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时我正好在场，我很少看到更为沉痛的默默无言的忧伤。

    这是在他婚后不久。和谐、安静、融洽的新生活，给蒙上了一层哀悼的黑纱。这个打击的痕迹长期不能消除，我不知道，它最后有没有完全消失。

    他的妻子非常年轻，还没完全成熟。她身上还保存着少女时代不够温顺，甚至冷漠的特色，这是淡黄头发的少女，特别是日耳曼血统的少女所常有的36。这种个性大多能干、刚毅，但觉醒较迟，长期处于昏睡状态。促使这位少女苏醒的动力如此温柔，缺乏任何痛苦与斗争，又出现得这么早，使她几乎没有觉察。她的血继续在她心脏中缓慢而安静地流动。

    格拉诺夫斯基对她的爱是平静亲切的友谊，与其说热烈，不如说深沉，温柔。一种安详的、动人心弦的宁静，笼罩着他们的小家庭。有时看到埋头工作的格拉诺夫斯基身旁，一位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女伴默默无声地沉浸在爱情和幸福中，这是非常愉快的。我看到他们，立即想起新教创始者们那些光辉的、贞洁的家庭，这些人无畏地唱着殉道者的赞美诗，随时准备手挽着手，沉着坚定地走上宗教裁判法庭。

    在我眼中，他们像兄妹，特别因为他们没有孩子。

    我们很快接近了，几乎每天见面，有时通宵达旦，无话不谈……正是这些夜阑人静的时刻，使人们产生了密不可分、难割难舍的友情。

    后来我们与格拉诺夫斯基在理论和信仰上长期存在分歧，想起这一点，我感到遗憾和痛心。何况它们之于我们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真实的生活基础。但是我得赶紧声明：如果时间证明，我们可以产生分歧，可以互不理解，互相指责，那么更多的时间将会加倍地证明，我们不可能分裂，我们的友谊不可能消失，哪怕死亡也无力办到。

    确实，好久以后，格拉诺夫斯基和奥加辽夫这两个互相热爱的好友中间，除了理论上的分歧，也产生了不和谐的音调，但我们会看到，它最后也完全消失了。

    谈到我们的争论，那么这是格拉诺夫斯基使它结束的。1849年8月25日，他从莫斯科写信到日内瓦，向我讲了下面这段话。我怀着虔敬和自豪的心理在这里引述它们：

    “我对你们两人（即对奥加辽夫和我）的友谊，包含着我心灵中最美好的力量。其中感情是一个部分，正是它使我在1846年不由得伤心落泪，责备自己无力斩断那显然已难以为继的关系。我几乎怀着绝望的心情发现，你们与我的心紧紧拴在一起，要割断这些纽带势必损伤我的血肉。这段时间对我不是毫无益处的。我在与我的缺陷方面的斗争中胜利了。你们所指责的我的那种浪漫主义，已荡然无存。然而我天性中的一切浪漫因素，贯穿在我的个人爱好中。你记得我读了你的《克鲁波夫》37后写给你的信吗？它是在一个难忘的夜晚写的。笼罩在我心灵上的黑纱落下了，你的形象重又光辉地出现在我眼前，我向远在巴黎的你伸出了手，我感到欣慰，温暖，正如在我们莫斯科生活中那些神圣美好的日子一样。对我起作用的不仅是你的才华，从这作品中我看到了整个的你。有一次你羞辱我，说：‘不要寄任何希望于个人因素，要相信集体的力量。’而我总是过多地重视个人因素。但对于我，个人因素和集体力量正是在你身上合而为一。我因此才毫无保留地爱你呢。”

    在我谈到我们的争执时38，但愿读者看了会想起这几行……

    1843年末，我发表了一组论文：《科学中的一知半解态度》39。它们的成功使格拉诺夫斯基像孩子一样兴奋。他带着《祖国纪事》到朋友家串门，亲自朗读、解释，如果谁不表示欢迎，他就愤愤不平。此后我也看到了格拉诺夫斯基的成功，而且更大。我这是指他的首次公开讲学，讲的是英法两国的中世纪史。40

