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对立面

    斯拉夫派和泛斯拉夫主义————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弟兄，康·阿克萨科夫————彼·雅·恰达耶夫

    是的，我们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与众不同。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伊阿诺斯1或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2

    《警钟》第90期（纪念康·谢·阿克萨科夫专号）

    1

    除了自己的伙伴，我们还有对立面，那些我们友好的敌人3，或者准确些说，敌对的友人4，这就是莫斯科的斯拉夫主义者。

    我们之间的争论早已结束，我们也已互相伸出了手；但是在40年代初，我们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忠于各自的原则，必须这么做。他们对我国历史童年时代的幼稚崇拜，我们本可置之不问，但由于把他们的正教精神看得过于认真，由于他们在宗教上的偏执情绪（它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对科学和对分裂派的态度上），我们觉得必须起而反对他们。我们认为，他们的学说是给沙皇涂抹的新的圣油，给思想加上的新的锁链，也是良心向拜占庭教会奴役制度发出的新的投降书。

    我们长期不能理解俄罗斯民族及其历史，这是斯拉夫派造成的恶果。他们那种圣像画式的理想和神香的烟雾，妨碍了视线，使我们看不清民族的风习和农村生活的基础。

    斯拉夫派的东正教，他们那种复古的爱国主义，那种过甚其词的、排外的民族感情，是走向相反极端的结果。他们的观点的重心，它的真正精神和本质方面，根本不在于东正教和独特的民族性，而在于俄罗斯生活的那些原始因素，这是他们从人造的文明的肥料下挖掘到的。

    民族性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保守思想，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传统，对抗外来的影响。它含有犹太人的种族优越性观念，贵族对纯正血统和世家门第的自我吹嘘。民族性作为旗帜，作为战斗口号，只有在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外来压迫的时候，才带有革命的光辉。因此民族感情及其一切夸张之辞，在意大利和波兰是充满诗意的，然而在德国却是卑鄙的。

    向我们证明我们的民族性，比向德国人证明他们的民族性更为可笑，因为连咒骂我们的人也并不怀疑它的存在，他们因恐惧而憎恨我们，但不能像梅特涅5之否定意大利一样否定我们。我们需要用民族性来对抗德国化的政府及一切丧失民族气节的人。这种内部斗争不可能达到史诗规模。斯拉夫主义作为一种流派，一种特殊的学说，它的出现完全合乎逻辑；但是如果它赤手空拳，另外没有东正教的神幡作旗帜，没有《家训》6及彼得大帝前纯粹俄国式的艰苦卓绝的生活作理想，那么斯拉夫派只是另一时代留下的一群古怪的魑魅魍魉。他们的力量和前途不在那里。他们的宝物可能藏在教堂古色古香的神器中，但它的价值不在于容器，也不在于形式。他们一开始就没有把它们分开。

    谈到本国的历史，我又想起了同一种族的其他各国。我们的斯拉夫派对西方的泛斯拉夫主义持同情态度，认为这是同一事物和思潮，忘记在那里排外的民族主义才是深受外来压迫的民族的呼声。西方的泛斯拉夫主义诞生之初，即为奥地利政府当作保守的一步而加以接受。它在风雨如晦的维也纳会议7时期获得了发展。这是一切复古和复旧的时期，形形色色的拉撒路，新死的和发臭的僵尸还魂的时期。这时出现了日耳曼主义，鼓吹要重建巴勃罗萨8和霍亨斯陶芬王朝9的“太平盛世”，同时也出现了捷克的泛斯拉夫主义10。各国政府欢迎这一动向，它们本来就鼓励各民族间的仇恨。人民群众重又按种族关系结合，种族的纽带收得更紧了，改善生活环境不再成为普遍的要求。国境变得更难跨越，民族间的联系和同情逐渐中断。理所当然，得以抬头的只是民族性中消极无为、软弱无力的方面，而且它们的活动只能限于考古性的学术研究和词源学上的论争。在米兰和波兰，民族性不可能局限于文字之争，因而它遭到了百般限制。

    捷克的泛斯拉夫主义激发了俄国的斯拉夫种族观念。

    斯拉夫主义或俄罗斯主义，不是作为一种理论，一种学说，而是作为一种被侮辱的民族感情，一种模糊的回忆和忠贞的本能而出现的，这是对风行一时的外国影响的反抗，这种影响从彼得一世割下第一把胡须的时候就开始了11。

    对彼得堡恐怖主义教化的反抗从未间断；反抗者被处死，被肢解，被挂在克里姆林宫的雉堞上，由缅希科夫12和沙皇的其他“少年兵”13当场射杀，这便是那些叛乱的狙击兵14的命运————被投进彼得堡要塞的监狱中毒死，这也是阿列克谢太子15的遭遇。后来，这种反抗又表现为彼得二世时期的多尔戈鲁基集团16，比龙时期的反德情绪17，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普加乔夫起义，在普鲁士霍尔斯泰因家的彼得三世18当政时期，它还表现在叶卡捷琳娜二世这位德国东正教徒19本人身上，也表现在依靠当时的斯拉夫派登上皇位的伊丽莎白女皇身上20————莫斯科居民以为她加冕之时，会杀尽一切德国人。

    一切分裂派教徒都是斯拉夫主义者。

    一切出家的和不出家的东正教神职人员又是另一类斯拉夫主义者。

    士兵们要求撤换巴克莱·德托利21，因为他的姓是德国姓，这些人是霍米亚科夫及其同伙们的前辈。

    1812年的战争大大加强了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但1812年的爱国主义没有维护斯拉夫旧传统的性质。这在卡拉姆津和普希金的作品中，在亚历山大皇帝本人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一切强大民族遭受外来侵略时，都会激发一种力量，实际上爱国主义就是这种本能的表现；同时，这也是高昂的胜利感，进行反抗的自豪感。但它的理论是贫乏的；爱国志士为了使人爱俄国历史，不得不按照欧洲的方式表现这种感情。他们一般从法文中把希腊罗马式爱国主义搬进俄文，这不外是这样的诗句：

    对于高尚的心，祖国是多么宝贵啊！22

    确实，希什科夫23当时已在喋喋不休，要复活古文体，但他的影响极其有限。至于真正的民族体裁，大概只有写过告民众书之类传单的半法国人罗斯托普钦伯爵才知道。24

    随着战争之被遗忘，这种爱国主义也渐告平静，最终或者蜕化为《北极蜂》25那种卑鄙下流、厚颜无耻的阿谀奉承，或者堕落成庸俗无聊的扎戈斯金26式爱国主义，把舒亚城吹成我们的曼彻斯特27，把舍布耶夫28吹成我们的拉斐尔，大言不惭地夸耀刺刀，夸耀从冰天雪地的托尔尼奥绵延至丛山峻岭的塔夫利达的辽阔疆域……29

