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无罪”

    “……西蒙·贝尔纳医师1昨天在自己的寓所中因奥尔西尼的案件被捕了……”

    必须在英国生活过几年，才能理解这类新闻多么惊人……多么叫人一时不敢相信……仿佛心中升起了一种身在大陆的感觉！……

    英国常常会出现周期性的恐怖局面，在这些惶惶不安的日子里，谁不小心就会遭殃。一般说来，恐怖是冷酷无情，谈不到恻隐之心的，但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很快就会过去；一旦时过境迁便什么事也没有，它也竭力要让大家忘记发生过的一切。

    不要以为，谨慎小心的胆怯情绪和自我保存的不安心理是英国人性格的先天因素。这是过分富裕，把全部思想和热情都用在聚敛财产上的结果。胆怯是由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注入英国血液的，他们把病态的惊悸传染给了官方世界，这个世界在代议制国家里总是尽量适应社会风气————有产者的选票和金钱。他们构成了占统治地位的阶层，一旦遇到意外事故，便惶惶不可终日，不顾廉耻，公然表现出无能为力、无计可施的怯懦心理，甚至不想像法国人那样玩弄辞藻，用这块褪色的花哨薄绸做遮羞布。

    这时必须善于等待，一旦资本恢复清醒的头脑，为了利润安静下来，一切便会重新走上轨道。

    那位大皇帝得悉，奥尔西尼是在英国制作他的炸弹的，于是龙颜大怒，逮捕贝尔纳便是为了平息他的怒气。然而奴颜婢膝的让步通常只是招致不满，皇帝非但没有表示感谢，反而提高了威胁的调子，法国报纸上的战争叫嚣越来越带有火药味。资本吓得脸色煞白，晕头转向，仿佛法国的军舰即将开进英国，红色的军裤、红色的炮弹、红色的云雾即将在英国出现，银行即将成为法军的夜总会，记入历史的耻辱的一页：“法国人曾在此跳舞！”怎么办？不仅出卖和消灭西蒙·贝尔纳医生，哪怕要英国铲平和消灭圣贝尔纳山峰2，它也打算照办，只要太平无事，红军裤和黑胡子的可怕魅影不致光临英国，同盟者3脸上的怒火重又被仁慈所代替。

    英国最好的气象观察站是帕默斯顿，他能最准确地反映中产阶级的气温，把“惊人的危机”转变成“阴谋法案”4。这法案如果获得通过，那么每个大使馆只要坚持己见，绝不让步，就可以把与它们的政府为敌的人送进监狱，或者押上轮船，遣送回国。

    幸好英伦三岛的气温不是每个阶层统一的，我们立刻会看到，英国的财富分配极具匠心，它使极大部分英国人不必为资本操心。如果在英国所有的人无一不是资本家，“阴谋法案”肯定获得通过，西蒙·贝尔纳便得走上绞刑台……或者被送往卡宴。

    在“阴谋法案”和它几乎必然可望通过的传说中，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独立感情震动起来了；它为自己古老的庇护权感到惋惜，在历史上，从胡格诺教徒到1793年的天主教徒5，从伏尔泰和保利6到查理十世7和路易-菲力普8，谁没有在这里得到过庇护？英国人对外国人，尤其是流亡者，并无特别的好感，认为这都是些穷小子，而贫穷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可是英国不能放弃自己的庇护权，它是不可侵犯的，正如集会权和出版自由一样不可侵犯。

    帕默斯顿在提出“阴谋法案”时，自以为有充分把握，相信不列颠精神已经没落；他考虑到了一个方面，那强大有力的方面，但忘记了另一方面，那人数众多的方面。

    在法案表决前几天，伦敦街头贴满了通告：为反对新法案组成的委员会，号召市民在下一个星期日前往海德公园举行集会，委员会将在会上提出致女王的请愿书。请愿书要求女王宣布帕默斯顿和他的同伙为背叛祖国的人，把他们提交法庭审判；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它要求女王按照法律授予她的权力，拒绝批准这法案。由于届时公园中的人数将非常多，委员会不可能当众演说，因此它将把请愿书的各节用电报符号公布，供群众讨论。

    这时谣言很多，据说工人要在星期六集会，年轻人正从英国各地赶来，千千万万愤怒的群众坐了火车在向伦敦汇集。根据上述情况，参加大会的可能达到二十万人。警察对这事怎么办呢？这是合法的集会，群众没有携带武器，他们的目的只是向女王递交请愿书，调动军队对付他们是不可能的，如果要这么做，必须符合《叛乱法》9的规定；因此最好未雨绸缪，使大会停止举行。这样，到了星期五，米尔纳-吉布森10便在议会上慷慨陈词，攻击帕默斯顿的法案。帕默斯顿对胜利有绝对的把握，只是笑笑，等待表决。但未来的群众大会发生了影响，帕默斯顿的一部分支持者倒向了另一边，米尔纳-吉布森获得了超过三十票的多数；帕默斯顿以为点票点错了，提出了质问，又要求发言，但什么也讲不出，只是在惊慌失措中勉强装出笑容，说了几句语无伦次的话便重新坐下，听凭对方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

