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父亲的去世————遗产————分产————两位外甥

    1845年底起，我父亲的精力一天不如一天；他衰老了，自从参政官死后，这特别明显。参政官的死完全符合他一生的规律，是猝然发生的，差点没倒在马车上。1839年的一个晚上，他照例在我父亲这儿闲坐；他刚从一个农业学校出来，身边带着一件农业机器的模型，据我看，他对使用这机器其实没有多大兴趣。到了十一点钟，他回家了。

    他在家中照例要吃一点东西，喝一杯红葡萄酒。这天他不想喝，对我的老朋友卡洛说，他很疲倦，想早些睡，卡洛可以走了。卡洛帮他脱了衣服，把蜡烛放在床头，便离开了房间。他刚回到自己屋里，脱下燕尾服，参政官打铃了，卡洛赶到，老头儿已躺在床边死了。

    这件事使我父亲极为震动和害怕，他的孤独感加深了，可怕的事即将临到他的头上：三位兄长已相继去世。他变得更加忧郁，虽然照旧掩饰自己的感情，扮演冷漠的角色，但是肌肉松弛了————我故意说“肌肉”，因为他的头脑和神经直到去世一天仍是完好的。

    1846年4月，老人脸上开始出现了死亡的征兆，眼光没有神，人一天天消瘦，他常常伸出手对我说：

    “只要剥下这层皮，就完全是一具骷髅了。”

    他的声音变轻了，讲话慢条斯理，但头脑、记忆力和性格仍如往常一样，依然喜欢冷嘲热讽，总是对一切不满，火气大，任性。

    他死前十来天，一个老朋友问他：“战后我国在都灵的代办是谁，您记得吗？您在国外是一直知道他的。”

    老人一下子就想到了，答道：“谢韦林1。”

    5月3日我去看他，他已躺在床上，脸颊烧得红红的，这是以前几乎从未有过的。他心情烦躁，抱怨不能起床；后来吩咐给他贴水蛭，进行这手术时，他照旧讲些讥刺的话。

    “哦！你在这里。”他说，仿佛我刚才进屋。“亲爱的朋友，你还是上哪儿散散心吧，这个场面太没趣味————看一个人怎么土崩瓦解，这不能给你什么快乐！喂，你先给小厮十戈比酒钱。”

    我在口袋里掏了好久，最小的是二十五戈比的银币，我想给他，病人看到了，说道：

    “你真叫人不喜欢；我对你说：十戈比。”

    “我没有十戈比的钱。”

    “把写字台上我的钱袋拿来。”他找了半天，找到了一个十戈比硬币。

    我父亲的外甥戈洛赫瓦斯托夫来了，老人不再说话。戈洛赫瓦斯托夫想找个话题，就说他刚从总督那儿来。病人一听这话，就像敬礼似的把手指伸到黑丝绒软帽边上碰了一下。我研究过他的每一个动作，因此马上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戈洛赫瓦斯托夫应该说“刚从谢尔巴托夫2那边来”。

    “您想想，多么奇怪，”外甥继续道，“他发现了结石病。”

    “总督发现生了结石病，这有什么奇怪的？”病人慢吞吞地问。

    “怎么不奇怪，舅父，他七十多岁啦，才第一次发现有结石病。”

    “那我呢，我虽然不是总督，但也多么奇怪，我七十六岁啦，才第一次快要死了。”

    他确实感到了情况严重，正因为如此，他的讽刺带有阴森可怕的气息，让人听了觉得既好笑，又有些毛骨悚然。他的听差总是晚上向他报告家中一切琐事，一天对他说，运水的马颈轭坏了，得买新的。

    “你真古怪，”父亲回答道，“人家快死了，你却跟他谈颈轭。再等一两天吧，等你把我抬进客厅，放在桌上，那时再向他（他指指我）报告，他不单会让你买颈轭，还会让你买根本不必要的马鞍和缰绳呢。”