    恰达耶夫听完第三和第四讲走出挤满全莫斯科的绅士淑女的讲堂时，对我说：“格拉诺夫斯基的讲学是有历史意义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话。格拉诺夫斯基把讲堂变成了客厅，变成了上流社会41聚会的场所。他没有为此给历史穿上华丽的衣衫，绣金的服饰，恰恰相反，他的语言是严肃的，一丝不苟，充满力量、勇气和诗意，它们有力地震撼了听众，唤醒了他们。他的仗义执言所以平安无事，不是由于妥协，而是由于他天然具有的那种温和的表达方式，他不喜作法国式的箴言，画蛇添足地在寓言后面附上几句说教。他只是叙述事实，巧妙地安排材料，让它们自己说话，使他没有明言的思想变得十分清楚，听众也因此更感到亲切，仿佛这是他们本人在思想。

    第一次讲座圆满结束，他获得了真正的成功，这在莫斯科大学也是盛况空前的一件事。当他讲完之后百感交集地向听众致谢时，大家如醉似狂地跳了起来，夫人们挥手帕，其余的人拥向讲台，与他握手，向他索取相片。我亲眼看见，青年们涨红了脸，含着泪水高呼：“好极了，好极了！”离开是不可能的，格拉诺夫斯基站在那里，微垂着头，合抱着手臂，脸色白得像纸；他还想说几句，但说不出口。震天动地的鼓掌声，疯狂的赞扬声，愈演愈烈，大学生们排列在楼梯上，把讲堂让给来宾们去欢呼叫好。格拉诺夫斯基疲惫不堪，穿过人群，走进会议室。过了几分钟，人们看见他出来了，于是又响起了连续不断的鼓掌声；他转过身子，向大家挥手致意，带着万分激动的疲乏神色走进了办公室。这时我扑到他身上与他拥抱，我们默默无言地流下了眼泪。

    ……这样的眼泪我还流过一次，那是在夕阳残照的科洛西姆斗兽场上，那时英雄契切洛瓦基奥把未成年的儿子献给了罗马武装起义的人民，但几个月后，这父子两人就被一个戴皇冠的孩子非法杀害，死在武装刽子手们的枪弹下了！42

    是的，这是珍贵的眼泪：一次我为俄国的希望洒下，另一次洒在革命的怒潮中！

    但革命在哪儿？格拉诺夫斯基又在哪儿？全都与那披着乌黑鬈发的少年，那肩膀宽阔的平民，那些我们所尊敬的他们的伙伴们，一起消失了。然而对俄国的信心还没有动摇。那么难道它有朝一日也得破灭吗？

    为什么不可理喻的偶然性夺走了格拉诺夫斯基，这位正直的活动家，这个深受苦难的人，而且正当俄国另一个时代开始的时候————尽管这个时代我们还不清楚，但总之是另一个时代了；为什么它不让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这新鲜空气正向我们吹来，它至少已没有那种强烈的刑房与兵营的气息了！

    他逝世的消息使我大为震惊。我收到信时在里士满，正要上火车站。我一边走一边看信，真的，一时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坐上火车，不愿重新读信：我怕它。周围的人进进出出，脸那么愚蠢，难看；汽笛响了，我向车内扫了一眼，心想：“对，这是胡诌！怎么可能？这个人正当壮年，他的笑容，他的神态，还在我的眼前，难道他已不在人世？……”我昏昏欲睡，身上非常冷。到了伦敦，我遇到阿·塔朗迪埃43；跟他问好之后，我说我收到了一封不祥的信，我仿佛刚才听到噩耗，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最近这段时期，我们很少联系，但是我需要知道，在那远方，在我们的祖国，这个人还活着！

    没有他，莫斯科变得空虚了，又一条纽带断了！……什么时候我才能独自跑到那遥远的地方，凭吊他的坟墓————它埋葬着这么丰富的力量和生命，这么远大的前途，这么多的爱和思想————就像我曾站在另一个他不完全陌生的人44的墓前一样！

