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师制止了他，对翻译说道：“看来证人没有理解问题，请您用法语译给他听。”

    接着是另一个证人。五六个法国人，有的胡子长得可以浸到酒杯里，有的秃顶，有的头发又浓又密，式样有些像尼古拉，还留着长长的唇髭，也有的头发一直披到肩上，围着红领巾，他们一个接一个用不同的方式叙述着同一类话：“库尔涅这个人优点超过品德，而品德可以与优点匹敌，他是流亡者中的佼佼者，他这一派的荣誉，他的死使他的妻子悲痛欲绝，可以安慰他的朋友们的也只是巴罗内和其他同志依然健在。”

    “您认识巴泰勒米吗？”

    “认识，他是法国的流亡者……我们见过面，但对他一无所知。”说到这里，证人便按照法国人的方式咂咂嘴巴。

    “某某证人……”辩护律师又说。

    “好啦，”坎贝尔老奶奶操起温和同情的声调开口了，“不必再麻烦他们了，这么多人为死者库尔涅和被告巴罗内作证，我们认为是不必要的，也是有害的，我们没有说死者和被告是坏人，因而必须郑重其事地证明他们品德高尚，行为端正。再说，库尔涅死了，我们完全不必过问他的一切，我们要审理的只是他被杀这件事，唯有与这罪行有关的一切对我们才是重要的。关于被告，我们同样认为他是一位非常正派的先生，我们也不需要了解他过去生活中的事件。从我来说，我对巴罗内先生的品行没有任何怀疑。”

    “那么，老奶奶，你为什么要生这么一对狡猾而含笑的眼睛呢？”

    “这是因为我的官职使我不能用嘴巴嘲笑你们，因此只得用眼睛嘲笑。”

    理所当然，这以后，那些头发朝下梳的，头发朝上梳的，穿军装的，围七色彩虹颈巾的证人，统统给打发走了，不必再听取他们的证词。

    这样一来，案件的审理就加快了。

    一个辩护士向陪审员们提出，被告都是外国人，全不理解英国的法律，因此有权得到一切宽容，然后又道：“陪审员先生们，请各位想想，巴罗内先生对英国法律一无所知，以致对‘您可知道是谁杀死了库尔涅？’这问题，回答说，哪怕把他锁上铁链，在牢房里关上十年，他也不愿讲出这人的姓名。各位看到，巴罗内先生对英国还抱着某种中世纪的观念，他可能认为，他的沉默会使他因而被锁上铁链，在监狱里蹲上十年。我希望，”他忍不住笑了笑，又道，“这件导致巴罗内先生失去几个月自由的不幸事件，可以使他相信，从中世纪以来，英国的监狱已有所改进，不致比其他某些国家差。我们要向被告们证明，我们的法庭也是公正的，符合人道的。”等等。

    陪审员一半是外国人，他们认为被告“有罪”。

    这时，坎贝尔转向被告，提醒他们，英国的法律是严厉的，还提醒他们，外国人一旦踏上英国的国土，便享有与英国人同等的权利，因此在法律面前也必须承担同样的责任。接着他谈到了风土人情的不同，最后说道，按照法律对他们毫无保留地作出严厉的惩罚，他认为是不公正的，因此他判处他们两个月的监禁。

    听众、人民、律师和我们，大家都很满意，因为大家都在等待严厉的惩罚，认为最低限度会判徒刑三至四年。

    谁不满意呢？

    被告们。

    我走到巴泰勒米面前，他闷闷不乐地与我握了手，说道：

    “帕迪冈依然清白无辜，巴罗内……”他耸耸肩膀。

    我走出大厅，遇到了我认识的律师，他跟巴罗内在一起。

    “我宁可判一年徒刑，”巴罗内说，“也不愿跟这个坏蛋巴泰勒米关在一起。”

    审问是在晚上十时左右结束的。我们到达火车站时，在月台上看到了一群群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在吵吵闹闹大声议论这案件。大部分法国人对判决是满意的，虽然也感到，这对海峡彼岸的人说来算不得是胜利。在车厢内，法国人唱起了《马赛曲》。

    “先生们，”我说，“公正先于一切；这一次让我们唱《统治吧，英国》！”