    群众大会不必举行了，人们没有理由再从曼彻斯特、布里斯托尔、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等地赶来……“阴谋法案”宣告失败，帕默斯顿和他的同僚也下台了11。

    谈吐文雅、顽固保守的德比12内阁（它既具有迪斯累利13的犹太色彩，又保持着卡斯尔雷14时期的外交手腕）取代了帕默斯顿内阁。

    星期日三点多钟，我特地去拜访了米尔纳-吉布森夫人；我要向她表示祝贺，她住在海德公园附近。通告撕掉了；一些人胸前背后挂着印制的通知，通知说，由于法案已被否决，内阁已经下台，群众大会取消了。尽管这样，既然邀请过二十万群众，可想而知，公园中不可能没有人。到处聚集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演说者站在椅子或桌子上大声疾呼，听众也比平时情绪激昂。几个警察在那儿巡逻，态度像小姑娘那么文静温和。一群群孩子扯开喉咙，大唱“黄鼠狼一下子逃走了！”15一个瘦长的法国人，留着小胡子，戴一顶破毡帽，正好经过，突然一个人指指他，喊道：“瞧，法国奸细！……”孩子们马上向他扑去。奸细吓坏了，正想抱头鼠窜，已被打倒在地，再也无法逃走。孩子们把他在地上拖着，一边发出胜利的呐喊：“法国奸细，把他丢进蛇湖16！”到了湖边，孩子们把他浸在水中（这是在2月），然后提出水面，丢在岸上，一边大笑，一边吹着口哨走了。法国人浑身湿漉漉的，身子直哆嗦，在沙地上打滚，对着公园门口大喊：“车夫！车夫！”

    想不到屠格涅夫笔下那“淹死法国佬”的著名的一幕17，在五十年后的海德公园又重演了。

    审问贝尔纳以前，出现了这场普里斯尼茨18风格的序幕，这足以说明人民的愤怒如何强烈。英国人民真的义愤填膺，从侮辱中拯救了自己的祖国；如果斯图亚特·穆勒所说的“雄厚的庸俗势力”得逞，这侮辱便难以避免。

    英国只有在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时候，才是伟大的，令人满意的，这些权利和自由并非千篇一律，都穿着中世纪的服装和清教徒的大褂，它们使生活拥有值得自豪的独立地位，毫不动摇地相信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条文。

    英国人民凭本能所理解的东西，德比却像帕默斯顿一样不能理解。德比所关心的主要是安定资本的情绪，为生气的同盟者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他要向他证明，没有“阴谋法案”，他也可以创造奇迹。他的过分热心使他犯了两个错误。

    帕默斯顿内阁要求审问贝尔纳，责备他犯了轻罪19，即行为有失检点，做了错事，总之，他的罪不致受到严重的惩罚，至多三年徒刑。因此不论是陪审员和律师还是公众，都不会太关心这件案子，尽管它的结果可能对贝尔纳是不利的。德比却要求按重罪，按刑事罪犯惩处贝尔纳，这使法官在陪审员对他作出有罪裁决时可以判处他绞刑。这是不能允许的，何况在犯人受审期间扩大他的犯罪性质，也完全违背英国人的法律观念。

    在奥尔西尼行刺后，帕默斯顿惊慌失措，竟然对一本毫无害处的小书大做文章，这本书是一个名叫亚当斯的人写的，它讨论的是在什么情况下刺杀暴君是可以允许的，在什么情况下是不允许的。帕默斯顿下令把这本书的出版者特鲁勒夫送交法庭审问。

    独立的新闻界对这件迎合大陆的事自然愤愤不平。迫害这本小册子是毫无意义的，英国没有暴君，而在法国没有人会知道这本用英文写的书，何况比这等而下之的东西每天也在英国印行。

    德比凭自己托利党人和赛马老手的习惯，希望不致掉队，最好还能超过帕默斯顿。费利克斯·皮亚以革命公社的名义写了一份宣言，替奥尔西尼辩护，但没有人肯印行。一个波兰流亡者霍尔热夫斯基20把自己的书店名字印上了皮亚的小册子。德比命令没收小册子，逮捕霍尔热夫斯基。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血，凡是它的铁质还没有被黄金取代的，在这新的侮辱面前都沸腾了；所有的报刊————苏格兰的，爱尔兰的，当然也包括英格兰的（除了两三家靠津贴维持的报纸），都认为这种压制言论的做法是侵犯出版自由的非法行为，质问政府这么做神志是否完全清醒，有没有发疯？