    我要在那里为他念这些忧郁的、和解的诗句，它们对我是如此亲切，我要求把它们呈献给我们的回忆。

    致亡友

    在萧瑟的秋季，

    在墓园的瓶饰和碑石中间，

    又出现了一堆黄土————

    不久前你在这里安眠。

    你的学生们向你献上

    爱的礼物，忧伤的礼物，

    那鲜花和绿叶编成的花圈，

    一个个安放在你的墓上。

    坟茔的永恒的守卫者，

    那苍劲的青松，

    随着肃杀的秋风，

    漠然摇拂头顶阴森的绿叶，

    附近小溪冲刷着两岸，

    水波平静，不见涟漪，

    沿着无尽的河床，

    潺潺流动不息。

    我久已生活在远方，

    得不到你温暖的友情，

    听不到从你口中

    发出的最后的问候。

    我们的争执使你不快，

    可能还深感伤心。

    你也在无意中深深伤害了我，

    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我们谁也不会心怀恶意，

    只是生来固执任性，

    谁也不肯当面认错，

    各人认为真理在他手中。

    现在我来向你请求和解，

    要把真情向你吐露，

    倾诉我诚挚的忏悔。

    并从你接受同样的宽容……

    可惜已为时太晚……

    在那忧郁的一天，

    在那萧瑟的秋季，

    我独自站立你的墓前，

    仍不能相信目睹的一切，

    故友真已永远离我而去？

    你的双目真已永远合上？

    你的声音已在痛苦中沉默？

    从今我再不能与你见面，

    接受你的拥抱？

    也再不能与你依依惜别？

    你的爱心也再不会

    倾听我坦率的告白？

    一切过去了，永不复返了，

    真实竟如此冷酷可怕！

    我冰凉的嘴唇

    含糊不清地喃喃自语，

    浑身一阵阵战栗，

    似乎有人在把我责怪，

    眼泪涌上我的心头，

    我头脑昏沉，目光晦暗，

    血管中的血在冷却……

    快给我空气！给我光明吧！

    啊，这是多么可怕……

    恍如噩梦或谵妄……

    我终于强忍悲痛，

    重又在世俗的悲欢中彳亍，

    但心头的创伤不能愈合，

    谈笑间仍泪水暗流。

    逝者业已永诀，

    只留给我一幅遗容，

    我目视这亲如手足的形象，

    仿佛死神并未把他夺走。

    脑中蓦地浮想联翩，

    宛如一切只是一场幻梦，

    他眉目含笑，不过暂入睡乡，

    明日仍会一觉醒来，

    发出正义的声音，

    给青年带来神圣的礼品，

    那自由的精神，

    还有思想的光，火热的心……

    但忧郁的回忆，

    又唤起累累的荒冢与墓碑，

    新坟的一抔黄土，

    坟头堆积的花圈；

    苍劲挺立的青松，

    那墓园的永恒守卫者，

    随着肃杀的秋风，

    漠然摇拂头顶阴森的绿叶；

    而溪水冲刷着河岸，

    不息地向前奔流。45

    格拉诺夫斯基没有受到迫害。他那悲愤的谴责目光，使尼古拉的爪牙也望而却步。他是在新一代人的爱戴，整个俄国知识界的同情，以及敌人的赞誉声中去世的。但我仍坚持我的意见：他经历了不少苦难。扼杀生命的不仅是铁链；我出国后，恰达耶夫在写给我的唯一的一封信（1851年7月20日）中说道，他正在死亡和衰老，以迅速的步子迈向坟墓，这“不是由于那种促使人奋起反抗的压迫，而是由于那种使人不得不委曲求全、忍气吞声的力量，正因为这样，它比前者危害更大”46。

    我面前放着三四封信，这是格拉诺夫斯基最后几年写的，那每一行都包含着多少辛酸和悲痛啊！

    “我们的处境一天天变得难以忍受了。”他在1850年写道。“西欧的每次运动都在我们这里引起了迫害的措施。密告成风。三个月中对我进行了两次调查。但与普遍的灾难及压迫相比，我个人的安危还算不得什么。大学面临关闭的危险，只是眼前实行的还限于下列措施：提高学费和减少学生人数，规定每所大学不得超过三百人。莫斯科大学现有学生一千四百名，因此必须减少一千二百人，才能招收一百名新生。贵族学院停办了，许多学校面临着同样的命运，皇村学校便是这样。专制制度公然宣告，它与文明不能和睦相处。武备学堂制定了新的教学大纲。编制这份大纲的军事教育家，可以使耶稣会教士也甘拜下风。按它的规定，神父应向武备学堂学生灌输一种思想，这就是：基督的伟大主要在于服从政府。他被说成了服从命令、遵守法律的模范。历史教员必须揭露古代共和国表面的光彩，阐明历史学家还一无所知的罗马帝国的优越性，这个帝国只有一个缺点：缺乏遗传性！

    “……有些事简直会叫人气得发疯。别林斯基很幸福，他及时死了。许多正直的人陷入了绝望，用麻木的平静对待发生的一切————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崩溃呢！