    5月5日，他的热度升高了，脸也变得更瘦更黑了，显然，老人体内的虚火正在消耗他的精力。他讲话极少，但神志完全清醒；早晨他要喝点咖啡和肉汤……还常常吃些鸡汁什么的。到傍晚，他叫我去，说道：

    “完了。”一边把手像军刀或镰刀那么在被上一挥。我把他的手按在嘴上，手是火烫的。他想说什么，开了个头……但什么也没说，最后道：

    “唉，可你知道。”于是转脸瞧着站在床的另一边的格·伊3。

    “真难受。”他对他说，把困倦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

    格·伊是我父亲那时的代理人，他为人非常正直，比任何人更得到我父亲的信任。他俯下身子对病人说道：

    “您直到现在所使用的一切方法，都证明是无效的，依我看，您是不是该换一种药呢？”

    “换什么药？”病人问。

    “您看要不要请神父？”

    “啊，”老人说，回头对我道，“我还以为格·伊真的要劝我换一种药呢。”

    接着他便睡熟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才醒，这应该是昏迷。一夜中，疾病惊人地恶化了，弥留的时刻已到，我在九时派人骑马去请戈洛赫瓦斯托夫。

    到了十点半，病人要求穿衣。他脚既站不稳，手也拿不动什么，但立刻发现，扣紧裤子的银扣环少了一颗，吩咐立即把它取来。穿好衣服后，他由我们扶着，走进他的书房。那儿有舒适的大安乐椅和狭小的硬卧榻，他吩咐让他坐在卧榻上。他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不连贯的话，但过了四五分钟，他睁开眼睛，遇到了戈洛赫瓦斯托夫的目光，却问他：

    “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舅父，我正好在这儿附近，”戈洛赫瓦斯托夫答道，“因此拐进屋里看看您的病好些没有。”

    老人笑了笑，似乎是说：“你骗不了我，亲爱的朋友。”然后他要他的烟盒，我把它递给他，打开了盒盖，但他不论怎么使劲仍合不拢手指，抓不起一撮烟末。这仿佛使他很吃惊，他向周围瞧了瞧，这时乌云又遮没了他的头脑，他说了几句听不清的话，接着问道：

    “喂，那种用管子通过水吸烟的家伙叫什么啊？”

    “水烟筒。”戈洛赫瓦斯托夫回答。

    “对，对……我的水烟筒。”但没能说完。

    这时，神父已带着圣餐恭候在门外，那是戈洛赫瓦斯托夫安排的，他大声问病人，愿不愿接待神父；老人睁开眼睛，点了点头。克柳恰廖夫打开门，神父走进屋子……我的父亲又陷入了昏迷状态，但神父拖长的话音，尤其是神香的气味，惊醒了他，他画了个十字，神父跨上一步，我们退到后面。

    仪式结束后，病人看见利文塔尔大夫在认真写药方。

    “您在写什么？”他问。

    “给您开药方。”

    “什么药方，是麝香还是什么？您怎么不害羞，您还不如开些鸦片，好让我死得舒服一些……扶我起床，我想坐在椅上。”他对我们说。这是他还能说得连贯的最后几句话。

    我们抬起垂死的他，让他坐在安乐椅上。

    “把我移近桌子。”

    我们把他推到桌边。他用无神的目光看看大家。

    “这是谁？”他问，指指马·卡4。我讲了姓名。

    他想用手支头，但抬不起手，它像没有生命似的掉在桌上；我让他靠在我的手上。他用困倦而痛苦的目光瞧了我两次，好像要我帮他什么，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安详，平静……他喘了口气，又喘了口气，头便沉重地倒在我的手上，开始冷却……室内死一般的沉静保持了几分钟。

    这是1846年5月6日，大约午后三时。

    他葬在处女修道院，葬礼是隆重而盛大的。两户由他解放的农民，从波克罗夫村赶来抬棺木；我们跟在后面；火炬，唱诗班，神父，修士大祭司，主教……那震惊心灵的声音：“在天上安息吧”，然后是坟墓，泥土沉甸甸地落在棺材盖上————老人漫长的一生就这么结束了，而生前他把家庭的统治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像大山一样压在周围人的头上，现在他的影响蓦地消失了，他的意志不再被考虑，他本人也没有了，无影无踪了！

