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自己人

    (一)莫斯科的友人们————酒席上的谈话————西欧派（博特金，列德金，克留科夫，叶·科尔什）

    波克罗夫之行，在那儿度过的安静的夏季，成了我们莫斯科生活中意气风发、生动活泼的那个优美阶段的开始，它延续到我父亲去世，也可以说，到我们出国为止。

    在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的紧张不安的情绪消失了，内心的风暴平静了。痛苦的自我解剖和互相解剖，这种对不久前的创伤所作的不必要的指摘，这种对同一些不幸遭遇的反复议论，现在也已结束了。相信自己并无罪愆的思想，经过这一番波折之后，使我们能更严肃、更正确地对待生活。我那篇文章《由一出戏想起的》1，就是我那段痛苦经历的结束语。

    警察的监视是唯一的外来压力；我不能说它很严重，但是意识到有一根警棍随时可以打到我的头上，这感觉总不是愉快的。

    新的友人对我们的接待比两年前热烈得多，也好得多。站在他们前面的是格拉诺夫斯基，他在这五年中居于领导地位。奥加辽夫几乎常年都在国外2。格拉诺夫斯基成了他的替身，我们应该为当时那些美好的时刻感谢他。这个人身上具有一股伟大的爱的力量。我与许多人在观点上更为一致，然而与他更为亲密————这是出自灵魂深处的一种感觉。

    格拉诺夫斯基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忙，大家在辛勤劳动，有的在大学讲课，有的写论文和编杂志，有的研究俄国历史。这个时期是我们以后所做的一切的开始。

    我们早已不是孩子了；1842年，我已整整三十岁。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的活动会把我们带向哪儿，但是我们没有停止。我们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地走着我们的路，我们的步子是安详的，沉着的，它是经验和家庭生活熏陶的结果。这并非表示我们老了，不，我们依然那么年轻，正因如此，一些人在走上大学讲台的时候，另一些人在发表文章或出版报纸的时候，每天都冒着被捕、撤职和流放的危险。

    这类天赋不凡、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纯洁无疵的人，以后我在任何地方，不论在政界的顶端或文学艺术界的头面人物中，都未曾遇见过。我跑过不少地方，经历过各种生活，结识过不少人，革命还把我带到了号称最为文明的国土，但是凭良心说，我还是没有改变我这观点。

    西欧人最后形成的那种孤芳自赏的个性，起先我们觉得它与众不同，继而又发现它片面单调。他们始终踌躇满志，他们的自负使我们气愤。他们从不忘记个人的得失，他们的处境一般并不顺遂，心力大多花费在生活琐事上。

    我并不认为，这儿的人从来就是这样；西欧人不是处在正常的状况————他们正在退化。没有成功的革命风起云涌，没有一次能使他们脱胎换骨，然而每一次都留下了痕迹，搅乱了人的观念，于是历史的潮流顺理成章地把污浊的市民阶层推上了主要的舞台，挤走了被铲除的贵族阶段，扼杀了民间的幼苗。谢天谢地，市民精神与我们不能相容！

    我们无所用心也罢，精神不够深邃，行动不够坚定也罢，教育方面太幼稚，修养方面太贵族化也罢，但是我们一方面既更懂得生活的艺术，另一方面也比西欧人单纯得多，我们不如他们那么与众不同，然而比他们更全面。我们这里有识之士不多，但这些人才华横溢，气度恢弘，决不受任何局限。西方却完全不同。

    那儿，即使气质上与我们最为接近的人，我们接谈之下，也总感到格格不入，找不到共同的语言，无法统一。他们这种固执己见和不由自主的隔膜态度，使我们不由得对这个业已定型的世界感到无能为力。

    我们之间理论上的分歧恰恰相反，它提高了生活的意义，促进了交换思想的需要，使我们的头脑更活跃，步伐更迅速。我们是在这种互相争论中成长的，它实际上增强了我们小组的凝聚力3————这是蒲鲁东对机器劳动所作的出色说明。

    我怀着眷恋的心情，要谈一下这个时期，这是同心协力、慷慨激昂、和衷共济、英勇斗争的时期，也是我们青春时代的最后几年！……

    我们的小组人不多，常常在这个或那个人家中，特别是在我的家中集会。除了谈笑逗哏、吃喝取乐之外，这成了交流思想、消息和知识的最活跃、最迅速的场合。各人把读到听到的公诸同好，通过辩论统一认识，使一人之所得变成众人的财富。在任何知识领域，文学艺术的任何方面，没有一个重大现象会不引起我们中某一个人的注意，并被立即传达给大家。

