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两件案子

    统治吧，英国！1

    1.决斗2

    1853年，著名的共产主义者维利希3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巴黎工人巴泰勒米。他的名字我已听到过，那是由于六月事件的审问和对他的判决，最后也由于他从贝尔岛的潜逃。

    他还年轻，个子不高，但体格强壮结实，漆黑卷曲的头发赋予了他一种南方人的气息；他的脸上有些麻点，但显得漂亮而粗犷。不断的斗争培养了他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克制自己的能力。巴泰勒米是我曾经遇见过的性格最完整的人中的一个。他没有进过学校，他的书本知识是从自学得到的，但他是个优秀的机械师————我顺便提一下，六月的街垒上最坚强的战士大多是机械师、司机、工程师和铁路员工。

    他一生的思想，他的全部生活热情，具有斯巴达克思的色彩，那便是不倦地渴望工人阶级起来反对中等阶级。他的这个思想是与消灭资产阶级的强烈愿望不可分割的。

    这个人对我说来无异是向我阐明了1793和1794年的恐怖时代，那些九月的日子4，那种使最亲密的派别互相仇杀的憎恨；在他的身上，我具体地看到了对血的渴望怎样可以与另一些场合表现的人道主义，甚至温柔体贴，结合在一起，看到了一个人怎样可以像圣茹斯特那样把几十个人送上断头台，却毫不感到良心的谴责。

    巴泰勒米说：“不能让革命第十次从我们手里给偷走，必须从家里，从自己的亲人中把最凶恶的敌人处死。在柜台后面，在办公室内，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人————必须从自己的阵营中消灭他们！”在他的黑名单上几乎包括所有的流亡者：维克多·雨果，马志尼，维克多·舍尔歇5，科苏特。得到他宽恕的人很少，我记得，其中有路易·勃朗。

    他心中特别仇恨的人是赖德律-洛兰。当巴泰勒米谈到“这资产阶级的独裁者”时，他的肌肉便会在那张活跃而激烈、同时又非常冷静而坚定的脸上不断抽搐。

    他善于辞令，这种才能今天已越来越少了。夸夸其谈的演说家在巴黎，特别在英国，多得不可胜数。神父，律师，议员，推销丸药和廉价铅笔的商贩，世俗和教会雇用的在公园演讲的人————他们都具有异乎寻常的口才，但是能在室内跟人谈话的却不多。

    巴泰勒米的逻辑是片面的，它总是针对着一点，像焊接吹管喷出的火焰。他讲话从容不迫，既不提高声音，也不挥动胳臂，他的句子和挑选的词语都很准确，干净利落，完全摆脱了当代法语中三个可诅咒的缺陷：革命口号，律师和法官的腔调，以及店员的放肆口气。

    这个工人是在锻造和轧制铁条的沉闷车间里，在巴黎拥挤的小街上，在小酒店和锻铁炉、监狱和苦役劳动中间长大的，他怎么学会准确掌握分寸、恰到好处、轻重得当、优美动听的讲话方式的呢？法国资产阶级已丧失了这些优点。在咬文嚼字、侈谈革命词句的风气中，他又怎么能保持语言的自然本色呢？

    这确实令人费解。

    看来工场的空气大概比别处新鲜一些。不过他的一生是这样的。

    他还不到二十岁，便卷进了路易·菲力普时代的政治骚乱中。宪兵叫住他，由于他大声讲了一句什么，宪兵朝他脸上揍了一拳。治安警察揪住了他，他挣脱了，但别的什么也不能干。那一拳打醒了一只老虎。到了第二天，巴泰勒米已以朝气蓬勃、年轻乐观的青年工人的面貌出现在人群中了。

    应该指出，巴泰勒米被抓住后，警察释放他是因为发现他并未犯什么罪。但是谁也不想理会他所受到的侮辱。“为什么在骚乱中他要到街上乱跑！何况现在到哪儿去找这个宪兵！”