    坟墓堆上了土，神父和教士被请去用膳，我则告辞回家；马车分别驶走了，乞丐挤在修道院大门口，农民三三两两站着，擦脸上的汗。这些农民我全都熟识，我向他们一一告别，道谢，然后坐车走了。

    我父亲临终前，我们几乎已全部从那幢小房子迁进他住的大公馆了；在开头忙乱的三天中，我没有留心这儿的一切，这是很自然的，现在安葬回来，心情却有些异样，觉得很不自然。在院子里，在前室中，我遇到的男女仆役都向我要求庇护和关照（原因何在，我马上会说明）；客厅中点着神香，我走进父亲的卧室，他的床已经搬走，门开着，可是这么多年来，不仅仆人，连我走进这扇房门，也得小心谨慎、轻手轻脚呢。一个使女在墙角拾掇一张小桌子。一切都在等待我的安排。新的处境使我感到厌恶，屈辱；这一切，这房屋之所以属于我，只是因为一个人死了，而这个人是我的父亲。我总觉得，这是一种粗暴的侵占，包含着某种不正当的性质，仿佛是对死者的掠夺。

    遗产本身含有深刻的不道德成分：对失去的亲人理所当然的悲哀被它歪曲了，变成了对他的财物的占领。

    幸好我们避免了另一个丑恶的后果————在棺材旁边野蛮地、不顾脸皮地争吵和分赃。全部家产只花了两个来小时便分好了，谁也没有冷言冷语，谁也没有提高嗓门，分手时大家客客气气，彼此更为尊重。这件事主要应该归功于戈洛赫瓦斯托夫，它值得我在这儿谈几句。

    参政官生前与我父亲共同订了一份遗嘱，彼此作祖传领地的继承人，并在最后把它传给戈洛赫瓦斯托夫。我父亲把自己的一部分田庄卖了，这笔钱指定归我们所有。后来他把科斯特罗马省的一小片庄园给了我，这是由于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热列布佐娃的坚决要求才这么办的。这庄园现在仍由政府扣押着，但它事先没有问过我，我是否打算回国，因此这是违法的。参政官死后，我父亲出售了他在特维尔省的领地。在我父亲本人的祖传领地能抵偿他所出售的他哥哥的领地时，戈洛赫瓦斯托夫没有作声。后来我父亲想把莫斯科附近的庄园给我，并要我照他指定的数目付一部分钱给我的哥哥，还付一部分钱给其他一些人，这时，戈洛赫瓦斯托夫便提出，这不符合故世者的意愿，因为领地是指定给他的。老人在任何事上都容不得丝毫反对意见，尤其这计划他已考虑很久，因此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他把外甥挖苦了一番，外甥便拒绝过问他的任何事，特别是当他的遗嘱执行人。争执起先十分激烈，以致他们断绝了一切来往。

    这个打击对老人是沉重的。世界上所有的人，他真正爱的不多，而戈洛赫瓦斯托夫是其中一个。他是在他眼睛下长大的，全家都宠爱他，我父亲还极其信任他，经常把他当作我学习的榜样；可现在，这位“伊丽莎白姐姐的儿子米佳”5突然反叛了，拒绝服从他的安排，公然发表不同意见，这简直成了第二个“化学家”，在那儿用硝酸熏坏的手指擦着鼻子，向我父亲发出讥刺的目光和冷笑。

    父亲虽然很生气，照例不露一点声色，只是避免谈到这位外甥，但显然变得更加忧郁和烦躁，牢骚也更多了，动不动便说，在这个“一切亲族关系分崩离析的可怕时代，尊敬长辈的古风旧习早已荡然无存，与那个太平盛世不可同日而语了”，他这指的应该就是以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一切伦理道德的代表的那个时代！