    我们的集会的这种性质，正是那班愚钝的学究和迂阔的文人所无从理解的。他们只看见酒肉，其余什么也看不见。宴饮是生命力充沛的表现，拘泥小节者往往是枯燥无味、自私自利之辈。我们不是僧侣，不能过隐士生活，酒酣耳热，豪情满怀，更促进了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成就不会比那些在科学后院从事苦役的君子们逊色。

    朋友们，无论是你们还是那个光辉灿烂的时期，都是我所珍爱的；每当我回忆起这些，总是不胜依恋，几乎难割难舍。我们与苏巴朗4笔下那些疲惫虚弱的修士不同，不会为尘世的罪孽啼哭；我们只是同情它的苦难，准备含笑迎接一切，对未来的灾祸毫无畏惧。整天哭丧着脸的苦行僧，我总觉得可疑；如果他们不是矫揉造作，他们的头脑或肠胃一定有了毛病。

    你是正确的，我的朋友，你是正确的5……

    是的，博特金，你是正确的————比柏拉图正确得多，你不曾在花园中，在游廊上对我们说教，因为我们这儿户外太冷，你是在友好的酒筵上向我们大讲“泛神论的”享受；你说，静观海浪的舞蹈和西班牙少女的舞蹈，倾听舒伯特的乐曲和草菇煮火鸡的香味，能同样得到这种享受；听了你这番高论，我才首次发现，我国语言具有这么深刻的民主精神，可以使香味像声音一样诉诸听觉。

    你离开马罗谢卡街是有收获的，你在巴黎懂得了烹饪艺术的伟大，你从瓜达尔基维尔河不仅带回了对脚的崇拜，也带回了对至高无上的小腿的崇拜！6

    列德金7也到过西班牙，但他的收获是什么？他游历这个历史上没有法制的国家，却是为的要对普希塔8和萨维尼9的著作进行法学分析，他关心的不是梵坦戈舞和波勒洛舞10，而是巴塞罗那的暴动11（它的结局与任何卡楚查舞12一样，即毫无结局）；回国之后，他大讲这次暴动，弄得学监大人斯特罗戈诺夫直摇头，瞅着他那条瘸腿，只是嘟哝什么街垒，仿佛在怀疑这位“偏激的法学家”不是在效忠君主的德累斯顿13，从马车里摔到地上跌伤的。

    “真是太不尊重科学了！老弟，你知道我不喜欢这么开玩笑。”列德金板起面孔说，其实根本没有生气。

    “这很……很可……可能，”叶·科尔什结结巴巴地回答，“可你为什么要把自己与科学等同起来，难道跟你开玩笑就是不尊重科学？”

    “算了，今天没时间谈了。”列德金接着道，便像埋头研读罗特克14全集一样专心喝汤了，但一边却在听克留科夫15讲那些大有古典风味的委婉精致的俏皮话。

    这时大家的注意力已经离开他们，集中在鲟鱼肉上。谢普金亲自讲解，看来他对现代鱼肉的研究，比阿加西斯16对上古骨骼的研究更多心得，他一边讲一边眯缝着眼睛，轻轻摇头————他摇头不是左右摇摆，而是前后晃动的。唯独凯切尔坚持原则，对尘世的一切奇迹无动于衷，自顾自吸烟，谈其他事物。

    不要为这几行废话生我的气，我不再往下讲了。它们不过是我想起我们莫斯科的酒会，无意之间写下的；我一时间忘了不应该浪费篇幅，因为这些话只对我，对极少几个残存者才有意义。每当我追忆往事，我便不寒而栗————曾几何时，那壮怀激烈的峥嵘岁月，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的拉撒路17们又在我的眼前复活了，但不是带着死亡的气息，而是变得更年轻了，充满着活力。其中一人是像斯坦克维奇一样，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亡故的，这就是加拉霍夫18。

    他的话常使我们哑然失笑，但不是愉快的笑，是果戈理有时所引起的那种笑。克留科夫和叶·科尔什的俏皮话和笑料，也像汽水一样层出不穷，但这是精力过剩的表现。加拉霍夫的幽默却是阴沉的，这是一个与自我、与环境经常不能协调的人的幽默，他如饥似渴地盼望安宁及和谐，但看不到出路。