    对贝尔纳的审问便是在政府的迫害引起强烈反应的有利气氛中，在老贝利21开始的，正如我们当时在《警钟》上所说的，这是英国“司法界的滑铁卢之战”。

    我自始至终注视着贝尔纳的案子，老贝利每次开庭我都出席了（只有一次迟到了两小时），对此我并不后悔。巴泰勒米的第一次审问和贝尔纳的案件，非常清楚地说明，在司法方面，英国比法国成熟得多。

    为了给贝尔纳定罪，法国政府和英国内阁使尽了浑身解数，这案件使两国政府耗资达三万英镑，也就是七十五万法郎。一大批法国间谍住在伦敦，为了传达一句话，来往于伦敦和巴黎之间，为了随时做好一切准备，还把家属、医生、车夫、狱卒、妇女、孩子等等都叫来了，所有这些人都住在豪华的饭店里，每天得领取一英镑（相当于二十五法郎）生活费。恺撒吓坏了，迦太基人也吓坏了！22所有这一切，行动迟缓的英国人也无不知道，他们都皱起了眉头；审问期间，孩子们在干草市场和考文垂街看到法国奸细，便朝他们吹口哨，扔烂泥，英国警察不止一次出面搭救他们。

    埃德温·詹姆斯23的辩护，便是建立在这种对政治奸细和他们在伦敦反客为主的无礼行径的憎恨上。他对英国暗探的嘲弄是难以想象的。我不知道，苏格兰院子街24和法国政府用什么办法，才能补偿詹姆斯迫使他们忍受的痛苦。

    有一个叫罗杰斯的人证明，在莱斯特广场的俱乐部里，贝尔纳曾怎样谈到拿破仑面临着死亡的危险。

    “您当时在场吗？”詹姆斯问。

    “在。”

    “那么您也关心政治？”

    “不。”

    “那您为什么要上政治俱乐部？”

    “由于职务上的需要。”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职务。”

    “我是在理查·迈因爵士25手下办事。”

    “啊……那么您得到过什么指示吗？”

    “是的。”

    “什么指示？”

    “要我听他讲些什么，然后向首长汇报。”

    “您为此领取了薪金？”

    “是的。”

    “这么看来，您是暗探，是吗？您早应该向我说明这一点。”

    英国王家法律顾问菲茨罗伊·凯利站了起来，向坎贝尔勋爵（他是奉命审问贝尔纳的四大法官之一）提出，要求他制止律师用粗鲁的名称称呼证人。坎贝尔保持一贯的冷静态度，请詹姆斯不要侮辱证人。詹姆斯抗议道，他根本不想侮辱证人，他说，暗探是普通的英文字，是对他的职务的说明。坎贝尔请他相信，最好使用别的字。律师拿出了对开本词典，念了“暗探”这词的定义：“暗探是警察雇用的人，任务是窃听……”然后又道，罗杰斯刚才说，他是从理查·迈因爵士（这时他用头指指理查·迈因本人）那里领取薪金，并把他在俱乐部中听到的话报告上级的。因此他请勋爵原谅，他无法使用别的名称，接着转向那个坏蛋（这时整个法庭内的人都在看他，他第二次擦掉了脸上渗出的汗）问道：

    “暗探罗杰斯，您大概也从法国政府领取薪金吧？”

    受尽折磨的罗杰斯发怒了，回答道，他从来不替任何专制政权服务。

    埃德温·詹姆斯转向旁听者，在哄堂大笑声中继续道：

    “我们的暗探罗杰斯拥护代议制政府。”

    在向搜查贝尔纳的文件的警察查询时，詹姆斯问他，他是与谁一起进屋的？（女仆已在证词中提到，他不是一个人去的。）

    “与我的舅父。”

    “您的舅父是做什么的？”

    “公共马车的管理员。”

    “他为什么要跟您一起进屋？”

    “他请求我带他去，因为他从未见过逮捕犯人或搜查文件。”

    “那么您的舅父是出于好奇心。顺便说一下，您在贝尔纳医生家发现了奥尔西尼的信，那是用意大利文写的，可是您弄到了它的译文，这是您的舅父替您翻译的吗？”

    “不，这信是尤比尼奇26翻译的。”

    “他是英国人？”

    “英国人。”

    “我从未听到过英国人有这样的姓。那么，尤比尼奇先生是写文章的？”

    “翻译是他的职务。”

    “这么说，您这位朋友与罗杰斯暗探一样，可能也在理查·迈因爵士手下办事？”他又用头指指理查爵士。

    “一点不错。”