    这场争执开始时，我在索科洛沃，对它几乎一无所知，但我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一早，戈洛赫瓦斯托夫就来找我了。这个大书呆子和形式主义者用文雅准确的语句把事情原原本本讲给我听，还说正为这事他才急于见到我，让我知道真相，免得听信别人的谣言。

    “我不是白叫亚历山大的，”我跟他开玩笑道，“这个戈尔迪乌斯结我一下子就能给您解开6。不论怎样，您必须和解，为了消灭争执的根源，我可以老实告诉您，我绝对不想要波克罗夫村，单单那儿的林场已足够抵偿特维尔的领地了。”

    戈洛赫瓦斯托夫有些不好意思，因此更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只消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道理。我与他分开时没有一点疙瘩。

    过了几天，父亲在晚上自己谈到了戈洛赫瓦斯托夫。照他的习惯，他对某人不满时，总把这人说得一无是处。从我十岁起就被指定为我的学习榜样的这个理想人物，这个模范儿子，这个标准兄长，这个全世界最好的外甥，这个彬彬有礼的君子，这个衣冠楚楚、从来连领结也打得不大不小的绅士，现在忽然被移到了照相底片上，亮的变了暗的，白的变了黑的。

    但一下子变为破口大骂，未免太突然，失去了声调上由弱到强，色彩上由浅入深的各种过渡。我父亲是聪明人，不会干这种傻事。

    “哦，对了，我一直忘了问你，你回来后，与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他平常是叫他米佳的）见过面吗？”

    “见过一次。”

    “怎么样，这位总监大人好吗？”

    “不错，身体很健康。”

    “你常与他见面，这很好；这种关系是应该一直保持的。我爱他，也一向爱他，他对这一切也当之无愧。当然，他也有缺点，一些极可笑的小毛病……不过只有上帝才没有缺陷呢。他官运亨通，所以就有些忘乎所以……真的，年纪轻轻，已挂上安娜勋章。再说，他的职务本来如此，监督官呢，到了学校就骂学生，打官腔，高高在上惯了……他训话，学生就得在下面洗耳恭听……于是他以为，跟一切人都可以用这种腔调说话。我不知道你发觉没有，甚至他的声音也变了。我记得，女皇在世时，普罗佐罗夫斯基公爵7对传令兵就是用这种刺耳的声音讲话的。说起来好笑，他忽然跑来教训我了。我听了想：如果伊丽莎白姐姐在天上能看到这才好呢！她结婚那天，是我亲手把她交给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的，可现在她的儿子却对我嚷嚷：‘对，舅父，如果这样，您不如找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8，不要再来麻烦我。’你知道，我一条腿已经跨进棺材，要操心一大堆事，又有病，真是多灾多难的约伯9。可他当着我的面吵吵闹闹……这是什么世道啊！我知道，他训人训惯了……他什么也不想干，光爱在家里发号施令，跟村吏和管马厩的耍威风。至于他手下那班小公务员，见了他总是大人长大人短的！这就把他弄迷糊了……”

    总之，正如路易-菲力普的画像那样10，面貌的逐步改变，使衰弱的老人终于变成了一只烂梨子。“模范的米佳”也逐步被改变色调，最后简直成了卡尔图什或谢米亚卡11。

    等我父亲的画笔完成这一幅变形图的杰作之后，我把我与戈洛赫瓦斯托夫的谈话全部告诉了他。他仔细听完，皱紧眉头，然后一边继续不断嗅鼻烟，一边明确地对我说：

    “很好，亲爱的朋友，你不要以为你决心放弃波克罗夫村，就可以把我难倒了……我不会恳求任何人，向他打躬作揖：‘请收下我的庄园吧’，对你也不会。有人会要它的。大家反对我的计划，这叫我讨厌，我可以把一切捐给医院，病人会记住我的好处。不仅米佳，终于连你也要来教训我怎样支配我的家产了，可是薇拉12给你在木盆里洗澡的日子还不久呢，是吗？不成，我疲倦了，该告退了；我自己也得进医院啦。”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