    于是事情发生了。巴泰勒米买了一支手枪，上了子弹，在那一带转悠。转了一天，两天，他突然看到那个宪兵站在拐角上。他背转身子，扣上了扳机。

    “你认识我吗？”他问宪兵。

    “怎么不呢。”

    “那么你记得你做了什么？……”

    “得啦，走开，别跟我纠缠。”宪兵说。

    “可我得送你上天。”巴泰勒米说，开了枪。

    宪兵倒在地上，巴泰勒米走了。宪兵受了致命伤，但当场没有死。

    巴泰勒米以简单的杀人罪被判了刑。谁也不想考虑他受到的侮辱有多大，尤其是根据法国人的观念，工人不可能要求决斗，也不可能提出起诉。巴泰勒米被判服苦役。这是在工场和监狱之外，他进入的第三所学校。二月革命后，克雷米厄6任司法部长，重新审理案件时，巴泰勒米获得了释放。

    6月的日子到了。巴泰勒米成了布朗基的热烈追随者，投身到运动中。在英勇保卫街垒时他被捕了，被送进了牢房。胜利者枪决了一批人，另一些人则关在杜伊勒里宫的地窖中，还有一些被送往要塞，那里也人满为患，有时为了腾出地方不得不枪毙一些人。

    巴泰勒米没有死；在法庭上他根本没想为自己辩护，但利用被告席，把它变成了谴责国民自卫军的讲坛。我们得感谢他使我们了解了秩序保卫者大开杀戒的许多细节，这些勾当大多是暗中干的，有的还是关起门来干的。审判长几次命令他住口，最后打断了他的话，判了他苦役，我记得刑期是十五年或二十年（关于六月事件的审讯我手边没有材料）。

    巴泰勒米和其他人一起被送往贝尔岛。

    过了两年，他从那儿越狱到了伦敦；他提出了一个计划，打算再回那里，帮助六个犯人逃跑。他需要一小笔钱（六七千法郎），讲定以后，他便穿上神父的服装，拿着祈祷书前往巴黎和贝尔岛安排了一切，然后再回到伦敦取钱。我听说，计划之所以没有执行，是因为对要不要搭救布朗基还有争论。巴尔贝斯一派和其他人宁可让几个朋友待在狱中，也不愿搭救一个敌人。

    巴泰勒米去了瑞士。他与一切党派分道扬镳，割断了联系；赖德律-洛兰一派更成了他的冤家对头，但对自己一派他也并不友好。他太尖刻，锋芒毕露，他的偏激观点使领导人不快，也叫胆小的人害怕。在瑞士，他专心致志研究武器。他发明了一种特殊结构的手枪，一边打枪，一边子弹自动上膛，这样，手枪就能接连不断向同一目标射击。他打算用这种手枪暗杀拿破仑，但巴泰勒米的狂热性情两次挽救了波拿巴，使他从一个决心不比奥尔西尼差的人手下逃脱了性命。

    在赖德律-洛兰一派中，有一个剽悍的人，这便是喜欢决斗、到处游荡、天不怕地不怕的库尔涅7。

    库尔涅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人，这种人在波兰的地主和俄国的军官，特别是退伍后住在乡下的骑兵少尉中，常常可以见到。属于这类人的有丹尼斯·达维多夫8和他的“酒友”布尔佐夫9，“骷髅头”加加林10和连斯基的决斗证人扎列茨基11。他们也以庸俗的形态出现在普鲁士的“容克贵族”和奥地利的军营伙伴中。英国没有这种人，但在法国他们却如鱼得水，而且鱼鳞洗得干干净净，显得光亮平滑。这些人勇敢，但冒冒失失，不顾死活，没有头脑，目光非常短浅。他们一辈子只是靠回忆两三件往事在过活，在这些事件中他们曾出生入死，割下了某某人的耳朵，或者屹立在枪林弹雨中。有时他们还先给自己编造了一套英勇行为，然后才真的实行，以便证实自己的大话。他们隐隐意识到，这种好斗精神便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也是他们可以夸耀的唯一乐趣，而夸口对他们是比性命更重要的。然而他们往往是很好的朋友，尤其在兴高采烈的谈天中，在还没有发生口角的时候；为了朋友，他们可以拔刀相助，但一般说来，他们有的大多是匹夫之勇，不是崇高的公民精神。