    于是响起了《统治吧，英国》的歌声！

    2.巴泰勒米

    过了两年……巴泰勒米又站在坎贝尔勋爵面前了，这一次，严峻的老人戴了一顶黑毡帽，对他作出了另一种判决。

    那是1854年，巴泰勒米与大家已越来越疏远，不知在忙什么，他很少露面，似乎在暗中筹备什么————与他住在一起的人也不比别人知道得多。我和他难得见面；他一向十分同情和信任我，但也没谈过什么特别的事。

    突然传来了消息，说巴泰勒米犯了双重杀人罪20：他先是杀死了一个不知姓名的小商人，继而又杀死了企图逮捕他的警察。原因和线索都没有。在法庭上，巴泰勒米守口如瓶，在新门监狱也默不作声。他一开始就承认杀死了警察，为此他可能被判处死刑，因此他只限于承认这一点，似乎表示他为这事已有权上绞刑架，不必再提前一件凶杀案了。

    这里谈的情况是我们后来逐渐知道的。巴泰勒米打算去荷兰，换了旅行装束，一只口袋里揣着经过签证的护照，另一只口袋里装着手枪，同伴是一个跟他住在一起的女人。晚上九时，巴泰勒米去找一个开汽水厂的英国人；他敲了门，女用人带他进屋，主人在会客室接见了他，然后又与他一起走进了卧室。

    女用人听到他们的谈话越来越响，终于变成了咒骂，随后主人开了门，把巴泰勒米推出房间，这时巴泰勒米从口袋里掏出手枪，向他开了枪。商人倒下死了。巴泰勒米夺门而走————那个法国女人吓坏了，早已溜之大吉，因此没事。警察听到枪声，在街上拦住巴泰勒米，他便用手枪恐吓他，警察不放他走。巴泰勒米开了枪，这一次应该说他并不想打死警察，只是吓唬他一下，但是他一只手还没挣脱，已用另一只手开了枪，以致距离这么近，警察受了致命伤。巴泰勒米赶紧逃跑，但几个警察已一拥而上，他被捕了。

    巴泰勒米的仇人并不掩饰幸灾乐祸的心情，说这完全是强盗行径，巴泰勒米是企图抢劫。但是那个英国人其实并不富裕。如果不是完全疯了，很难想象一个人会在伦敦公然抢劫，何况是在人口稠密的居住区，在一个认识他的人家，晚上九时，又带着一个女人；这一切说明他决不是为了抢劫一百来镑钱（在被害者的柜子里只找到这么多钱）。

    这以前几个月，巴泰勒米办了一个作坊，制造彩色玻璃，用特殊的方法在玻璃上绘制图案、阿拉伯花纹和题词等。他得为此付六十镑专利费，还缺十五镑，便向我告贷，后来准时归还了。很清楚，那件事包含着比普通抢劫更重要的原因……巴泰勒米的思想状况，他的情绪，他的偏执狂，一切都照旧。他去荷兰只是为了要从那里前往巴黎————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在这次流血事件面前，几乎只有三四个人肯好好思考一下，其余的人都在吃惊之余拼命攻击巴泰勒米。在英国被处以绞刑不是一件体面的事，与一个杀人犯有过关系也是丢脸的；最亲近的朋友离开了他……

    我那时住在特威克南。一天晚上回到家中，两个流亡者在等我。他们说：“我们找您是为了向您保证，我们丝毫没有参与巴泰勒米干的这件可怕的事————我们与他有过共同的活动，因为一个人总得与别人一起干点什么。现在人们会说……会以为……”

    “难道两位是专为这事从伦敦来到特威克南的吗？！”我问。

    “我们非常重视您的意见。”

    “算了，先生们，我自己也认识巴泰勒米，而且比两位更坏，因为我与他虽然没有共同的活动，但还没打算与他绝交。我不了解这案子，审问和判决是坎贝尔勋爵的事，我感到痛心的是这么年轻充沛的力量，这样的人才，这个在艰苦的斗争和生活环境中成长的人，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却不得不在刽子手的屠刀下结束自己的一生。”

    他在狱中的表现使英国人震惊；他泰然自若，十分平静，悲伤但并不绝望，坚定但并不狂妄。他知道，对他说来，一切都完了，然而他以毫不动摇的镇静态度听完了对他的判决，正如从前坚定地、镇静地站在街垒上，站在枪林弹雨中一样。