    翌日上午十一点钟，父亲派听差来叫我，这是极少有的，通常我在午餐前去见他，如果不与他一起吃饭，就在喝茶时跟他见面。

    我进屋时，老人坐在书桌前，戴着眼镜，正在看什么文件。

    “到这儿来，对，如果你可以分给我个把钟头时间……你就在这儿帮我整理一下各种字条。我知道你很忙，老是在做文章————文学家呢……有一次我在《祖国邮报》13上看见过你的大作，可惜一点看不懂，满篇深奥的术语。文学现在也变样了……从前写作的是杰尔查文，德米特里耶夫，现在是你了……还有我的表侄奥加辽夫。虽然，老实说，坐在家里写些小玩意儿，比整天在外乱跑，上雅尔饭店喝香槟好一些。”

    我听着，怎么也不明白，蒙他这么关照的原因是什么。

    “坐到这儿来，看看这份东西，讲一下你的意见。”

    这是遗嘱和几份附件。从他的观点看，这是他所能给予的最大信任。

    人的心理状态是奇怪的。在阅读和谈话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两件事：首先，他希望与戈洛赫瓦斯托夫和解，其次，他非常赞许我放弃领地的行为，事实上，正是从这时，即1845年10月起，直至去世，他不仅在一切场合表现了对我的信任，而且不时还跟我商量，有两三回甚至照我的意见办事。

    如果谁昨天偷听过我们的谈话，他不知会怎么想？关于波克罗夫村的事，我父亲的回答我记得很清楚，我的记载没有改变他一个字。

    遗嘱的主要部分是简单明了的：全部不动产由戈洛赫瓦斯托夫继承，全部动产、资金和我母亲的几幢房屋，归哥哥和我两人平分。然而那些附件写在没有编号的各种纸张上，一点也不明确。他要我们，特别是要戈洛赫瓦斯托夫担当的责任，实在是非常棘手的。它们互相矛盾，而且意义含糊不清，这往往会引起荒谬的争吵和诉讼。

    例如，其中一张写道：“一切仆役，凡曾为余作过辛勤而忠诚之服役者，余一概允其获得自由，并托付尔等发给与其功劳相当之赏金。”

    一份附件说，砖石旧宅归格·伊所有，另一份又把这屋子给了别人，只是指定给格·伊一笔钱，但根本没提到这笔钱是代替房屋的。根据一份附录，我的父亲留给一位亲戚一万银卢布，可是根据另一份附录，他分了一小块领地给那位亲戚的姐妹，要她付一万银卢布给她的弟兄。

    应该指出，这些安排有一半我从前听他讲过，而且听到的不仅我一人。例如，他曾多次当我面谈到格·伊的房子，甚至还劝他搬进那儿居住。

    我向父亲提议，请戈洛赫瓦斯托夫负责，与格·伊一起把这些附件归纳成一张总清单。

    “当然，”他说，“米佳可以帮助我，可是他太忙呢。你知道，这些当官的……他哪有心思管我这个快死的舅父————他忙着视察学校呢。”

    “他一定会接受的，”我说，“这件事与他关系太密切了。”

    “我总是欢迎他光临的。只是我的头脑有时不太好，不能处理事情。米佳说话太啰唆，他一讲，我就累了，脑子都给他弄昏了。最好你先把这些文件拿给他，让他把自己的意见写在纸边上。”

    过了两天，戈洛赫瓦斯托夫亲自来了。这个大形式主义者，对文件的混乱比我更加吃惊；作为古代语文学家，他这么概括他的意见：“亲爱的，这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遗嘱呢。”14我的父亲碰到这类情况，照例加倍装起病来，旁敲侧击地讽刺了外甥一番，然后拥抱了他，把脸贴在他脸上，弄得外甥很感动，于是家族的坎波福尔米奥和约15便正式签订了。