    这些人游手好闲，把生活也当作了狂热的赌博，他们是一切冒险活动的“浪斯开涅”12，尤其是如果可以因此而穿上绣金的将军制服，名利双收，领取十字勋章的话；这以后他们又可以安静几年，把光阴消磨在弹子房和咖啡馆中。至于是在斯特拉斯堡帮助拿破仑13，还是在布卢瓦帮助贝里公爵夫人14，或者在圣安东区帮助革命的共和派，这在他们眼中都一样。对他们和整个法国说来，勇敢和成功便是一切。

    库尔涅的初露头角是在法国与葡萄牙的冲突中15，那时他在军舰上服役，与几个伙伴偷偷登上了葡萄牙的护航舰，制服了全体水兵，占领了军舰。这件事规定了、也总结了库尔涅未来的生活。整个法国都在谈论这个年轻的准尉，但是他没能再前进一步，他一生的功绩便是从接舷战开始，也以接舷战结束，因此可以说，他在这次战斗中已经阵亡了。后来他被海军开除了。死一般的沉寂统治着欧洲，库尔涅百无聊赖，最后终于忍耐不住，开始自己作战了。据他说，他决斗过二十来次，我们想，那大概是十次，但这已经够了，可以说明他不是一个严肃的人。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成为红色共和分子。在法国的流亡者中，他没有起过特殊的作用。关于他有各种传说，例如在比利时，一个警察想逮捕他，他把他揍了一顿逃走了；其余大多也是这类勾当。他认为自己是“全法国最好的剑客之一”。

    巴泰勒米那可怕的勇敢，是按照他自己的逻辑，在无法约束的自尊心的驱使下形成的，它与库尔涅那目空一切的勇敢遭遇之后，必然产生不幸的后果。他们彼此嫉恨。不过既然属于不同的圈子，敌对的派别，他们本可以一辈子避不见面。但一些热心朋友却火上加油，促成了他们的对立。

    巴泰勒米对库尔涅的仇恨一部分是由于别人托库尔涅从法国带给他的信，他始终未曾收到。很可能在这件事上库尔涅是无辜的；但不久又传来一些谣言。巴泰勒米在瑞士认识了一个女演员，她是意大利人，后来他与她同居了。库尔涅说：“多么可惜，这个社会主义者中的社会主义者居然要靠一个女戏子养活他。”巴泰勒米的朋友们马上写信告诉了他这事。他收到信后，立刻丢下设计武器的工作和女演员，风驰电掣般赶到了伦敦。

    我已经说过，他认识维利希。维利希是心地纯洁、非常善良的普鲁士炮兵军官，他转向革命，成了共产主义者。在黑克尔16领导起义时期，他率领炮兵部队为人民战斗，当一切都给打败之后，他流亡到了英国。到达伦敦时他身无分文，试图教授数学和德语，但运气不佳。于是他丢下教科书，忘记了从前的军衔，英勇地当了工人。他与几个朋友合伙办了个制刷子的工场，但得不到人们的支持。维利希没有丧失在德国再度举行起义和改善自己命运的希望，然而希望并未实现，他只得带着条顿共和国的理想去了纽约，在那儿的政府里谋得了一个土地测量员的职务。

    维利希明白，跟库尔涅打交道是不容易的，因此自愿担任中间人进行调停。巴泰勒米完全信任维利希，把事情交给了他。维利希去找库尔涅，他那坚定沉着的声调对“第一剑客”发生了作用，库尔涅说明了书信问题。维利希又问他：“您是否相信，巴泰勒米是靠女演员生活的？”库尔涅答道：“我只是在重复我听到的话，对此我表示遗憾。”