    他给自己的父亲和心爱的姑娘写了信。我看到了他给父亲的信，信上没有一句空话，非常朴实自然，他只是简单地安慰了父亲，仿佛这不是在谈他自己。

    一个天主教神父为了履行职责，到狱中探望他，这个聪明而慈祥的人极其同情他，甚至向帕默斯顿21请求改变处分，但帕默斯顿拒绝了。神父与巴泰勒米的谈话是平静的，双方都充满了人道精神。巴泰勒米写信给他道：“非常非常感谢您那些仁慈的话，那对我的安慰。如果我可以成为您的信徒（当然，只有您可能使我成为信徒），但是有什么办法……我没有宗教信仰！”在他死后，神父写信给我认识的一位夫人22道：“这个不幸的巴泰勒米是个多么好的人啊，如果他可以活下去，他的心是有权得到上帝的恩典的。现在我为他的灵魂祈祷！”

    《泰晤士报》怀着恶意谈到了巴泰勒米对郡长的嘲笑，正因为这样，我得在这里谈谈这件事。

    在行刑前几小时，一位郡长得知巴泰勒米拒绝临终忏悔，认为自己有责任帮助他走上拯救之路，开始向他喋喋不休地说教，把英国的廉价传道书和街头免费赠阅的小册子上讲的一切，统统搬给他听，弄得巴泰勒米厌烦透了。这位戴着金链子的使徒看到这一点，便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说道：“想一想吧，年轻人，再过几个小时，您就不是回答我，而是要回答上帝了。”

    “那么，”巴泰勒米问他道，“上帝会讲法语吗？……否则我就无法回答他……”

    郡长气得脸色发白，所有的郡长、市长和市参议员坐在豪华的客厅中听到这事，也都气得脸色发白，又是叹气，又是冷笑，最后，这事便出现在《泰晤士报》的大幅版面上。

    但是不仅郡长的使徒式说教干扰了巴泰勒米，使他不能按照自己的要求，在严肃的、精神高昂的状态中死去————这是每个人临终时天然会有的愿望。

    判决宣读后，巴泰勒米向一个朋友提出，如果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他宁可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安静地死在狱中，不愿在广场上当着众人的面死在刽子手的手下。“这再容易不过，明后天我就给你拿些士的宁来。”一个人还不够，两个人作了这担保。这时他已关进死刑牢房，受到严密监视，尽管这样，过了几天朋友们还是给他弄到了士的宁，藏在内衣中交给了他，然后等在外面，看他是否发现。最后看见他找到了……

    其中一个怕负责任，怕因此遭到怀疑，想暂时离开英国。他向我借几镑路费，我答应了。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吗？但我要讲这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是为了说明，法国人的一切秘密意图是怎么暴露的，他们怎么喜欢小题大做，为了一件简单的事，把许多局外人牵涉进去。

    每逢星期日晚上，我家中总有几个客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还有其他各国的流亡者。这天在座的还有几位妇女。我们很迟才吃饭，已经八点钟。到了九点，来了一个很熟的朋友。他是经常来的，因此他的出现没引起我的注意，但他的全部脸色都清楚地表示：“我现在不讲！”以致客人们互相使了个眼色。

    “您想吃点什么或者喝杯酒吗？”我问。

    “不。”客人说，坐在椅上，好像心头的秘密压得他有些喘不出气似的。

    饭后，他当着大家的面把我叫到另一间屋里，对我说，巴泰勒米弄到了毒药（这对我已不是新闻），然后转告我，离开的人要向我借些钱。

    “完全可以。现在要吗？”我问，“我马上去取。”

    “不，今天我在特威克南过夜，明天早上我还会与您见面。我想这是不用说的，希望您不要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我笑了笑。

    当我重又回到餐室时，一个年轻姑娘问我：“他一定是谈巴泰勒米吧？”

    第二天早上八时，弗朗索瓦进来通报道，一个他以前没见过的法国人要求立即见我。

    这就是巴泰勒米的朋友，那个希望偷偷离开的人。他在花园里等我，我披上大衣前去见他。这是一个满面病容、非常消瘦的黑头发法国人（后来我知道，他在贝尔岛关过几年，最后在伦敦几乎是名副其实地饿死的）。他穿一件破大衣，那是谁也不会注意的，但帽子是旅行用的，脖子上还围了一条大大的旅行围巾，它们在莫斯科，在巴黎或那不勒斯，都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出了什么事？”

    “某某人来找过您吗？”

    “他现在还在这儿。”