    “我决定不提出辞呈，等待命运替我作出抉择。我还可以做些事，让他们自己把我撵走吧。

    “……昨天传来加拉霍夫逝世的消息，前几天还盛传你也死了。人家把这话告诉我，我差点放声大笑。然而这也难怪，为什么你不该死呢？这种谣言是不足为奇的。”47

    1853年秋他写道：“想到我们从前（即与我在一起时）怎样，现在又变得怎样，心便发痛。我们依然照过去的方式喝酒，但不觉得愉快；只有对你的回忆使我的心变得年轻。如今我最美好、最快活的理想，便是再见到你一次，可是看来它已难于实现了。”48

    在这些最后的信件中，有一封这么说：“人们到处在低声抱怨，但力量在哪里？对抗的力量在哪里？困难啊，朋友————活人是找不到出路的！”49

    在我们的北国，人们在野蛮的专制暴政下迅速地死亡。我怀着惶恐的心情回顾那里，仿佛那是一片战场，到处躺着死去的和受伤的人……

    格拉诺夫斯基不是一个人，几个青年教授与他在一起，他们都是我们流放期间从德国回来的。他们有力地推进了莫斯科大学，历史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这些孜孜不倦的学者，黑格尔、甘斯和李特50等人的学生，他们受业之时，辩证法的骨骼正开始生长血肉，科学也不再认为自己是与生活相对立的；那时，甘斯走上讲堂时，手中拿的不是古籍巨著，而是巴黎或伦敦出版的最新杂志。那时人们试图以辩证法精神解决当代的历史问题，这是不可能的，然而使事实在人们眼中变得更清楚了。

    我们的教授们随身带着这些珍贵的理想，对科学和人的热烈信念；他们保持着全部青春的热力，对于他们，讲台是神圣的读经台，他们的责任就是从那里传播真理。他们在讲堂上不是学术工匠，而是人的宗教的传教士。

    这一群学术界的灿烂明星（格拉诺夫斯基是其中的佼佼者）如今何在呢？卓越可爱、博学多才的克留科夫，只活了三十五岁便死了。佩切林51这位古希腊语文学家，在俄罗斯生活中挣扎了几年，终于无法忍受，跑到了国外，他意气消沉，心力交瘁，没有钱，没有目的，像无家可归的孤儿在各地流浪，最后变成了耶稣会教士，在爱尔兰焚烧新教圣经。列德金变成了世俗的僧侣，一面在内务部供职，一面写神学论文，阐述经义。52克雷洛夫53————但是够了。落幕了！落幕了！54

    1 赫尔岑写于1842年10月的一篇文章，后编入《任性与深思》中。

    2 奥加辽夫流放回来后，于1841至1846年在德、意、法等国游历。

    3 原文是法文。蒲鲁东在《什么是私有财产》一书中，谈到集体劳动的特点时，作过这样的说明。

    4 苏巴朗（1598——1662），西班牙画家，所作绘画主要反映宗教生活，表现修士自我惩罚的苦行精神等。

    5 英国作家艾迪生所作剧本《卡图》的主角卡图所讲的一句话。原话是：“你是正确的，柏拉图，你是正确的。”

    6 马罗谢卡街是博特金在莫斯科的住处。瓜达尔基维尔河在西班牙，博特金在游历西班牙时写的《西班牙来信》中，大谈西班牙女人的舞姿和衣衫。

    7 列德金（1808——1891），俄国法学家，赫尔岑小组的成员。

    8 普希塔（1798——1846），德国法学家，罗马法的权威之一。

    9 萨维尼（1778——1861），德国法学家，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之一。

    10 都是西班牙的民间舞蹈。

    11 1842年11月西班牙第三次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巴塞罗那发生暴动，但不久即被残酷地镇压。

    12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民间舞蹈，以活跃的快节奏为特点。

    13 德国的城市，当时在萨克森选侯和国王的统治下。

    14 罗特克（1775——1840），德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及政治活动家。

    15 克留科夫（1809——1845），莫斯科大学古罗马文学教授，40年代的赫尔岑小组成员。

    16 阿加西斯（1807——1873），瑞士动物学家和地质学家，在研究冰川活动和绝种鱼类方面作出过巨大贡献。

    17 《圣经》中的人物，见《约翰福音》第十一章：拉撒路死后，耶稣使他复活，走出了坟墓。

    18 加拉霍夫（1809——1849），赫尔岑的友人，19世纪40年代赫尔岑小组的成员。

    19 毕舍（1796——1865），法国历史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

    20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设计的理想社会组织方式，又称法朗吉。

    21 卡贝（1788——1856），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一切改革靠道德的感化力量即可完成。著有空想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描绘他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伊加利亚”。19世纪40年代，卡贝企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他的“伊加利亚”，成员是法国工人，最后以失败告终。