    加拉霍夫是在贵族家庭长大的，很早进了伊斯梅洛夫团，也很早退伍，退伍后才真正开始接受教育。他才气横溢，但偏激，感情用事，缺乏思辨能力，往往迫不及待，想一举手解决真理问题，而且是要实用的、马上可付诸实施的真理。他正如大多数法国人那样，不理解真理只能通过一定的方法获得，而且与后者不可分割；真理作为结果，不过是一些公式和原理。加拉霍夫不是怀着谦逊的自我克制精神在探求真理，不论他的发现对他本人如何，他寻找的正是可以给他带来快慰的东西，因此毫不奇怪，真理总是从他任性的搜索中溜之大吉。他便为此烦恼，生气。这类人不习惯于否定和分析，解剖学与他们格格不入，他们要寻找现成的、完整的、定型的东西，那么，加拉霍夫能从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处于尼古拉皇朝统治下的时代，找到什么呢？

    他到处摸索，甚至求助于天主教会，但是他活跃的心灵受不了它那阴森的气息，那潮湿的坟墓，那凄凉的监狱似的隐修室。他抛弃了旧的耶稣和新的耶稣————毕舍19，想研究哲学；但它那阴冷森严的前室使他望而生畏，几年中他一直停留在傅立叶主义上。

    法伦斯泰尔20的现成组织、严格结构和有些像兵营的制度，如果说对批判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那么毫无疑问，对那些倦怠的人正是投其所好，他们几乎含着眼泪，要求真理像乳母一样，把他们搂在怀中，好让他们安然入睡。傅立叶主义有一个固定的目的，劳动，共同劳动。一般说来，人们往往乐于放弃个人的意志，只求终止动摇和犹豫。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您今天是想看戏，还是上郊外玩儿？”对方回答：“随便。”于是两人都不知怎么办才好，等待着客观环境替他们作出决定，究竟上哪里。正由于此，卡贝21得以在美国建立他的教区，那个共产主义教派，直属上帝的伊加利亚大寺院。不安静的法国工人，经历了两次革命和两次反动，终于精疲力尽，怀疑开始主宰他们，为了逃避这种精神上的苦闷，他们欢迎新的事物，自愿放弃无目的的自由，屈从伊加利亚的严格纪律，那儿的上下关系决不比本笃会22各大修院的等级制度稍好一些。

    加拉霍夫过于有学问，不受约束，不可能完全沉浸在傅立叶主义中，可是它吸引了他几年。1847年我与他在巴黎会晤时，他对法伦斯泰尔所抱的感情，已与其说是信徒对教会的感情，不如说像我们对就读多年的母校，对安度过几年生活的家庭的怀恋。

    在巴黎，加拉霍夫比在莫斯科显得更古怪，更有趣。他的贵族天性，他的高贵的骑士意识，处处遭到伤害；他厌恶他周围的市侩世界，正如胃口不好的人见到油腻的食物一样。无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都不能迷惑他；当时的许多风云人物，他往往不屑一顾，非常简单地指出他们的微不足道、唯利是图和自高自大。对这些人的鄙视，使他甚至带上了与他格格不入的民族自尊心的色彩。例如，他谈到他深恶痛绝的一个人，往往通过表情、笑容和眯缝的眼睛，只用“德国人！”这个字概括此人的一生，他的全部生理特征，以及日耳曼种族特有的许多庸俗、粗鲁、笨拙的缺陷。

    他与一切神经质的人一样，情绪时起时伏，极不平衡，有时他一言不发，沉思默想，有时口若悬河，慷慨激昂，以严肃的谈吐和深刻的感情令人折服，有时又出其不意，用怪诞的形式引得人捧腹大笑，只消简单的几笔，便把事物勾勒得惟妙惟肖。

    复述这一切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把他讲过的一件事，而且只是一个不大的片断，尽可能传达一下。一天在巴黎，我们谈到了离开国境时的不愉快感觉。加拉霍夫听后，给我们讲了他最后一次回自己领地的经历————这真是一篇杰作。

    “……我到了边界，天下雨，地上尽是泥浆，路上拦着一根大圆木，漆成一条黑一条白的。我们得等待，不能通过。这时只见对面来了个手执长矛的哥萨克，骑着马。

    “‘请出示护照。’

    “我给了他，说：

    “‘老总，让我跟你进守卫室，这儿雨太大。’

    “‘不成。’

    “‘为什么？’

    “‘请您安心等着。’

    “我想走回奥国的哨所，可哪儿成，刚转身，只见又一个哥萨克站在我面前，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脸像中国人。

    “‘不能回去！’

    “‘为什么？’