    “他讲过钱的事吗？”

    “一切已讲定————钱准备好了。”

    “真的，我非常感谢您。”

    “您什么时候动身？”

    “今天……或者明天。”

    谈话结束时我们共同的朋友赶来了。旅客走后，只剩了我们两人，我便问他：

    “您说，他为什么要来？”

    “来拿钱。”

    “可是您会把钱交给他。”

    “不错，但他希望跟您见见面，他问过我，您是否乐意见他，我能怎么说呢？”

    “毫无疑问，我很乐意见他。只是我不知道，他选择的时间是否合适。”

    “难道您不方便吗？”

    “不，我只是担心他不方便————警察会发现他的行踪……”

    幸好没发生什么事。他走后，一个朋友有些怀疑他们弄到的毒药，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剩下的一点给他的狗吃。过了一天，狗还活着，又过了一天，狗依然活着，这时他急了，马上赶到新门监狱，设法见到了巴泰勒米（隔着铁丝网），找个机会偷偷对他说：

    “你拿到了？”

    “是的，是的。”

    “不过，告诉你，我很怀疑。你最好别吃它了，我已用狗作过试验，一点作用也没有！”

    巴泰勒米垂下了脑袋，然后又抬起头，噙着眼泪说道：

    “唉，你们为什么要捉弄我！”

    “我们另外给你搞一些。”

    “不必了，”巴泰勒米回答，“一切听凭命运的安排吧。”

    从这时起他开始为死作准备，不再想到毒药；他写了一篇回忆录，这是打算留给那个朋友的（就是那个逃离伦敦的人），但他死后，人们没有把它交给他。

    1月19日星期六，我们得悉了神父会见帕默斯顿遭到拒绝的事。

    接着便是那个心情沉痛的星期日……晚上，一小群客人闷闷不乐地走了。只剩了我一人。我上床睡下，立刻又惊醒了。那么，再过七小时，六小时，五小时，那个充满活力的热情的年轻人，那个还非常强壮的人，就要被带到广场上处死了，毫不怜悯地处死了，对他的死既没有人高兴，也没有人愤恨，只有一些人表现了虚伪的同情！……教堂的钟楼开始打七点钟。现在，队列出发了，卡尔克拉夫特23也到场了……可怜的巴泰勒米，他那钢铁般的意志这时还管用吗？我的牙齿在打战。

    上午十一点钟，多芒热24来了。

    “结束了吗？”我问。

    “结束了。”

    “您去了？”

    “去了。”

    其余《泰晤士报》上都有了。25

    据《泰晤士报》记载，一切准备完毕后，他要那个曾与他通信的姑娘的信，大概信里有她的一绺头发，或别的纪念品；刽子手向他走去时，他把信握在手中……当协助执行绞刑的人从绞刑架上解下他的尸体时，发现他僵硬的手指仍把它握得紧紧的。《泰晤士报》说：“人类的正义胜利了！”我想，是的，连魔鬼也可以满足了！

    到此可以搁笔了。但是我希望我的故事正如生活一样，在巨人的足迹旁边，也会留下……驴和猪的蹄印。

    巴泰勒米被捕时，他没有足够的钱请律师，而且他也不想请。这时有一个还没有名气的律师赫林自愿为他辩护，很清楚，这是为了使自己成名。他的辩护很不得力————但是不应忘记，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巴泰勒米始终保持沉默，不让赫林接触到主要问题。然而不管怎么说，赫林出了力气，花了时间，忙了一阵。当刑期确定后，赫林到监狱告别。巴泰勒米很感动，向他道谢，顺便对他说：

    “我什么也没有，无法为您的劳动酬谢您……我只能说一句感谢……我愿意至少留点什么给您作纪念，但我没有一件东西可以留给您。除非是我的大衣？”

    “那我真太感谢了，我本来想问您要呢。”

    “这使我很高兴，”巴泰勒米说，“但是它已经破了……”

    “哦，我不想穿它……坦白对您说，我已为它找到了买主，价钱很不错。”

    “谁会要买它？”巴泰勒米惊奇地问。

    “有人需要，杜莎夫人26……她的特种陈列馆。”

    巴泰勒米吃了一惊。

    他被带往刑场时突然想起这事，对郡长说道：

    “啊，我完全忘记提出了，我希望无论如何不要把我的大衣交给赫林！”