    22 天主教的一派，由意大利人圣本笃创建。本笃会的隐修院有严格的组织和教规。

    23 从前奥匈帝国的银质辅币。

    24 霍夫林娜（1801——1877），19世纪30至40年代莫斯科的女名流，与文学艺术界人士交往密切，经常在家中举办晚会。

    25 意大利作曲家杜尼采蒂所作的歌剧。

    26 指《来自彼岸》的第一章《暴风雨前》。这一章赫尔岑写于1847年底（即1848年革命风暴的前夕），是以他与加拉霍夫1847年秋在尼斯的谈话为基础的。赫尔岑把加拉霍夫作为当时俄国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中“多余人”的一种典型加以叙述，这种人有才能，但脱离实际，充满浪漫主义幻想，终于一事无成。在《暴风雨前》中，赫尔岑与加拉霍夫就革命前途问题展开了争论。

    27 引自奥加辽夫的诗《致伊斯坎德尔》（《我行走在空旷的平原上……》）。

    28 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尼古拉一世死于1855年。

    29 据赫尔岑当时收集到的消息，俄国在1848年成立的“秘密书报检查机关”，曾不同意全文印行《圣经》的《福音书》，并要从克雷洛夫的作品中删去十二篇寓言。

    30 科利尼（1519——1572），法国政治家，宗教战争时期胡格诺派的领袖。

    31 法国大革命初期温和的共和派，在国民议会中构成右翼，反对审判国王路易十六。

    32 16至18世纪法国的新教教派，从信仰上看大多属于加尔文宗，在宗教改革中态度比较温和。

    33 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流行于德国、瑞士、荷兰等地的教派，具有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反对教会等级制度，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34 即雅各宾派。

    35 先科夫斯基（1800——1858），俄国批评家及杂志编辑，《读书文库》的主编，别林斯基与他展开过多次论战。

    36 格拉诺夫斯基的妻子是德国家庭出身，比他小十一岁，他们结婚时，她才十七岁。

    37 指赫尔岑的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

    38 赫尔岑与格拉诺夫斯基的争执主要是理论问题引起的，因此后者觉得感情上无法割断他们之间的联系。

    39 赫尔岑的哲学论文集，共四篇，最后一篇，即第四篇发表于1843年12月的《祖国纪事》上，但其他三篇发表在该年上半年。

    40 格拉诺夫斯基的这次学术讲演主要说明，人类的发展尽管矛盾曲折，但总是不断前进的，这无异宣告了当时俄国落后的专制农奴制度之必然灭亡。赫尔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格拉诺夫斯基的讲学，并两次撰文谈论此事。

    41 原文是法文。

    42 这是指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件事。1848年3月，意大利人民在罗马的科洛西姆斗兽场上召开大会，募集志愿军，预备攻打伦巴第，支援米兰的起义者，打击奥地利占领军。意大利革命者契切洛瓦基奥当场把自己十五岁的儿子献给了志愿军。这位少年后来牺牲在战场上，他的父亲也于次年革命失败后，被奥军枪决。所谓“戴皇冠的孩子”，是指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他于1848年登基，当时才十八岁。

    43 塔朗迪埃（1822——1890），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法国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后流亡伦敦，与赫尔岑友善。

    44 指赫尔岑的妻子，她死于1852年。

    45 这是奥加辽夫写的一首诗。

    46 恰达耶夫这信写于1851年7月26日，原信见本书最后的《旧信选编》，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47 这前三段引自格拉诺夫斯基1849年6月给赫尔岑的信；第四段引自1849年7月的信。两信均见本书最后的“附录”，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48 这封信的原信没有编入本书的“附录”中。

    49 这些话也是引自1849年6月的那封信。

    50 李特（1791——1869），德国黑格尔派哲学家。

    51 佩切林（1807——1885），莫斯科大学希腊文学教授，后皈依天主教。

    52 列德金后来当了大官僚。此处所谓“写神学论文”，指他写的许多教育论文，因其中大量引用了《圣经》。

    53 尼·克雷洛夫（1807——1879），曾任莫斯科大学教授，后变节成为沙皇的书报检查官。

    54 原文是法文。