    在尼古拉统治下，爱国主义变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尤其在彼得堡，为了适应它的世界主义性质，这股野蛮的风气愈演愈烈，最后出现了按照塞巴斯蒂恩·巴赫的风格发明的国歌30，按照席勒的风格描绘的普罗科皮·利亚普诺夫31。

    尼古拉被12月14日事件吓怕了，为了与欧洲，与文明，与革命切断联系，他从自己这边树起了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这三位一体的大旗。他按照普鲁士军旗的式样绣制这面旗帜，把一切都拿来作它的支柱：扎戈斯金的粗俗小说，粗俗的圣像画，粗俗的建筑术，乌瓦罗夫32，对合并教派33的迫害和《上帝的手挽救了祖国》34。

    莫斯科的斯拉夫派与尼古拉的彼得堡斯拉夫主义的汇合，对于前者是一大不幸。尼古拉是为了逃避革命思想，用民族性和东正教作避风港。它们之间除了文字便毫无共同之处。莫斯科斯拉夫派诚然偏激和荒谬，但是没有利害打算，与第三厅或当地警察局也毫无关系，当然，这对它并无帮助，它仍是非常荒谬的。

    例如，30年代末，泛斯拉夫主义者加伊35路过莫斯科，这个人后来起的作用不太清楚，有些像克罗地亚族的鼓动家，但同时又与耶拉契奇36长官过从甚密。莫斯科人大多轻信一切外国人；加伊不单是外国人，也不单是自己人，他既是前者又是后者。因此他极易打动我们斯拉夫同胞的心，引起他们对达尔马提亚及克罗地亚苦难深重的东正教弟兄的命运的同情。37几天之内他就募集了一笔巨款，此外，莫斯科人还以支持全体塞尔维亚人和罗塞尼亚人的名义设宴款待加伊。席间，一位声调及职业均属高雅之至的斯拉夫派先生，虔诚的东正教信徒，大概因频频为黑山族领袖，为一切伟大的波斯尼亚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举杯祝酒，以致热血沸腾，即席吟诗一首，其中有一句是不太符合基督徒精神的：

    我要痛饮马扎尔人和德意志人的血。

    一切头脑还没糊涂的人听了这句话都很反感。多亏聪明机智的统计学家安德罗索夫38挽救了喝血的诗人；他从椅上一跃而起，拿起餐刀说：“各位先生，恕我失陪了，我得离开一会儿；我忽然想起，我的房东，制造乐器的老技师迪茨是德国人，我得赶紧去宰了他再来喝酒。”

    一场哄堂大笑使愤怒化为乌有。

    就是在这一群要以鲜血来祝酒的伙伴中，形成了莫斯科的斯拉夫派，这是我流放外地和住在彼得堡及诺夫哥罗德期间的事。

    斯拉夫派是狂热的，一般说来喜欢论争，在别林斯基的批评文章发表之后39，这种特点尤其有所发展；但在这以前，恰达耶夫的《书简》轰动一时40，已使他们不得不紧密团结，大声提出自己的意见了。

    恰达耶夫的《书简》仿佛是最后的判决，一条界线。这是黑夜中发出的枪声；也许它宣告了什么东西的覆灭和死亡，也许它是信号，求救的呼声，是黎明的消息，或者黎明不再到来的通知，但不论怎样，必须醒来了。

    一份评论月刊上的两三页篇幅，能起什么作用呢？然而语言的威力正是如此，在一个不习惯于发表独立见解的、沉默无声的国家内，几页文字便发生了这么大的力量，恰达耶夫的《书简》震动了整个俄国思想界。它对此是当之无愧的。《聪明误》之后，没有一部文学作品发生过这么强烈的影响。它们之间是十年的沉默，12月14日，绞刑架，苦役，尼古拉。彼得时期已两面碰壁。坚强的人被流放西伯利亚，留下的空白点后继无人。思想在苦闷中探索，但还一无所获。讲话是危险的，而且也无话可说，就在这时，一个阴郁的影子蓦地悄悄升起，要向公众安详地宣告自己的把一切希望抛在后面吧41。

    1836年夏，我静坐在维亚特卡的书房中，邮车驿员给我送来了最新一期《望远镜》。只有尝过流放的滋味，在穷乡僻壤生活过的人，才会理解新书的意义。自然，我丢下一切，动手裁开《望远镜》的书页。《哲学书简》是写给一位夫人的，没有署名。脚注中说，这些信是一个俄国人用法文写的，即是说，它是译文。这一切使我对它不感兴趣，我开始读“评论栏”和“杂文栏”。

    最后才轮到《书简》。读了二三页，我已被它那严肃悲痛的语调吸引住了：每句话都散发出一种已经冷却、但仍余恨未消的郁积的忧愤情绪。只有经过长期思考、反复思考、感受过许多切身体验的人，才能这么写；这不是从理论，而是从生活中得到的观念……我往下读， 《书简》变得高大了，成了对俄罗斯的阴森逼人的控诉书，一位历尽忧患、想把心头积压的一切吐露一部分的志士的抗议书。

    我两度掩卷叹息，读不下去，想让思想和感情稍事休息，然后重新往下读。这篇用俄文发表的无名作者的文章……几乎使我发狂。后来我把《书简》读给维特贝格听，读给维亚特卡中学的青年教师斯克沃尔佐夫听，然后又独自诵读。

    同样的情形很可能也发生在各省各县，发生在首都和老爷们的住宅中。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作者的姓名。

    长期与人民隔绝的那部分俄国人，在单调乏味、无所作为、不能提供任何补偿的桎梏下，默默无声地忍受着苦难。每人感到了压力，每人有话要说，然而大家沉默着。最后来了一个人，他按照自己的看法讲出了这些话。他的话句句沉痛，没有一线光明，他的观点也没有一线光明。这就是恰达耶夫的《书简》，它是毫不留情的痛苦的呼声，对彼得的俄国的谴责————它是应该受到谴责的：难道这种现状曾怜惜和宽容过作者或任何人吗？

    自然，这声音必然引起人们的反对，否则它就变得完全正确了，它是这么说的：俄国的过去是一片空白，现在暗无天日，将来也毫无希望，这是“丧失理智，是给人民的严峻教训，表明闭目塞听和奴役制度可以造成多大的危害”。42它是悔罪和责难；预知消弭矛盾的办法，这不属于忏悔和抗议的责任，否则认罪变得无关紧要，赎罪也只是虚伪的空话了。