    1 英国国歌中的歌词。

    2 这故事与登载在《北极星》第六集上的片断有关。————作者注按：这里的所谓片断指第三章的片断。

    3 德国革命者。

    4 指1793年9月4、5日，巴黎工人、贫民和手工业者，手拿武器走上街头示威抗议的事，它推动革命政府采取了一些强有力的措施，从而形成了革命高潮。

    5 舍尔歇（1804——1893），法国记者和政治家，1848年革命后任制宪议会议员，海军部次长。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后流亡在英国。

    6 克雷米厄（1796——1880），法国政治家，犹太人领袖，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

    7 库尔涅（1808——1852），1848年法国革命的参加者，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851年政变后流亡在伦敦。

    8 俄国诗人和将领。

    9 布尔佐夫（死于1813年），俄国骠骑兵军官，达维多夫的战友。

    10 加加林（1787——1863），俄国军人，公爵，骑兵军官。“骷髅头”是死亡的象征。

    11 普希金的长诗《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人物。

    12 15至16世纪的德国雇佣兵，后成为赌徒或赌博爱好者的代称。

    13 路易·波拿巴在流亡时期为了夺取王位，曾于1836年10月试图在斯特拉斯堡发动叛乱，推翻当时的国王路易-菲力普，没有成功。

    14 贝里公爵夫人（1798——1870），法王查理十世之子贝里公爵之妻。1830年查理十世被推翻时，她为自己的儿子尚博尔伯爵争取王位未成，逃亡国外，1832年又乔装进入国内，在旺代发动叛乱，结果被捕，获释后流亡国外。

    15 指1831年法国舰队驶进葡萄牙领海，侵入塔古斯河一事。

    16 德国革命家，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组织者之一。

    17 英国于1679年颁布的法令，其中规定没有法庭拘捕令不得捕人等。

    18 帕迪冈在六月事件中被捕后，关在杜伊勒里宫的地下室。那里关的人多达五千，其中有霍乱病患者，也有受伤和垂危的人。当政府派科尔梅宁视察那儿的情况时，他和医生一开门，便闻到一股触鼻的臭气，吓得倒退了一步。但禁止关在里边的犯人靠近气窗口。帕迪冈闷得几乎喘不出气，仰起了头，想吸口空气，这事给国民自卫军的哨兵看到了，便吆喝他走开，否则就要开枪。帕迪冈拖延了一下，那位可敬的资产者马上对准他开了一枪，子弹打穿了他的一部分面颊和下颌，他倒下了。晚上，一部分犯人被送往堡垒，其中包括受伤的帕迪冈，他被捆住了胳臂。这时卡卢塞尔广场上发生了著名的骚乱，国民自卫军惊慌失措，开始互相混战；受伤的帕迪冈筋疲力尽，倒在地上，结果他就被丢在警卫室里。他的手还给捆着，他只得仰天躺在那儿，把伤口的血咽下肚里。最后，一个技术学校学生发现了他，便大骂那些人野蛮残忍，强迫他们把病人送进了医院。我记得我在《法意书简》中讲过这件事……但不妨重复一下，免得人们忘记巴黎那些有教养的资产者是什么货色。————作者注科尔梅宁（1788——1868），法国法学家。1848年制宪议会的副议长。

    19 法国著名童话作家佩罗的童话《小红帽》中的人物。这个小姑娘有一天给她的老奶奶送食物，在路上遇到了一只狼，狼得知一切后，便赶在前面，把老奶奶吃了，自己变作老奶奶，等小红帽一到，也把小红帽吃了，后来她的父亲杀死了狼，老奶奶和小红帽又从狼腹中跳出来活了。

    20 这次杀人事件于1854年10月8日发生在伦敦。

    21 英国著名政治领袖。

    22 这位夫人是当时流亡在英国的德国女作家迈森布格。她写有回忆录，其中详细谈到了巴泰勒米事件，据说那个与巴泰勒米住在一起、最后逃走的法国女人，是法国政府的间谍，她窃走了巴泰勒米的许多重要文件，她的任务是暗杀流亡在外的法国革命家。