    “‘请您安心等着！’可雨下个不停……军士突然从值班室大喊：‘升起！’于是铁链轧轧直响，漆成条纹的纹刑架升起了；我们的车子从它下面驶过去，铁链又轧轧直响，放下了圆木。嘿，我想，现在只得由他们摆布了！值班室里有个世袭兵在登记护照。

    “‘这是您本人吗？’他问；我马上塞给他二十个克里泽23。

    “军士正好进屋，那人什么也没讲，可是我也马上给了他二十个克里泽。

    “‘一切无误，请到海关去吧。’

    “我坐上车，动身了……可总觉得后面有人追赶。回头一看，一个哥萨克拿了长矛，骑了马，跟着车子。

    “‘老总，什么事？’

    “‘护送您老上海关。’

    “海关上一个官员戴上眼镜，检查我的书。我给了他一个三马克银币，说：

    “‘您放心好了，这都是科学书，医学书！’

    “‘一点不错！喂，守卫，把箱子关上！’

    “我又给了二十个克里泽。

    “终于放行了。我雇了一辆三驾马车，穿过漫无边际的原野；蓦地天边出现了一片红光，愈来愈大……像晚霞。

    “‘你瞧，’我对车夫说，‘啊？失火啦。’

    “‘没什么，’他回答，‘大概一间小农舍或烘谷房起火了。驾，驾，快跑，快跑！’

    “过了一两小时，发红的天空已到了另一边。我不再问什么，心想这不过是烧掉了一间小农舍或烘谷房。

    “……我在大斋节从乡下到了莫斯科；雪差不多融化了，雪橇滑过石板路，车灯在污浊的水潭中射出昏暗的反光，边套马把冰冷的泥浆大块大块地直抛到我的脸上。最奇怪的是：在莫斯科，春天刚一开始，五六天不下雨，泥浆就会变成一阵阵灰土，刮进眼睛和鼻孔，一个警官心事重重地站在马车上，指指灰土，露出不满的神色，警察们则忙作一团，正在把各种碎砖瓦铺到路上，防止灰尘！”

    加拉霍夫非常随便，心不在焉，但这与科尔什的口吃一样，不失为一个可爱的缺点。他时常出洋相，弄得很尴尬，有时他会因此发点小脾气，但大多只是一笑置之。一天霍夫林娜24请他参加晚会，他却跟我们一起上剧院听《夏莫尼的林达》25，看完戏又一起上谢瓦利埃饭店，在那儿坐了一两个小时，这才回家更衣，前往霍夫林娜府上。前室点着一支蜡烛，堆着一些什物。他走进大厅————一个人也没有；走进客厅，只见霍夫林娜的丈夫坐在那儿，他刚从奔萨省回来，还没脱下旅行服装。加拉霍夫的来访使他惊讶。客人问了旅途平安，便在沙发上安然坐下。霍夫林娜的丈夫说，道路很坏，他非常疲倦。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夫娜在哪儿啊？”加拉霍夫问。

    “早已睡了。”

    “怎么睡了？难道这么迟了？”他问，开始猜到是怎么回事。

    “四点钟了！”霍夫林娜的丈夫回答。

    “四点钟！”加拉霍夫重复了一遍，“对不起，我只是听说您回家，特地来向您问好的。”

    另一次，也是在他们家，那是一次招待晚会，男的都穿着燕尾服，女的也打扮得端端正正。不知是加拉霍夫没有接到请柬，还是他忘了，总之，他是穿着平常的衣服去的。他坐了一会儿，就着蜡烛点了一支雪茄，便开始高谈阔论，根本没留意客人们的服饰。过了一两小时，他问我了：

    “你还要上哪儿？”

    “哪儿也不去？”

    “那你怎么穿着燕尾服？”

    我不禁哈哈大笑。

    “咳，真是乱弹琴！”加拉霍夫嘟哝道，拿起帽子便走。

    我的儿子五岁那年，加拉霍夫给他的圣诞树送来一个蜡洋娃娃。洋娃娃至少有我儿子那么大，加拉霍夫亲自让它坐在椅上，希望引起意外的效果。圣诞树布置好了，门打开了，萨莎又惊又喜，慢慢向前走，用恋恋不舍的目光端详那些彩色纸片和蜡烛，但蓦地愣住，站在那里，脸涨得通红，然后惊叫着转身逃走。

    “你怎么啦，怎么啦？”我们问他。

    他哭得抽抽搭搭的，只是一再嘀咕：

    “那儿有个陌生孩子，我不要他，不要他。”