    “这完全够了，”维利希说，“那么请您把您讲的话写在纸上交给我，这样我就可以非常满意地回去了。”

    “好吧。”库尔涅说，拿起了笔。

    “那么您是打算向巴泰勒米这家伙认错了。”另一个流亡者插嘴道，这人是在谈话快结束时才进屋的。

    “怎么是认错？您认为这是认错吗？”

    “这是一个正直的人听信了谣言，对此表示遗憾的意思。”维利希说。

    “不，”库尔涅说，放下了笔，“这我办不到。”

    “您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

    “不，不，请您原谅，但我不能这么做。请转告巴泰勒米：‘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要这么说。’”

    “好极了！”另一个流亡者喊道。

    “亲爱的先生，您得为未来的不幸承担全部责任。”维利希对他说，走出了屋子。

    这是在傍晚；他在见到巴泰勒米以前先来找我。他忧心忡忡，在屋里踱来踱去，一边说道：“现在决斗不可避免了！这太不幸了，那个流亡者突然闯了进来。”

    我想：“现在已无法挽回，理性在疯狂的感情面前沉默了；何况法国人的血一旦燃烧，加上各派力量和各个合唱队之间的仇恨，灾祸便再也无法避免！……”

    过了一天，我早上走过蓓尔美尔街，看到维利希匆匆忙忙不知要上哪儿，我喊住了他。他脸色苍白，神情紧张，转身向我走来。

    “怎么样？”

    “当场打死了。”

    “谁？”

    “库尔涅。我现在去找路易·勃朗，请教他该怎么办？”

    “巴泰勒米在哪儿？”

    “他和他的一个决斗助手，还有库尔涅的两个决斗助手，都关进了监狱，只有一个助手没有被捕。根据英国的法律，巴泰勒米可能判处绞刑。”

    维利希坐上公共马车走了。我独自在街上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家。

    过了两小时，维利希来了。当然，路易·勃朗对这件事采取了积极关心的态度，想先找几个著名的律师商量一下。看来最好的办法是不让法院的侦查员知道，谁是开枪的，谁是证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双方的口供一致。大家相信，在决斗案件中，英国法庭不会使用警察的狡诈手段。

    必须把这一点通知库尔涅的朋友们，但维利希的熟人中谁也不愿去找他们，也不愿去找赖德律-洛兰，因此维利希要我找一下马志尼。

    我去时发现他正在大发脾气。

    “您大概是为这件谋杀案来的吧？”他说。

    我看了看他，故意停了一会儿才说：

    “为巴泰勒米的案件。”

    “您认识他，袒护他，这一切都很好，尽管我不明白……但是库尔涅，不幸的库尔涅，他也有朋友和同志……”

    “这些人大概不会说他是暴徒，尽管他参加过二十来次决斗，因为打死的不是他。”

    “现在不是谈这点的时候。”

    “我是在回答您的话。”

    “怎么，现在是要从绞刑架上搭救他吗？”

    “像巴泰勒米那样在6月的街垒上战斗过的人如果被绞死了，我想，谁也不应该感到特别高兴。何况问题不在于他一个人，还涉及库尔涅的两个助手呢。”

    “他不会被绞死的。”

    “这很难说。”一个年轻的英国激进主义者插嘴道，他显得漠不关心，头发的式样有些像耶稣；他一直没有开口，对马志尼的话只是用头，用雪茄的烟，用难以捉摸的复合元音表示赞同，这种复合元音把五六个元音压缩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混合音。

    “您好像对此毫不介意似的？”

    “我们爱好并尊重法律。”

    “也许正因为这样，”我说，但尽量使自己保持温和的口气，“各国的人大多尊重英国，但并不爱英国人。”

    “呃哦？”激进主义者问道，不过也许是答复。

    “问题在哪里？”马志尼打断了他的话。

    我告诉了他。

    “他们自己已考虑到这一点，并且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巴泰勒米的案件是非常有意思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性格很少表现得这么鲜明，在这么针锋相对、便于比较的场合出现。