    我们尽一切力量劝老人重新编订他的附件，综合成一份清单。他要自己动手，以致这事拖了六个月才完成。

    财产分好后，自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谁该解放，谁不该解放？至于赏金，我曾要求父亲指定数目，经过再三商讨，他定为三千银卢布。戈洛赫瓦斯托夫宣称，这屋里的仆人都是谁，工作怎样，他一概不知道，只得让我来遴选。我先把家中所有的仆役全部开列清单。哪知消息一传开，所有老几辈的仆人统统从四面八方赶来找我，他们当中男的下巴颏上留着没剃光的灰白胡髭，秃头，衣服破破烂烂，脑袋有气无力地摇晃着，手哆哆嗦嗦（这是二三十年酗酒的结果）；女的满脸皱纹，戴着阔皱边的包发帽。这些与我素昧平生的教子教女，他们的存在，我简直毫无印象。有些我根本没见过，有些想起来像做梦一样。最后还出现了一些人，这些人我确实知道从未在我家做过事，只是常年靠身份证在各地揽活干，还有些人在这儿帮过工，可不是在我家，是在参政官家，或者早已在村子里定居了。如果这些行走不便的老头儿，变得干瘪瘦小、皮肤发黑的老太婆，想要解放证，那还好办；但问题恰恰相反，他们是打算在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老爷这儿住到去见上帝呢，何况他们每人几乎都有一大群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我再三考虑，琢磨来琢磨去，最后还是统统发给了他们证书。戈洛赫瓦斯托夫很清楚，这些不相识的人有一半从未帮我家干过事，但看了我的单子，吩咐全部照发解放证。我们签发证件的时候，他用手指搔搔头发，对我笑道：

    “我看，我们恐怕把别家的人也放走了几个。”

    戈洛赫瓦斯托夫也可算得是一种怪物，正如我父亲家所有的人一样。

    我父亲的小姐姐嫁给了一位年老而非常富裕的俄国贵族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戈洛赫瓦斯托夫。戈洛赫瓦斯托夫家是古老的世袭贵族，从伊凡雷帝时起就在俄国历史上不时出现；在冒名为王者季米特里和帝位虚悬时期16，也能看到他们的名字。修士阿夫拉米·帕利岑17在谈谢尔吉圣三一大修道院被围的历史时，对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的一位祖先作了不够谨慎的叙述，以致引起了他的愤怒，后来写了一篇长长的文章18进行反驳。

    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为人阴沉，吝啬，但非常正直，能干。我们已看到，1812年他曾连累我父亲未能逃离莫斯科，后来又因中风死在乡下。

    他留下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跟着母亲住在特维尔大道的大公馆里，当年就是它的起火曾使老人大吃一惊19。有些严峻、吝啬和沉闷的性格从老人开始，一直传了下来。这个家中笼罩着一种深思、高傲和枯燥的气氛，他们表面上彬彬有礼，谦恭好客，又处处保持着自己的优越感，这一切归根结底是非常讨厌的。那些陈设富丽的大房间显得空空荡荡，太安静了。女儿总是默默坐着做活计；母亲通常躺在沙发上，她还保持着一些青年时代留下的美貌，年纪也还不太大，大约四十五六岁，但已开始生病。两人偶然交谈几句，声音拖得很长，与当时莫斯科一般夫人小姐们说话一样。十八岁的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已像四十岁的男子。弟弟比他活泼一些，但几乎从来不待在家里……

    ……所有这些人都去世了……不过我还记得，当年那位母亲曾郑重其事地把一匹马和一辆车交给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个人使用。当过他们的家庭教师的马尔沙尔，继布绍之后教过我课，这人是不错的，我的《谁之罪》中的约瑟夫20就是以他为原型的。