    他把加拉霍夫的洋娃娃看成了另一个孩子，以为这孩子要与他争夺圣诞树，因此非常伤心。但更伤心的还是加拉霍夫本人，他一把抓起不幸的洋娃娃，转身便走，此后好久不愿再提起这事。

    1847年秋，我与他在尼斯的会见是最后一次。当时意大利革命运动正如火如荼，他非常关心。他的目光虽然充满讥刺，但心头仍保持着浪漫主义的憧憬，对某些信念不胜向往。我们间的长谈和争论，使我想起应把它们写成文字。《来自彼岸》就是以我们的一次谈话开始的。26我把开头几节念给加拉霍夫听过；那时他已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了。他临终前夕，还写了一封非常风趣的长信给我，这时我在巴黎。可惜信遗失了，否则我可引述几段。

    离开他的墓前，我要凭吊另一个更令人怀念的、也是更新的坟墓了。

    （二）在友人墓前

    他的心灵纯洁而高尚，

    他的性情温柔如同慈母，

    他的友谊童话般令人难忘。27

    ……1840年，我路过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格拉诺夫斯基。那时他刚从国外回来，准备在大学讲授历史。我喜欢他那文雅的举止，沉思的外貌，紧皱的双眉，忧郁的眼睛，以及微带悲戚的慈祥笑容。他那时留着长发，穿一件式样别致的普鲁士藏青大衣，领圈是天鹅绒做的，衣钮是呢子做的。他的容貌、服饰、黑发，都使他显得风度翩翩，优雅潇洒；他当时正处在青春即将消逝、精力充沛的壮年即将开始的分界线上。我想，即使冷漠寡情的人对他也不能毫不动心，何况我一向重视美，把它看作一种天赋和力量。

    我与他只匆匆见了一面，因此带回弗拉基米尔的印象，不过是觉得他人才出众，并根据这一点，相信他可以成为我未来的挚友。我的预感没有欺骗我。过了两年，我在彼得堡，以及第二次流放回来，住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交往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格拉诺夫斯基天性温和，平易近人。他从不虚张声势，疾言厉色，也从不自以为是，他待人接物总是那么诚恳，坦率，因此与他非常容易相处。他不以友谊压人，而是赤诚相爱，决不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也不因事不关己便采取“反正一样”的态度。凡是真正投身于生活的人，难免有一些怕人知晓、不愿声张的弱点，我不记得，格拉诺夫斯基曾对这种“小节”做过粗暴的干预，或不恰当的指责。因此，有些话哪怕不能与最亲密的人讲（这些人虽然完全可以信赖，但是他们的某些难以听到的心弦还是与你有着不同的音域），却可以对他直言不讳，无须顾虑。

    他的心灵充满着爱、宁静和宽容，在那里找不到无法调和的纷争，听不到盛气凌人的声音。他在我们中间，是联系许多事和许多人的环节，互相敌对的团体，濒于决裂的友人，往往由于对他的同情而消除隔阂。格拉诺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完全不同，虽然他们同样是我们中间最光辉、最杰出的人物。

    在昨天的俄国，那个艰难时世28的末期，一切都被打翻在地，只有官方的败类可以大声说话，文学成了一泓死水，科学被代之以奴才的理论，书报检查机关对基督的教诲也不以为然，对克雷洛夫的寓言也要大加删削29————在那个时期，看到格拉诺夫斯基屹立在讲台上，心里就会轻松一些。“如果他还在讲话，那么一切不致毫无希望。”大家这么想，感到呼吸自由一些了。

    然而，格拉诺夫斯基既不是别林斯基那样的战士，也不是巴枯宁那样的雄辩家。他的力量不在于尖刻的论争，不在于勇敢的否定，而在于正面的道德感染，在于他引起的绝对信赖，在于他的艺术禀赋和平静安详的精神素质，在于他性格的纯洁和对俄国现存秩序的深刻持久的抗议。不仅他的话，连他的沉默，也是一种力量：他的思想不能自由吐露时，就会鲜明地表现在他脸部的表情中，让大家一目了然，因为在这个国家，狭隘的专制制度已使人们学会了理解言外之意，懂得隐晦曲折的语言。从1848年至尼古拉去世这个灾难深重的时期中，格拉诺夫斯基不仅保住了自己的讲台，也保全了自己的独立思想方式，这是因为骑士的勇敢，坚如磐石的信仰，与女性的温柔，灵活的形式，以及我们已讲过的那种善于求同存异的天性，在他身上结成了和谐的统一体。