    从决斗的地点起，一切都显得很荒谬：那是在温莎附近进行的，他们为此必须从王国中心的边界坐几十英里火车（当时火车只通到温莎）才能赶到这里，而当时人们一般都在边界附近决斗，那里随时可以找到大小船只，逃之夭夭。再说，选择温莎，这本身就不够明智。它是王宫所在地，维多利亚女王心爱的住处，当然警备森严。据我看，选择这个地点非常简单，只是因为法国人对伦敦的郊区只知道里士满和温莎两个地方。

    助手们为了防备万一，随身携带了锋利的决斗用轻剑，虽然他们知道决斗得用手枪进行。库尔涅倒下后，除了一个助手单独离开，因而平安到达比利时以外，其余的人都是一起走的，而且没有忘记随身带走轻剑。他们还未到达伦敦的滑铁卢车站，警察局已接到电报，据称“这四人留有胡须和唇髭，戴着大檐帽，讲法语，轻剑用布包着”。根据这些特点，警察不用搜寻，他们一下火车就给逮捕了。

    这一切怎么会这样？看来用不着我们来教导法国人如何躲避警察。就凶恶、机灵、不道德和办事认真、不知疲倦而言，法国的警察在全世界可说首屈一指。在路易-菲力普时期，搜索者和被搜索者玩尽了各种手段，作过各种较量，每一步行动都得仔细考虑（现在这已没有必要，警察像俄国人那样有了必胜的把握）；今天离路易-菲力普的时代还不远，那么，像巴泰勒米那么聪明的人，像库尔涅的助手那么经验丰富的人，怎么会这么粗心大意呢？

    原因只有一个：完全不了解英国和英国的法律。他们听说，没有逮捕证不能逮捕任何人；他们还听说有所谓《人身保护法》17，根据这法令，只要律师提出要求，就得把人释放；因此他们认为不妨回家换身衣服，然后前往比利时，到了第二天早上，被愚弄的警察（他们必然拿着警棍，像法国小说中描写的那样）来找他们时，已经人去楼空，只得骂道：“该死的家伙！”尽管警察其实并不拿警棍，英国人也不骂“该死的！”

    这些人被捕后，关在萨里郡的监狱里。探望开始了，来的有夫人们，被杀死的库尔涅的朋友们。当然，警察马上了解到了事实真相，不过这不能说是他们的功绩，支持和反对巴泰勒米或库尔涅的人，都在酒楼饭店里大声嚷嚷，把决斗的详情细节透露无遗，自然还穿插了一些根本没有的事和不可能有的事。但是警察不愿公开承认了解这一切，因此当一些探望者要求会见助手“巴罗内”，另一些人要求会见巴泰勒米的助手时，警官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先生们，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中间谁是助手，谁是罪犯，情况还没有全部调查清楚，还是请你们直接说明要会见的人的姓名吧。”这是第一堂课！

    最后，巡回法庭到了萨里，指定了开庭的日期，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坎贝尔将就法国人库尔涅被不知何人杀害致死一案审讯与凶杀案有关的人员。

    我当时住在樱草丘附近；在2月一个阴冷多雾的早晨七时，我出门走进摄政王公园，然后穿过它前去搭乘火车。

    这一天的情形非常清楚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从大雾弥漫的公园，公园里懒洋洋地在水中游动的白天鹅，以及笼罩在水面的微红的黄色烟雾，直到午夜之后很久，我与一位律师坐在摄政王街伟利饭店中喝香槟酒，为英国的富强干杯，一切都历历在目。