    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一时间，这凶险的声音惊醒了所有的人，连昏睡的和麻木的人也吓了一跳。大家惊讶不安，多数人觉得受了侮辱，但也有十来个人向作者大声喝彩，热烈鼓掌。客厅的议论是不祥的前奏，政府的措施继之而来。首先发难的是德国人出身的俄国爱国者维格尔，他是因普希金的讽刺诗才从反面名噪一时的。43

    杂志随即被封闭；担任图书审查官的莫斯科大学老校长博尔德列夫被撤职；发行人纳杰日金44被流放到乌斯季瑟索利斯克；恰达耶夫则由尼古拉下令宣布为疯子，并被迫具结永不写作。每逢周末，医师及警察局长务必光顾一次，为他检查身体，向上呈报，即根据皇上的诏令，提出由本人签字的五十二份假诊断书；这不失为聪明而合乎道义的办法。他们当然受到了惩罚；恰达耶夫对他们怒目而视，毫无惧色，把这种把戏看作独裁政权实际已经发疯的表现。医师和警察局长始终不敢透露他们光顾的目的。

    我在流放以前，与恰达耶夫见过一面。那是在奥加辽夫被捕的当天。我已谈过，这一天米·费·奥尔洛夫家举行宴会。宾客到齐后，进来一个人，向大家冷冷地鞠躬，他的外表与众不同，显得风度翩翩，个性鲜明，这必然会引起每个人的注意。奥尔洛夫拉住我，给我介绍；这便是恰达耶夫。这初次会面，我印象不深，对他也并未留意；他与平时一样，态度冷漠，严肃，才气焕发，愤世嫉俗。饭后，奥尔洛夫的岳母拉耶夫斯卡娅对我说：

    “您为什么这么闷闷不乐？唉，青年人，青年人，你们现在怎么都变得这样啊？”

    “您以为，”恰达耶夫说道，“我们现在还有青年人吗？”

    他留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些。

    回到莫斯科后，我与他接近了，从那时起，我们一直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

    恰达耶夫那忧郁而独特的姿态，在暗淡沉闷的莫斯科上流社会中显得很不调和，似乎是对它的一种悲痛的谴责。在那些徒具外表的大人物、那些轻浮的枢密官、满头白发的老花花公子和道貌岸然的废物中间，我喜欢看到他。不论人群如何密集，眼睛马上可以发现他；他身材端正，未因年龄而变形，穿得总是十分整齐；当他沉默不语的时候，他那柔和苍白的脸毫无表情，仿佛这是蜡制的面具或大理石雕像，而“前额像秃顶一样大”45，灰蓝的眼睛露出伤感的神色，同时显得那么善良，薄薄的嘴唇却相反，总是挂着讥嘲的微笑。十年来，他合抱着双手，站在某个圆柱旁边，站在林荫道的树木下，站在客厅、剧场和俱乐部中，像否定的化身，像活的抗议一样，凝视着周围那扰攘不休、追名逐利的芸芸众生，他变得喜怒无常，性情怪僻，与社会落落寡合，又无法与它决裂，于是他讲出了心中的话，而把热情安详地隐藏在冰层下，就像把它隐藏在面皮下一样。接着他又沉默了，又显得怪僻、不平、愤慨了，又以不屑的目光俯视着莫斯科社会，但依然无法抛弃它。不论年老的，年少的，都觉得与他在一起不自在，不好办；不知为什么，大家怕接触他那毫无表情的脸，那炯炯逼人的目光，那忧伤的嘲笑，那鄙视而宽容的神态。是什么使他们接待他，邀请他……甚而登门拜访他呢？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恰达耶夫并不富裕，特别是在晚年；他也没有地位，不过是退职的骑兵大尉，胸前只有一枚库尔姆铁十字勋章。他确实像普希金说的：

    在罗马可以成为布鲁图46，

    在雅典可以成为伯里克利47，

    但在沙皇政权的压制下，

    他只是一名骠骑兵军官……48

    与他来往，在手握生杀大权的警察眼中，只能玷污一个人的名誉。他的声望从何而来？为什么每到星期一，老巴斯曼街他那寒碜的小书斋，会使英吉利俱乐部的“名流”，特维尔林荫大道的显贵趋之若鹜？为什么时髦的夫人们要走进阴沉的思想家的隐修室？为什么对文人的事一窍不通的将军们，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必须登门拜访这位老人，装模作样冒充斯文，然后又把恰达耶夫针对他们讲的话拿来鹦鹉学舌？为什么那位古怪的“美国人”托尔斯泰49，那位践踏波兰文化的野蛮的侍从将军希波夫50，也会出现在他的家中？

    恰达耶夫不仅不对他们让步，还捉弄他们，使他们随时感到他与他们之间的距离。51当然，这些人去拜访他，邀请他出席自己的晚会，是出于虚荣心，但问题不在这里；主要是这无异于公开承认，思想已成为一种力量，应该受到尊重，哪怕它违背圣上的旨意。“精神错乱”的骑兵大尉恰达耶夫成了公认的权威，它的力量增加一分，尼古拉皇上的“精神错乱”的权力就降低一分。

    恰达耶夫有自己的怪僻，自己的弱点，他愤世嫉俗，放任不羁。莫斯科社交界的夜郎自大、唯我独尊，我看是举世无双的，正因为这样，它有些像外省社会，显得鼠目寸光，自以为是。在这里，一个五十岁的老人，几乎失去了一切朋友，又无财产，整天苦思冥想，牢骚满腹，怎么会没有自己的习惯，自己的怪僻呢？

    著名的谢苗诺夫事件52发生时，恰达耶夫是瓦西里奇科夫的副官。我记得，那时皇上在维罗纳或亚琛参加会议53。瓦西里奇科夫派恰达耶夫呈送报告，他不知怎么迟到了一两个钟头，落在奥地利公使勒布采尔腾54的使者后面。沙皇那时完全醉心于梅特涅的反动政策，而梅特涅对谢苗诺夫事件抱着幸灾乐祸态度。沙皇接到消息，勃然大怒，对恰达耶夫极不客气，一边骂一边生闷气，后来自知失礼，下令让他当侍从武官；恰达耶夫谢绝了这种荣誉，只提出一个要求：辞职。当然，这极不得皇上的欢心，但辞职被批准了。

    恰达耶夫放弃绣金制服之后，并不急于回俄国，却开始研究学问了。亚历山大驾崩，发生了12月14日事件，恰达耶夫不在国内，使他避免了必然会遭遇的厄运55，他是在1830年前后回国的。