    不论你怎么回避，怎么掩盖，怎么巧妙地解释生命、死亡、命运这些激动人心的问题，它们还是会带着坟头的十字架，带着死人脸上那龇牙咧嘴的、不合时宜的笑面对我们！

    不过仔细思忖一下，你自己也会发觉，这是不能不笑的。就拿这两位弟兄的命运来说吧————想起他们，叫人纳闷的事太多了！

    尽管他们从小在同一间屋子长大，有同一个家庭教师，同样一些老师，同样的生活环境，他们却截然相反，与他们相比，我父亲和参政官之间的不同简直算不得什么。

    哥哥是淡黄头发，皮肤略带不列颠人的浅棕色，眼睛是浅灰的，不时眯成一条缝，说明他的内心毫无风波。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外表日益表现出充分的自尊心，那种心理上的自我满足。这时他不仅眯缝眼睛，连那外形相当动人的、与众不同的鼻孔也皱紧了。他的头发总有些卷曲，梳得整整齐齐；每逢讲话，他就用左手的中指搔鬓角，同时嘴边也总是露出一抹殷勤的微笑，这种笑来自他的母亲和拉姆皮21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画像。他的面庞端正，体格匀称，身材相当高，举动仔细稳重，脖子上的领结“从来不大不小”，这一切赋予他一种庄重的美；这是婚礼中的主婚人，名誉见证人，给优秀学生发奖状的授奖人，或者至少是前来祝贺圣诞节或新年的客人。但是对平时的日常生活而言，他未免打扮得太整齐了。

    他的一生一帆风顺，青云直上，他的道德和成就也使他当之无愧。马尔沙尔为他的弟弟费尽心思，但对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却赞美不止，绝对相信他的法文句法正确无误。确实，他讲的法语没有一丝差错，连法国人也自叹不如（大概因为他们从未意识到，熟知法语语法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十四岁时，他已不仅参与管理庄园，而且为了练习文笔，还能把赫拉斯科夫22的《俄罗斯颂》全部翻译成法语散文。他的老父在九泉之下如果得知此事，一定会比“密安得河上的天鹅”更加高兴。但戈洛赫瓦斯托夫不仅法语和德语讲得准确，不仅精通拉丁文，还讲得一口流利正确的俄语。

    马尔沙尔认为他是模范学生，他的母亲也认为他是模范儿子，他的舅父认为他是模范外甥，当他被派到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戈利岑23手下任职时，公爵又认为他是模范官员。但更重要的还是：这一切确实都是真的。奇怪的只是他……总使人感到缺少一点什么。他聪明，能干，博闻强记————那么还缺少什么呢？

    这种个性，这种“圆滑”的智慧，这种清醒灵敏（在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内）的头脑，我后来也屡次遇到。他们的议论四平八稳，不会越出规范一步，他们的行动更加稳健，从不离开平坦的大道；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社会的真正的当代人。他们所讲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他们最好能讲一些别的话；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无懈可击的，但他们最好能干一些别的事。他们通常是合乎道德的，但邪恶的力量在你耳边说道：“不过他们敢于违反道德吗？”德国人会把他们称为“理性的人”；这是英国的辉格党人（他们今天的天才和杰出代表是麦考莱24，从前是瓦尔特·司各特），这是道敦街隐士25的实用哲学和魏斯26的哲学理论的产物。这些先生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符合分寸的，合乎时宜的；他们循规蹈矩，爱好德行，回避罪恶；他们的言行举止带有夏天既不下雨又无太阳的阴霾日子的某种魅力，至于他们缺少的，那是无关紧要，不值一提的，正如尼基塔沙皇的公主们一样……他

    也缺少那个，27

    而缺少了那个，其余一切就不足称道了。

    戈洛赫瓦斯托夫的弟弟生来瘸腿，单单这一点已使他无从效法哥哥的古典式姿态和凡尔赛步法。而且他的头发是黑的，眼睛也又大又黑，从来不会眯成一条缝。这年轻力壮的漂亮外表便是他的一切；内心蕴藏的则是不受约束的情欲和杂乱无章的观念。我的父亲从不把他放在眼里，每逢对他特别不满的时候便说：

    “造化对人的捉弄真是有趣，你瞧，尼古拉的肩膀上，”于是老人耸耸自己的肩膀，“却生了一个波斯国王的脑瓜！”