    我以前从未见过英国的法庭；在中世纪的背景上展开的喜剧场面，令人想起的主要的是意大利的滑稽歌剧，不是庄严的传统，但是在这一天这可以撇开不谈。

    将近十点钟，在坎贝尔勋爵寓居的旅馆门口，化装舞会的第一批扮演者出场了，那是拿着两只大喇叭的传令官，他们宣布，坎贝尔勋爵将于十时整公开审问某某案件。我们便拥向法庭门口，它只有几步远。这时坎贝尔勋爵本人正坐了金碧辉煌的马车经过广场，勋爵戴的假发又大又漂亮，只比他的车夫的差一些，车夫的假发上还戴了一顶三角形小帽。马车后面跟着二十来个步行的律师和辩护士，他们提起了长袍，没戴帽子，只戴羊毛假发，它们仿佛是特地做得尽量不像人的头发似的。在法庭门口，我简直好像不是要旁听首席法官坎贝尔对巴泰勒米的审问，而是来到了上帝审问库尔涅的法庭上。

    大门口挤了不少人，警察从里边驱赶他们，后面的人却以超人的力量向前拥挤，人们在前后夹攻中动弹不得，无法前进一步，但后排的人越来越多，于是警察摆开阵势，手挽着手一起向前驱赶，我被前排的人挤得喘不出气，可是背后那些英勇的进攻者却毫不退让，我们被推着，挤着，终于突然发觉，已经被抛到了离门口十来步远的街上。

    要不是一个认识的律师帮忙，我们根本进不了法庭，那儿已挤得水泄不通，但他领我们从一扇专用的门进入了大厅；最后我们总算坐下，一边擦汗，一边检查表和钱等等有没有丢失。

    令人费解的是：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口比伦敦更多，更稠密，更骇人听闻，可是英国人偏偏在任何场合都不肯排队，宁可发挥顽强的拼搏精神，向前挤上两个小时，哪怕压坏了身体的某一部位也在所不惜。我已多次领教过剧场门口的拥挤情况，如果大家遵守秩序一个一个进去，大概半小时就走完了，但是由于他们一下子拥向门口，许多前排的人便被挤到了门的右边和左边，弄得他们火冒三丈，拼命从两侧向缓缓移动的中间部分挤压，尽管这对他们本人并无好处，但多少为他们肋部受到的痛楚报了仇。

    有人在敲门。一位穿着假面舞会服装的先生喝道：“外面是谁？”门外边答道：“法官。”于是门开了，坎贝尔穿着皮大氅和女人睡衣似的大褂走进了屋子；他向四面鞠了躬，宣布审问开始。

    对巴泰勒米案的看法，法庭，也就是坎贝尔，早已胸有成竹，它自始至终是明确的，尽管法国人千方百计要打乱他的思想，把他引入歧途，他还是坚持不渝。发生了一次决斗。一个人被打死了。双方都是法国人，都是流亡者，对荣誉抱着与我们不同的观念。难于弄清他们中间谁是对的，谁有罪。一个来自街垒，另一个好斗成性。我们不能让这事不受到惩罚，但不应该运用英国法律的全部力量来打击外国人，何况他们都是纯洁的人，虽然愚蠢，但行为是高尚的。因此，谁是凶手，我们不想追究，说不定凶手是那个已经逃到比利时的人。对现在的被告，我们要指责的是他们参与了这件事，我们要求陪审团作出裁决：他们在杀人事件中是否有罪？如果陪审团裁决有罪，他们在我们手中，我们可以判处他们最轻的刑罚，了结这件案子。如果陪审团裁定他们无罪，那么上帝保佑他们，他们可以无罪开释。

    这对双方的法国人都像一把锋利的刀子！

    支持库尔涅的一方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让巴泰勒米身败名裂，得不到法庭的好感，因此虽不直接指名道姓，却把他当作杀害库尔涅的凶手加以指责。

    巴泰勒米的几个朋友和他本人则尽量想使库尔涅和他的伙伴们出丑，声誉扫地，因为在警察侦查期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细节。决斗用的手枪是向一个制枪工匠租的，决斗后手枪便送还了工匠。一支手枪中还装着弹药。审案开始时，工匠呈交的手枪证实，子弹和火药下多了一块破布，因此手枪无法射击。