    在德国，恰达耶夫与谢林来往密切；后来他之倾向神秘主义哲学，大概谢林的影响是一个主要原因。他的革命的天主教即来源于这种哲学，并成为他终生的信仰。在《书简》中，他把俄国的灾难一半归罪于希腊教会，归罪于它脱离了无所不包的西方统一体。

    这种意见不论我们看来如何奇特，但不应忘记，天主教本身具有极大的伸缩性。拉科代尔56一面宣传天主教社会主义，一面仍是多明我会57修士，他的助手谢威仍是《人民之声报》58的编者。其实新天主教不比修辞上的自然神论逊色，这不是宗教，不是戒律，只是一种温和的神学，属于受过教育的市民的思想范畴，是“裹在宗教外衣中的无神论”。

    如果在1848年之后，在费尔巴哈和蒲鲁东之后，在庇护九世59和拉梅内60之后，还可能有龙格61和毕舍62的追随者，如果一个最强大的政治派别也得在自己的旗帜上涂上神秘主义的色彩，如果直到现在还有密茨凯维奇和克拉辛斯基63这些人在继续宣传弥赛亚救世主义，那么恰达耶夫从20年代的欧洲，把这类学说携带回国，就毫不足怪了。我们对那时的欧洲已有些忘记，但只要回想一下沃拉贝尔64的《历史》，摩根夫人65的《通信集》，安德利亚尼66的《回忆录》，拜伦和莱奥帕尔迪67的作品，就可以深信不疑，这是一个乌云密布的历史时期。革命已被打入冷宫，一面是野蛮的君主主义在无耻地夸耀自己的武力，另一面是狡猾的君主主义在以宪章为遮羞布，伪装贞洁。至多只能偶尔听到几声希腊民族解放斗争的歌声，坎宁68或鲁瓦耶-科拉尔69的几句慷慨激昂的言辞。

    在新教的德国，那时天主教派别形成了，施莱格尔70和利奥71改变了信仰，老杨恩72等人大谈什么天主教的人民性和民主性。人们在中世纪和神秘主义中逃避现实，读艾卡茨豪生73的书，研究催眠术和霍恩洛厄74的奇迹。雨果是天主教的仇敌，可是它的复兴也得力于他，正如得力于对当时死气沉沉的时代感到痛心疾首的拉梅内一样。

    这种天主教对一个俄国人必然发生更大的影响。它表面上具备俄国生活中缺少的一切；俄国与世隔绝，只是在物质权力的压制下，靠自己的触须在探索道路。西方教会那种严格的教规和高傲的自主精神，那种独行其是的彻底性，那种实际的运用，那种坚守不渝的信念，那种认为可以靠自己的高度一致性，自己的永恒幻景，自己的向罗马和全世界75，自己对世俗权力的轻视，使一切矛盾化为乌有的假象，对一个热血奔腾、在成年时期开始接受严肃教育的人，是极易发生压倒一切的作用的。

    恰达耶夫回国时，在俄国遇到的是另一种社会，另一种气氛。我尽管年轻无知，但我记得，随着尼古拉皇朝的到来，上层社会的堕落如何怵目惊心，它变得更卑贱，更奴颜婢膝了。亚历山大时期贵族的独立精神，近卫军的豪迈气概，1826年后已荡然无存。

    幼苗和嫩芽已在生长，但还缺乏自觉性，还像孩子一样光着脖子在玩乐，或者在寄宿学校和皇村学校读书。有些青年文学家已开始试探自己的力量，练习写作，但还没有崭露头角，环境也与恰达耶夫当年的社会不同了。

    他的友好成了苦役囚犯。起先他在莫斯科形单影只，后来与普希金在一起，成了两人，最后与普希金和奥尔洛夫在一起，成了三人。这二人辞世后，恰达耶夫常指着沙发背后墙上两个不大的黑影说，他们的头就靠在这儿！

    把普希金给恰达耶夫的两首书翰诗对照一下，真使人无限感伤，变化的不仅是他们的生活，也是整个时代，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先是满怀希望向前猛进，然后给无情地抛在后面。青年普希金对自己的友人说：

    朋友，你要相信，

    迷人的幸福会像朝霞一般升起，

    俄国会从酣睡中醒来，

    而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人们会把我们的名字写上。76

    但是朝霞没有升起，升起的只是尼古拉的宝座，于是普希金写道：

    恰达耶夫，往事可还记得？

    曾几何时我怀着青春的狂热，

    要把灾难深重的名字，

    呈献到另一片废墟上？

    如今心灵的火已被风暴吹熄，

    剩下的只是懒散和宁静，

    但在令人感奋的回忆中，

    我要在神圣的友谊之石上，

    刻写我们的姓名！77

    恰达耶夫那种绝望的观念，是他对俄罗斯生活的一种报复，他对它发出了深思熟虑的、饱经忧患的诅咒，要用它总结自己悲惨的一生和俄国历史的一整个时期。对斯拉夫派说来，世上再没有比这一切更不可容忍的了。他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感，他痛苦地、悲愤万分地亵渎了他们所宝贵的一切，首先是莫斯科。

    恰达耶夫常说：“每个外国人到了莫斯科，就给带去参观它的大炮和大钟，但大炮已不能发射，大钟也已摇摇欲坠。在这个惊人的城市里，值得一看的竟只是这些破烂。也许，这座没有钟舌的大钟便是这个默默无声的大国的象征，住在这里的种族虽然自称为斯拉夫人78，却仿佛对人类之有语言感到十分惊讶。”79

    俄罗斯生活像叫人纳闷的斯芬克斯，它在沙皇虎视眈眈的监督下，在军用大衣的覆盖下蒙头大睡，恰达耶夫和斯拉夫派同样站在它面前，同样发出了疑问：“今后怎么办？不能这么生活下去：现状的沉闷和荒谬已一目了然，再也无法忍受，但出路在哪里呢？”

    “没有出路。”彼得时期的人80回答。他只知道西方文化，在亚历山大时期相信俄国将沿着欧洲的道路发展，但现在只得悲哀地指出，整整一个世纪的努力毫无实效：教育只是提供了新的压迫手段，教会成了警察的保护伞，人民忍受再忍受，而政府压迫再压迫。“其他民族的历史是它们的解放记录，俄国的历史却是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发展史。”彼得的改革只是使我们变得更坏，成了最可耻的东西：文明的奴隶。在这苦闷混乱的精神状态中，我们受够了折磨，人民不理解我们，政府打击我们，现在该休息了，该让和平降临到心灵中，找个地方躺下了……这无异是说“该安息了”，于是恰达耶夫企图在天主教会中，为一切历尽辛酸苦难的人们找到许诺给他们的安宁。

