

    63 这是1859年意大利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两次重要战役，两地都在意大利北部，6月4日奥军十二万人在马真塔被击败，向东撤退，6月24日与撒丁王国和法国的军队在索尔费里诺遭遇，又大败，这两次战役为意大利走向民族独立奠定了基础。

    64 由意大利北部曼图亚、佩斯基耶拉、莱尼亚戈和维罗纳等四个城市构成的军事防区，它是从奥地利通往意大利的必经之地，也是奥地利为了保证对整个伦巴第地区的统治而建立的主要防区。

    65 指1813年德国抵抗拿破仑侵略的战争。

    66 布赫尔（1817——1892），德国政治活动家，属激进派。

    67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诨号。

    68 罗德贝尔图斯（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

    69 德国流亡者，起初流亡在巴黎，现在到了伦敦。

    70 在德国北部，当时为一独立公国，既不属于普鲁士，也不属于奥地利。

    71 考尔巴赫（1805——1874），德国浪漫主义画家。

    72 科内利乌斯（1783——1867），德国画家。

    73 当时的一个歌唱家。

    74 米勒的朋友。

    75 指在西欧旅游的俄国人。

    76 都是黑格尔派哲学家。巴德尔（1765——1841）不仅是德国的哲学家，也是反动的神学家。

    77 奥尔巴赫（1812——1882），德国小说家。

    78 塔尔马（1763——1826），法国著名演员。

    79 1844年在普鲁士发生了一个名叫切赫的人行刺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事，切赫打了两枪，都未命中。

    80 引自席勒的剧本《阴谋和爱情》第五幕第二场斐迪南的台词。

    81 当时普鲁士政府以提倡科学艺术自诩，因此赫尔岑这么讽刺它。

    82 1832年5月在巴伐利亚的汉巴赫城发生了大规模示威集会，要求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这次运动被称为“汉巴赫节日”，它是全德国对法国七月革命作出的最早反应之一。

    83 1807年在德国成立的反抗拿破仑侵略的团体，以提倡道德为名，宣传爱国主义思想，1809年遭到拿破仑的镇压，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自动解散。

    84 维娅朵-加西亚（1821——1910），西班牙女中音歌唱家。1843年在彼得堡演出，红极一时，成为屠格涅夫的朋友。

    85 屠格涅夫说，米勒坐下吃小吃时，先要像经验丰富的将军一样扫视一下战场，如果发现哪儿有薄弱的环节，没人吃酒或肉，他马上会发起攻势，把那一份也据为己有。————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