    决斗的情形是这样：库尔涅向巴泰勒米开了一枪，没有打中。巴泰勒米的雷管正常地打响了，但没有射出子弹；他换了一个雷管，情形还是照旧。这时巴泰勒米丢下手枪，向库尔涅提议用轻剑决斗。库尔涅不同意，大家决定再打一次枪，但巴泰勒米要求换一支枪，库尔涅当即同意了。巴泰勒米拿到手枪，开了一枪，库尔涅应声倒地。

    由此看来，还给制枪工匠的那支装有弹药的枪，便是巴泰勒米原先使用过的。那块破布从哪儿来的呢？手枪是库尔涅的朋友帕迪冈经手借的，此人参加过《人民之声报》的工作，在六月事件中受了重伤，成了残疾。18

    如果能够证明破布是故意塞在里边的，也就是对方蓄意杀死巴泰勒米，那么巴泰勒米的敌人们就会蒙受耻辱，永远抬不起头。

    对于这个结果，巴泰勒米当然求之不得，哪怕为此判十年苦役或流放他也情愿。

    在侦查中发现，从手枪中取出的破布确实属于帕迪冈，那是从他擦漆皮靴的布条上扯下的。帕迪冈说，他用那块布绕在铅笔上擦枪，也许转动时破布掉了一块在枪膛里，但是巴泰勒米的朋友们质问他，为什么破布是整齐的椭圆形，为什么没有折叠的皱纹？

    巴泰勒米的对方准备了一大批证人，要替巴罗内和他的伙伴们辩护。

    他们的策略是：巴罗内一边的辩护律师向他们询问库尔涅及其他人从前的经历，他们便趁机竭力歌颂这些人，但对巴泰勒米和他的助手则保持沉默。他们认为，本国人和“同一政治主张者”的普遍沉默，就足以在坎贝尔和旁听者眼中，大大抬高一方和降低另一方的威信。搜罗证人需要花钱，何况巴泰勒米没有这么多朋友可以听他指挥，要他们讲什么便讲什么。

    库尔涅的朋友们在侦查中已表演过这种沉默的雄辩术。

    侦查员问一个被捕的证人巴罗内，他是否知道库尔涅是谁杀死的，或者他怀疑是谁？巴罗内答道，任何威胁，任何刑罚都不能迫使他说出杀死库尔涅的人，尽管死者是他最好的朋友；“哪怕我得戴上铁链在密不通风的牢房里待十年，我也不说。”

    律师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话：“这是您的权利，不过您的话说明您知道罪犯是谁。”

    他们认为靠这一切便能骗过……骗过谁？骗过坎贝尔勋爵。我希望补充一下他的肖像，以便说明这种企图异常荒谬。坎贝尔勋爵老了，他是在法官的位置上头发变白、皮肤变皱的，哪怕念最可怕的证词，他那带一点苏格兰口音的声调也很平静，哪怕最复杂的案情，他也可以分析得有条不紊，现在巴黎几个夸夸其谈的俱乐部成员却想欺骗他……坎贝尔勋爵从来不会提高嗓音，从来不生气，也从来不笑，在最可笑或最激动的时刻也只是擤一下鼻子……坎贝尔勋爵生着爱唠叨的老太婆的脸，可是你仔细一瞧，就会清楚地看到某种变形现象，那种使小红帽姑娘19大吃一惊的变化：原来这根本不是老奶奶，只是一只戴着假发、穿着女人的睡衣和镶皮边披风的狼。

    然而勋爵大人毫不含糊地回敬了他们。

    关于破布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帕迪冈也作了说明，于是巴罗内的辩护人开始向证人提问。

    首先出场的是一个老流亡者，巴尔贝斯和布朗基的朋友。他先是有些不大愿意似的拿起《圣经》，然后做了个手势，表示这是无可奈何的；宣誓后，他伸直了脖子。

    “您认识库尔涅很久了吗？”一个辩护人问。

    “公民们，”流亡者用法语答道，“从青年时代起，我就抱定宗旨，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自由和平等的神圣事业……”他这么往下讲。

    但辩护律师制止了...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