    从复辟时期81表现出来的西方文化的角度看，从彼得的俄罗斯的角度看，这观点是完全合理的。斯拉夫派对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答案。

    他们的出发点是对人民活的灵魂怀着忠诚的信念，他们的直觉比他们的理性更敏锐。他们明白，俄国的现状尽管已病入膏肓，但还不是绝症。恰达耶夫认为，个人的得救尚有一线希望，民族则不然，斯拉夫派却明确表示，为现代生活所俘虏的个人必然灭亡，但民族的得救是有希望的。

    斯拉夫派说：“出路在我们这儿，出路在于抛弃彼得时期，回到被外国文化和外国政府所隔绝的人民中去，恢复古风旧习！”

    但历史是不会倒转的；生活有的是布料，它永远不需要旧的衣衫。一切复古，一切复辟，始终只是假面具。我们已见到两次：法国正统派未能复活路易十四的时代，共和派也未能恢复到热月八日以前82。事实胜于雄辩，那是斧头也砍不掉的。

    何况我们也无古可复。彼得以前的俄国生活是丑陋的，贫困的，粗野的，而斯拉夫派要恢复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虽然他们并不承认这一点。否则，他们的一切复古意图，对古代风俗习惯的崇拜，以及不要穿好得多的现代农民服装，偏要恢复笨拙不便的老式衣服，该如何解释呢？

    在整个俄国，除了斯拉夫派，谁也不戴摩莫卡皮帽83。正如恰达耶夫讲笑话时说的，康·阿克萨科夫穿着民族服装在大街上走过，老百姓都以为他是波斯人。

    他们对回到民间去的理解也极肤浅，与西方大多数民主派人士差不多，把民族看作一个现成的固定的东西。他们认为，接受人民的偏见就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牺牲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在人民中发展这种理性，便是向人民靠拢的伟大行动。由此就产生了对仪式的盲目崇拜和全盘照搬；在朴素的信仰中，这些仪式是动人的，但一旦另有意图，它们就成了对人的侮辱。斯拉夫派要回到民间去之所以不切实际，最好的证明即在于他们丝毫没有激起人民对此的同情。无论拜占庭教会，还是多棱宫84，都不能对斯拉夫世界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东西。回到农村和劳力组合，回到村社大会和哥萨克自由体，这是另一回事；但重建这一切决不是为了使它们停滞不动，变成凝固的亚细亚社会，而是为了发展和解放它们所赖以建立的基础，清除一切杂质和畸形物，清除附生在它们上面的浮肉————当然，我们的使命便在这里。但是不应该产生误解，这一切已大大超出国家的范围；莫斯科时期正如彼得堡时期一样，对此极少帮助，它也决不比后者优越。彼得只是把诺夫哥罗德市民议会的大钟85改铸成大炮，把它从钟楼上取下的还是伊凡·瓦西里耶维奇86；彼得的户口调查87只是巩固了农奴制度，而它是由戈杜诺夫88开始实行的；在《法典》89中已没有民选税吏的影子，而鞭打、笞刑和体罚也渊源久远，早在用树条抽打和用刀身平打背脊之前就有了。

    斯拉夫派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俄国有过独特的发展道路，只是被各种事件掩盖了，最后到了彼得时期才被切断。其实这种发展道路俄国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那现在来到我们头脑中的东西，那开始在思想和预感中闪现的东西，那未被意识到的存在于农舍和田野中的东西，只是现在才在历史的园地上萌芽，而这片园地是经过了二十代人的鲜血、眼泪和汗水的灌溉的。

    这是我国生活方式的基础，它们不是回忆，不是写在编年史上的东西，而是现实中具有生命力的因素。但它们只是在建立统一国家的艰苦历史过程中保全下来的，并在政府的压力下幸免于难，然而没有得到发展。我甚至怀疑，没有经过彼得时期，没有获得欧洲文化的养料，它们是否具备发展的内在力量。

    这种生活方式的基础依靠本身是不够的。印度自古以来直至今日，始终存在着以分配土地为基础的农村共同体，与我们的村社极为相似。然而它并未使印度获得远大的发展。

    只有西方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强大思想，才足以使斯拉夫宗法制社会中酣睡的种子发芽生根。劳动组合和村社，利益和土地分配制度，村民大会和以若干村庄联合构成的自治性行政单位————这一切都是基石，我们未来自由村社的大厦就要建筑在这些基石上。但基石毕竟只是基石……没有西方的思想，我们未来的大厦将始终只是一片地基而已。

    一切真正具有社会性的东西，命运都是如此，它不由自主要走上各民族互相依靠的道路……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结果，不是停留在原始的村社共同体中，便是成为共产主义的空想，它正如基督教的圣灵一样，不能找到一个血肉之躯。

    斯拉夫人敏于感受的天性，他们的“女性气质”，缺乏首创精神，强大的吸收能力和可塑性，使他们首先成为需要依赖其他民族的一种民族，他们不能完全独立。如果无依无靠，斯拉夫人便会像一位拜占庭编年史家所指出的，“为自己的歌声所催眠而昏昏入睡”。但一旦被别人惊醒，他们即会紧跟到底；没有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思想会这么深刻而完整地吸收过来，同时又保持自己的本色。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一千年前便彼此隔膜，直至今日依然不变，但在斯拉夫民族和它们之间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形。斯拉夫族这种富于同情、易于接受和吸收的天性，使它必须献出自己，追随别人。

    为了形成一个公国，俄罗斯需要瓦兰人90。

    为了成为一个国家，它需要蒙古人。

    欧罗巴主义使它从莫斯科王国发展成了庞大的彼得堡帝国。

    “但是斯拉夫人尽管接受能力强，他们不是处处表明，他们完全无力建立当代欧洲的国家秩序，经常或是陷入不可救药的专制主义，或是弄得混乱不堪，束手无策吗？”

    这种无能和不足之处，在我们看来，正是伟大的天赋优点。

    整个欧洲现在已到了需要专制主义的地步，否则在力图建立新秩序的社会思潮的进攻面前，它便无法维持当代的国家生活，因为尽管西方提心吊胆，百般防范，仿佛冥冥之中仍有一股力量在把它推向这种新秩序。