    “您早应该这么讲。”

    对法国暗探，他无法这么盘问，但是他们也吃足了他的苦头。

    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他要一个证人出来证明（这人是法国人或比利时人，一家饭店的老板）的问题其实并无重要意义，可是他却突然停顿了一下，转向坎贝尔勋爵道：“我想向证人提出的问题属于这类性质，那就是他可能不便当着法国警探们的面回答，因此我要求您请他们暂时退庭。”

    “庭丁，带法国警探们退庭。”坎贝尔说。

    身穿绸大褂、手拿木棍的庭丁，把十多个留着大胡子和古怪的唇髭，佩戴金链子和宝石戒指的法国人，带出了挤得满满的大厅。单单是在勉强克制的笑声中被迫退场这一点，对他们已是一大惩罚了。

    大家都已知道这案件，我不必再细谈。

    询问过全体证人以后，公诉人和辩护士发了言。坎贝尔先是念了全部证词，然后毫无表情地作了总结。

    他的讲话长达两小时。

    “他的胸膛和肺部怎么受得了？……”我对一个警察说。

    警察露出自豪的神色，把鼻烟匣送到我面前，答道：

    “这对他算得了什么！在审问帕尔默27时，他讲了六个半小时也毫不在乎呢，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英国人的身体素质是惊人的。他们怎么会蕴藏着这么充沛的精力，维持这么长的时间，这实在是个谜。我们俄国人简直不能想象这种活动能力和工作精神，尤其是在三个上层阶级中。例如，坎贝尔是在上午十时整到达老贝利的，然后不间断地主持审问，直到两点。在两点钟，法官们退庭休息一刻钟或二十分钟，然后重新开始审问，直到五点或五点半。坎贝尔还亲手笔录全部证词。当天晚上他又得出席上议院的会议，照例得发表冗长的演说，演说中照例会引用一些毫无必要的拉丁文词句，尽管他的发音连贺拉斯本人听了也不会知道这就是自己的诗句。

    格莱斯顿28在两次主持财政部工作的间隙时期，大约一年半，写出了对荷马作品的注解。

    永远年轻的帕默斯顿时常骑了马来来往往，出席晚会和宴会，到处殷勤有礼，到处高谈阔论，不知疲倦，在考试和发奖的大会上，他使人觉得他学识渊博，在宴会的演说中，他又使人觉得他思想开明，充满民族自豪感和高尚的同情心。帕默斯顿主持内阁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其他各种机构，包括议会在内！

    这种旺盛的精力和热烈的工作习惯，是英国体质、教养和气候的一大秘密。英国人读书很慢，很少，很迟，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喝葡萄酒和雪利酒，食量大，因此身体强大结实。他们不做学校的体操，那种德国式体育锻炼，但他们骑了马跳越障碍和篱垣，驾驭各种马匹，划各种船只，在拳击中打得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同时，他们的生活按部就班，有条不紊，从出生的某一天起，便沿着某一条轨道，走向某一个终点，很少出现感情的波澜。英国人失去自己的财产比法国人得到自己的财产更平静，从不大叫大喊；他开枪自杀像法国人前往日内瓦或布鲁塞尔旅行一样简单。

    一个老英国人为了向法国人说明英国人和法国人性格的不同，这么说道：“您瞧，你们是热烈地吃你们的冷牛肉，我们却是冷静地吃我们的热牛排。”这就是他们能活到八十高龄的缘故……

    ……在我继续谈这件案子以前，我还得说明一下，那位警察为什么请我吸鼻烟。审问的第一天，我坐在速记员的长凳上，贝尔纳被带进被告席时扫了一眼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厅，没有找到一个熟人；他垂下视线，向附近打量，遇到了我的目光，朝我稍微点了点头，似乎在问，我是否愿意承认与他认识，我站起身，向他友好地弯了弯腰。这是在审问开始前的一刹那，也就是大厅中鸦雀无声的时刻之一，这时连衣服的窸窣声也能听到，一点细小的动作也能发觉。桑德斯，伦敦警察局侦缉处的负责人之一，小声向手下的一个人说了句什么，大概是吩咐他监视我，因为他用手指向一个侦探简单地指了指我，这以后这个侦探便一直盯住了我。对那位长官的另眼相看，我简直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在法官休息时，我离开了一刻钟，到一家小酒店喝一杯啤酒，回到大厅已找不到座位，那个警察便向我点点头，给了我一个座位。另一个警察在门口拦住我，那人向他做了个手势，他便放我入内了。还有一次我把帽子放在窗台上忘记了，拥挤的人群使我与它完全隔绝，当我想起时，已不可能再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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