    23 伦敦的刽子手。

    24 在赫尔岑家当家庭教师的法国人。

    25 针对《泰晤士报》的文章，鲁神父发表了《杀人犯巴泰勒米》一文：《泰晤士报》编辑先生：我刚读过今天的贵报，它记载了不幸的巴泰勒米最后几分钟的情形，对此我还可以补充不少细节，指出许多奇怪的错误。但是，编辑先生，您明白，我作为天主教的神父和罪犯的忏悔师，在这些事上必须保持沉默。因此我决定不再触及报上就这位不幸者的最后时刻所登载的一切（我也确实曾拒绝回答各种倾向的报纸向我提出的一切问题），但是我不能对涉及我的指责保持沉默，这种指责是通过可怜的犯人的嘴巧妙地表达的，仿佛他说过，我“相当有教养，没有用宗教问题去麻烦他”。我不知道，巴泰勒米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或者这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如果这里讲的是我对他的头三次访问，那么他讲的是实情。我非常了解这个人，因此我不想在取得他的信任以前，一开始就跟他讨论宗教问题，否则我势必与在我以前拜访过他的每一位天主教神父遭到同一命运，他会不想再见到我。但是从第四次访问开始，宗教已成了我们经常谈论的题目。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愿意指出我们之间一次生动的谈话，这是在一个星期日的晚上进行的，它涉及永罚问题，这是我们的教理，或者不如说，也是他的教理，一个经常使他苦恼的问题。他与伏尔泰一样，不愿相信“那位在我们一生的日子里赐予了那么多恩惠的上帝，会在这些日子结束的时候，让我们受到永罚的痛苦”。我还可以引用一些话，这是他在走上绞刑架前一刻钟向我提出的，但是由于这些话除了我自己的叙述以外没有其他证明，我宁可引用下面这封信，那是在他就刑的当天早上六时，也就是根据您的记者的话，他正在蒙头大睡的时候写的：“亲爱的神父先生：在我的心停止跳动以前，我觉得必须向您表示感谢，因为在我生命的最后日子中，您出于福音的仁慈精神，给予了我温情的关怀。如果我的转变是可能的，那么这完全应归功于您；我对您说过：‘我什么都不相信！’请您相信，我的不相信完全不是出于骄傲所造成的对抗的结果；我根据您的仁慈的劝导，真心在做一切可能做的事。不幸，信心始终没有在我身上出现，而命中注定的时刻却已迫在眉睫……再过两小时，我就可以了解死亡的秘密了。如果我错了，如果等待着我的未来可以证明您是对的，那么，尽管有这人间的审问，我不怕站在上帝面前，他以他无限的仁慈当然会宽恕我在这世上所犯的罪孽。“是的，我希望分享您的信仰，因为我明白，在宗教中找到避难所的人，临终之时，能从对来世的憧憬中汲取力量，可是像我这样只相信永恒的消亡的人，到了最后的时刻，只能从哲学思考（它也可能是虚假的）和人的勇气中汲取力量。“再一次感谢您，再见！埃·巴泰勒米1855年1月22日晨6时于新门监狱“又，请您向克利福德先生转达我对他的感谢。”对这封信，我还得讲几句话：可怜的巴泰勒米是在自己欺骗自己，或者不如说，是想欺骗我，他讲的那几句话只是向人的骄傲情绪所作的最后让步。但是毫无疑问，如果这信再迟一小时写，这些话就不致出现了。不，巴泰勒米不是作为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死去的，他委托我在他死的时候宣布，他宽恕了他的一切敌人，还要求我待在他的身边，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如果说我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始终站在绞刑架的最下面一级上，那么当局是明白这原因的。归根结底，我按照宗教精神履行了我不幸的同胞的最后意志。他与我诀别的时候向我露出的表情是我终生难忘的，那无异是说：“请您祈祷吧，祈祷吧，祈祷吧！”我全心全意地为他热烈祈祷，希望那个宣称他出生时是天主教徒，死时也希望是天主教徒的人，真的在最后的时刻体验到了那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悔改心情，这悔改将净化他的灵魂，为他打开通往永生的大门。编辑先生，请接受我最深刻的敬意。鲁神父1月24日于卡多根教堂————作者注按：鲁神父即正文中提到的那个法国神父，这封信发表于1855年1月25日的《泰晤士报》。信中提到的克利福德先生是英国上议院议员。

    26 杜莎夫人（1761——1851），原为法国人，后定居英国，创办了著名的杜莎夫人蜡像陈列馆，其中有一个馆专门陈列江洋大盗和犯罪的蜡像，据说有的是根据死人面模复制的，形态逼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