    曾有一个时期，半自由的西方对压在沙皇宝座下的俄罗斯投以鄙夷的目光，受过教育的俄国人则望着幸福的兄长们叹息不已。这个时期过去了。大家已在向奴隶制度看齐。

    我们现在面临一大奇迹：那些还保持着自由机构的国家，也对专制主义不胜向往。在君士坦丁大帝91时代，自由的罗马人为了逃避苛捐杂税，主动要求贬为奴隶，但那时以后，人类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专制主义或社会主义————二者必居其一。

    然而欧洲表明，它对社会变革已经完全无能为力。

    我们认为，对这种变革，俄国还不致那么无能为力，这是我们与斯拉夫派一致的地方。我们对俄国前途的信心，正是建立在这上面。那是从1848年底起我就开始鼓吹的。

    欧洲选择了专制主义，挑中了帝国。专制主义便是军事体制，帝国便是战争，皇帝便是军事统帅。一切披上了戎装，只等战争爆发，但真正的敌人在哪里呢？国内————在下面，在底层；国外————在涅曼河92那边。

    战争现在开始了93，它可能出现休战状态，但在全面变革开始前不会结束，只有全面变革才是重新洗牌，开始新的一局。欧洲有两大历史巨人94，他们是开拓全部西欧史的沙场老将，两个世界，两个传统，两种原则————国家和个人自由的代表，现在却有一个默默无声、既无旗号、又无名望的第三者，不合时宜地站了起来，脖子上套着奴役的绳索，粗暴地企图闯进欧洲的大门，历史的大门，他一只脚跨到德意志身边，另一只脚踹在太平洋上，狂妄地自称要步拜占庭的后尘。对这个第三者，两位沙场老将不可能听其自然，不予以迎头痛击。

    这三者能否和解，较量之后，能否决一雌雄？俄国将被瓜分，还是衰老的欧洲从此堕入拜占庭的深渊？它们能否彼此伸出手来，洗心革面，开始新的生活，携手前进，还是将无休无止地厮杀？只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而且也不会从未来几代人的意识中消失的，那就是：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合理而自由的发展是与西欧社会主义的理想一致的。

    2

    我从诺夫哥罗德回到莫斯科，发现两个阵营已壁垒分明。斯拉夫派戒备森严，作好了战斗部署；它的轻骑兵由霍米亚科夫率领，非常迟钝的步兵则以舍维廖夫95及波戈金96为首，此外还有前沿狙击兵和志愿兵；它的雅各宾极左派否定基辅时期97以后的全部历史，它的吉伦特温和派则只否定彼得堡时期。他们在大学里有自己的讲台，在社会上有自己的月刊98，尽管这月刊常常拖到两个月以后才出版，但总是出版了。这个大本营中有黑格尔派东正教徒，拜占庭神学家，神秘主义诗人，许多闺阁名媛，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人。

    我们的战争成了莫斯科文学沙龙的重要话题。一般说来，俄国当时正进入对智力活动发生浓厚兴趣的时期，那时因不能接触政治，文学问题成了生活的中心。一本优秀作品的诞生99是一件大事；批评和反批评争论不休，每篇文章都受到密切注意，仿佛从前的英国人或法国人注视议会的辩论一样。社会活动的其他一切领域遭到压制，知识阶层只得在书籍世界中寻找出路，事实上也唯独这个世界还隐晦曲折、半明半暗地透露了对尼古拉专制暴政的抗议，这种抗议在他死后才变得比较公开和响亮。

    莫斯科社会通过格拉诺夫斯基，对西方向往自由的思想，对解放头脑并为此而进行斗争的思想，发出了欢呼。通过斯拉夫派，它为被侮辱的民族感情，对彼得堡的比龙式傲慢态度发出了抗议。

    在这里我必须声明一下。我在莫斯科熟悉的只是两个圈子，它们构成莫斯科社交生活的两极，因此我谈的也只限于它们。起先我的周围全是一些老人，有些是叶卡捷琳娜时期的近卫军军官，我父亲的老同事，另一些是把参政院当作避风港和养老院的、他哥哥的同事。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年轻的莫斯科，文学界的上流社会，我要谈的只是这部分人。那些拿过笔和剑的老人正在等待按官级穿戴整齐之后走进坟墓，他们的儿子或孙子却不想争取任何官衔，一心“读书和思想”，至于在这两代人之间保持着或存在着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个中间地带是真正的“尼古拉罗斯”，一个平凡庸俗的世界，既无叶卡捷琳娜时期的独立精神，1812年的大无畏气概，也没有我们的追求和兴趣。这是可怜的一代，被压垮的一代，只有几个殉难者在那里挣扎，喘息，最后死亡。我谈到莫斯科的客厅和餐厅，是指普希金曾经主宰过的那些地方；在那里，我们还能听到十二月党人的声音；在那里，格里鲍耶陀夫发出过微笑；在那里，米·费·奥尔洛夫和阿·彼·叶尔莫洛夫由于在宫廷失宠而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最后，在那里，霍米亚科夫从晚上九时一直辩论到清晨四时；在那里，康·阿克萨科夫拿着摩莫卡皮帽为莫斯科大声疾呼，尽管谁也没有攻击它，每逢拿起香槟酒，便要偷偷祝告和祈祷，尽管大家知道这一点；在那里，列德金为了增进黑格尔的荣誉，论证了上帝作为个体的存在；在那里，格拉诺夫斯基侃侃而谈，发出了坚定的声音；在那里，大家怀念着巴枯宁和斯坦克维奇；在那里，恰达耶夫衣冠楚楚，抬起蜡像似的柔和的脸，发出尖刻的讽刺，惹怒了惊慌失措的贵族和斯拉夫派东正教徒，他的讽刺总是具有独特的形式，特地裹上了一层冰冷的外衣；在那里，老当益壮的亚·伊·屠格涅夫100谈笑风生，欧洲的一切名流，从夏多布里昂和雷卡米耶101到谢林和拉埃尔·瓦恩哈根102，无不遭到他的揶揄；在那里，博特金和克留科夫沉浸在泛神论的享受中，津津有味地听谢普金讲故事；最后，别林斯基有时也会像康格里夫103的烧夷弹一样突然飞进屋里，把遇到的一切统统烧成灰烬。