    他的哥哥一生可说一分钟也闲不住，总是在做着什么，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一生却绝对什么也不干。年轻时他不读书；到了二十三岁，他已结婚，而且结婚的方式非常别致，那是私奔。他爱上的是一个平民出身的穷姑娘，她具有格勒兹式28的迷人脸型，可爱得像最精美的塞夫尔瓷像29。他要求母亲允许他与她结婚，这是毫不奇怪的。但母亲充满贵族的偏见，认为她的儿子至少应娶一位鲁缅采夫或奥尔洛夫家30的小姐做妻子，还得有沃罗涅日或梁赞省的一大片领地做嫁妆才成，她当然不同意。但不论哥哥怎样劝他，舅父和姑母们怎样开导他，少女的一对秋波还是占了上风。我们的维特看到无法改变亲人们的意志，就在一天夜间，把他的首饰匣和几件衣服，还有他的听差亚历山大，从窗口挂到地上，随后自己也爬出了窗口，让房门从里边倒锁着。第二天午后家人把门打开时，他已完成了结婚手续。这件秘密婚事使他的母亲气得一病不起，就此死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门当户对的礼教祭台。

    在他们家里，从大瘟疫和普加乔夫时期起，就住着一位奥尔斯克要塞守备官的寡妻，这个老官太太耳朵聋了，嘴唇上生着一些胡髭，喜欢唠叨。那次惊人的出走，后来成了她与我闲谈的话题，她讲完后总要发一通议论：“少爷，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小的时候，我就看他不会有一点出息，总是伊丽莎白太太的累赘。有一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十二岁那年跑来对我说，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娜杰日达·伊万诺夫娜，快到窗口来看，您瞧，咱们的奶牛变得这样儿！’我到窗口一瞧，把我吓了一跳。少爷，原来几条狗把牛尾巴咬断了，可怜的牛，它从此就没了尾巴……这是蒂罗尔种牛呢……我实在忍不住了，对他说，你看到你妈妈的奶牛，你们的家私遭殃，还乐得这样，你怎么会有出息！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他成不了材。”

    从奶牛丢失尾巴得到的神奇启示，不久就应验了。哥儿俩分了家，小的花天酒地过日子。

    大家记得，贺加斯31有一组画，对勤劳和懒惰的生活作了对照。勤劳者在教堂做祈祷，懒汉却在玩骨牌，勤劳者在家庭中读道德教条，懒汉却在喝酒等等。这对比正是我们的哥儿俩的写照，只是社会地位不同罢了。贺加斯的画中，一个人物从盗窃开始，最后走上绞刑架，另一个一生从不寻欢作乐，最后是判处了朋友死刑。盗窃不是他的本性，不能怪他，只能怪他没有一个像伊丽莎白·阿列克谢耶夫娜那样的妈妈，给他在卡卢加省留下两千农奴和五十万现款。否则他就不会想方设法去干那种事，因为盗窃终究不是休息，倒是很不愉快的、非常危险的一种活动。

    两兄弟分开后，就不遗余力地各干各的了。一个拼命想扩大家产，另一个则拼命挥霍。我不知道，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夜以继日的努力，有没有使他的财产增加一百卢布，但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十年之后却确实欠了一百多万债。

    母亲死后不久，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安置了妹妹，即替她找了一个婆家，便上巴黎和伦敦游历去了；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则在莫斯科大显身手，舞会、酒宴、剧场成了他的生活中心。他的家从早上起就挤满了来吃精美早餐的酒肉朋友，美酒鉴赏家，青年舞蹈家，有趣的法国人和近卫军军官；那里整天酒筵不断，歌声不绝；他手面之阔绰有时竟超过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名流德·弗·戈利岑公爵和尤苏波夫王爵。

    这时，独身的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循规蹈矩地游历了欧洲，学会了英国的一切回国了。他脑袋里装着德文郡的农场和康沃尔郡的养马场，背后跟着英国驯马师，两头爪上长...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