    格拉诺夫斯基给我讲过宗教改革时期许多沉着稳健的革命传教士，他们不像路德那么狂热，威严，不会“慷慨激昂，咄咄逼人”，但是开朗，慈祥，对桂冠与荆冠同样泰然处之。他们镇定沉着，刚毅坚决，从不意气用事；这种人叫法官畏惧，觉得不好对付；他们那种宽容和解的笑，也使刽子手事后受到良心的谴责。

    科利尼30本人便是这样，吉伦特派31的优秀分子也是这样；确实，从精神特征和浪漫主义气质来看，从不爱走极端来看，格拉诺夫斯基更像胡格诺派32教士和吉伦特党人，不像再浸礼派33教徒或山岳党人34。

    格拉诺夫斯基对莫斯科大学和整个年轻一代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历久不衰；他在身后留下了漫长的光辉。我特别感动的，是看到他当年的学生把自己的书，作为对他的纪念呈献给他；他们在序言中，在报刊的文章中，热情洋溢地谈论他；他们怀着年轻美好的愿望，要把自己的新著作与友好的故人联系在一起，要借书前的题词来抚慰他的英灵，公认他是他们思维活动的渊源。

    格拉诺夫斯基的发展与我们不同。他小时在奥廖尔读书，后来进了彼得堡大学。父亲给他的钱不多，他从非常年轻的时期起就得为杂志“特约”撰稿。那时他认识了叶·科尔什，从此直至他去世，他们保持着最亲密的友谊，并一起为先科夫斯基35工作，后者需要新的力量和没有经验的青年为他卖力，以便把他们真诚的作品搀进《读书文库》淡而无味的水酒中兜揽生意。

    严格地说，他一生从未寻欢作乐，从未荒唐过一天。毕业后，他就由师范学院派往德国。在柏林，他遇见了斯坦克维奇————这是他青年时期最重要的一件事。

    凡是认识这两个人的都会明白，格拉诺夫斯基和斯坦克维奇必然立即成为亲密朋友。在性格、年龄、志趣等等方面，他们都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胸部也同样潜伏着注定早死的种子。但是对亲密的感情，牢不可破的友谊而言，仅仅相似是不够的。只有可以互相补充的爱，才是深刻而巩固的。对于卓有成效的爱，相异与相似同样必要；没有相异之处，感情便会萎缩，衰退，变成只是一种习惯。

    两位青年的追求和力量极不相似。斯坦克维奇早年就受过黑格尔辩证法的陶冶，具有敏捷的思辨才能，如果说他把美学因素带进了自己的思维中，那么毫无疑问，他也把同样多的哲理带进了自己的美学。格拉诺夫斯基热烈拥护当时的科学潮流，但对抽象思维既不爱好，也无才能。他非常了解自己的天赋，选择了历史作为他的终生事业。他永远不可能成为抽象思想家，或杰出的自然科学家。逻辑学的冷若冰霜，铁面无私，大自然冷酷无情的客观性，都叫他不能忍受；为了思想忘记一切，为了观察摒弃自我，他办不到；相反，他无限关注人世间的一切。难道历史学不就是这种思想和这种气质在另一形式下的表现？格拉诺夫斯基想的是历史，学习的是历史，后来又以历史作宣传手段。斯坦克维奇则不仅把现代科学的观点，也把它的方法，作为优美的礼品赠给了他。

    学究们对此表示怀疑，他们是用汗水和气喘病测量思想活动的成绩的……然而，我们要问，那么蒲鲁东和别林斯基呢？难道他们对黑格尔的方法，不比一切研究到头发脱落、满脸起皱的迂夫子更加精通吗？然而这两人谁也不懂德文，谁也没读过一本黑格尔的原著，一篇他的左派和右派门人的论文，他们仅仅与他的弟子们探讨过他的方法。

    格拉诺夫斯基在柏林与斯坦克维奇一起度过的日子，根据前者的叙述和后者的书信，是他一生中光辉灿烂的时期之一。那时他们风华正茂，精力充沛，奔放的热情第一次得到表现，他们互相善意地调笑戏谑，同时进行着严肃的学术探讨。这一切是温暖的，充满热烈深刻的友谊，那种仅仅青年时代才有的友谊。

    过了两年他们分开了。格拉诺夫斯基在莫斯科大学讲课，斯坦克维奇在意大利医治肺病，后来死了。斯坦克维奇的逝世，使格拉诺夫斯基深为悲痛。过了好久，他收到了故友嵌肖像的纪念品，那时我正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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