    一般而言，莫斯科生活与其说都市化，不如说更为乡村化，只是老爷们的住宅彼此连接罢了。这儿的人当然不会千篇一律，不同时代、不同教养、不同阶层、不同经纬度的俄国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模式。拉林和法穆索夫们104在这儿安度晚年，但不仅他们，这里还有弗拉基米尔·连斯基和我们的怪物恰茨基105，至于奥涅金，那太多了。他们可干的事都很少，生活清闲，无忧无虑，得过且过。地主的放任不羁，说句老实话，我们是欣赏的；这中间包含着某种气魄，是我们在西方的市民生活中看不到的。那种奴颜婢膝的买卖人气质（在达什科娃的《回忆录》中，维尔蒙特小姐曾提到这一点，我自己也还见到过）在现在谈到的这些人中间是没有的。构成这个社会的是不做官的地主，或者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安慰亲属才做官的地主，一些生活富足的人，以及青年文学家和教授们。这个社会是自由的，各种关系还没有凝固，各种习惯也还没有成为清规戒律，因而与从前欧洲的生活不同；同时，它还保存着西方彬彬有礼的传统，这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养，可是在西方已每况愈下；此外，它还杂有斯拉夫人随心所欲、有时甚至放纵逸乐的脾性，这构成了莫斯科社会独树一帜的俄国特色，也使它十分伤心，因为它梦寐以求的就是与巴黎看齐，但这个愿望大概只能是愿望而已。

    我们所知道的欧洲还是从前的欧洲。一提起它，我们就想到伏尔泰在巴黎的沙龙中执牛耳的时代，那时，听狄德罗的辩论不过是家常便饭；那时，大卫·休谟106的莅临巴黎竟使整个社会为之轰动，所有的伯爵夫人和子爵夫人都对他百般奉承，竞相卖弄风情，致使她们的另一个宠儿格林107大为恼火，认为这简直不成体统。我们的脑海中有的仍然只是霍尔巴赫男爵108的晚会， 《费加罗》初次上演的盛况，那时，全体贵族整整几天站在那儿排队买票，时髦的夫人们不惜以干粮代替午餐，只为了要弄到一个座位，看一下一个月后将在凡尔赛宫上演的这出革命戏剧（由普罗旺斯伯爵，即后来的路易十八109饰演费加罗，由玛丽·安托瓦内特110饰演苏姗娜111！）。

    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不仅18世纪的那些客厅不复存在————这是一些奇怪的客厅，在珠光宝气、花团锦簇中间，贵族用自己的纤手和乳汁哺育和养大了一头小狮子，这就是后来的革命巨人————而且另一些客厅，例如斯塔尔夫人112和雷卡米耶夫人的客厅，也已收场了，在那里聚会的是贵族中的一切名流，文学家和政治家。现在他们却怕文学，而且文学也根本不再存在；党派分歧如此之大，不同政见的人不可能互相尊重，会集在一间屋子里。

    恢复原来意义上的“客厅”的最后一次尝试失败之后，它就随着它的女主人一起消失了。德尔芬·盖113用尽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思想，才使彼此猜疑、彼此仇恨的客人勉强相安无事，保持体面的和平。这种一触即发的、紧张的休战状态，决不能带给人任何快乐，主人送走客人之后，只觉得精疲力尽，倒在沙发上，感谢上帝，这一晚总算太平无事，没有出什么乱子。

    确实，今天在西方，特别在法国，文人的清谈，优美的风度，高雅的仪态，早已失去魅力。把可怕的马蜂窝用皇帝的龙袍覆盖之后，小市民将军们，小市民部长们，小市民银行家们便寻欢作乐，成百万地赚钱，成百万地花钱，等待石客114的清算了……他们需要的不是轻快的谈话，而是丰盛的酒肉，庸俗豪华的生活，在这里，正如在第一帝国时期115一样，黄金代替了艺术，卖淫妇代替了贵夫人，交易所代替了文学。

    社会的瓦解不限于巴黎一地。乔治·桑在诺昂116是周围一切邻居活动的中心，凡是与她认识的，不论身份高低，都可以作她的座上客，大家不拘礼节，随随便便，非常融洽地度过一个晚上。那里有音乐，有朗诵，有戏剧即兴表演，最重要的是乔治·桑本人也参加这些活动。但是1852年后，气氛开始变了，好心的贝里人已经不是为了休息和谈天来串门，他们眼色凶恶，心中充满怒气，不管当面背后，彼此挖苦，有的炫耀自己的新官服，有的担心遭到告密陷害。那种轻松愉快、说说笑笑、无拘无束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经常忙于调停纷争、解释误会的乔治·桑，对这一切感到苦不堪言，非常讨厌，终于取消了诺昂的这种晚会，把接待的客人缩小到只限于两三位老朋友……

    ……据说，现在莫斯科（年轻的莫斯科）老了，它的活力没有保持到尼古拉去世之后，它的大学也退化了，而在农奴解放问题面前，它的地主性质又显得过于刺目，它的英吉利俱乐部也愈来愈缺少英国风味，索巴凯维奇在那里大叫大嚷，反对解放运动，诺兹德廖夫117则声嘶力竭，要保卫贵族“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可能！……但是40年代的莫斯科不是这样的，这个莫斯科曾积极参与拥护或反对男用平顶皮帽的活动；太太小姐们细心阅读非常枯燥的文章，静听漫无止境的辩论，还亲自发言，拥护康·阿克萨科夫，或者拥护格拉诺夫斯基；她们觉得可惜的只是阿克萨科夫太像斯拉夫人，而格拉诺夫斯基则太缺少爱国精神。

    在一切文学和非文学性晚会上，论争一再展开。我们在这些晚会上见面，一星期大约两三次，星期一在恰达耶夫家，星期五在斯韦尔别耶夫118家，星期日在叶拉金娜119家。

    除了参加辩论的人，除了持一定观点的人，还有些人是出于好奇心出席晚会的，其中甚至有妇女。他们坐到深夜两点，看这些斗牛士怎样厮杀，谁胜谁败。他们来听辩论，就像从前去看拳击，或者上罗戈日门外的竞技场一样。

    在东正教和斯拉夫主义一边，众人瞩目的穆罗姆人·伊利亚120是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霍米亚科夫，正如他的手下败将莫罗什金121说的，他是“当代的雄辩家高尔吉亚”122。这人头脑发达，灵活，办法多，而且不择手段，记忆力强，思想敏捷，一辈子就是在热烈而不知疲倦地与人论争。这个精力充沛的勇士，不停地攻打和刺杀，进犯和追击，讽刺挖苦，引经据典，威胁恐吓，直至把对方逼进森林，不讨饶就休想脱身————总之，为信仰战斗的，只得放弃信仰，为理论战斗的，只得抛弃理论。

    霍米亚科夫确实是危险的对手，一个老练的、喜欢争斗的辩证法家，对方的一点疏忽，一点退让，都会被他利用。这个才能非凡、学识渊博的人，像中世纪的骑士守卫圣母一样，连睡觉也不卸下武装。不论白天黑夜，他随时准备迎接错综复杂的辩论，为了使自己的斯拉夫观点旗开得胜，他不惜利用世上的一切：从拜占庭神学的决疑法，到中世纪法学家诡计多端的奥妙花招。他的反驳往往披上伪装，把人弄得眼花缭乱，无计可施。

    霍米亚科夫非常清楚自己的力量，也经常运用这种力量。他是靠口若悬河征服对方，靠博古通今压倒对方，靠冷嘲热讽威胁对方，使他们终于对自己的观念和信仰产生动摇，发生怀疑：我自己的东西果真完美无缺吗？他善于把半路停顿的人捉住，放进雄辩的熔炉中折磨，吓唬弱者，弄得一知半解的先生们手足无措；在这一切进行中间，他脸上总是露出仿佛真诚的微笑。我说“仿佛”，因为他那张略带东方情调的面孔，总有一种叫人捉摸不透的东西，那种幼稚的东方式狡猾和深沉的俄国式心计的混合物。一般说来，他以诡辩取胜的时候多，以理服人的时候少。

    他的哲学论辩的实质在于：他否认靠理性获得真理的可能性；他认为，理性只有形式上的作用，即帮助幼芽或种子发展，而幼芽或种子本身则另有来源，而且已初具规模（即它们是神的启示所给予，是信仰所产生）。如果理性无所依附，那么它只能在空虚中徘徊，建立一些范畴，这样，它也可能揭示自身的法则，但是永远无法理解精神，也无法懂得不灭等等概念。霍米亚科夫就这样打败了那些逗留在宗教和科学之间的人们。不论他们在黑格尔方法的程式中怎样挣扎，建立什么样的体系，霍米亚科夫总是跟踪追击，最后，他们用逻辑公式盖成的纸房子被他推倒了，或者他们给他用脚一绊，不是栽倒在他们所耻与为伍的“唯物主义”上，便是落进他们简直不敢设想的“无神论”中。霍米亚科夫胜利了！

    我听过几次他的辩论，发现了这种诡计。因此当我自己不得不与他较量的时候，第一次我就主动把他引向这些结论123。霍米亚科夫眯缝着斜眼，晃晃漆黑的鬈发，预先露出了笑容。

    “可您知道，”他突然说，仿佛这是一个新发现，“单靠理性不仅不能把握在自然界发展的合理的精神，而且无从了解大自然本身，除非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简单的、接连不断的，没有目的的活动，它既可以继续，也可以停止。既然这样，您想证明，历史不会在明天中断，不会随着人类和地球的灭亡而灭亡，就办不到了。”

    “我何曾对您说过我要证明这一点？”我回答他。“我完全清楚，这是不可能的。”

    “怎么？”霍米亚科夫说，有些惊讶了。“您能接受残暴之至的内在力量的这些可怕后果，居然无动于衷吗？”

    “我能，因为理性的结论不取决于我愿意不愿意。”

    “哦，您至少是合乎逻辑的；然而，一个人要容忍您的科学的这些悲观结论，听其自然，内心会多么痛苦啊！”

    “您只要向我证明，您的‘非科学’更为正确，我也会毫不掩饰、毫无畏惧地接受它，不论它把我引向哪里，哪怕引向圣母大教堂也成。”

    “这只有信仰才能办到。”

    “但是，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您知道：‘没有是算不得过失的’。”

    许多人（从前也包括我）认为，霍米亚科夫是为爱好辩论而辩论，其实他并无深刻的信仰。造成这错觉的原因在于他的举止，他那永恒的微笑，以及批评他的人的浅薄无知。我认为，斯拉夫派中任何一人在传播他们的观点方面，功劳都不如霍米亚科夫大。这个非常富裕、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的人，他的一生就是献给这种宣传工作的。他笑也罢，哭也罢，都取决于他的神经，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环境对他的作用，以及他的反应。这与信仰之是否深刻并无关系。

    也许，霍米亚科夫靠永无休止的争辩，靠既忙碌又清闲的论战，填补了精神上的空虚感，避免了他的同志和亲密朋友基列耶夫斯基弟兄的命运，他们正是被这种空虚感吞噬了生活中一切欢乐的。

    这两个被尼古拉时代所断送的人，他们受害之深是有目共睹的。在论战的热潮中，有时可能忘记这一点，而现在这已显得无关紧要、微不足道了。

    基列耶夫斯基弟兄俩像悲伤的幽灵一样，站在民族觉醒的大门口；他们得不到世人的承认，狷介不群，始终没有抛掉身上的尸衣。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那未老先衰的脸上，布满苦难和挣扎的深刻痕迹，仿佛船舶沉没之后，海上只剩下一片忧郁而平静的涟漪了。他一生不得志。记得在1833年，他曾满腔热情地编印《欧罗巴人》月刊124。已出的两期是不错的，但第二期一出，它就被查禁了。他在《朝霞》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诺维科夫125的文章， 《朝霞》即被没收，书报检查官格林卡也因而入狱。126《欧罗巴人》使基列耶夫斯基受到了严重损失，他意气消沉，躺在莫斯科生活的沙漠上发愁，周围看不到一点出路，于是他忍耐不住，去了乡下，克制着对工作的渴望，把深刻的悲痛隐藏在心中。这个像钢一样纯净坚强的汉子，在可怕的时代中也生锈了。十年后，他从与世隔绝的乡村重返莫斯科时，成了神秘主义者和东正教徒。

    他在莫斯科的处境并不顺遂。无论与他的朋友还是与我们，他都落落寡合，不太融洽。他与我们中间隔着一堵宗教的墙壁，而作为一个自由的向往者，作为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仰慕者，他又不能同意新守旧派教徒对欧洲全盘否定的态度。有一次他怀着深重的忧伤对格拉诺夫斯基说道：

    “我的心与你们联系得更紧，但你们的信仰有许多我不能同意。我们的人在宗教观念上与我比较接近，但在其他方面，我与他们同样存在不少分歧。”

    事实上，他在家里也闷闷不乐，十分孤独。只有他的弟弟和朋友彼得·瓦西里耶维奇站在他身边。弟兄俩在晚会或朋友的聚会中出现的时候，神色那么忧郁，仿佛眼泪还没有干，仿佛昨天刚有灾难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在我眼中像一位寡妇，或者一个失去了儿子的母亲；生活辜负了他，而前途一片渺茫，唯一的安慰只是：

    稍等一下吧，

    你也快安息了！127

    我不忍打破他的神秘主义，从前我与维特贝格在一起时也体验过这种心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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